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兴国]日本民俗学研究概况

日本民俗学研究概况

辽宁大学  马兴国

　　民俗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各集团共同生活中普遍具有的代代相习的社会事象。它作为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一种积淀，集中表现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民众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伦理观念以及心理结构等方面的传统特征，构成民族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原动力。民俗作为一个科学研究的对象，在世界现代人文科学中成为一门重要的学科，当是在19世纪。人们普遍地将英国人汤姆斯（William　John　Thoms）提出“民俗学”的1846年，视为国际民俗学运动史之发端。

　　一

　　日本有关民俗的记述，从广义上讲，可以溯源到记纪神话时代。《古事记》（711）、《日本书纪》（720）的编撰，正值日本律令制国家顶峰时期，它标志着具有巨大意义的文学创作的开始，构成了日本古代文学的转折点。两书所汇集的日本文学之始的神话，即“记纪”神话的性质虽因国家政治意志的干预发生了显著变化，但其基础仍是氏族社会流传下来的神话、英雄物语，成为日本神话的重要宝库之一。和铜六年（713），为强化中央集权体制，掌握各国真实状态，朝廷下令各地编撰地方志，要求：以吉祥文字命名地名；记录物产、土地肥沃状况、山川原野名称的由来；采集古代传承。后将这些地方志命名为《风土记》。从目前尚存的常陆、出云、播磨、丰后、肥前等三国风土记看，分别记录了具有土俗性、独具风格的山川池岛、花鱼鸟兽及地名来源等民间传承，迄今仍是研究当地古代民俗的珍贵资料。和中国《诗经》一样，收有400年间4500余首和歌的日本最古的歌集《万叶集》，艺术地再现了和歌产生年代的风俗人情，无论是祝贺歌、羁旅歌，还是叙景歌，不少都具有咒歌的性质，显示着古代民俗的特征。

　　从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京（794），至源赖朝于镰仓开设幕府（1192）的近400年间，日本的民俗事项文字主要见诸史书和“字书”。平安时代官撰历史书有《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文德实录》、《三代实录》等五史，再加上奈良时撰写的《日本书纪》，史称“六国史”。六国史记述天皇言论、行为和社会局势，其中必然涉及风俗信仰、岁时祭祀等内容。这一历史时期的著名“字书”有《和名类聚钞》（源顺撰）、《类聚名义钞》（作者不详）和《口游》（源为宪编）。前两部是对汉语的物名、事项的释义；后者是对乾象、时节、年代、诸国等19门知识的介绍，均堪称日本最早的百科全书。镰仓时代，大约执笔于1330—1331年间的兼好（1283—1350）的随笔集《徒然草》，大量记述有奇闻逸话；伏见宫贞成亲王于1416—1448年的日记《看闻御记》，录有当时的民众生活和民间艺能状态；顺德天皇撰写的《禁秘钞》（1219—1222）、后醍醐天皇撰《建武年中行事》（1334—1338）、一条兼良编《公事根源》（1422），都是记录有关宫廷、官吏的位阶职制、仪式、服饰、宴会、文书格式等规定的礼仪用书，堪称珍贵的民俗史料。

　　自庆长五年（1600）至庆应三年（1867）的260年间，史称江户时代。江户时代由于中央和地方封建统治权力的强化、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商品生产的增长、货币的广泛使用、交通的发达以及国内市场的形成，以领主城馆为中心，包括武士集居区域和工商业区域的封建城市“城下町”获得发展，增大了人们接触各种传承文化的机会。同时，由于自由探讨学术空气的浓厚，使得人们有可能思考身边的生活习俗和信仰，陆续出现了一批记述民俗民风的随笔文学。其著名者为喜多村信节（1783—1865）所著《嬉游笑览》（1816），作者对所阅览数百部和汉雅俗书籍中的住居、容仪、服饰、器用、书画、诗歌、武事、杂伎、宴会、歌舞、祭祀、佛会、忌讳、方术、语言、饮食、商贾、乞士、渔猎等事项，分门别类予以考证，是研究江户风俗必不可缺的资料书籍。在纪行文中，江户后期医生桔南奚（1753—1805）于1795年至1798年刊行的《东游记》和《西游记》和菅江真澄（1754—1829）著的《真澄游览记》，作者认真观察、记录了沿途农民的岁时节令、风俗习惯，以及民间故事、民歌民谣，且亲自绘制插图，被誉为日本民俗采风的先驱。1829年，真澄旅行途中客死于秋田县仙北郡，终年76岁。柳田国男最先发现了真澄的功绩，并在1942年作为柳田创元丛书，出版了《菅江真澄》一书，以示表彰和悼念。

