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柠]一个东亚，各自表述

一个东亚，各自表述

刘柠

　　东亚史观共识的长期缺席，导致审视邻国的战略视野充满误读。正如一位参与东亚三国历史教科书共同编纂工作的日本学者所说：“我们彼此对历史问题的最大共识，就是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是不同的。”

　　《历史是活的——解读东亚近现代的十个主题》

[日]朝日新闻采访班著

朝日新闻出版社

2008年11月第一版

越南战场上的韩国军队

　　如果在世界范围内，举出一个全球化、信息化程度最高，经济发展最活跃，但却因种种地缘政治矛盾和历史问题而频频释放出“地壳活动”信号的地区的话，非东亚莫属（指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广义东亚地区）。这种“地壳活动”的原动力并非由于地质年龄上的“年轻”而产生的活跃（恰恰相反，该地区地质学意义上的地层年龄相当古老，同时也是公认的被人类文明覆盖最早的地区之一），而是某种源自历史的张力。

　　东亚地区无论中、日、韩，都不乏各自或灿烂或沉重的历史及历史观，但缺乏可资共享的对区域历史的共识。换句话说，有东亚历史，而无东亚史观。正如一位参与东亚三国历史教科书共同编纂工作的日本学者所说的那样：“我们彼此对历史问题的最大共识，就是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是不同的。”戏言归戏言，但共识缺失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共识的长期缺席，导致审视邻国的战略视野充满误读，在交往过程中误解横生；而误读、误解一旦产生，往往会在由大众传媒和民意构成的“沉默的螺旋”效应的作用下，持续发酵，动辄引发“地震”，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这种不稳定构造的成因，颇复杂，远非三言两语能说清楚。那种把责任一股脑都归为日本的战争反省不彻底的做法，其实无不简单化的嫌疑，也是有害的。因为这样一来，真正的问题反而会被遮蔽。近年来，日本由媒体主导的重新检讨历史、反省历史的工作颇引人注目。这不仅是因为发行量动辄数以百万计，甚至以千万计的主流大报，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实现信息的有效传播，对舆论的形成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而且可发挥传媒优势，整合包括学界在内的社会资源，使大规模、跨国界的历史田野调查及实证性研究成为可能，有助于新史料的挖掘、发现和新观点的碰撞、生成，对学术之功远在学界之上。日媒中的“百年老店”、著名左翼报纸《朝日新闻》继通过检讨自身在战前和战时所扮演的角色，力求发掘从自由主义媒体堕落为战争机器协力者实事背后的发生机制的《新闻与战争》之后，进一步把聚焦的景深投向了东亚的近现代，试图以超越国别史的视角，探索深藏于历史地表之下的东亚地区“地壳活动”的原动力——此乃《历史是活的——解读东亚近现代的十个主题》一书的“野心”之所在。如此学术性诉求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成功与否，另当别论，但这种尝试本身，带有破天荒的开创性，无疑值得评价。遑论其探索无论在史料发掘，还是对诸如区域历史性和解的现实基础的思考上，均有所突破，有些甚至堪称建设性。    　　

　　本书所涉及的十个主题，纵横中、日、韩、越，上下一个半世纪，从鸦片战争、明治维新，到甲午战争、台湾割让，从日俄战争、朝鲜兼并，到辛亥革命、伪满成立，从中日战争、太平洋战争，到国共内战、朝鲜战争、越战，从日韩、中日邦交正常化，到韩国的民主化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涵盖了一部近现代东亚史。视野如此深广，如果是泛泛扫描的话，势必浅尝辄止，乏善可陈。但著者以结合当下的超越学术的新闻主义视角，在对史料加以精心选择的基础上，深度聚焦，不仅“激活”了那些广为人知的材料，而且带出了一批尚不为人知的宝贵史料，有些则是首次曝光于公众视野，使历史的表情更加生动，更像是“活的”。兹举两例试说明之。

