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生]日本原古史纵论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0-12-14 23:08:21

日本古史纵论

王新生

  最近朋友辗转送来旅美学者吕玉新先生的著作《古代东亚政治环境中天皇与日本国的产生》(香港中文大学二○○六年,以下简称“吕书”),并嘱托做一书评。尽管本人自“文革”后进入大学以来一直与日本历史打交道,在大学里授课也讲过多次日本通史,但侧重点在战后日本,古代略知一二,谈不上研究,只能说点读后感,顺便贩卖些私货。

  翻阅吕书,惊叹其资料的详实、引文的繁多、视角的独特、推论的合理。该书作者曾在中国、日本、美国等地大学授课,广泛利用中文、日文、韩文、英文的史料和文献;同时充分借鉴东西方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仅注释就有五百七十七个,加上参考文献,占到该书的三分之一篇幅。作者指出,原古时代日本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甚至“天皇”的称号都是在中华文化的强大影响下产生的,当然也应看到古代日本对外来文化的摄入过程是依据其群岛上的社会情况有调整地进行,以适合其地域社会文化及习俗发展所需。

  吕书共分六章,首先分析了弥生时代以前的日本列岛,并利用相当的篇幅叙述日本旧石器考古造假问题,指出绳纹人也与大陆有关,但其发展程度远远落后于大陆;第二章分析了弥生时代是新人种及新社会、皇室“三件神器”与大陆文化的关系、吴越人迁徙日本及徐福东渡日本的故事、日本列岛诸国特别是邪马台国朝贡大陆政权等;第三章分析大陆局势对古坟时代日本的影响,日本列岛也逐渐统一起来;第四章分析了古坟时代联合政权与君权,指出虽然出现国家统一体,但君主专事鬼神,氏姓贵族参与主政,是一种联合政体;第五章分析了走向中央集权体制的大王政权,尤其是苏我家族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即使苏我家族被消灭后,****王权依然建立起来;第六章探讨了天皇与日本国名的诞生,指出其过程也受到大陆文化的深刻影响。

  尽管包括历史学家在内的学者们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日本原古历史仍有许多不明之处。其原因首先是民族情绪使然,正如吕书所指出的那样。藤村新一的考古“成果”刚刚发布,整个日本国便沸腾起来,不仅遗址所在地的居民异常高兴,迅速过起“猿人节”,借贩卖猿人物品之际发财,政府也忙不迭地将其搬入各种博物馆和中小学的教科书中。造假消息传出后,各种博物馆纷纷撤出有关展品,出版中小学教科书的山川、三省堂、东京书籍、实教等出版社分别向文部省提出申请,要求修改有关内容。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人们也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其他考古成果,曾发掘九州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址并获得多种考古奖项的别府大学七十八岁教授贺川光夫因此悲痛上吊自杀。日本最大的出版社“讲谈社”也跟着倒霉,二十六卷本的《日本历史》还没有出齐就忙着修改第一卷《绳文生活志》,并许诺购买旧版者以旧换新。

  尽管腐蚀性较强的火山灰有可能使年代久远的石器难以保存下来,但从日本列岛的地形地貌来看,其生成年代较近,显然不是人类的发源地。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从距今数十万年前到一万年前的“更新世”为地球冰河时期,海平面比今天低得多,日本列岛的北端及南端与欧亚大陆连在一起,主要是欧亚大陆东北部的原始人群为追逐大型野兽迁移到日本列岛,并在该地定居下来。后来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大陆桥消失,定居日本列岛的原始人逐渐形成了最早的日本人——新石器时代的绳纹人。