　　日本的民俗学研究正式起步于明治维新以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广泛地摄取西方先进资本主义的文明制度、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大量引进近代西欧的各门社会科学，特别是19世纪后半期以后的人类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等学术思想和方法，为日本民俗学的诞生奠定了特定的历史氛围。

　　日本的民俗学研究是在乡土研究的名义之下，以柳田国男（1875—1962）的各种研究为中心发展起来的，日本学界称柳田为“日本民俗学之父，伟大的先驱”①。追叙柳田国男的足迹，即可呈现出一部日本民俗学的发展历史。柳田国男民俗学研究的开山著作，是1909年2月自费出版的《后狩词记》。这是他于1908年到九州旅行，在宫崎县的椎叶村，听“猎猪”传说时的记录整理。全书洋溢着对山民们的真挚友情，表现了柳田对“庶民的立场上产生的传承史料是取之不尽的宝库”②的一贯认识。同时，该书对方言俚语显示异常的兴趣，为此后日本民俗学用地方语言采集、比较各地民间传承的研究方法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日本民俗学自草创时期开始，就重视研究语言传承中具有人类普遍性的东西，研究故事的模式、传承形象的特点，进行体系、变异、话型的比较，强调民间文学的口耳相传性及其讲述环境。《后狩词记》被誉为日本民俗学的第一个纪念碑。1910年，柳田出版了《石神问答》、《远野物语》等著作。《石神问答》收集了把石看作神的民间信仰，以及与山中笑、白鸟库吉、喜田贞治等人交换意见的书简。书中，柳田初次采用了“民俗学”这一学术语言。《远野物语》记叙了家在岩手县远野乡的佐佐木喜善所讲述的流传在远野地区的山中男妖、山中女妖、河童、狼等传说。这些著作都是“柳田民俗学”草创时期的重要作品。同一时期，从事民俗研究的，尚有南方熊楠对南方的民俗调查。

　　1910年，柳田国男和新渡户稻造、石黑忠笃等人创立了“乡土会”。三年后，他又和神话学者高木敏雄创刊了《乡土研究》杂志，作为日本民俗学研究的学术刊物。柳田认为，乡土研究的目的，在于对日本民族生活的一切现象进行根本的研究，以便通过对村落居民的生活和思考方式的观察，发现日本国民生活变迁的特征。《乡土研究》在广泛研究人类学的基础上，逐渐移向民间信仰、民间传承、民俗等方面的研究，起到了孕育并最终促使民俗学成为独立的一门学科的作用。《乡土研究》停刊后，折口信夫又创办了《土俗与传说》杂志。

　　在《乡土研究》创刊的前一年，由石桥卧波、坪井正五郎、富士川游等人发起，于东京帝大山上会议所成立了“日本民俗学会”，并在1913年发行《民俗》杂志。该学会力求全面探求日本民族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但成果远不及柳田，《民俗》也仅发行5期便告终止。

