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隔岸观澜——读东洋书札记选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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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岸观澜

——读东洋书札记选录之一

葛兆光


 
东方早报 2010-1-17 2:01:44 
 
 

  小引   

  近来读书的风气渐变,不是太实用就是太草率。实用者好像带了既定目标匆匆到超市购物,从货架上拣了自己需要的那几样东西,便匆匆直奔收银台,银货两讫便扬长而去。草率者则仿佛在网络上撒网打鱼,凭了几个“关键词”就漫天钩去,不管三七二十一串起来就算,全不顾前后左右语境背景。在这个数量胜于质量,速成优于沉潜,急躁多于从容的时代,不要说“静夜远钟伴他青灯古卷”,就连“凭几听雨任我神游书卷”,也都早已成了遥远的往事。

  不是批评别人。这三十年间,自己也曾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风气下做所谓学术。读书的时候,也不免有实用和草率的毛病。不过,好在当年毕竟读的是古文献,专业的需要逼得自己不得不慢慢地在故纸堆中逡巡,后来做思想史,思想加历史让自己不得不定心在东洋西洋杂书里爬梳。毕竟进入学界已经三十年,总算是读了若干本书,至今仍不习惯在网上快速钩辑,还是要用笔(或电脑)细细记录读书心得。多年积攒下来,有手钞的卡片,有成本的笔记,也有电脑的电子文本。特别是近十几年,读书时常常写一些文摘或札记,也偶尔作一些提要或心得,这些文摘、札记、提要和心得,混杂在日记里,使我的日记既不像有意留作证据的历史,也不像完全私密性的档案,倒像是一个资料簿子,很多时候我写论文,还得回头去翻检日记,寻找线索和思路。

  流年颇不利,2008年4月起,因视网膜脱落的缘故接连手术,出了问题的左眼不便再看电脑,勉强用只眼读书,便又回头以纸笔写札记作摘录。当我重新用纸笔写读书笔记的时候,才回头感受到旧时的读书滋味,滋味与速度常常恰成反比。只有简帛而没有印刷术的时代,人常常钞书,这时读书不仅记忆深刻,常常能读透纸背的意思,背书成了常见的方式,或许不曾刻意,却往往能够过目成诵;等到雕版印刷术发明,书来得容易,人们常常买书,书肆成为知识渊薮,藏书楼成了知识仓库,不再畏惧知识化为烟云,需要记忆的只是考试内容,遇事查书成了常见的方式;等到了铅字时代,方便的图书馆和分科的学术体制,让人们各扫门前雪,只管一亩三分地,似乎连查书都各自划定了畛域,懒得越境也懒得旁骛。现在更好,有了互联网,纸和笔便束之高阁,不要说背,连读都懒得读,遇事便乞灵电脑,考索则拜托网络。有一个朋友写了大书,据说文献多来自虚拟空间,成书时连网络痕迹都懒得抹去,一任它在那里作梗犯科。

  下面是近年来读各种东洋杂书所作的笔记和摘钞,需要略作说明的是,为专门研究读的东瀛史料不在其中,可是,实际上最花时间也是读得最认真的,恰恰是那些并不收录在这里的文献。所以,这里收录的“札记”恰是“闲览”,只是一个以学术为职业的人,虽本应是荒江野老,却不免也想从象牙塔中,找个窗户往外眺望一下历史和波澜,其中,泛览的东洋杂书,便成了眺望异域的窗户,瞎取个名字,就叫“隔岸观澜”。

  2009年12月28日于上海

  

  池内敏《唐人杀しの世界

  —近世民众の朝鲜认识》

  池内敏《唐人杀しの世界——近世民众の朝鲜认识》(临川书店,京都,1999)记载的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宝历十四年(1764)四月七日,到江户祝贺德川家治第十代将军袭职的朝鲜通信使,在归国经过大阪时,对马藩通词铃木传藏把通信使中官崔天宗杀死,十八日,传藏被捕,五月二日被处死。因为此事,朝鲜通信使滞留大阪达一个月(这一年六月二日改元明和)。这一事件,由于记录、传说和加工,在日本被写成小说、歌舞伎、净琉璃,反复上演,而日本和朝鲜两方所说的事实也大相径庭,这充分反映了当时两国的相互不信任感(参看其《序》,1-2页)。此后,日本方面演绎的故事,变成崔天宗与日本游女留情,以信物为证,后回国,而游女生子。崔回朝鲜后,因其妻与其甥通,并设计陷害崔,其甥冒名顶替为官,并出使日本。铃木传藏即崔氏之遗腹子,为父报仇,故杀害了假崔天宗。

  据日本学者说,此故事如此受日本人欢迎,据说是因为与《国姓爷合战》的郑氏故事一样,因两者之母皆为日本人故也。这很有趣,也值得想一想。(2006年7月8日)

  

  本田实信《モンゴル时代史研究》   

  关于蒙古时代史的研究,据杉山正明说,首先应当注意的就是这部《モンゴル时代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91),本田实信是日本甚至是世界上关于这一时代建立在两大类史料(パルシア语和汉语)基础上作严密研究的开创者,他的著作是全世界蒙元学者都要阅读的,在他之后使用“蒙古时代史”这一名称,就很引人注目了,而这一时代史是不好放在十三十四世纪“中国”这一框架中的(杉山正明:《モンゴル时代史研究の现状と课题》,载佐竹靖彦等编《宋元时代史の基本问题》497页,汲古书院,东京,1996)。

