读清末蒋玉真编《醒心宝卷》
——兼谈“宣讲”(圣谕、善书)与“宣卷”(宝卷)
车锡伦
内容提要 清末蒋玉真编《醒心宝卷》是“劝世文”类民间宝卷，它讲唱多位古人的传说故事，劝诫人们忍耐、行善。卷首开卷偈前有讲唱“圣谕十六条”一段，前假借标榜“宣讲圣谕”。清代官方组织的宣讲圣谕在清初已经出现。清代后期出现有民间艺人加入而形成为民间说唱艺术的“宣讲”。宣讲与宣卷在内容和形式上有相似之处，但它们有不同的历史发展源流，演唱形态和文本形式有明显的差别。
关键词 宣卷 宝卷 宣讲 善书 圣谕
《醒心宝卷》在笔者对清及近现代民间宝卷的分类体系中，属于“劝世文”类[1]宝卷。这类宝卷虽具民间宝卷的说唱形式，但以说教、训诫式的“劝善”为内容。有的也穿插一些故事性的叙述，只是说明某种“善行”的例子，整本宝卷没有完整的文学故事，有的也假借某位神道(如关帝、吕祖、观音等)的名义敷衍。这类宝卷的编者，有的具有民间教团的背景，但一般不做编者所属教派教义的宣传;有的劝世文宝卷，民间宣卷先生[2]也传抄、演唱。
笔者所见《醒心宝卷》为清光绪二十年(1894)常州培本堂刊本。卷首载“光绪岁次癸巳(十九年，1893)冬月之吉蠡河散人”署名“序”，云：
吾奉吕帝多年，见有《醒心真经》[3]，喜不自胜，业经刊刻行世。无奈‘真经’文词深奥，浅见之人不能明达洞晓，是以复仿效‘真经’之意，杜撰俗言语一篇，名曰《醒心宝卷》。”
按照此类宝卷署名惯例，“蠡河散人”即此卷的编者。序后另署“光绪岁次甲午(二十年，1894)春月之吉常郡蒋玉真撰，陈灿子书”一行字，则蠡河散人就是这位常州蒋玉真。
本卷分为上、下两卷，列举多位古人的传说故事，劝说人们戒性气、忍耐、行善等。其中叙述较详的传说故事有：
(1)岳飞传说
一蝙蝠修成女身，听如来佛讲经说法，偶放一臭屁，佛祖顶上护法大鹏金翅鸟将她啄死。佛祖生怒，将金翅鸟贬下凡尘，即岳飞。女蝙蝠阴魂不散，意欲报仇，投胎王氏，嫁给秦桧，即“长舌妇”，夫妻合谋害死岳飞。这一传说即南宋奸相秦桧夫妇陷害岳飞的故事。元代以来，这一故事是各种俗文学形式演述的传统故事。本卷所述，意在说明秦桧夫妇陷害岳飞的“前因”，劝诫世人遇事忍让，不宜结冤仇。
(2)朱元璋传说
朱元璋祖上世居凤阳，因灾荒逃到南京双龙巷内居住。因遭火灾，烧了家产，朱元璋的父母搬出南京，住皇觉寺内。朱元璋七岁时父母双亡。朱同两个兄弟殡葬父母，下棺材时突起风雨，三人躲进山洞，听空中说：“应葬神龙穴，此非帝王地”。风雨停后，三人出洞，不见父母棺材。兄弟各自逃生，朱元璋幸有老和尚云昙照应。後来朱元璋登基为帝，无处寻父母的坟墓祭祀，于是敕封父亲为天下都城隍，每年三坛祭亲。
卷中说，元朝气数已尽，“君暴虐，臣奸党，百姓罪盈”。玉皇大帝“要拣个忠厚人家，降个真命帝主下凡”。天下的城隍、灶君奏说，南京双龙巷朱家，“忠厚忍耐，一十七代”。玉皇问：“那位星官下界，做开国之主，拯救国民?”无人开口。时金童、玉女手执掌扇，并立玉帝面前嬉笑，玉帝便遣他们下凡，即朱元璋和妻子马氏。二人所执掌扇上的“日”“月”二字，合为一字，国号就叫“大明”。故事中说“朱家一十七代善，后人得福帝皇尊”，故明代传了十七代皇位。
(3)越王勾践传说
越王勾践被吴国捉来囚禁在苏州虎丘马房居住。范蠡献计，勾践为吴王“吃屎说病”，得吴王信任，后被放还故都。本事见《吴越春秋》卷七“勾践入臣外传”。卷中称，这一故事是方言俗语“叫我是吃屎，忍你的□[c1] ”的来源，劝人要“能忍”，始可成大事。
(4)陈元装为父报仇：
“元装”为“玄奘”，避康熙皇帝讳。述陈光蕊被强盗杀害，其子被僧人收留，取名“江流”，为父报仇。后出家为僧，即玄奘。在苏北古老的香火神书及许多地方戏中有演唱。民间宝卷中《唐僧宝卷》《江流宝卷》《唐僧出世宝卷》《西藏宝卷》《长生宝卷》等，均演此故事，在清代南、北方各地均有流传。本卷述此故事占下卷的主要篇幅，主旨在宣扬陈光蕊买鱼放生而得善报。
值得注意的是，这本宝卷在“开卷偈”之前，加上了一段“圣谕十六条”的说唱，说明是在宣卷前以“宣讲圣谕”标榜。笔者前在江苏靖江调查“做会讲经”(即“做会宣卷”)时，亦发现类似情况：当地佛头(宣卷人)在“做会讲经”时，先做“请佛”、“报愿”等仪式，之后佛头升座，先诵“叫头”四句，敲一记“佛尺”，然后庄重地说“圣谕!”如：
(诵)三炷香，大会场，
同赴会，赐寿香。(鸣佛尺)
“圣谕”!
