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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锡伦]读清末蒋玉真编《醒心宝卷》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1-05-15 23:01:46

清末蒋玉真编《醒心宝卷

——兼谈“宣讲”(圣谕、善书)与“宣卷”(宝卷)

车锡伦

  内容提要 清末蒋玉真编《醒心宝卷》是“劝世文”类民间宝卷,它讲唱多位古人的传说故事,劝诫人们忍耐、行善。卷首开卷偈前有讲唱“圣谕十六条”一段,前假借标榜“宣讲圣谕”。清代官方组织的宣讲圣谕在清初已经出现。清代后期出现有民间艺人加入而形成为民间说唱艺术的“宣讲”。宣讲与宣卷在内容和形式上有相似之处,但它们有不同的历史发展源流,演唱形态和文本形式有明显的差别。

  关键词 宣卷 宝卷 宣讲 善书 圣谕

 

  《醒心宝卷》在笔者对清及近现代民间宝卷的分类体系中,属于“劝世文”类[1]宝卷。这类宝卷虽具民间宝卷的说唱形式,但以说教、训诫式的“劝善”为内容。有的也穿插一些故事性的叙述,只是说明某种“善行”的例子,整本宝卷没有完整的文学故事,有的也假借某位神道(如关帝、吕祖、观音等)的名义敷衍。这类宝卷的编者,有的具有民间教团的背景,但一般不做编者所属教派教义的宣传;有的劝世文宝卷,民间宣卷先生[2]也传抄、演唱。

  笔者所见《醒心宝卷》为清光绪二十年(1894)常州培本堂刊本。卷首载“光绪岁次癸巳(十九年,1893)冬月之吉蠡河散人”署名“序”,云:

  吾奉吕帝多年,见有《醒心真经》[3],喜不自胜,业经刊刻行世。无奈‘真经’文词深奥,浅见之人不能明达洞晓,是以复仿效‘真经’之意,杜撰俗言语一篇,名曰《醒心宝卷》。”

  按照此类宝卷署名惯例,“蠡河散人”即此卷的编者。序后另署“光绪岁次甲午(二十年,1894)春月之吉常郡蒋玉真撰,陈灿子书”一行字,则蠡河散人就是这位常州蒋玉真。

  本卷分为上、下两卷,列举多位古人的传说故事,劝说人们戒性气、忍耐、行善等。其中叙述较详的传说故事有:

  (1)岳飞传说

  一蝙蝠修成女身,听如来佛讲经说法,偶放一臭屁,佛祖顶上护法大鹏金翅鸟将她啄死。佛祖生怒,将金翅鸟贬下凡尘,即岳飞。女蝙蝠阴魂不散,意欲报仇,投胎王氏,嫁给秦桧,即“长舌妇”,夫妻合谋害死岳飞。这一传说即南宋奸相秦桧夫妇陷害岳飞的故事。元代以来,这一故事是各种俗文学形式演述的传统故事。本卷所述,意在说明秦桧夫妇陷害岳飞的“前因”,劝诫世人遇事忍让,不宜结冤仇。

  (2)朱元璋传说

  朱元璋祖上世居凤阳,因灾荒逃到南京双龙巷内居住。因遭火灾,烧了家产,朱元璋的父母搬出南京,住皇觉寺内。朱元璋七岁时父母双亡。朱同两个兄弟殡葬父母,下棺材时突起风雨,三人躲进山洞,听空中说:“应葬神龙穴,此非帝王地”。风雨停后,三人出洞,不见父母棺材。兄弟各自逃生,朱元璋幸有老和尚云昙照应。後来朱元璋登基为帝,无处寻父母的坟墓祭祀,于是敕封父亲为天下都城隍,每年三坛祭亲。