　　孙文发动的辛亥革命，多亏了宫崎滔天等日本自由民权主义者在人、财两方面的“无私”襄助，否则的话，会走更长的道路，这早已成为历史定论。但当时参加革命军，帮助中国革命的日人中，还有另一类存在，譬如辛亥革命爆发后，参加革命军并阵亡的日本新潟县柏崎出身的步兵大尉金子新太郎。

　　据柏崎地方史研究者杵渕武二的研究，金子赴中国后，曾致信妻子，表示“倘若成功，当有再会的机会，否则便是凶多吉少”；而其赴中国参加孙文革命，并非基于军方的正式命令，而是为某个大人物私相授受的、带有某种秘密使命的私人派遣。那么，到底受何方派遣，肩负何种使命呢？这些谜一般的问题，随着金子的一去不返，长久沉没于历史的河底。

　　直到2007年4月，本书执笔者之一的记者偶然读到辛亥革命时任陆军少将的宇都宫太郎的日记，谜底才揭开。原来，金子新太郎是受宇都宫的派遣而奔赴中国的。宇都宫在日记中明确记载，作为自己（宇都宫）“个人的事业”，令其（金子）参加“支那”革命军。在交给金子派遣经费两千元的同时，对他亲口下达了“妨害清国政府与革命军之间的媾和，在革命军势力圈的中国南部建立独立国家”的训令。对此，当时的日本政府和陆军首脑均未参与，完全是宇都宫个人的私人派兵。

　　日记中还具体记载了对金子做出的训令内容（“我的私见”）。那是武昌起义爆发五天后的黎明时分，天未晓就醒来的宇都宫，一口气将平时反复考虑的对“支”政策写了出来，试图以自己的方针来主导参谋本部的行动。方针要点为：1.中国之大，不可能一气得到，因此最好分割为若干独立国，加以“保存 ”；2.由于此次内乱（指辛亥革命），中国有可能分裂为满、汉两个国家；3.表面上帮助清朝，暗中支援革命军，伺机做旨在切分成两个国家的“调停”；4. 在此基础上，与之建立保护国、同盟国的特殊关系。毋庸讳言，如此对“支”政策的背后，显然有把日俄战争后到手的大连、旅顺的租借权及南满铁道（满铁）变成永久利权的战略考量，此所谓“满蒙问题”。

　　金子新太郎赴中国后，作为第一步兵日籍顾问官，执行了对革命军的督导。武汉之役，遭卷土重来的清军激烈反扑，革命军惨败，约一万人牺牲，其中包括四十七岁的金子。1913年2月，宇都宫专程赴汉阳凭吊阵亡的金子，在其墓前供奉了一瓶白兰地。

　　后来，由于当时日本政府在对外政策上主张对英美协调外交，未采纳可能导致与西方为敌的冒险政策，因而宇都宫版的对“支”政策未能兑现。但这件事像一个隐喻，微妙地诠释了日本在“满蒙问题”上念兹在兹、根深蒂固的政策基因，也埋下了后来以极端的方式“一揽子解决”的伏笔。

　　第二个例子，涉及韩国在越战中扮演的角色。如果说朝鲜战争（所谓“朝鲜特需”）构成了战后日本经济复兴的起爆剂的话，越南战争（所谓“越南特需 ”）则充当了韩国经济起飞的起爆剂。前者是见诸日本历史教科书、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史实，后者则因某种负面因素而长期尘封，直到金大中上台后，才被媒体曝光。

　　为了践行对友邦美国的“大义名分”和兑现经济实利（前者出于对美在韩战时保护自己的感恩，后者则着眼于战争带来的战时景气），韩国在从1964 年到1973年的九年间，共向越南派兵三十二万人，分别编成“猛虎”、“白马”、“青龙”等部队，与美军协同作战，兵力仅逊于美国。

　　1999年，韩国著名周刊The Hankyoreh 21发表了一个关于韩军在越战中针对平民暴行的深度调查：大批越南妇孺老幼被韩军屠杀的报道，令舆论大哗，爆料者是当时正在越南留学的韩国历史学者具秀姃。经过长期的实地调查，她估计被韩军屠杀的越南平民至少不下九千人，且杀戮手段之残忍，堪称虐杀，连孕妇和孩子都不放过的无差别集体屠杀，令她感到震惊和羞耻。更重要的是，如此骇人听闻的反人道战争罪行，在朴正熙、全斗焕、卢泰愚（其中，朴为出兵越南的始作俑者，全、卢均为前越战指挥官）连续三届军人政权治下，信息完全被遮蔽，国民无从了解真相。