　　从1924年4月至1927年，柳田坚持在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史学科讲授“民间传承总论”，并且从1933年秋天开始向大藤时彦、大间知笃三等“木曜会”的同人讲授“民间传承论”。此后又在京都大学、东北大学讲授民俗学，培养和团结了一批民俗学研究者。1934年，他根据讲授的实践，整理出版了专著《民间传承论》。柳田国男用“重出立证法”对重复出现的民间传承现象进行认真比较、周密分析，找出基本部分和派生部分，确认这些民俗的时代差。他还用“方言周圈论”证明距离文化发达的城市越远，方言和民俗也就越多的现象。柳田认为，民俗学能否研究得好，关键在于采集和如何采集资料。他将民间传承资料分为“目睹资料”、“耳闻资料”和“通过最微妙的心意感觉才可以理解的资料”等三部分。在《乡土生活研究法》（1935）中，柳田又把上述三种类型资料进一步归纳为“有形文化”、“语言艺术”和“心意现象”。有形文化是目睹的现象。如衣食住行、年节习俗、祭祀等；语言艺术是听得见的语文资料，如俚谚、谜语、歌谣、民间故事等；心意现象是“仅仅依靠耳闻和目睹所难以了解到的内容”，从广义上可以理解为人们的信仰和宗教意识。柳田特别强调心意现象是民俗学研究的重点对象。

　　尽管柳田在晚年时称《民间传承论》是“失败之作”，但它和《乡土生活研究法》一样，明确了文明社会中国内民间传承与不发达社会的民族生活研究的不同。这一时期，他初次阐明了民俗学的意义、目的、范围、分类和方法，在日本民俗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从1934年至1940年，柳田先后组织了“乡土生活研究所”、“民间传承会”（后改称日本民俗学学会）、“日本方言学会”等学术团体。1934年，乡土生活研究所成立伊始，柳田就提出两项任务：有计划地进行综合调查和汇编民俗辞汇。他们首先进行“日本僻陬诸村中乡党生活资料收集调查”，在全国各府县至少各找出一处，作为分头采集的目标，并且相互交换各地的见闻，比较异同及变化。经过三年的努力，这项全国范围的调查，共调查了60多个村落，完成了100多项调查题目，成为日本民俗史上的一项创举。调查后汇编了《山村生活研究》。从1937年5月开始，柳田又组织了“离岛及沿海诸村乡土生活调查”（由于战争只调查了30个村庄）。调查结果在1949年归纳为《海村生活研究》。

　　在柳田的主持下，自1935年始，以归纳为《生育习俗词汇》为开端，陆续发表了诸如婚姻、葬送、禁忌、服装、节日、居住、氏族以及以农村和渔村为单位的词汇集，最终汇集成《综合日本民俗语汇》全五卷，另编有《祭礼习俗语汇》一卷。

　　可以认为，由于柳田国男的努力，日本民俗学于30年代已正式确立。民俗杂志，如《东北文化研究》、《乡土》、《南越民俗》、《岛根民俗》、《山村》等在各地相继创刊；《日本民俗学入门》（柳田、关敬吾著）、《家与民间传承》（大间知笃三著）、《国语与民俗学》、《农与民俗学》（仓田一郎著）等一批学术专著出版发行。

　　1947年3月，柳田提供出自己的藏书和资料，在成城的自宅里设立了“民俗学研究所”，并发行具有民俗研究资料性质的“民俗志丛书”。1949年，原“民间传承会”改为“日本民俗学学会”，发行学会机关刊物《日本民俗学》和《日本民俗学会会报》，并且以日本民俗学会支部的形式，在全国各地陆续成立了民俗学研究团体。这一时期，相继面世的民俗学专著举要有：和歌森太郎《日本民俗论》（1947）、仓田一郎《经济与民间传承》（1948）、桥浦泰雄《祭与行事》（1949）、关敬吾《日本昔话集成》（1950）、柳田国男监修《民俗学典》（1951）、堀一郎《民间信仰》（1951）、和歌森太郎《历史与民俗学》（1951）、《日本风俗史》（1955、1956）等。1962年，即柳田国男逝世的这一年，筑摩書房出版了《定本柳田国男集》。这部集子共有正卷31册，别卷5册（其中1册是索引、著作目录、年谱）。这36册中，尚未包括他青年时代的文学作品和他编辑的17册民俗分类词汇。这是柳田为日本社会科学留下的宝贵遗产。