  大约在公元前三世纪左右,日本历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弥生时代。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普及水稻耕种以及金属农具,显然是受到外来移民及其文化的影响,而且从体形与身高上看,绳纹人与弥生人具有较大的差异;绳纹人平均身高为一米五左右,方脸庞,弥生人身高一米六左右,长脸庞。有一种观点认为,绳纹人是现在的阿伊努人,其他日本人是弥生人的后代。尽管尚未完全得到证实,但普遍的看法是,在公元前三世纪前后的绳纹时代末期和弥生时代初期,中国大陆正值秦王朝统一及其迅速崩溃时期,为逃避战乱和秦朝苛政,居民纷纷外逃,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的移民潮。许多被称为“渡来人”的大陆居民主要通过朝鲜半岛移居日本列岛,家喻户晓的徐福率众多童男童女去海外寻找仙药的民间传说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徐福到底去了哪里?虽然正史中没有明确记载,但中国和日本的大量民间传说记载去了日本列岛。据统计,在日本各地的徐福遗迹共有五十六处,主要传说有三十二件,古书记载共有四十六项。其中以最初登陆的九州佐贺和最后定居的本州中部和歌山居多,佐贺金立市有五十年一次的徐福大祭,和歌山新宫市有徐福墓及其显彰碑。一九八○年,和歌山还举行了纪念徐福到达日本两千二百周年的盛大活动。一九九四年担任日本首相的羽田孜公开承认自己是三千童男童女的后代,在日语中,“秦”的读音与“羽田”相同。据说徐福在日本的最后足迹是在富士山下,与这位首相出身的长野县相去不远。

  更有甚者,例如原燕京大学教授卫挺生,早在一九五○年就将徐福看做是日本历史上的最初一代天皇——神武天皇,其推理也不无道理。尽管日本人普遍认为神武建国是在公元前六六○年,但八世纪撰写的日本最早史书《古事记》及《日本书纪》无法杜撰更多的名字,只好将前十六代天皇横跨一千年,其中十三人超过一百岁,最年长者一百四十三岁。在平均寿命只有三十岁的绳纹时代,保养得再好,恐怕也不会活得那么长久。减去虚幻的时间,神武建国大约与徐福登陆日本差不多;另外从日本各地有关徐福的传说来看,徐福为躲避秦始皇的追杀,不断转移定居地的路线也与日本史书记载的神武天皇东征路线大致相同。

  有学者估计,从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七世纪的千年时间内,共有百万大陆居民陆续移居日本列岛,他们在当地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例如在九世纪编写的一部家谱中,超过三分之一的贵族声称自己具有象征荣耀的朝鲜或中国血统。尽管这些渡来人作为文化的载体,将大陆文化传播到日本列岛并推动了当地经济乃至社会的迅速发展,但其人数并没有达到民族迁徙的规模,因而不足以使日本列岛社会发展出现截然不同的断层。换句话说,文化接受的主导权仍然掌握在当地氏族贵族的手中。因此,无条件地全面接受技术性文化与有选择性地接受思想制度性文化就成为古代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显著特色。

  从文字发生学上来看,尽管汪公纪先生在其《日本史话》中认为徐福为避免始皇帝的追踪以及防止民众“以古而非今”,故意扼杀了大陆文字在日本列岛的使用和传播,但每年千人的移民尚不足以使当地居民或其他地方来的移民改学大陆文字的发音和写法,有待于其后发明将汉字解体的片假名和平假名。从这一点也可以断定,日本民族主要是由当地人与外来人混血而成,也许外来人以大陆人为主。

  日本原古历史存在许多难解之谜的第二个原因是文献资料的缺乏及考古成果的不足。例如邪马台国在何处?卑弥呼女王是谁?邪马台国与大和国是什么关系?两者读音相同,遂引起猜测诸多,两者是否有继承关系?是两个不同的国家?还是邪马台国东征的结果?抑或是大和国西征的结果?卑弥呼女王是否三世纪摄政的神功皇后?当时日本没有文字,八世纪初成书的《古事记》、《日本书纪》,由于作者缺乏想象力,第二代天皇到第九代天皇只有名字和年龄,没有任何业绩记录下来。第十代天皇到第十六代天皇虽然留下较多故事,但虚构成分较多。因此,在五世纪之前,是否存在那些天皇是很成问题的。

