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再新]日本崛起的历史画卷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0-07-11 15:17:30

 

 

 

日本崛起的历史画卷
 
洪再新


  班奈特指出:“一百多年前,《伦敦画报》的读者很难说清楚日本这个亚洲强国崛起的原因。是否真发生了变化?我们今天可能把日本在二十多年前演化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看作理所当然。日本的未来将怎样呢?或许部分答案就在其不远的过去——就在本书的每一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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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与〈伦敦画报〉: 1853-1899年间诸事件的完整记录》

  [英]泰瑞·班奈特编著

  肯特:环球-远东出版社(Kent: Global Oriental)

  2006年版

  《见证幕末明治时代:〈伦敦画报〉1853-1902年间的日本报道》

  [英] 查尔斯·沃格曼撰文插图

  [日] 金井圆编译

  东京雄松堂书店

  1973年版

 

  英国艺术史家弗朗西斯·哈斯克尔(Francis Haskell, 1928-2000)在展开“图像作为历史”这一重要命题时,特别重视图像如何“激活历史”(bring history to life)的过程。据说上世纪五十年代邵循正先生在北京大学开讲中国近代史,总带着厚厚一摞关于中国的专著、游记、回忆录、资料汇编等稀见书,中西文参照,间有照片插图,追溯史源,重现既往的画面,颇让人神往。近读黄时鉴教授新编《维多利亚时代的中国图像》,也给我这种“激活历史”的感受(参见本报2010年1月31日的书评《以图像证史的他山之石》)。

  循着《伦敦画报》的路径,近日我又比较了2006年英国出版的《日本与〈伦敦画报〉: 1853-1899年间诸事件的完整记录》(以下简称《日本与〈伦敦画报〉》)。它由专门收集研究中日早期摄影作品的专家泰瑞·班奈特 (Terry Bennett)汇编,图版复制精美,解说全文照录,索引齐备,附有研究英日关系的专家休·柯塔兹(Hugh Cortazzi) 爵士为维多利亚时代日本图像所写的概论。我也翻阅1973年日本出版的《见证幕末明治时代:〈伦敦画报〉1853-1902年间的日本报道》,(以下简称《见证幕末明治时代》),换一个角度看相同的史料。它由东京大学金井圆教授编纂,按诸事件顺序,收录了所有的木刻与照片图像,翻译了相关报道,并添加了解说、年表、索引和增刊。通读下来,发现三者之间的奇妙衔接。结合中日两国近代美术交流及其与欧美各国的文化互动,我觉得可以对这些衔接作些引申,故再谈以图像证史的他山之石。

  

  两种他者:日本与英国

  “他者”和“我者”的界定,对近代中国的知识界而言是复杂微妙的。在把握日清关系上,尤为典型。1880年代李平书(1854-1927)等主张 “兴亚论” 者,和亚洲学者在柏林组织“兴亚会”,希望在欧美列强面前结成“我者”同盟。但1887年明治政府却关闭了通过中文转译西洋文化著作的渠道,以实现福泽谕吉(1835-1901)两年前提出“脱亚入欧” 的政治理念。甲午海战失败,中国人如噩梦初醒。痛定思痛,才放下千百年来一直作为先生的身段,认真地向昔日的学生学习。

  考虑到这种急剧变化的“他-我”关系,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对于日本这一“他者”所采取的外交政策,就界定晚清中国作为“我者”的特征来说,具有特别的参考价值。而《伦敦画报》的日本图像,晚于1842年6月4日对中国的介绍。它于1853年5月7日开始这方面报道,标题是“美国远征日本”,详细介绍了美国海军提督佩里(Matthews Perry, 1794-1858)率领的舰队编制,并提出了日本开国的必要性。但比较其中国图像的内容,该报对日本所发生的若干重大事件(包括1868年“明治维新”)略而不论,只有1894-1895年的《东亚战事》属于例外。该系列共二十三则报道(包括黄时鉴先生《图像》选录1894年10月6日刊出的《点石斋画报》四幅插图和转载日本《朝日新闻》记录海战实况的版画),反复比较中日海军的状况,中国军队的行踪,双方交战及议和过程,重心明显放在中国的一边。此后的日本报道,据柯塔兹爵士介绍,变得零星稀疏,无足轻重,完全失去兴趣,对1899年生效的英日同盟修订协议所导致的放弃在日本通商口岸的结局,也一字未提。只是在1904-1905年日俄开战时,才重新提及日本,反映出英日两国在国际关系方面的不同考虑。

  对同一过程,金井先生《见证幕末明治时代》一书作了日本的解读。他分“日本开国与英国(1853-1859)”、“摇撼的大君幕府(1859-1865)”、“巴夏礼(Harry Smith Parkes, 1825-1885)与明治维新(1865-1871)”、“现代国家的建立(1871-1892)”和“走向日英同盟的道路(1892-1902)”五个部分,以1902年5月10日祝贺签署“日英同盟”为下限,说明半个世纪中的两国关系。每个部分,多有日清关系的相互参照,钩玄提要,一目了然。譬如,巴夏礼是中国通,在1865年被任命为英国驻日本公使前,长期在华担任外交官,强调他对明治维新的直接影响,包含了其中国的经验。更重要的,见证幕末明治日本沧桑巨变的查尔斯·沃格曼(Charles Wirgman, 1832-1891),是《伦敦画报》一位先期报道中国的特派画家兼通讯员。

