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艳红]从西方至上到以中国为中心:变动中的美国中国妇女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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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方至上到以中国为中心

──变动中的美国中国妇女研究视角

褚艳红

人民网 2012年01月19日14:0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为海外中国学的重要一支,美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有其内在发展的学术脉络和学科方法。由于妇女研究的跨学科性质,海外汉学领域对中国妇女的研究包括文学、史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著述,从20世纪初至今,美国学界对中国妇女的研究经历了若干发展阶段,各阶段的研究模式、主题、方法和视角均有不同。

  20世纪上半期:西方至上的观察心态

  美国的中国妇女研究始自19、20世纪之交,主要是女传教士对中国妇女的观察,包括中国杰出女性传记、译著、民俗等各类著述。受美国国内注重妇德、家庭、母亲角色等传统观念影响,传教士着重考察中国女性地位、贞节、婚姻、缠足、教育等方面,如A.C.Safford的《中国典型女子》、Ida Belle Lewis的《中国女童教育》、Albert O'Hara的《由〈列女传〉看早期中国妇女地位》等著述。而当时的汉学家则充当了翻译者和传播者,为后来的汉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女性主义学者进行中国妇女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原始材料。20世纪上半期美国的中国妇女研究还表现出译介与研究结合、传统与现实并重的特点,艾思柯(Florence Wheelock Ayscough)所著的《中国女性:昨天和今天》就是应中日战争和美国对国家战略利益之需而出现的一部作品,其研究主题与当时的现实政治形势紧密关联。

  在西方工业文明侵袭农业文明的时代,传教士的中国妇女观浸透着西方优越论的腔调,充满对西方基督教文明的自信,希望“福音的光芒照射这片即将毁灭的大地,让这片沙漠变成上帝的乐园”。这段时期也正值欧洲史学受到进步史观影响之时,历史直线发展的观念成为统治19世纪历史哲学的主流思想,这种进步主义的思想与书写模式遍布在传教士妇女史学家对中国妇女的观察和研究中。尽管传教士们对中国妇女的态度友好,也有对杰出女性的欣赏之情的表达,但总体说来他们多关注中国下层社会女性,其中国妇女观是消极、负面的,尤其表现在对中国缠足、溺婴、男尊女卑等现象的鄙视性描述中。在他们的笔下,中国传统妇女呈现出了静止、不反抗、绝对“受害者”的形象。

  20世纪60年代起:受激进女权主义思潮影响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受女性主义、社会运动及学界新左派激进思潮影响,以男性中心观为基础的妇女研究备受抨击,此时美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呈现出激进的特点,颇具女性主义精神的“她史”成为中国妇女研究的主要范式,注重探索妇女与政治、家庭和社会运动之间的互动。

  激进女性主义者从自身立场出发,以“姐妹”的同胞情关注中国妇女,十分关切其权利、地位及向父权制的抗争,她们在中国妇女研究中建立了“压迫—反抗”的叙述模式,这表现在记者的中国妇女考察、女性主义学者的父权制家庭研究以及对妇女与社会政治运动等方面的探讨中。卢蕙馨的《台湾农村妇女与家庭》一书提出母方家庭(Uterine Family,又译作“子宫家庭”)概念,即体现了美国学界对中国妇女在父权制体制内抗争的感知。以往有观点认为该书是美国中国妇女研究中“妇女并非受害者”论调的最初著作,但它实际上承认了台湾农村妇女的受压迫地位,卢蕙馨提出的“母方家庭”是在妇女受父权制压迫的前提下为保障自身权利而采取的反抗策略。

  激进的妇女运动也使美国学者尤为关注中国妇女的解放问题,大量主题为“中国妇女与革命”的著述在美国社会广泛流传。“压迫—解放”模式也在该类著作中有进一步体现。卢蕙馨和罗克珊·维特克主编的《中国社会妇女》即是代表作,反映出中国妇女在社会运动、家庭结构、性别关系、情感心理中遭受的深层压迫与反抗。

