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斗牛记——民间文学“田野作业”的是非与前瞻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8-09-29 22:10:29 / 个人分类:个人文集

田野斗牛记

——民间文学“田野作业”的是非与前瞻

 

 

施爱东

 

每一次有关“田野作业”的讨论,似乎都与“民俗学”或者“民间文学”的学科危机捆绑在一起,21世纪概不例外。与以往不同的是,20世纪的学者们异口同声强调的是如何走向田野深入田野并使田野工作更加科学,在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大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探讨”,而今天,却有人调转方向,一边喊着“告别田野”,一边嚷嚷“回归文本”,于是,阵营分化,大家就同一问题的关心由“探讨”变而为“论争”。有学者形象地把这场论争称作“斗牛”。

“斗牛”活动主要是在“民间文化青年论坛”同人网站上展开的,但话题的酝酿却早在2002年的中国民俗学会第五届代表大会期间就开始了。当时筹组“青年论坛”的七位会员聚在京城某茶馆商议“论坛”年会主题,陈建宪、刘晓春、施爱东三人都对当前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田野作业原则提出质疑,正如陈建宪所说,“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开始转向民俗学,向田野作业倾斜,由于从对象到方法皆与人类学民族学等强势学科重合,无形中消解了民间文学的特点,被边缘化乃至于涵化,最后终于在国家学科分类中吊销了户口。民间文学研究重心从文本到田野转移的成败得失,是民间文学界当前亟待反思的问题之一。”

716,陈建宪在大会分组讨论时率先公开发言,认为今天的民间文学研究已经走上歧路,我们将民间文学的本体搞错了,将民间文学在生活中的展演而不是民间文学本身看作本体,在研究方法上随之出现偏差,即过于重视田野作业,鄙视文本研究。陈建宪在会上提出回归文本的口号,当时就遭到一些资深会员的反对。

很快,施爱东就在“青年论坛”抛出了题为“民间文学:告别田野”的网贴,提出了一系列针对田野作业“实践论”的质疑,认为“一,田野作业是部分课题的必要条件,不是所有课题的必要条件。二,田野作业永远不可能是学术研究的充分条件。”不久,正式发表《告别田野——关于中国现代民俗学研究策略与方法的反思》,大意为:“田野是研究的手段,不是研究的目的;不要继续搞‘田野’拜物教,我们积累的文本已经足以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的主体;理论主要来自文本,而不是田野,田野只是检验来自文本的理论的;我们的文本已经自成天地,告别田野也无妨。”(高丙中归纳)

施爱东在提交“论坛”年会论文时,将题目修正为《民间文学:向田野索要什么?》该文“前后讲了两个问题。其一:搜集整理的目的——学术的、政治的和文学的;其二,搜集整理的方式——没有理论假设的田野作业(普查)和有理论假设的田野作业。这两个问题又是套在一起的。文章的结论是:目前的工作重心不应再是材料的搜集整理,而应放在研究上,即使需要田野作业,也应是服务于研究的田野作业,而不应仅仅是服务于搜集整理的田野作业。”(吕微归纳)

陈建宪提交的《走向田野,回归文本》则以神话学作为讨论平台,试图从学理的角度辨析“田野”与“文本”的关系,并借以明确民间文学传承本体:“神话以生活形态和书面文本两种方式存在和传承,田野作业与文本分析是神话研究的两种基本方法。田野作业的特点是具体、直观和感性,关注的焦点常常是神话的语境而非作品本身;文本研究的长处是对神话作品进行共时、历时的比较,便于形式分析与抽象思维。文本是神话传承的本体,语境是神话文本的实现途径。目前中国神话学处于规范术语、范畴和创建科学体系阶段,应当更加重视对神话文本的研究。”作者着重强调“神话文本较之传承语境在本体论层面有着更重要的价值,因为它是传承活动的对象与内核,有如接力赛中传递的接力棒。”

两人的论点在会上引发了激烈讨论,论争涉及许多话题:

 

1、  田野是什么。

 

刘宗迪认为,“田野,对一个学者来说,至少有两个意思,其一,作为研究对象的田野,其二,作为家园的、人生和理解的依托的田野。当我们(施爱东)说田野可以告别时,我们指的大概是第一义上的田野,一个学者完全有理由自己决定是不是把田野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但是,就第二义的田野而言,任谁也是无法告别的,作为家园的田野,是我们理解自我和世界的基础,它是我们栖身于其中、在背后支撑我们的东西(传统),此种意义上的田野,你想告别也告别不了。”

吕微、高丙中等人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高丙中认为,田野不是地方,是人(群)。到田野不是去找东西,是去与人交流,商量。通过田野,自己的见解在产出前多一个协商的机制,就可能少一些独断。通过田野,研究者的解释、理解就有机会与当事者、知情人交流解释的预案,印证理解的初衷。能够到田野,还是尽量去田野的好,这一步的省略会增大论说的风险。陈连山概括为“田野是我们理解文本的基本语境。”