(唱)佛前焚起三炷香，设立延生大会场，
拜请福禄寿三星同赴会，西池王母赐寿香。
接着讲唱“报三友四恩”[4]和一些劝善的说唱，然后才唱“开卷偈”讲唱宝卷。对“圣谕”一语，佛头们语焉不详;当地民间文学工作者最初记录整理的宝卷用“圣语”，解释为佛头代表“圣贤”、“神佛”开始“讲经”。笔者在最初的“调查报告”中接受这一说法，[5]但总觉得难以解释。后来考虑可能是“圣谕”，即清代宣卷活动，模仿“宣讲圣谕”以自壮，就像他们在讲经桌前供着“龙牌”一样。这部宝卷中的情况，证实了笔者的推测。这样做的原因，与清代政治环境有关。康熙以后，民间教派受到清政府的严厉镇压，每办教案，都严查教派人士收藏的宝卷和经卷。民间教派的宣卷活动，便以“宣讲圣谕”作伪装。今存民国初元(1912)前后石印本《五经会解》(明罗梦鸿所编宝卷《五部六册》的注解本)第一部《苦功悟道经会解》卷首载“御制”“十六条规则”(即康熙“圣谕十六条”)，与此相同。[6]民间宣卷活动虽大部分与民间教派没有了组织关系，也用“宣讲圣谕”作掩护。清光绪二年(1876)两江总督便有批示查禁靖江“非僧非道”的“讲经”(宣卷)的政令。[7]
清代皇帝颁发“圣谕”，训导百姓，始于顺治朝。顺治九年(1652)发布“六谕文”：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顺治十六年(1659)议准设立“乡约”，会合乡人，公举六十岁以上德业素著之生员(秀才)，或素有德望六七十岁之平民统摄，每逢朔望，申明六谕，旌表善恶。[8]此为清代“宣讲圣谕”之始。康熙九年(1670)另颂发“圣谕十六条”：
敦孝弟以重人伦
笃宗族以昭雍睦
和乡党以息争论
重农桑以足衣食
尚节俭以惜财用
隆学校以端士习
黜异端以崇正学
讲法律以儆愚顽
明礼让以厚风俗
务本业以定民志
训子弟以禁非为
息诬告以全善良
诫窝逃以免株连
完钱粮以省催科
联保甲以弭盗贼
解仇忿以重身命[9]
雍正皇帝又亲自将康熙“圣谕十六条”，“寻绎其义，推行其文”，作《圣谕广训》，于雍正二年(1724)颁发。雍正七年(1729)“奏准直省各州县大乡大村人居稠密之处，俱设立讲约之所。于举、贡、生员内拣选老成者一人，以为约正，再选朴实谨守者三四人，以为值月。每月朔望，齐集乡之耆老、里长及读书之人，宣读《圣谕广训》，详示开导，务使乡曲愚民，共知鼓舞向善。”[10]
自雍正以下，历朝中央和各地方政府均不断有政令，令各地“宣讲圣谕”。如同治年间，丁日昌任江苏巡抚时，便令各府州县“所属教职，分期周历各乡，督率讲生宣讲圣谕”，以“劝导愚蒙”、“整齐风俗”。[11]
宣讲圣谕有一定仪规：开始“鸣金击鼓”，讲者、听者要向“圣谕台”行三跪九叩礼。后由“引赞生”、“代读(谕)生”带领众人诵读“圣谕”，并“宣讲坛规十条”，然后“司讲生”登台宣讲。十条“宣讲坛规”是：
一坛内安排停妥礼仪洁净。
一入坛身体洁净衣冠整齐。
一宣讲言语温文明白畅晓。
一每日黎明即起诵维圣训格言。
一于训语虚心体会不可自作聪明。
一于同人劝善规过不可口是心非。
一于出入进礼退义不可自矜富贵。
一于师尊礼仪隆重不可狎侮老成。
一见人妇女若姊若妹不可稍起邪心。
一于退坛时静坐默揣不可浮言妄动。[12]
上述由学官、秀才、耆老们“宣讲圣谕”的形式，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这样的“宣讲”，引经据典，不可能成为一种说唱文学形式。在民间乡土社会中又出现另一种“宣讲”(其出现时间约在嘉、道之后)，即用“俚语”“歌词”讲唱一些传说(传闻)故事，表彰美德、善行。它们：“不拘乎地，不择乎人，不限以时，不滞以礼。宣之而如歌词曲，讲之而如道家常，固较之设学谨教，尤便于家喻户晓” [13]。有些文人和民间教团人士，也大量编印这类善书文本，作为通俗文学读物流通，习称“善书”。在内地，主要是河南、湖北、河北、山东、山西等北方地区。“甲午”战后，台湾地区盛行“宣讲”，用以宣扬民族文化，曲折反抗日本占领者的“皇民化”。