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在日本

一

每年五月五日是日本的男儿节。从这一天到来之前半个月左右开始，在日本各地都会看到许多家庭挂出的一面面鲤鱼旗。日本的民俗学家们解释说，挂鲤鱼旗，是为了祈愿自己家的孩子顺利成长。之所以采用挂鲤鱼旗这种方式，一是取意于中国古代鲤鱼跳龙门的传说，认为鲤鱼是出世鱼；一是取意鲤鱼生命力强，多籽、繁殖能力强，挂鲤鱼旗有祈求多子多孙的涵义。鲤鱼旗有大有小。大的被高高的旗杆挑起，顺风飘动，像中国的风筝一样在天空甩着长长的尾巴；小的只有一胳膊长，插在门口。大大小小的鲤鱼旗飘飘扬扬，像是在宣告家业的后继之人正在茁壮成长。

说来日本的男儿节本是由中国端午节发展过来的。但从中国古代的端午开始影响日本到形成今天的男儿节，这其中有着相当长的演进过程。

二

通常日本学者谈到五月端午传到日本，都从七世纪的奈良时代说起。然而，如果直接追根溯源的话，与五月端午相关的观念传到日本，很有可能可以追溯到三世纪。这要从一面古镜说起。

我们知道，在大规模引进中国文化之前，日本没有文字记载历史，这使得许多历史事实茫不可考。但是这一缺憾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弥补。大量的出土文物，向我们揭示了那一时代日本的生活情况。日本的出土文物中，很重要的一个大项是铜镜。为什么日本会有大量的铜镜出土呢？这是因为铜镜和日本文化关系极深。铜镜是古代日本天皇一族传世的剑、镜、玺这三种神器之一。日本为数众多的神社正殿，在其他宗教供奉神像的位置上，通常安放的就是一枚铜镜。说来日本文化的核心信仰是日神崇拜。古镜一般多取像于太阳，形状为圆形。镜子可以反射日光，古代人通常认为它有神秘的力量，而崇拜日神者更是如此。在日本，传世的铜镜数量非常之多，据载仅奈良法隆寺到1897年为止收藏的铜镜就有2500枚之多。铜镜还是古代中日文化物质交流的品种之一。根据《三国志·魏志》的记载，景初二年，曹魏赐赠倭女王卑弥呼遣使的物品中，就有“铜镜百枚”。

在日本留存的铜镜之中，有一种“三角缘神兽镜”特别引人注目。学界对这种铜镜的产地有不同的见解。有人认为大多数“三角缘神兽镜”是曹魏所制，有人认为是孙吴所制，还有人认为是日本仿制的。铜镜的背后的铭文和范式的多岐为各种解释都提供了一定的支持。这里我想谈一下于日本京都府福知山市的广丰古坟出土的一面“三角缘神兽镜”。这枚铜镜的后面用隶书体逆时针方向刻有如下铭文：

景初四年五月丙午之日，陈是做镜，吏人铭之，位至三公，母人铭之，保子宜孙，寿如金石兮。

这枚古镜，被认为是日本人或渡海到日本的中国工匠在日本所制。支持这一观点的理由主要有二：一是中国历史上曹魏明帝景初的年号只用了三年（237-239），并没有景初四年。这种常识性错误不可能产生于中国。二是和“吏人铭之”相对举的“母人铭之”的“母人”，用后来写汉诗的日本人的话说，这种用法带有“和臭”，是日本人对中国话想当然的错用，而且迄今为止，尚无人在中国古典中找到“母人”的提法。

费这么多笔墨来确认这面古镜的国籍，是因为铭文中有“五月丙午之日”这六个字，而这六个字与端午相关的观念何时传入日本有很深的关系。

我们知道，古代的岁时节日的设定大多与阴阳消息的变换有关。首先，五月正如《礼记·乐令》“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所记载，是天地间“死生分”的重大变化之月。依照汉人的观念，五月于律为“蕤宾”，《玉烛宝典》引班固《白虎通》对此解释说∶“蕤者下也。宾者敬也。言阳气上极，阴气始起，故宾敬之也。”说的也是阴阳消息的变换。这阴阳变化的另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午日。徐慎《说文解字》释“午”云：“牾也。五月阴气午逆阳冒地而出。”端午本是取五月的第一个午日，这是因为这一天被认为是阳气至极，此后阴气生出，并会日强一日。古人于五月午日炼剑、炼镜、采药，都是为了取其至极之阳气，以禳解阴毒之气。《论衡·率性篇》云：“阳遂取火于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时，消炼五石，铸以为器，磨砺生光，仰以向日，则火来至，此真取火之道也。”丙与午于方向并属南，于五行并属火，在五月丙午日日中这一阳之极至的时辰制镜，为的是在最好的时间取“火”。可见制镜者特地标明“五月丙午之日”不是没有缘故的，是对端午这一时令有意识的选择。至于把端午定于五月五日，应该是同把上巳节定于三月三日一样，是后来的事情。