施爱东则明确反对“田野是我们的生活本身”的观点,相反,提出了“田野是理论的实验场”的观点。认为研究工作应尽量避免感情的介入,田野应该是理论建设过程中反复取证的场所,因此它是实验场。正如科学实验,改变条件,就可以改变结果。民间文学的演述语境,一样能归纳出若干典型类型,当史诗演述的语境改变时,演述的方式和结果就可能改变,特定的语境下可能有特定的演述方式,其中有客观规律可循。

刘宗迪、陈泳超等人认为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有着本质区别,田野作业难以等同于科学实验,对“实验场”观点表示反对。

 

2、田野与文本的关系。

 

在这个问题上,大家的认识基础是一致的,正如陈泳超所说,“神话研究自然是要落实到文本的,但是必须知道该文本是怎样一个语境(表演)中生成的,这就需要田野的支持。”

但陈连山的不同观点也得到大家认同:“强调田野可能是民俗学、人类学的特殊学科要求,但不是所有人文学科都搞田野、要语境的。精神分析学的神话研究并不要求语境,可是并不妨碍它的学术价值。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神话学的直接田野资料也不够丰富,可是他分析的是神话思维的推演,并不需要太多田野工作。”

施爱东试图从另外一个角度调和田野与文本的关系:“当我们在进行文本研究的时候,事实上我们使用的是大量的别人的田野成果,文本研究者通过文本写作者而间接地进入了田野,而且,他间接进入的是不同时空、不同主体思维角度的多维田野,这种文本研究结果可能比一时一地的田野感受更接近‘田野’模型。”

朝戈金则认为可以具体情况具体对待:“我们这里大肆讨论的问题,在实践中往往不会这么出现。例如,当我们研究某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会想的不是用什么方法,重文本还是田野等等,而是首先想解决什么问题。以我的史诗研究体会而言,进入句法分析和语词分析时,并不过多借重田野资料。而需要对某些文词背后的‘传统性指涉’进行阐释的时候,就非要有田野的基础不可。所以,在实践中,这类问题的‘分歧’并不像在这里所争论的那么对立。”巴莫曲布嫫也持同一观点:“不反对学者的‘策略’抉择,文本研究也好,田野研究也罢,个人的学术路线与学科的发展,皆离不开二者;实现田野与文本的互动则更好。反对‘二元对立’的解析性观照是我的主要意见。”

而陈建宪坚持认为,对一个学科来说,虽然两者都重要,但究竟什么是其研究对象的主体,还是必须详加辨析。施爱东说,“田野作为语境,或说现场性,表演性,也不过是影响文本结构、模式、语言风格等等的一种因素,这些东西应该是通向文本研究的辅助工具,而不会是研究的目的。”基于这一判断,认为文本才是民间文学的本体。

 

3、文本、田野与理论的关系。

 

许多学者都反对文本分析更有助于理论建设的观点。吕微说,“文本出理论,田野却难以生成理论的意见是难以成立的。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论不就是出自田野吗?田野固然是个案,那么一个文本也是个案,所以,‘意义’生成的条件并非仅仅出于文本之间或个案之间的普遍联系,也在于研究者主体与被研究者对象之间的关系。只要有这层关系在,那么无论文本还是田野都会出理论,不同的只是各种理论的解释力有强弱之分。解释学以来,我们已经越来越把田野也视为一种文本,一种需要我们与之对话的‘活的’文本;而传统的文本也不再固守‘死的’文本的阵地。在解释、对话的意义上,文本与田野之间的关系已经越来越模糊。”

陈泳超也说:“如果以田野为中心,你可能设计出一套理论;如果以文本为中心,你可能设计出另一套理论。我不同意只有回到文本才能进行理论提升。”

高丙中试图从博弈论的角度说明“在田野”甚至可能有更多理论生成的空间,“田野作业在于关注文本与研究者之外的人如何发生关系。单纯的文本研究是比较单纯(简单)的游戏,是研究者(将要成为作者author,权威)与文本的二重格局游戏。通过田野的研究是可以复杂得多的游戏:研究者与文本的博弈×被研究者与文本博弈×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文本的博弈×研究者与被研究者面对研究者与文本的博弈的博弈……

 

4、作品(文本)在民间文学研究中的定位。

 

刘宗迪说:“民间文学研究者应该时刻记得,他的田野研究的目的在于作品:在田野语境中理解作品,现在的民间文学研究者确实有忽视作品的倾向,从这一意义上讲,我赞同陈建宪的观点。”