这些善书文本同假借神道警世、劝世的“善书”不同，具有文学故事性。[14]民间宣讲讲唱时也要供奉“圣谕”牌位(民国以后不再供奉这牌位)，讲唱者要先向牌位礼拜，然后再讲，讲唱时的气氛肃静。直到上個世紀50年代以前，各地仍有一些热心于此道的人士，在集市庙会及其他公众场所讲唱善书，不收费。这种说唱“善书”，在有些地区由于民间艺人的加入，经过不断的演出实践，形成为地方性的说唱艺术曲种，如湖北的“汉川善书”、河南的“汝南善书”，前者已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中国宝卷已有近八百年的历史，经历了早期佛教宝卷、明清教派宝卷和清及近现代民间宝卷三个发展阶段。它们的演唱形态和宝卷文本形式既有继承性，也有发展变化。[15]演唱宝卷称作“宣卷”，见于明代民间教派宝卷。一般研究者多将“宣卷”理解作“宣讲宝卷”、“宣唱宝卷”，不确。宣卷之“宣”是“宣扬”的意思。“宣扬”一语，来自佛教俗讲，今存北宋开宝五年(972)张长继写本《庐山远公话》中，远公对僧善庆说：“商(上)来据汝宣扬，不若(弱)于道安，与我更说少多，令我心开悟，解得佛法分明”，“于是善庆为相公说十二因缘”;也简称“宣”，如《目连缘起》结束唱“今日为君宣此事，明朝早来听真经”。[16]早期佛教宝卷、明清民间教派宝卷都使用“宣扬”一语;民国年间苏州民间宣卷标榜“文明宣卷”，经桌前挂的桌幔上书“文明宣扬”[17]。
民间宣讲(善书)和清及尽现代民间宣卷(宝卷)，在内容和形式上有相似之处为：(1)它们都以“劝善”为宗旨，许多故事两者都改编演唱;(2)形式上都是说说唱唱，唱词为“诗赞体“(七言和十言句式)。因此，单从民间宝卷和宣讲善书的文本，一般研究者看不出它们之间的差别。当代有人将此类宣讲善书文本编入宝卷目录。[18]有的研究者，更将宣卷(宝卷)同宣讲(圣谕、善书)混为一体，如马紫辰先生的《河南曲艺史程概要》[19]：
(清)圣祖康熙七年(1668)圣谕(宣卷)播于汝宁，当地文士并据以改编为通俗说唱。
高宗乾隆九年(1744)前，“讲圣谕”传入原阳县。同期，宣卷(宣讲)已在阳武县扎根。
仁宗嘉庆十一年(1806)宣卷(圣谕)传入信阳一带。
其实，由于两者有不同的历史发展源流，虽然在内容和形式上有某些相似之点，但它们在历史发展中即没有“源”与“流”的关系，在演唱形态和文本形式上也有明显的差别：
(1)宣卷与宣讲形制与演唱场合的差别
宣卷是宗教和民间信仰活动的组成部分，与“做会”结合在一起，在“佛堂”、“经堂”或其他宗教和民间信仰活动场合进行，故亦称“做会宣卷”。宣讲虽供奉着“圣谕”牌位，但对讲唱的场合，没有规定。可在厅堂内，也可在集市、广场。有的研究者介绍个别地区的“露天宣卷”，其实是在室外公众场合演唱的宣讲(善书)。
(2)宣卷与宣讲演唱形式的差别
宣卷时听众加入宣卷的演唱，在宝卷唱词句尾和唱佛号，即“和佛”(北方念卷亦称“搭佛”，各地唱和的佛号不一)。这是宣卷同宣讲在演唱形态上最突出的区别，但在宝卷文本中一般都不注出“和佛”。
(3)宝卷与善书文本的差别
1、宝卷在一系列仪式中演唱，它们在宝卷文本中一般体现不出来。保留在宝卷文本中的特点：清代北方民间宝卷文本，开头一般有“举香赞”“开卷偈”;南方民间宝卷文本比较简略，开始仅有“开卷偈”：“××宝卷初展开”若干句。宣讲(善书)文本的开场诗常标以“诗云”四句开始。
2、有些依据鼓词、弹词等唱本改编的宝卷，开始没有“香赞”和“开卷偈”，以散说开始;或以“盖闻”、“话说”领句开始。这类宝卷文本多为宣卷者的台本，在演唱时仍要加上“香赞”、“开卷”的套式。手抄本的宣讲文本在唱词前标注“宣”，散说前注“讲”字，宝卷中没有此类提，这是宣讲善书与宝卷文本最明显的差别，但许多刻印本杉树没有此类演唱提示。