  卷中说,元朝气数已尽,“君暴虐,臣奸党,百姓罪盈”。玉皇大帝“要拣个忠厚人家,降个真命帝主下凡”。天下的城隍、灶君奏说,南京双龙巷朱家,“忠厚忍耐,一十七代”。玉皇问:“那位星官下界,做开国之主,拯救国民?”无人开口。时金童、玉女手执掌扇,并立玉帝面前嬉笑,玉帝便遣他们下凡,即朱元璋和妻子马氏。二人所执掌扇上的“日”“月”二字,合为一字,国号就叫“大明”。故事中说“朱家一十七代善,后人得福帝皇尊”,故明代传了十七代皇位。

  (3)越王勾践传说

  越王勾践被吴国捉来囚禁在苏州虎丘马房居住。范蠡献计,勾践为吴王“吃屎说病”,得吴王信任,后被放还故都。本事见《吴越春秋》卷七“勾践入臣外传”。卷中称,这一故事是方言俗语“叫我是吃屎,忍你的□[c1] ”的来源,劝人要“能忍”,始可成大事。

  (4)陈元装为父报仇:

  “元装”为“玄奘”,避康熙皇帝讳。述陈光蕊被强盗杀害,其子被僧人收留,取名“江流”,为父报仇。后出家为僧,即玄奘。在苏北古老的香火神书及许多地方戏中有演唱。民间宝卷中《唐僧宝卷》《江流宝卷》《唐僧出世宝卷》《西藏宝卷》《长生宝卷》等,均演此故事,在清代南、北方各地均有流传。本卷述此故事占下卷的主要篇幅,主旨在宣扬陈光蕊买鱼放生而得善报。

  值得注意的是,这本宝卷在“开卷偈”之前,加上了一段“圣谕十六条”的说唱,说明是在宣卷前以“宣讲圣谕”标榜。笔者前在江苏靖江调查“做会讲经”(即“做会宣卷”)时,亦发现类似情况:当地佛头(宣卷人)在“做会讲经”时,先做“请佛”、“报愿”等仪式,之后佛头升座,先诵“叫头”四句,敲一记“佛尺”,然后庄重地说“圣谕!”如:

  (诵)三炷香,大会场,

  同赴会,赐寿香。(鸣佛尺)

  “圣谕”!

  (唱)佛前焚起三炷香,设立延生大会场,

  拜请福禄寿三星同赴会,西池王母赐寿香。

  接着讲唱“报三友四恩”[4]和一些劝善的说唱,然后才唱“开卷偈”讲唱宝卷。对“圣谕”一语,佛头们语焉不详;当地民间文学工作者最初记录整理的宝卷用“圣语”,解释为佛头代表“圣贤”、“神佛”开始“讲经”。笔者在最初的“调查报告”中接受这一说法,[5]但总觉得难以解释。后来考虑可能是“圣谕”,即清代宣卷活动,模仿“宣讲圣谕”以自壮,就像他们在讲经桌前供着“龙牌”一样。这部宝卷中的情况,证实了笔者的推测。这样做的原因,与清代政治环境有关。康熙以后,民间教派受到清政府的严厉镇压,每办教案,都严查教派人士收藏的宝卷和经卷。民间教派的宣卷活动,便以“宣讲圣谕”作伪装。今存民国初元(1912)前后石印本《五经会解》(明罗梦鸿所编宝卷《五部六册》的注解本)第一部《苦功悟道经会解》卷首载“御制”“十六条规则”(即康熙“圣谕十六条”),与此相同。[6]民间宣卷活动虽大部分与民间教派没有了组织关系,也用“宣讲圣谕”作掩护。清光绪二年(1876)两江总督便有批示查禁靖江“非僧非道”的“讲经”(宣卷)的政令。[7]

  清代皇帝颁发“圣谕”,训导百姓,始于顺治朝。顺治九年(1652)发布“六谕文”: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顺治十六年(1659)议准设立“乡约”,会合乡人,公举六十岁以上德业素著之生员(秀才),或素有德望六七十岁之平民统摄,每逢朔望,申明六谕,旌表善恶。[8]此为清代“宣讲圣谕”之始。康熙九年(1670)另颂发“圣谕十六条”:

