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北大《歌谣》同仁的南下，大大带动了南方的学术空气，成就了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人文学科的迅猛发展，辗转各地的新潮学者，成了播种机。学者生活之不幸，成了南方人文学术之大幸。
由于时局动荡，张作霖入关以后，到处通缉进步分子，加之北京大学办学经费紧缺，连教授工资都难以支付，大批教授纷纷离京南下，北大歌谣运动退潮。
1924年秋，北大进修生陈锡襄先期回到福州协和大学，“即想把北大的风俗调查会，歌谣研究会，方言调查会，考古学会的计划熔而为一，组织大规模的‘闽学会’。”但他只是一个光杆司令，上无组织，下无兵马，没法开展工作。1925年春，董作宾也到该校执教，大家都是同道中人，这才开始联手具体商讨办会事宜。
他们向国文系借得20元，自捐了10元，便写了些宣言和通告，发向全校师生。共征得50余人报名，居然占了全校三分之一。他们拟了一份宏大而不切实际的计划书，发了些“普通征求表”，还拟出了“风俗调查表”、“歌谣采集范围”、“古物调查表”等，当时曾征到一些物品和图书，准备把公用及私藏的一起拿出来开个展览会，来稿则发到他们自己印行的《石鼓周刊》上，结果“五卅”惨案一爆发，所有计划流产。工作虽然停顿了，但宣传的目的却是达到了，部分学生开始了他们的调查工作，只是成果无法发表。
1926年，大批原北大学者应聘到厦门大学筹组国学研究院，9月18日，林语堂、沈兼士、顾颉刚等在厦大国学研究院编辑事务谈话会上，议决组织风俗调查会。
12月13日，厦大国学研究院召开院会，决定发刊本院周刊，刊载考古、歌谣、风俗宗教及方言方面的研究文章，由风俗调查会成员顾颉刚、容肇祖任编辑主任。
同一天，风俗调查会召开工作讨论会，通过该会章程，商定工作计划，决定“调查风俗从闽南入手，次及福建全省，再次及全国。”“本会收受外间捐赠并购风俗物品，设风俗物品陈列室，作为风俗博物馆之初步。”会上各人先选定研究题目，一切研究所得，将在《国学研究院周刊》上发表。顾颉刚认领的是“厦门的墓碑”。
厦大《国学研究院周刊》于1927年1月5日创刊。该刊有三则启事：一是征求本省家谱。二是收集各地古器物及风俗物品。三是征求海神、土地庙、洛阳桥、朱熹、郑成功、郑和及倭寇的传说、遗迹，并一切实事的记载；歌谣、谜语、急口令及歇后语，儿童故事及游戏；通行于全省或一局部之富有地方性的戏剧及其剧本；苗民之生活状况；各地古迹古物之调查记录。
该刊同期有林幽的《风俗调查计划书》，该计划对“风俗是什么”、“调查风俗的三个原因”、“调查的计划”、调查的范围及方法都作了详细的阐述，并且认为，调查只是研究的预备，“所以调查底范围比风俗自身广”，大凡地理条件、物质生活和社会政治组织等都在搜集的范围，这一认识是对“调查”与“研究”关系的比较精到的阐述。计划书基本上承继了北大风俗调查会的传统，“是我国现代民俗学研究史上较早给风俗明确和完整定义的文章”，这些定义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学界对相关概念的理解。
厦大《国学研究院周刊》只出了3期，每期都有一些风俗研究的篇目。
除去该刊已经发表的文章外，还有许多作于当时，但未及发表的成果，如顾颉刚在《读李崔二先生文书后》中说：“这一篇文字，还是2月6号写起的，不幸在厦门大学风潮之中，日受风潮的激荡，到今天（1927年3月30日）才写毕。”写文章时还在厦门大学，发文章时则已在中山大学了。
顾颉刚等人在厦大的宣传和活动，大大地推动了当地的民间文学搜集工作，比如谢云声就说：“当15年10月，顾先生来任厦门大学国学院教授时，蒙他不弃，时常征我关于闽省的民众文学。”吴藻汀也说：“顾先生以历史家的眼光注意古迹；同时也注意民俗。他到泉州的时候就敦嘱我的挚友刘谷苇先生对于这种——民间传说——努力！”这几个人后来都成为了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铁杆会员。
风俗物品搜集在很短的时间内也有不俗的成绩，顾颉刚曾说：“我们去的半年之中，在厦门，泉州，福州等处搜罗的风俗物品也有数百件。但给我们同情的人太少了，我们走了之后，说不定大家以为这是儿戏的举动，把这些东西丢弃在灰堆上了，或者烧了！”顾颉刚们离开之后，这些风俗物品曾在柜子里面锁了3年，后来在一个叫薛澄清的学生的提议下，进行了登录工作。
厦大因“陈嘉庚先生营业不佳，百事节缩，遂至百事停顿。”国学研究院也因此断了财源，难以为继，教授们纷纷被校方辞退，风俗调查会也就不了了之。顾颉刚、容肇祖、丁山、罗常培，以及福州的董作宾、陈锡襄等人，都先后转往中山大学。
“厦大风俗调查会存在时间虽不长，但任务、目标明确，组织机构健全，对福建民俗学调查与研究工作起到了推动和组织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