(4)一般说唱故事的民间宝卷文本，篇幅都在万字以上，以一、二万字者为多。单篇的宣讲(善书)文本多是短篇，一般千字左右，多不过二三千字。清末和民国年间上海的书局曾出版了大量宣讲(善书)集，如清末章福记石印本《宣讲拾遗》、民国锦章图书局石印本《绘图宣讲集要》等。各地民间书坊也出版了难以数计的单篇本宣讲(善书)文本(木刻、石印和铅字排印本)，这类印刷本多是开本较小的小唱本。民间宝卷大量是手抄本，也有木刻和石印本，它们的开本较大。
近年来因为宝卷文本在各地旧货市场和拍卖市场上价格飙升，有人将宣讲(善书)文本涂改，书名下缀以“宝卷”(或与宝卷“捆绑”在一起)出售。这类作伪现象，时有所见。
[1] 参见拙文《中国宝卷概论·宝卷的分类》，《中国宝卷研究论集》，学海出版社1997年版，第9-18页。
[2] 在吴方言区，有些地方(如江苏靖江)也称做“佛头”、“讲经先生”，简称“先生”。
[3] 此经未见传本。
[4] “三友”指释迦佛、李老君、孔夫子，“四恩”是“一报天地盖载恩，二报日月普照恩，三报皇王水土恩，四报爹娘养育恩”。
[5] 见《江苏靖江的做会讲经(调查报告)》，原载《民间文艺季刊》，1988年第三期，修订后收入《民间信仰与民间文学——车锡伦自选集》，博扬文化事业公司2009年出版。按，《中国靖江宝卷》(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所收宝卷的整理本，已改作“圣谕”。
[6] 参见拙文《明王海潮“五经会解”全套的发现》，载《藏书家》第13辑，齐鲁书社2008年1月出版。
[7] 见光绪五年(1879)《靖江县志》卷二“寺观·光绪二年裁撤尼庵示”。
[8] 见《宣讲拾遗》卷首载《钦定学政全书讲约事例》，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上海章福记书局石印本。
[9] 据清夏炘编《圣谕十六条附律易解》，清同治刊本。
[10] 见《绘图宣讲集要》卷首载《钦定学政全书讲约百例》，民国上海锦章图书局石印本。
[11] 见《抚吴公牍》卷三九“乡约等事行司饬学按月开报由”，清宣统元年(1909)南洋官书局石印本。
[12] 见《宣讲拾遗》卷首载“宣讲圣谕规则”，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上海章福记书局石印本。
[13] 见《宣讲拾遗》卷首载清同治十一年(1873)张岸登《宣讲拾遗序》。
[14] 明代以来道教徒和民间教团人士编制的“善书”，如《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隲文》、《玉历至宝钞》等，以及假借神道(如关帝、吕祖、观世音等)“临坛宣化”、警世劝世的大量“鸾书”(又称“坛训”)，从“劝善”的角度，它们与宣讲之善书相同;从内容和形式考察，应各有归属。
[15] 参见拙文《中国宝卷新论》，《东亚人文》第一集，学林出版社2008年出版;修订后收入《民间信仰与民间文学——车锡伦自选集》，台湾博扬文化事业公司2009年出版。
[16]以上引文见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84、712页。
[17] 见李世瑜《江浙诸省的宣卷》附载照片，《宝卷论集》，兰台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25页。
[18] 如《东北地区古籍线装联合目录》“集部·戏曲类·宝卷之属”，收“宝卷六种，清抄本”，子目：《不孝而吝》、《听信妻言》、《讹诈吃亏》、《害人害己》、《雷击负心》、《骗贼巧报》，辽海出版社2003年版，第3506页。
[19] 载《河南曲艺史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按，引文()号内，除换算的公元年代外，均为原文所有。
[c1]造字——“口+虐”。
(原载《文学遗产》2009年第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