  敦孝弟以重人伦

  笃宗族以昭雍睦

  和乡党以息争论

  重农桑以足衣食

  尚节俭以惜财用

  隆学校以端士习

  黜异端以崇正学

  讲法律以儆愚顽

  明礼让以厚风俗

  务本业以定民志

  训子弟以禁非为

  息诬告以全善良

  诫窝逃以免株连

  完钱粮以省催科

  联保甲以弭盗贼

  解仇忿以重身命[9]

  雍正皇帝又亲自将康熙“圣谕十六条”,“寻绎其义,推行其文”,作《圣谕广训》,于雍正二年(1724)颁发。雍正七年(1729)“奏准直省各州县大乡大村人居稠密之处,俱设立讲约之所。于举、贡、生员内拣选老成者一人,以为约正,再选朴实谨守者三四人,以为值月。每月朔望,齐集乡之耆老、里长及读书之人,宣读《圣谕广训》,详示开导,务使乡曲愚民,共知鼓舞向善。”[10]

  自雍正以下,历朝中央和各地方政府均不断有政令,令各地“宣讲圣谕”。如同治年间,丁日昌任江苏巡抚时,便令各府州县“所属教职,分期周历各乡,督率讲生宣讲圣谕”,以“劝导愚蒙”、“整齐风俗”。[11]

  宣讲圣谕有一定仪规:开始“鸣金击鼓”,讲者、听者要向“圣谕台”行三跪九叩礼。后由“引赞生”、“代读(谕)生”带领众人诵读“圣谕”,并“宣讲坛规十条”,然后“司讲生”登台宣讲。十条“宣讲坛规”是:

  一坛内安排停妥礼仪洁净。

  一入坛身体洁净衣冠整齐。

  一宣讲言语温文明白畅晓。

  一每日黎明即起诵维圣训格言。

  一于训语虚心体会不可自作聪明。

  一于同人劝善规过不可口是心非。

  一于出入进礼退义不可自矜富贵。

  一于师尊礼仪隆重不可狎侮老成。

  一见人妇女若姊若妹不可稍起邪心。

  一于退坛时静坐默揣不可浮言妄动。[12]

  上述由学官、秀才、耆老们“宣讲圣谕”的形式,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这样的“宣讲”,引经据典,不可能成为一种说唱文学形式。在民间乡土社会中又出现另一种“宣讲”(其出现时间约在嘉、道之后),即用“俚语”“歌词”讲唱一些传说(传闻)故事,表彰美德、善行。它们:“不拘乎地,不择乎人,不限以时,不滞以礼。宣之而如歌词曲,讲之而如道家常,固较之设学谨教,尤便于家喻户晓” [13]。有些文人和民间教团人士,也大量编印这类善书文本,作为通俗文学读物流通,习称“善书”。在内地,主要是河南、湖北、河北、山东山西等北方地区。“甲午”战后,台湾地区盛行“宣讲”,用以宣扬民族文化,曲折反抗日本占领者的“皇民化”。这些善书文本同假借神道警世、劝世的“善书”不同,具有文学故事性。[14]民间宣讲讲唱时也要供奉“圣谕”牌位(民国以后不再供奉这牌位),讲唱者要先向牌位礼拜,然后再讲,讲唱时的气氛肃静。直到上個世紀50年代以前,各地仍有一些热心于此道的人士,在集市庙会及其他公众场所讲唱善书,不收费。这种说唱“善书”,在有些地区由于民间艺人的加入,经过不断的演出实践,形成为地方性的说唱艺术曲种,如湖北的“汉川善书”、河南的“汝南善书”,前者已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中国宝卷已有近八百年的历史,经历了早期佛教宝卷、明清教派宝卷和清及近现代民间宝卷三个发展阶段。它们的演唱形态和宝卷文本形式既有继承性,也有发展变化。[15]演唱宝卷称作“宣卷”,见于明代民间教派宝卷。一般研究者多将“宣卷”理解作“宣讲宝卷”、“宣唱宝卷”,不确。宣卷之“宣”是“宣扬”的意思。“宣扬”一语,来自佛教俗讲,今存北宋开宝五年(972)张长继写本《庐山远公话》中,远公对僧善庆说:“商(上)来据汝宣扬,不若(弱)于道安,与我更说少多,令我心开悟,解得佛法分明”,“于是善庆为相公说十二因缘”;也简称“宣”,如《目连缘起》结束唱“今日为君宣此事,明朝早来听真经”。[16]早期佛教宝卷、明清民间教派宝卷都使用“宣扬”一语;民国年间苏州民间宣卷标榜“文明宣卷”,经桌前挂的桌幔上书“文明宣扬”[17]。