  沃格曼生于伦敦,二弟是维多利亚宫廷名画家,他则自学成材。1856年左右到马尼拉,随后在中国南方采访,黄先生《图像》中多处出现他在香港、广州、台湾等地的自画像,可见沃格曼活跃的身影。据黄著介绍,有人以同一位沃格曼1860年所报道英法联军打进北京的情形,写了《一个英国记者的目击和记述》的文章,指证其见闻的客观性。1861年4月25日抵达日本长崎,此后便定居横滨,直至谢世。1863年至1886年间,创办了《日本笨拙》(The Japan Punch),并为《伦敦画报》撰写了六十篇通讯,作了诸多插图。他以过人的观察力和文化敏感性,不但在新闻报道方面建树颇丰,还以其掌握的西洋画知识,教出了像高桥由一(1828-1894)、五姓田义松(1855-1915)等重要的洋画家,对日本近代绘画产生过直接的影响。尽管不具备巴夏礼爵士的身份参与对日清的外交活动,沃格曼照样从一位“他者”的眼中,提供给时人关于东方的亲身见闻,激活读者的历史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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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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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两种媒介:绘画与摄影

  黄先生在汇编《伦敦画报》四百幅有关中国木刻版画时,认为沃格曼表现战争题材的艺术性一般,远不如描绘日常生活那样的画幅精彩鲜活。《伦敦画报》的日本图像也是如此,其精华部分在于特派画家富于个性的直觉感受,以及视觉表达上的增强减弱。如沃格曼在该报1861年8月10日刊出的日本第一印象,是以横滨街头艺人(“讲释师”)的说书场景来描写通俗文化。当他表现《日本木版画雕刻家》的工作情形时,画家所戴的那副眼镜,起到了传神的作用。他在1872年10月19日刊出的《日本京都工艺博览会》的插图中(图1),还添上了自画像,显出垂垂老态。在报道日本的特派画家中,也有在中国多年的辛普森(William Simpson, 1823-1899),他的几幅《日本速写》,手法接近沃格曼。从风格上看,漫画式笔调轻松自如,在纪实场景中,多几分幽默,既反映画家本人诙谐疏朗的性格,也符合英国士绅阶层的阅读趣味。换言之,这也是“维多利亚趣味”的直接体现。

  据介绍,沃格曼和最早拍摄东方题材的摄影家比托(Felix Beato, 1832-1909)关系密切,在香港和华北期间,就多有交往。后者也是世界上第一位战地摄影家。1864年到1867年,他们在横滨合办一个“皮托与沃格曼,艺术家与摄影师”公司,主要经营据皮托所摄照片制作的密线木刻版画。这层关系,值得研究早期中日摄影史者进一步注意。由此联系到《伦敦画报》在采用摄影技术方面的作用。它先是1843年1月7日根据摄影图片制作木刻画,1887年又将照片印制于纸版。1891年9月26日《伦敦画报》刊出摄影《日本盆栽》,喻示着制版技术的一大变化。此后,照片直接制版的数量增多。但要到1911年出现照相分版技术,鲜明清晰的照相效果才跃然纸上。

  

  两种真实:图像与语词

  对同一史源的维多利亚时代日本图像,英国和日本学者的处理方法各有千秋。图像的历史真实性,在表现形式上既可以是木刻,也可以是照片,其价值在于制作者的即时参与,也就是目击者那种“激活历史”的心态。歌德 (Johann Wolfang von Goethe, 1749-1832) 在《随军征法记》中写到:“当夜幕降临时,我们偶然围成了一个圆圈,在中间不能象往常那样燃起火光,大多数人缄默不语,一些人在聊天,但每个人都无法审度、判断。终于有人喊起来,问我是怎样想的……这次我说:此时此地开始了世界历史的一个崭新时代,而你们可以说,你们是目击者。”虽然1868年的《伦敦画报》没有直接提到日本政治权力中心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但沃格曼不住在京城,同样目击了一个崭新时代的开始。在他描绘《横滨城出入口》(图2)的场景时,三位萨摩藩的士兵, “尽管还没有人敢试戴英式礼帽”,却穿着社会上风行的西服,高视阔步,正面走来。沃格曼8月1日的这篇通讯还特意以巴夏礼公使的来访横滨结尾,喻示一场社会巨变的出现,可谓点睛之笔。日本史家紧扣这一文眼,把世界史上一个新的转折点概括出来,既避免落入“图像证史”的某些陷阱,又突出以史证图的作用,使维多利亚时代美学大家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 1819-1900)所说的“言语之书”和“艺术之书”,共同成为揭示历史真实的第一手材料。

  《见证幕末明治时代》一书让我想起参观东京大学时的一个难忘印象。走进其标志物“赤门”,右侧的建筑就是史料编纂所的画像史料解析中心。其1997-2007年研究项目之一是整理早期的摄影照片,而金井先生1970年代的编译工作,已开此先河。我不清楚中国史学界在这方面的机构设施如何。几年前六百幅甲午海战的照片在日本一博物馆发现,大陆的摄影史家已将其部分内容刊于互联网,颇便查阅。就像维多利亚的中国图像是中国人认识“我者”的参照一样,《日本与〈伦敦画报〉》的编者班奈特指出:“一百多年前,《伦敦画报》的读者很难说清楚日本这个亚洲强国崛起的原因。是否真发生了变化?我们今天可能把日本在二十多年前演化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看作理所当然。日本的未来将怎样呢?或许部分答案就在其不远的过去——就在本书的每一页中。”■


 
 
 

东方早报 2010-7-4 2:37:13


TAG: 伦敦画报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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