  中国史书有一些关于日本列岛的记载,但史官们只是从“万方来朝”的角度记述那些“蛮夷”,而且在尚未出现纸张的年代,字数能少则少,节省刻竹板的工夫。例如一世纪班固在编写《汉书·地理志》时就短短的一句话:“夫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来献见云。”陈寿二八九年撰写《三国志》时,已使用蔡伦在百年前造出来的纸张,所以《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倭人》就有一千九百八十七个字之多。不过,陈寿是四川人,到洛阳做官,既没有见过海,也没见过岛,实在搞不清楚倭国的方位和距离,只好“乍南乍东”,忽地“南渡一海千余里”,忽地“东南陆行五百里”,结果在历史上留下一大悬案——邪马台国到底在哪里?按其记载的方位来看是在九州地区,但按其记载的里程来看却是在奈良附近的大和地区。不消说,也不能完全怪罪陈寿,去倭国的使者可能晕船搞不明白东西南北,来大陆的使者故意装大以提高自己身份,甚至到十世纪《旧唐书》时,大陆史官们还在抱怨那些来朝贡的日本使节“不以实对”。

  大陆王朝奉行“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外交方针,通常是热情接待来者,却很少派往使节。因此,从二六六年到四一二年的东、西晋时代,中国史书中有关日本的记载是一片空白。显然这一时期日本列岛处在急剧变化甚至统一过程中的战争时期,没有多少闲暇和心情派遣使节朝贡。例如《宋书·蛮夷传》记载,公元四七八年,倭王武遣使上表,声称:“封国偏远,作藩于外,自昔祖祢,躬擐甲胄,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征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廓土遐畿。”

  尽管古坟时代留下了十五万座古坟,但几乎均不能确定被葬者。据《皇室典范》有关规定,天皇、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的坟墓为陵,其他皇族的坟墓为墓,属宫内厅管理。宫内厅编写的《陵墓要览》记载,共有一百一十一座陵及其他七十四座难以确定葬者的陵,另外有五百五十一座墓。目前宫内厅管理的陵墓有九百座,都不能对其进行学术性考古、研究。特别是在七世纪末天武天皇之前的三十一座陵中,即使能够确认葬者的两座(应神陵、仁德陵)在学术界仍有疑问。

  在中国,挖人祖坟是对仇敌最大的侮辱和报复,尤其是皇家的坟墓,伤了龙脉可不是闹着玩的,意味着中断社稷。在日本也是如此,侮辱皇室是小事,万世一系的皇家可不能断子绝孙,本来天皇家的香火就不太旺。另一方面,尽管近些年来宫内厅准备开放皇陵让众人参观,但对其进行考古性学术研究还是不成。本来就有外来移民的传说——甚至当今的明仁天皇在六十八岁生日那天也承认桓武天皇的母亲来自古代朝鲜百济王国一位王族家庭——万一从陵墓中发现最早的天皇竟然是朝鲜人或中国人,那可太尴尬了。

  正如吕书所指出的那样,苏我家族在日本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巨大。目前多数日本学者也认为圣德太子对内无大业绩,似乎对外有些自大。“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乎”,圣德太子因这封给隋炀帝的国书而被吹得神乎其神——倭国终于可以与大陆王朝平起平坐了,其头像也因此长期占据日本最高面额钞票。

  公元六百年,百济吃紧,与其有渊源关系的苏我家族及大和政权出兵朝鲜半岛,同时派遣使节到隋朝,打探其底细。万余军队出兵半岛未果,但“遣隋使”到达长安。来者既无国书,也没有官位,想必衣冠穿戴得也不怎样,所以隋文帝“令所司访其风俗。使者言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天未明时出听政,跏趺坐,日出便停理务,云委我弟。高祖曰,此大无义理,于是训令改之”。挨训终究不是好事,所以不能记录在《日本书纪》等史料中。尽管如此,还是争取更文明些,至少在样子上也要加大努力。于是在六○二年再次准备出兵朝鲜半岛未能实现后,圣德太子开始整理官场的衣冠和法规。例如在六○三年制定冠位十二阶。即按照德、仁、礼、信、义、智的大小分为十二个等级,并以紫、青、赤、黄、白、黑等色的浓淡装饰冠戴,分别授予各级官员;在六○四年制定《十七条宪法》,但无法律约束力,仅为官员的道德规范或行为准则,例如遵守礼仪啦、按时上下班啦、不要生气啦等等。