  民间宣讲(善书)和清及尽现代民间宣卷(宝卷),在内容和形式上有相似之处为:(1)它们都以“劝善”为宗旨,许多故事两者都改编演唱;(2)形式上都是说说唱唱,唱词为“诗赞体“(七言和十言句式)。因此,单从民间宝卷和宣讲善书的文本,一般研究者看不出它们之间的差别。当代有人将此类宣讲善书文本编入宝卷目录。[18]有的研究者,更将宣卷(宝卷)同宣讲(圣谕、善书)混为一体,如马紫辰先生的《河南曲艺史程概要》[19]:

  (清)圣祖康熙七年(1668)圣谕(宣卷)播于汝宁,当地文士并据以改编为通俗说唱。

  高宗乾隆九年(1744)前,“讲圣谕”传入原阳县。同期,宣卷(宣讲)已在阳武县扎根。

  仁宗嘉庆十一年(1806)宣卷(圣谕)传入信阳一带。

  其实,由于两者有不同的历史发展源流,虽然在内容和形式上有某些相似之点,但它们在历史发展中即没有“源”与“流”的关系,在演唱形态和文本形式上也有明显的差别:

  (1)宣卷与宣讲形制与演唱场合的差别

  宣卷是宗教民间信仰活动的组成部分,与“做会”结合在一起,在“佛堂”、“经堂”或其他宗教和民间信仰活动场合进行,故亦称“做会宣卷”。宣讲虽供奉着“圣谕”牌位,但对讲唱的场合,没有规定。可在厅堂内,也可在集市、广场。有的研究者介绍个别地区的“露天宣卷”,其实是在室外公众场合演唱的宣讲(善书)。

  (2)宣卷与宣讲演唱形式的差别

  宣卷时听众加入宣卷的演唱,在宝卷唱词句尾和唱佛号,即“和佛”(北方念卷亦称“搭佛”,各地唱和的佛号不一)。这是宣卷同宣讲在演唱形态上最突出的区别,但在宝卷文本中一般都不注出“和佛”。

  (3)宝卷与善书文本的差别

  1、宝卷在一系列仪式中演唱,它们在宝卷文本中一般体现不出来。保留在宝卷文本中的特点:清代北方民间宝卷文本,开头一般有“举香赞”“开卷偈”;南方民间宝卷文本比较简略,开始仅有“开卷偈”:“××宝卷初展开”若干句。宣讲(善书)文本的开场诗常标以“诗云”四句开始。

  2、有些依据鼓词、弹词等唱本改编的宝卷,开始没有“香赞”和“开卷偈”,以散说开始;或以“盖闻”、“话说”领句开始。这类宝卷文本多为宣卷者的台本,在演唱时仍要加上“香赞”、“开卷”的套式。手抄本的宣讲文本在唱词前标注“宣”,散说前注“讲”字,宝卷中没有此类提,这是宣讲善书与宝卷文本最明显的差别,但许多刻印本杉树没有此类演唱提示。