　　二

　　自柳田国男逝世后近40年来，日本民俗学研究有了飞跃的发展，研究队伍日益壮大，研究成果十分显著，在国际民俗学研究界确立了领先的地位。

　　柳田国男民俗学十分注重对“稻作文化”的研究，因此曾被称作是“稻作一元论”。与此相对，日本民俗学界主张“民俗文化多元论”的学者日渐增多，如：折口信夫对海人、艺能人、城市的被歧视民的研究；赤松启介的《非常民的性民俗》，剖析了大阪贫民街的居民、小工厂的工人及商人的生活；野口武德对被称作“家船”的海上漂泊渔民的研究；坪井洋文的“旱田文化论”等都强调了民俗文化的多元性，为日本民俗学研究开拓了新的途径。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就日本列岛东西地域的民俗差别也开展了研究。例如，宫本常一就“家”与“村”进行了探讨。他认为，东部是家长制的、以家为中心的社会，西部是母系的、以村为中心的社会。他的研究，予此后的纲野善彦等历史学家开展社会史研究以影响。

　　与地区民俗研究密切相关，自70年代起，日本民俗学界提倡的“地域民俗学”、“个别分析法”等，也着眼于对民俗社会的多元性把握。这一点，较具代表性的是赤坂宪雄在日本东北地区开展的发掘“稻作”以前文化的民俗研究。

　　由于近代化、现代化城市的形成和日趋完善，

　　由于形成民俗的要素以及地缘集团、血缘集团、职缘集团发生的变化，城市民俗文化也就随之形成。日本城市民俗学的产生及研究，引起了国际民俗学界的关注。

　　城市民俗学中年节文化最具民俗特征。年节文化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群体在社会生产生活过程中，依照历法中的特殊日期，约定成俗的民俗事象。它不是以个人，而是以集团的形式开展的。它不仅表现人们经济生活和民间信仰两个层面，而且表现活动主体的文化结构、生活秩序，或者季节感、自然观和人生观。日本学者阿南透将城市年节文化定义为周期性展开、具有凝聚人们的关心于一处的集团性行为。③在当代城市文化中，年节活动凝聚点，一般可归纳为以下五类。

　　1.以祀神、娱神为中心的节庆，这里，神成为集结人们参加活动的核心。日本神灵队伍庞大，《古事记》称有神800万。在中国民间信仰中，神信仰亦占最大比重。但与各大宗教相比，中国民间信仰的神缺乏体系，呈多元化。当然，无论日本还是中国，由于城市生活方式发生的变化，祭祀活动也有较大改变。比如祭祀的日程，就不能不考虑到职工工作制和学生的学习时间，因而出现了节庆活动安排在“某月的第某个星期几”的现象。再如，由于交通工具、通信手段的完善，也使传统的祭祀蒙上了现代化的特色。

　　2.源于各地区特定的历史人物、当地土特产品，或民间传说的节庆活动。在日本，这类节庆恐怕以再现从平安迁都到幕末平安京的历史风俗的京都“时代祭”为最古，其祭祀内容，是以身着当年服饰打扮者游行为主。这种活动，可以有以提高市民的家乡意识和吸引观光客人的两种目的。前者尽可能再现历史，成为传统教育的教材，因而严肃、庄严；后者则不限于时代考证，着眼点在于创造欢乐的氛围。

　　3.参加者都欢跃舞蹈，由舞蹈本身形成集结核心的集团舞蹈。以同一舞蹈而加强一体感，共有兴奋与疲劳为特征。在日本，较著名者为德岛的阿波舞，并影响全国。高知市自1954年开始，在每年8月9、10、11日三天举行的“约沙可依节”，就是商工会议所观光部受阿波舞的启发，以高知民谣约沙可依小调为基础，由舞蹈大师们编制成舞蹈，成为全国最著名的节庆活动的。1993年参加舞蹈队的游行人员达16500人，高知全市总人口32万人中，每20人就有1人参加。高知县人口为85万，前来观看的游客竟逾80多万。这种活动以热闹为特征，音乐贯穿活动始终。虽过于嘈杂，但正因为如此，才于广泛范围内传播了节庆的喜庆意义。