也许“五月丙午之日”这一时间上的选择，只是由于一个渡海东去的中国工匠的个人的行为，也许这只是对大陆历史悠久的铸镜传统的一次简单模仿，但制作于日本的这枚“三角缘神兽镜”却提醒着我们，在七世纪日本历史资料中正式出现端午的相关记载之前，有关五月阴阳消息的变换、有关五月午日的观念意识很可能早已经传入了日本。

三

日本史书中关于端午最早的记载见于《日本书纪》推古天皇十九年（611年）。

夏五月五日，药猎于菟田野。取鸡鸣时集于藤原池上。以会明乃往之。粟田细目臣为前部领，额田部比罗夫连为后部头。

出行狩猎，特别是天皇出猎，在日本古代是一种拥有特殊意义的活动。正像《日本书纪》中的为了占卜而出猎及狩猎途中神与天皇相遇等记载所表现的那样，这一行动含有宣示领域的占有和支配权的意义。但五月五日的药猎与一般的天皇出行狩猎有明显区别。日本古代的药猎主要内容是采集山野的药草和猎取可以成为药材的鹿茸。在中国古代和朝鲜半岛都没有类似的关于药猎的记载。

但是日本的五月五日的药猎之俗实与中国及朝鲜半岛的岁时文化有至深的联系。在中国古代，“五月俗称恶月，多禁”。为了禳解毒气，古人有采集艾草悬门户之上的习俗。在南中国更盛行采药之俗。《荆楚岁时记》载：“是日，竞渡，采杂药。”又云：“是日竞采杂药。《夏小正》：‘此月蓄药，以蠲除毒气。’”采药之外，端午之日制药也被认为别有奇效。《养生论》云：“五月五日宜合截虐鬼哭丹。”唐孙思邈《千金方》云：“五日取葵子微炒为末，患淋者食前温酒服一钱，立愈。”在此日采药制药的特殊之处，实际上都在于取端午的至阳之气以镇此后开始萌生的阴气。日本古代在五月五日药猎时采药，当是受中国影响形成的。而以猎鹿为目标的狩猎部分，则可以在朝鲜半岛的习俗中找到来源。《三国史记》（成书于1145年）卷四十五载“高句丽常以春三月三日，会猎乐浪之秋。以所获猪鹿祭天及山川神。至其日王出猎，群臣及五部兵皆从。”这一习俗被认为与同样猎鹿取茸的古代日本的药猎有很深的联系（高句丽的这一习俗同中国古代三月、九月行射礼之间很可能也有渊源关系）。古代日本五月五日的药猎的形成过程中，实际上融合了中国古代的采药习俗和高句丽的狩猎习俗两方面的因素。至于为什么日本把高句丽的这一习俗移到了五月，比较可信的解释是和日本本州鹿茸的成长期有关。因为五月才是日本鹿茸采集的最好时期。日本学者和田萃、大日方克己等对此问题有很详尽的论述。

四

《日本书纪》记载，天智天皇十年（671），“五月辛丑（五日），天皇御西小殿，皇太子、群臣侍宴，于是再奏田舞。”文武天皇大宝元年（701）五月五日，天皇“令群臣五位以上出走马，天皇亲临焉”（《续日本纪》）。在《养老令·杂令》（718年作成，757年实施）中，五月五日正式被定为节日。经过不断的演进变化，到了平安时代（794-1185），作为国家节日的五月五日的习俗，其内容已经发展成为由四月二十八日的驹牵、五月五日、六日献菖蒲、赐续命缕、骑射、走马、杂技、奏乐等构成的综合行事体系。

弓、马与成为狩猎对象的鹿在古坟时代的壁画中多有登场。日本福岛县西白河郡矢吹的泉崎四号古坟就描绘有骑马射鹿的场面。所以尽管没有直接的史料记载，奈良时代药猎行事的猎鹿，亦可推定是骑猎。因此在五月五日的综合行事体系中，四月二十八日的驹牵、五月五日、六日骑射、走马可以说是和奈良时代的药猎一脉相承的。当然，五月五日有这样多与马有关的行事内容，还和端午的“午”为马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