  经过一番努力后,圣德太子在六○七年派出小野妹子出使隋朝,并壮着胆子在国书中写着那句令日本人高兴的话。脾气暴躁的隋炀帝当然不高兴,训斥负责处理外务的官员:以后再有这种无礼的蛮夷之书,不要让我看。但为教化日本列岛的居民,同时也考虑到朝鲜半岛的局势,隋炀帝派遣裴世清前往日本“宣谕”。由于国书的开头是“皇帝问倭王”,所以小野妹子不愿让日本朝廷看到,谎称在途经百济时被抢,差一点儿被治罪。但《日本书纪》中有此国书,只是将“皇帝问倭王”改为“皇帝问倭皇”,可能是裴世清携带去的国书。

  倒是推古女皇很高兴,十分谦虚地说道:“我闻海西有大隋礼仪之国,故遣朝贡,我夷人僻在海隅,不闻礼仪,是以稽留境内不即相见,今故清道饰馆以待大使,冀闻大国惟新之化。”对此裴世清回答说:“皇帝德兼二仪,泽流四海,王慕化之故,特遣行人来宣谕。”确实不错,《通志》里评论日本服饰受大陆影响的状况时指出:“先时,其王冠服仍其国俗,至是始赐于衣冠,乃以彩锦为冠,饰裳皆施,缀以金玉。”

  六○八年,裴世清归国时,圣德太子再次派遣小野妹子携带国书使隋,同时派遣八名大陆移民后代的留学生、留学僧到隋朝学习。此次不再使用“天子”一词,而是“东天皇敬白西皇帝”,没有听说隋炀帝有什么不良反应。尽管圣德太子小心翼翼地寻求对等交往,但从两国使节的官位来看却未必如此。日本使节小野妹子的官位是十二个等级中的第五位大礼(因外交有功后升为第一位的大德),而根据《日本书纪》的记载,隋朝使节裴世清是鸿胪寺的掌客,在《隋书·倭国传》中记为文林郎。鸿胪寺掌客是处理番夷事务机构鸿胪寺典客署所属的官员,定员有十人,其品位为正九品。文林郎所属秘书省,撰写文史、检查旧事的属官,定员二十人,其品位为从八品。

  “遣唐使”在日本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何种作用也是历史之谜。前四次遣唐使如同圣德太子时代一样,争取对等地位,甚至向唐朝示威。六一八年唐朝建立,六三○年舒明天皇任命最后一次遣隋使犬上御田锹为第一次遣唐使出使中国,六三二年唐太宗派遣高仁表随日本使节到日本,却因外交礼仪之争“不宣朝命而还”。六五三年,第二次遣唐使在确认日本与百济同盟关系的同时顺访唐朝,结果唐朝“不承认其为正式的使节”。所以日本在六五四年重新派遣使团,六五九年第四次遣唐使“以道奥、虾夷男女二人,示唐天子”。

  接下来的三次遣唐使带有刺探情报的任务,因为六六三年唐朝、新罗联军在朝鲜半岛白江口大败日本水军,日本担心唐朝进攻本土,在百济移民的帮助下修筑水城、长城、城堡,严阵以待。同时在六六五年派出第五次遣唐使参加了唐高宗泰山封禅大典。六六七年第六次遣唐使中途返回,显然是观察朝鲜半岛的局势。六六九年第七次遣唐使祝贺唐朝平定高句丽,承认大唐的册封体制。六九○年,日本奉中国正朔,实施《元嘉历》和《仪凤历》,表明“对中华文明的回归”。

  七○一年,天皇朝廷完成律令体制的主要法典《大宝律令》,同时派出中断三十多年的第八次遣唐使,向唐朝报告独自的法令、国号为日本、君主为天皇、年号为大宝等事项。此时日本的律令体制已经完善,那末其后的遣唐使从唐朝学到了什么?从表面上看,在律令体制的建设过程中,隋唐的影响很大。例如在经济制度方面,模仿隋唐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实施“公地公民制”、“班田收授制”、“租庸调制”;在行政制度方面,按照隋唐三省六部制在中央设置两官八省制,地方设国、郡、里等行政机构;在法律制度方面,隋唐有五刑、八议、十恶诸刑律,输入日本后就变成了五等、六议、八虐等;另外在官僚制度方面,日本学习隋唐的科举制度,京都设大学,地方设国学,按照考试成绩录用为官吏等等。