  总之,该段时期学界集中于对20世纪中后期中国妇女的研究,研究主题多为妇女地位、缠足、活动空间,塑造出中国妇女受压迫、求反抗的典型形象。其中,女性主义学者的批判立场多出于当时的意识形态设想,而不是对中国妇女历史的考察。

  20世纪80年代后:从中国发现妇女史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为美国学者提供了贴近研究对象的机遇,美国国内激进的女权思潮退却,原先受其强烈震撼的中国妇女史研究进入反思阶段,作品逐渐增多,并呈现出相对理性和务实的探索。此时出现了对中国古代妇女的研究,而该时段的另一个新动向则是中国妇女史研究出现了以“中国中心”为导向的研究视角,学者开始超越西方中心观,“从中国发现妇女史”;并首次以“社会性别”为主题,探讨中国社会性别关系和女性社会性别。诚然,此时期仍不乏对妇女与革命问题的专著,但这些已不能代表美国中国妇女史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而新的研究视角则对此后中国妇女史的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

  Richard W. Guisso和Stanley Johannesen主编的《中国妇女:当前史学研究的新动向》是新型研究模式的代表,研究涉及妇女与宗教、财产、形象等问题,其意识色彩减淡,力图探索历史真相,发现中国女性并非如西方社会那样是作为男性对立面存在的主体,两性关系处于亲属的伦理关系中,作为不同社会角色而出现。韩起澜的《姐妹与陌生人:上海纱厂女工》则是美国对中国近代妇女劳工史的研究中体现“中国中心”倾向的力作,在对口述史料、政府报道、公文档案、时文杂志等一手资料进行分析后,揭示了上海社会及其女工群体异于欧美国家的独特性,该研究也彰显出女性主义学者对下层民众持续的人文关怀和新叙事史的风格。

  此外,80年代的美国中国妇女史研究中首次出现了对“社会性别”概念的探讨,主要体现在“社会性别”主题的宗教、医学和民俗学论文中,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结合紧密,包括Steven Sangren的《中国宗教符号中的女性社会性别:观音、妈祖和“长生老母”》、Rubie S. Watson的《有名和无名的:中国社会的社会性别和个人》,以及费侠莉的《血、身体和性别:中国女性状况的医学图像,1600—1850》等。该类文章试图通过对符号、语言等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分析而展开研究,体现了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和文本的深入剖析使学者们摆脱了西方的观念框架,进入到了中国民间和中医理论体系中。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性别史成为研究新范式

  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中国妇女史研究在理论方法和研究范式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受美国女性主义者琼·斯科特、杰达·勒纳、琼·凯利-加多等学者理论影响,学界开始不再局限于以“社会性别”为主题,而是将“社会性别”作为与阶级、种族相并列的分析范畴应用于中国妇女史研究中。社会性别史成为中国妇女史和中国历史研究的新范式。该分析范畴引入历史学的贡献在于对男性的关注以及对传统史学分期的改变,并揭示由“西方中心观”之概念运用到中国史研究的不妥等,不一而足。社会性别史从各学术思潮中汲取理论资源,与新文化史、医学史、技术史和后结构主义等学术领域的交叉研究更是促成了史学研究丰富、深入的局面。

  此外,美国中国妇女史着眼于中国本土而进行研究的倾向愈益明显,学界进一步深入中国内部,解读诗集、碑文、书信等中国女性史料,注重对中国妇女内部差异性的寻求,分析中西社会制度、文化传统、阶层分化等因素的差异,并探讨中国“社会性别”,逐步建立起中国的社会性别话语。

  在对女性主体性的考察方面,学者不再强调父权制家庭和儒家制度对中国妇女的压迫,多数女性主义学者认为中国妇女在儒家体制内通过自身积极的参与创造出有活力的女性生存空间和妇女文化。以往西方学界所持的“性别压迫是最主要的压迫”论调已经过时,中国女性才德是她们获得力量(power)的重要砝码,是赢取社会瞩目、尊崇的力量。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论坛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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