  (4)一般说唱故事的民间宝卷文本,篇幅都在万字以上,以一、二万字者为多。单篇的宣讲(善书)文本多是短篇,一般千字左右,多不过二三千字。清末和民国年间上海的书局曾出版了大量宣讲(善书)集,如清末章福记石印本《宣讲拾遗》、民国锦章图书局石印本《绘图宣讲集要》等。各地民间书坊也出版了难以数计的单篇本宣讲(善书)文本(木刻、石印和铅字排印本),这类印刷本多是开本较小的小唱本。民间宝卷大量是手抄本,也有木刻和石印本,它们的开本较大。

  近年来因为宝卷文本在各地旧货市场和拍卖市场上价格飙升,有人将宣讲(善书)文本涂改,书名下缀以“宝卷”(或与宝卷“捆绑”在一起)出售。这类作伪现象,时有所见。

 

  [1] 参见拙文《中国宝卷概论·宝卷的分类》,《中国宝卷研究论集》,学海出版社1997年版,第9-18页。

  [2] 在吴方言区,有些地方(如江苏靖江)也称做“佛头”、“讲经先生”,简称“先生”。

  [3] 此经未见传本。

  [4] “三友”指释迦佛、李老君、孔夫子,“四恩”是“一报天地盖载恩,二报日月普照恩,三报皇王水土恩,四报爹娘养育恩”。

  [5] 见《江苏靖江的做会讲经(调查报告)》,原载《民间文艺季刊》,1988年第三期,修订后收入《民间信仰与民间文学——车锡伦自选集》,博扬文化事业公司2009年出版。按,《中国靖江宝卷》(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所收宝卷的整理本,已改作“圣谕”。

  [6] 参见拙文《明王海潮“五经会解”全套的发现》,载《藏书家》第13辑,齐鲁书社2008年1月出版。

  [7] 见光绪五年(1879)《靖江县志》卷二“寺观·光绪二年裁撤尼庵示”。

  [8] 见《宣讲拾遗》卷首载《钦定学政全书讲约事例》,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上海章福记书局石印本。

  [9] 据清夏炘编《圣谕十六条附律易解》,清同治刊本。

  [10] 见《绘图宣讲集要》卷首载《钦定学政全书讲约百例》,民国上海锦章图书局石印本。

  [11] 见《抚吴公牍》卷三九“乡约等事行司饬学按月开报由”,清宣统元年(1909)南洋官书局石印本。

  [12] 见《宣讲拾遗》卷首载“宣讲圣谕规则”,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上海章福记书局石印本。

  [13] 见《宣讲拾遗》卷首载清同治十一年(1873)张岸登《宣讲拾遗序》。

  [14] 明代以来道教徒和民间教团人士编制的“善书”,如《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隲文》、《玉历至宝钞》等,以及假借神道(如关帝、吕祖、观世音等)“临坛宣化”、警世劝世的大量“鸾书”(又称“坛训”),从“劝善”的角度,它们与宣讲之善书相同;从内容和形式考察,应各有归属。

  [15] 参见拙文《中国宝卷新论》,《东亚人文》第一集,学林出版社2008年出版;修订后收入《民间信仰与民间文学——车锡伦自选集》,台湾博扬文化事业公司2009年出版。

  [16]以上引文见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84、712页。

  [17] 见李世瑜《江浙诸省的宣卷》附载照片,《宝卷论集》,兰台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25页。

  [18] 如《东北地区古籍线装联合目录》“集部·戏曲类·宝卷之属”,收“宝卷六种,清抄本”,子目:《不孝而吝》、《听信妻言》、《讹诈吃亏》、《害人害己》、《雷击负心》、《骗贼巧报》,辽海出版社2003年版,第3506页。

  [19] 载《河南曲艺史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按,引文()号内,除换算的公元年代外,均为原文所有。

  [c1]造字——“口+虐”。

 

 (原载《文学遗产》2009年第三期)

 


TAG: 宝卷 蒋玉真 清末 醒心宝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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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锡伦,山东泰安人。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戏曲史教学和俗文学史、民俗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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