　　4.以各种体育活动为中心。体育活动系指体育竞技表演与助兴观战的观众氛围。以舞蹈和体育为主的节庆，均源于社群娱乐活动。

　　5.融汇有与节庆相关内容的综合性活动。如民间艺能表演、卡拉OK大会等强调多样性的节庆。这类活动，由爱好者促成，为爱好者提供舞台，以自娱自乐为主，参加者多为同好。如1982年日本的神户祭，在参加团体中，49%为同好会，16%为企业和官方的行业集团，7%为学校，4%为外国人团体和自发结合的团体。

　　而年节文化最先源于农耕文化。城市文化，则是脱胎于农耕文化的消费文化、信息文化和现代文化。因此，传统年节文化与城市年节文化，必然处于冲突与融汇的状态。

　　日本城市年节民俗学研究中有几个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1.外来年节文化与外来宗教的关系问题。日本的圣诞节活动，是纯粹的娱乐性节日还是宗教性节日，尽管有争论，但最终都归结为圣诞节是以教会为中心，作为基督教的一种活动而开展的活动，完全属于基督教文化的范畴。可以说，圣诞节庆与基督教的传播是相辅相成的。圣诞节活动对基督教在日本的发展产生的作用，尤其是在日本文化危机气氛中，宗教世界观迅速作为一种时髦思想潮流而涌动时，这种可能发生的现象，更应引起深思。

　　2.年节活动的主体，由共同体转化到个人化和多重化。人们在分析当代日本城市岁时活动时，清晰地发现传统的岁时节日的意义逐渐丧失，以祖灵为中核的灵魂观和世界观日趋崩溃。可以说，岁时节日削弱了作为社会生活整体的制约力，显现出由不同的个人和集团选择节庆的倾向。与往昔个人被强大权力所压抑的时代相比，可以感受到现代人是自我寻求自己的节日。而且，传统的节庆活动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实质内容融入观光与商品经济。主办者的主观愿望恐怕也是与其为了神，为了共同体，莫不如为了观光的客人，为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确实，在现代的城市中，企业已逐渐不再是职员全身心奉献的惟一对象，学生亦不再是师道尊严下老师的驯服弟子，地域社会或大家族的凝聚力也日趋松驰。与其相对应，在现代社会中，个人因不同的时间、空间、机会而选择的各种机缘则越来越多。就其负面，直面人们面对年节文化向个体化发展的现象，应该警惕人文主义的误区。人在张扬人的自由的过程中，却以人来代替上帝，把人设定为世界主体和世界的创造。当人在自己摧毁神学世界观之后，宣扬自己的绝对自由和主体的地位时候，人实际上以一种符号替换的形式承袭了神学关于世界结构必须有一个绝对中心、绝对主体的古老模型，只不过这个中心或曰主体的名称从“上帝”变成了“人”。这即是人文主义的绝对主体意识的错误。然而，对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进行批判性反思时，尚须注意另一种意识的迷误，即一种力图摆脱“过度文明”所造成的人的精神损伤和精神痛苦中所产生的非理智的迷狂意识。那就是在城市节庆时的发泄郁闷、获得快感、追求自我的娱乐性。在生命价值的浅显层次上，它虽然是一种“解放感”、“舒适感”，是对“失落”的自我和“失落了”的世界的“寻找”和暂且的“获得”，但是，由于它缺乏健全的意识所必须具有的整体性、前景性的基础，所以，处在这种文化过程中的生命存在是一种无根基的、漂浮着的非确定性的存在。在肆意的狂欢和迷恋之后，或者在其间隙，它也总是在追寻自己的根基，总是在追寻自己所处的世界的整体性（家）和自己生命存在的前景性（路），④这是在正确引导、注意建设城市年节文化时应予以留意的。