　　一个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是，曾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战争受害者的韩国，为什么竟会对手无寸铁的越南平民大开杀戒？一个主要原因是意识形态仇恨：经历过朝鲜战争的韩国军人，是在“共产主义者非人类，必除之而后快”的冷战意识形态中长大成人的一代；加上美国的影响，在开赴沙场前便已执行了“清共 ”（Red Purge）的洗脑程序。

　　一石激起千层浪。具秀姃的调查，在已实现民主化的韩国社会引发了关于处理战争负面遗产的深深思考和激烈论战，以越南受害者为对象的形形色色的支援志愿活动，至今还在进行着。

　　对积重难返的东亚地区的历史问题，一个常常被用来比照的地区是欧盟（EU）。战后，在曾几何时同为一对宿敌的法、德两国历史性和解的基础上，欧盟二十七个国家组成一个大家庭，内部已消除了边界。以法、德两国共同编纂的历史教科书第一卷的刊行（2006年秋）为标志，以个别国家为单位的对历史的阐释已然消解。这无疑是战后和解的巨大成就，为国际社会妥善解决历史问题，实现广泛和解昭示了一条可行的道路，并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样本。

　　但是，法、德的和解绝非一日之功：从1951年，德国历史学者、不伦瑞克大学教授奥尔格·埃克特（Georg Eckert）在英国占领军的帮助下，与旧敌国之间展开历史教科书对话，并就法德史内容编纂问题发表的共同建言算起，到共同编纂版第一卷的刊行，历经五十五载光阴。历史文化传统相似，战后同属西方自由主义阵营的国家，为实现历史和解，尚且需要如此漫长的磨合，文化传统各异，意识形态、制度差别迥然，国与国之间（中日、日韩及中日韩）的共同历史研究刚刚起步的东亚社会的和解无疑还有相当长的道路。对此，相关国家应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一言以蔽之，不同国家间共同历史研究的过程，就是盘点、整合区内国家共通的历史共识，构筑可资共享的历史观的过程。而东亚史观能否顺利构筑，从而达成基于该史观之上的区域广泛和解，尚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前途殊难预料。但大体说来，有几个难题是注定无法绕开，必须要面对、解决的：

　　第一是殖民地化问题。与欧美旧宗主国无不在战后直面其殖民地的独立运动，经历过一番反殖民化的历练不同，日本由于战败后为美国占领、托管的特殊情况，虽然从法理上承担了战争责任（“彻底”与否另当别论），但殖民地（台湾、朝鲜半岛和伪满洲）化的责任则从未得到正面清算，未来在这点上与相关国家的摩擦必至；

　　第二是区内诸国共通的问题：缺乏共识基础。对战后建国的亚洲各国来说，由于各自的近现代史都是以自己国家的独立为内核来书写，容易流于某种以对旧宗主国的抵抗、挫折、胜利为主轴的历史叙事，而缺少对与邻国及相关国家交流史的关注，从而导致对地区固有历史的认识失之片面；

　　第三是美国的问题。对东亚各国的近现代史来说，美国的存在至关重要。迄今为止，几乎所有区内国家间的主权争端，其根子都在美国。何以在东亚史观中适度体现美国的存在，并在相关历史叙事中实事求是地梳理、阐释有关问题的成因，并提供解决的钥匙，美国的角色重要且微妙。　　

　　就东亚社会的政治现实而言，构筑东亚史观究竟可行与否，因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前途尚难测。但从欧洲走向广泛和解的路径和结果来看，能否实现对相关国家困扰已久的历史问题的超越，取决于东亚史观之比重甚大。兹事体大，换言之，东亚史观之建构本身，也许就意味着该地区历史问题的消解。■

东方早报 2009-5-30 22:1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