高丙中不能同意目的在于作品,认为“目的永远在于人”。

刘宗迪进一步阐释“之所以要关注作品,是因为作品是人自我理解和自我筹划的镜子。作品之所以成其为作品并世代流传下来,说明这些作品本身就是民众关注的对象,一部作品实际上就是一个‘视野’,是民众自我理解和理解世界的视野,关注作品,是深入田野和民众心灵的一个捷径。”陈泳超也认为“人是该关注,但是没有抽象的人存在,我们只能关注人的某一方面,民间文学研究,当然要以作品为主要对象。”

 

5、关于既有文本的使用问题。

 

“三套集成”作为既有文本,是本轮讨论中被提到最多的。安德明质疑“当你在三套集成——比如某个省或某个县的谚语集成中,发现一则或几则被作为纯文本记录的谚语根本无法理解、或者想要全面了解某些谚语在现实生活中的功能及应用情况,在诸如此类的情形下,告别了田野的你,又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

施爱东回答:从既有文本出发,指的是从既有文本中发现问题,提出设想,带着问题和假设到实地去,也即“文本--田野”,而非“田野--文本”。我们常常责难三套集成的可靠性,但个别永远是无法完善的。我们不必责难个别,当我们有了大量阅读的时候,个别就被淹没了。我们要的是从大量文本中总结规律,寻求模式。只有把握了普遍性,然后才有资格谈特殊性,当我们未能建立模式的时候,我们的眼中就永远只有个别。

 

6、  “田野”前瞻:Field study

安德明认为“田野调查的过程实际上并不只是单纯搜集资料的过程,而应该是一个研究的过程。”巴莫有更详尽的说明:‘田野’作为一种特定的学术空间为多个学科所共享,其方法论在积累了不少专门的经验之后,也在逐步的检讨过程中开始走向学理性的建构与抽绎。在国际民俗学的圈子里,以往多用fieldwork(田野作业),而近年来在参考平行学科或其支学方法论的同时,更多地吸纳民族志访谈、文化写作等相关的学术经验之后,也渐渐地达成了某种共识。fieldwork已经逐步被并置到了field study(田野研究)之中。这一并置为过往的田野作业法输入了某些新鲜而深刻的理念。”

“田野研究意味着一俟田野开始,研究也就开始,并且随着田野的深入而同时得到推进,其工作方向是从桌面到田野,而非仅仅是从田野到桌面。这就要求我们带着问题意识进入田野,同时还要在田野中发现问题,乃至问题的问题,并积极地就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田野研究要自始至终地贯穿学术的思考、文化主题的发现和文化意义的揭示,最后都要落脚在理论概括的层面上。而任何形式的理论抽绎,都不过是从特定的角度入手、组织和梳理材料的结果。田野研究应该是一个走近对象到发现对象本质性规律的过程,而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穷尽研究对象的过程。因此,田野研究中对资料或文本的取舍和轻重,都深刻地浸透着研究者的‘指纹’,也就是研究个性。”

 

 

论争还涉及到语境概念、真实性、普查模式、抽样调查、对话与倾听、人文研究与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研究策略等许多问题,无法在此一一罗列。学术论争也注定难有胜负结果,但论争过程中总是会有一些问题变得更清晰更明确,而人们对此一问题的认识也会变得更多维更深刻。正如陈建宪论文标题所示,他一直在文章中表达这样一层意思:“我们仍需要田野作业,但必须改进方法与目标。我们不仅需要通过田野作业去积累事实,更需要从日益增长的事实材料中,去发现事物的普遍性与必然性,建立起科学的理论体系,然后再回到田野中去加检验和修正。这样,田野作业就不再是目的,而是理论建设的一个环节。”

 

(本文刊于《民族文学研究》,2004年第1期。)

 


TAG: 民间文学 田野 田野作业 文本 论争

施爱东博客 引用 删除 施爱东   /   2009-01-15 10:32:44
原帖由陌上花开于2009-01-14 23:20:17发表
俺觉得,在民间文化青年论坛上那场由施、刘、吕诸师领衔主打又“没打完的官司”最有趣。前几天专门下载研.

前几年还觉得自己不够老,有力气打打架,这一两年,突然觉得自己也已经精疲力尽,打架的手都不大举得起来了。
那样激烈的战斗,估计此生不再了。呵呵。
陌上花开 引用 删除 陌上花开   /   2009-01-14 23:20:17
俺觉得,在民间文化青年论坛上那场由施、刘、吕诸师领衔主打又“没打完的官司”最有趣。前几天专门下载研读,感觉那刀光剑影呀,很过瘾!
施爱东博客 引用 删除 施爱东   /   2008-11-15 19:17:22
原帖由邓启耀于2008-10-18 17:24:55发表
好久不见,经巴莫介绍来此,启耀问好老友!

谢谢邓老师!
你的博客是学会网上最美丽多姿的博客之一。
引用 删除 邓启耀   /   2008-10-18 17:24:55
好久不见,经巴莫介绍来此,启耀问好老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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