  但上述制度性建设并没有在日本扎下根。公地公民制和班田收授制实施了不到半个世纪就发生动摇,很快被具有“不输不入权”的庄园制所取代;中央行政机构也逐渐演变为藤原家族专权的“摄关政治”、上皇掌权的“院政政治”、武家统治的“幕府政治”,地方行政机构演变成世袭的家族领地;公法制度也转化为武家“家训”、“家法”、“分国法”等私法制度。即使被看做中国政治制度核心的科举制度,一开始日本人就没有认真对待。尽管在中央设置了“大学”、地方设置“国学”作为培养各级官僚的学校,但只有三位以上贵族的子孙以及五位以上贵族之子才能进入“大学”,即使他们不进入“大学”或者不能从“大学”毕业,仍然可以获得相应的官职,即所谓的“荫位制”。地方“国学”的学生也主要是地方贵族子弟,从而使贵族阶层完整地保留下来。

  剩下的只有技术性文化了。建筑、绘画、音乐、雕刻、文学甚至史学确实受到唐朝的极大影响。例如平城京(今奈良)、平安京(今京都)均仿造唐长安城;八世纪奈良时代留下的代表性建筑物有东大寺法华堂、正仓院、唐招提寺等,代表性雕塑有东大寺法华堂执金刚神像等,代表性绘画有鸟毛立女屏风——树下美人图等,均具有盛唐文化影响的痕迹;唐朝书法深受贵族喜爱并被摹仿,嵯峨天皇、空海、橘逸势作为最有名的书法家,被称为“三笔”。唐朝宫廷礼仪也受到朝廷重视,嵯峨天皇时甚至编纂了以唐朝为标准的礼仪书《内里式》。政府官员多为擅长唐文化的文人、学者,宫廷时常举行咏汉诗的宴会,因而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汉诗集,如《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等,世界最早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明显受到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的影响;《古事记》等史书不仅体裁上模仿中国的《史记》,甚至不少段落显然来自后者。尽管如此,这些技术性文化在制度性文化的约束下迅速发生变化,即从短暂的“唐风文化”转向“国风文化”。

  实际上,在奈良时代的遣唐使带有浓厚的文化使节色彩,简单地说,就是寻求日本没有的经典与汉书,留学生或留学僧回国后首先将自己带回的书籍编写目录报告朝廷,因而有人将遣唐使的往来概括为“书籍之路”。也就是说,“遣唐使”是带有国营执照的书贩子,就是尽可能地将更多的中国典籍带回日本。书多抄袭方便,史学、文学、宗教学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有充分理由认为,即使在盛唐时期,日本的“拿来主义”仍然是“日学为体,唐学为用”,不能简单地结论为“从日本减除中国,还剩下什么?”

  至于在律令体制下天皇成为****君主仍有疑问。从制度上看尚未达到其程度,只有为数极少的天皇因特殊时期或其个性而加强王权的事例,例如天智天皇利用白江口战役惨败后的外来压力集中权力备战。实际上,从天皇诞生时起,其权力就受到藤原家族的影响,因而有人称日本历史不仅具有“万世一系”的天皇,而是加上藤原家族的“万世二系”。

  概括地说,吕书分析古代日本国家形成过程上是准确的,但在试图解明日本政治体制的延续性方面并非成功,应放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去考察天皇的权威与权力。另外,在使用史料时需要更为慎重,日本学者也不放心《日本书纪》,在吕书里出现过两次的两千名唐军滞留日本并可能参与了皇位之争的故事在中国史书中没有任何记录,而且大唐百济镇将刘仁愿在白江口战役后就回国了,不可能在第二年派遣郭务出使日本。

 

读书》2009年第3期


TAG: 古史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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