　　消费、流通与信息，是考察城市岁时节日不可缺少的因素。节庆可带来可观的经济效果和社会效益。就经济效益而言，作为直接经济效益，有相关公共事业费、设施建设经营费、入场者消费的收入等。作为经济波及的效益，会产生诱发生产的效益，扩大个人所得的效益、增加税收的效益等。作为社会效益，提高文化水准、促进内需、扩大国际交流等，有利于整体树立区域的良好形象。由于各城市的岁时活动亦是观光的对象，所以在交通手段进步、信息化发展的今天，观光客人选择有趣、有意义、有价值的节庆活动的余地越来越大，标准越来越高，因而也促使各城市节庆活动的相互竞争和日趋自我完善。

　　还有一点应该指出的是，伴随岁时节日的经济行为，对密切人际关系的作用。由于社会结构的改变，带来了人际关系与交际方式的变化。在共同体崩溃的个性时代，人们日益注重在节日期间，挑选和赠送节日礼品，以进一步密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而也导致节日礼品的时代性发生巨大的变化。

　　总之，城市民俗学中最具民俗特征的年节文化，反映出当代日本社会的发展，也呼唤新的民俗学理论和方法。

　　三

　　如前所述，当代日本社会处于激烈的产业结构变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以传统的农林渔业、商业等产业为基础的村落街镇生活，逐渐向以大城市圈为中心的生活过渡。对于历来致力于传统的村落社会探求民俗传统的民俗学来说，必须开拓出适应这一变化的新的方法论。同时，由于高度信息化社会的发展，以大城市为代表的新的民俗文化开始形成，更需要有与其适应的完全崭新的民俗学方法论。随着国际化的深入，也要求对海内外诸多异文化的民俗开展新的调查实践和开拓比较民俗学的新的理论。而且，由于影像、音响、通讯等各种信息手段和媒体的问世，使得无论是调查技法还是理论，都面临着新的挑战。

　　面对这一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日本民俗学界亦相应发生变化，举要有二：一是重视对民俗学理论的研究和人才培养；二是加大开展国际比较研究的力度。

　　民俗学本来是在野的学问，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大学开设了民俗学课程，一些高校尚设有专攻民俗学的研究生院。一些没有民俗学专业的大学，则在相邻学科开设民俗学讲座。据日本《理解民俗学事典》介绍，至1999年，日本已有13所国立大学和22所私立大学开设了民俗学专业。筑波大学的第一学群人文学类民俗学专业，与考古学、文化人类学专业关联密切，其前身是东京教育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史学方法论专业。专业课程有民俗学研究法、民俗史科学、外书讲读、民俗学实习、民俗学特讲、民俗学综合讲座等。成城大学文艺学部的文化史学科，是由柳田国男命名的，该学科由日本文化史、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三个方向构成，着眼于异文化研究。收有柳田国男生前藏书的民俗学研究所即设立在成城大学。国学院大学文学部日本文学科，由日本文学、国语学、传承学三个专业方向构成。其中的传承文学专业相当于民俗学专业，以语言（传承文学）、行为（民俗仪礼）、形象（民具）为研究对象。以上三所大学，都设有硕士和博士课程。1999年4月，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设立的综合研究大学院大学，下设文化科学研究科，该科的日本历史研究专业设有民俗学博士课程。⑤

　　柳田国男生前曾以国内民俗研究课题尚未完成，开展国际民俗比较研究为时过早为由，不允许弟子们进行与海外的比较研究。可是，文化是超越国界而传播的，古代日本列岛的人口的相当一大部分是由朝鲜半岛过来的移民。历史上，日本长期居于中华文明圈之中，受到中国大陆文化的强烈影响。所以，与邻国或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研究，是回避不了的。只有比较，才能更好地看清自身的文化的存在。这一认识，在柳田国男逝世后，终于逐渐得到认可。在比较民俗学的名义下，日本民俗界首先开展了与韩国、中国进行祭祀、亲族、口承文艺、艺能等领域的比较研究，创刊了《比较民俗研究》。日本与海外的民俗研究者开始互访、合作研究。

　　可以说，比较文化研究是探求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之间，某些文化或文化现象的异同、传播及影响的研究。作为其中一个侧面的民俗比较研究，具有开放型、交叉型的研究特征，它已经并且必将随同世界性文化交流的发展而越发引起世人的关注。

　　尤应指出的是，中日两国民俗文化交流历史悠久，民俗互润互补色彩至为浓厚。因此，通过对两国不同民族民俗文化现象的比较分析，探讨彼此影响和相互关系，寻求民俗文化发展的横向借鉴，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

　　其一，民俗是人们共同生活中具有普遍性、规律性的重要社会现象，与人们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同时，它又与民族的历史和传统息息相通，展现着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过去和延续。通过对两国所共有的民俗事象和民俗心理的比较，可以发掘两国人民精神世界和文化传统中所受宗教思想、哲学思想影响的一致性以及某些歧异，探索人文精神在中日两千年友好往来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增进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

　　其二，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有本民族的传统民俗。可以说，民俗文化体系在该民族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民俗文化心理的动向惯性，凝成了民族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原动力。

　　比较中日两国民俗文化，提及古代中国民俗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正是基于日本有着具有本民族特色、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基于日本对某些中国传入的习俗，已经进行日久年深的咀嚼和醇化，使之与日本传统文化中和，发生变异，尽管从中尚能窥见中国古俗遗风，但它毕竟已被改造成适于当地生活环境和民族心理的日本民俗了。

　　因此，在类同性的前提下，分析两国民俗同中有异的文化现象，对于我们认识日本传统文化的特征，考察日本文化对异域文化的亲和力、变异力，都是颇有益处的。同时，也可以拓展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视野。

　　其三，一个民族的民风民俗，对于该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人类创造着民俗，民俗也在创造着人类自身。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中日两国民俗的比较研究，就是对两国人民文化心态的比较研究，是对两个不同的国民性格的比较研究。其结果，必将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加深双方对各自性格特征、思维方法、宗教信仰、生活习惯、生存方式的认同。这在中日两国经贸合作领域不断拓宽、人员往来日益频繁的今天，具有特殊的意义。

　　其四，传统的民俗文化具有双重性：一是经过代代传承而凝缩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华的优良传统一面，另是受种种客观的或人为的条件所制约，逐渐积淀而成的愚昧落后的一面。优良的民俗和传统美德，塑造着真、善、美，激发人们向上，促进社会进步；而陋俗恶习，则败坏社会风气，束缚人们的思想，阻碍历史的发展。在现代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民俗文化中的进步与落后、科学与愚昧、良俗与陋俗的矛盾冲突日趋激烈。而且，一些本应是一个民族处于较低文化层次阶段方能出现的腐朽现象，却滋生于今天，吞噬着现代文明。

　　日本是东方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家。现代化是以经济领域为先导对传统社会的深刻变革，进而引起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的变化。中国在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历程中，于某些方面不可避免地经历着日本已经经历过的社会矛盾和文化冲突。在研究日本民俗文化的同时，进行中日两国民俗文化的比较研究，对于我们理解和借鉴日本现代化进程中和实现现代化后整合民俗文化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与教训，是颇具现实意义的。

　　（责任编辑：林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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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和歌森太郎『新版日本民俗学』、清水弘文堂、1970年、106頁。

　　② 柳田国男『明治大正史――現代世相篇』、『柳田国男全集』26、ちくま文庫、1990年。

　　③ 阿南透『伝统祭祀の変遷と新祭祀の創造』、世界思想社、72頁。

　　④ 李鹏程：《当代文化哲学沉思》，人民出版社，第150页。

　　⑤ 新谷尚紀編著『理解民俗学事典』、日本実業出版社、1999年、36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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