  杉山的评介很值得注意,他指出,研究蒙古时代需要在工具上拓展领域,因为不仅元代汉语文献,包括了雅文(古典汉文)、吏读(记载事务和各种文书的文体)、白话(口语)、蒙古语直译体汉文四种。而研究这一时代史,还要懂得阿拉伯文以及藏文、梵文(Sanskrit)、拉丁文等等;他又提出,(一)从宋到元,中华世界出现了重大的转变,由于蒙古时代拓展了“中国”,而这一拓展的“中国”,无论在事实上还是记忆上都被系统化了,一直影响到现在;(二)对于日本研究者来说,应当注意宋元时代是竺沙雅章《征服王朝の时代》(新书东洋史3,讲谈社,1977)中提出的走向,一是从北宋-金-元,一是从北宋-南宋-元;而北方这一脉络的研究是不够的。(三)在日本,宋元时代史的倾向,有坚持华夷思想的文明主义,有所谓民族国家的立场,很多人由于把辽金元视为夷狄,所以常常好用“征服王朝”的概念,也常常使用“纯中国世界”VS“非中国世界”,或者“中国本土”VS“边境地区”的两分,但是,近现代欧洲和日本习惯使用的“中国本土”的想象和概念,不过是晚清民国以来的现象,而不是长期的历史中固定不变的结构(504-506页)。

  顺便可以提到的是,他说道,现在欧美关于蒙古史的研究者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伦敦大学研究伊朗史的David Morgan,其优秀的代表著作是关于蒙古帝国的概论书The Monggols(Oxford,Blackwell,1986)。

  

  园田一龟《鞑靼漂流记》

  读园田一龟著《鞑靼漂流记》(东洋文库本,平凡社,1991),乃1645年前后漂流到中国,后经朝鲜遣返的日本人国田兵右卫门和宇野与三郎口述的经历,园田的研究甚细致。读其注释,觉得朝鲜的《通文馆志》、《承政院日记》甚为重要。又,根据朝鲜国王的报告,当时有日本使者来到朝鲜,感谢他们把漂流船送回国。这个叫做橘成税的使者,把明朝叫做江南,把朝鲜叫做高丽,把清朝叫做鞑靼,还说“此乃俺国通称之语,实非有意于其间”。朝鲜官员无奈,只能说,“尔国虽在海外,与本国为邻,清朝国号,非不闻知,况当初飘倭转送时,本国书契中,既尽清朝所送之由,则尔国亦当依此回书,而何乃若是……卑职思得倭奴性情,本来狡狂,难以理论,与之羁縻,不足相较,故仍为依例接待以送”(见注释42引《报岛倭书契》,259页)。又《李朝实录》仁祖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亦记载此事颇详,并记载橘氏对朝鲜和清国关系的刺探(260页)。(2006年10月31日)

  

  川添昭二《蒙古袭来研究史论》

  读川添昭二《蒙古袭来研究史论》(雄山阁,1977),书中谈到,由于一个叫做赵彝(出身高丽咸安,即今庆尚南道)的人,对忽必烈介绍了日本的各种情况,于是在至元三年(日本文永三年,1266)至至元十年(日本文永十年,1273)之间,蒙古与日本之间有六次外交接触。第一次是至元三年,由黑的、殷弘为使,忽必烈给日本国王致书(文载宗性《调伏异朝怨敌抄》,东大寺图书馆藏),说到“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下面举了高丽之例,表示怀柔,又说日本与朝鲜接壤,可是“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不宣。至元三年八月”。

  这一次蒙古国书的到来,使日本朝野上下大为震惊,但是,这些信使和通书,屡次遭到日本方面的拒绝和冷遇。在六次交涉之后,文永十一年(1274)正月,蒙古下令高丽造船,十月三日,由忻都、洪茶丘等率九百艘船、两万八千兵卒,从合浦(庆尚南道马山)出发,十月五日至对马上岸,在博多湾西部与日本军队展开激战,但是,蒙元军队于十月二十日即撤退。原因不明,但据说,当时战况相当惨烈。这就是“文永合战”即第一次蒙古袭来;建治元年(1275),幕府于镰仓龙口斩杀元使杜世忠,这一并不冷静的行为,导致了第二次战争。弘安四年(1281),忽必烈下令,蒙元再次远征,蒙元军队分为两路,一路由蒙、汉、高丽之四万军组成,一路由南宋降军三千五百船十万人组成,六月本拟合攻,但是七月由于暴风吹袭之故,在闰七月全部溃退。这就是第二次“弘安合战”,也是所谓“神风”故事的来源(第一章)。

  “蒙古袭来”这一外敌的事件,给日本国内政治提供了相当复杂的影响,川添昭二分析中指出,有人认为,这与蒙元处理南宋灭亡后的军队处置有关,但是这一处置的结果,是导致南中国海上力量的削弱,并导致了海贼横行和元朝衰落。也有人认为,这与蒙古贪慕日本的财富有关,当时江南流传着日本黄金国的想象(26-28页)。尽管这一入侵事件最终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征服和殖民结果,但是似乎使得日本人心理有一个巨大的阴影,所以此后,日本的文献中,最早在1293年前后,有《蒙古袭来绘词》(京都东山御文库藏,二卷)描述肥后国武士竹崎季长的武功(49页)。此后江户时代,有临济宗僧侣瑞溪周凤著《善邻国宝记》(1470年订补)的记载、有儒医松下见林著《异称日本传》上中下三卷(有1688年自序)的记载、有津田元顾(?-1784)的《蒙古袭来记》及其养子津田元贯(1734-1815)的《参考蒙古入寇记》。以后,更有大量这类著作,有历史的,有文学的,如《元寇始末》、《蒙古寇记》、《蒙古诸军记辨疑》、《元寇记略》等等。

  这是一次对日本人心理影响极大的事件,通过这一事件,可以了解日本对于满清入主中原的一些想象。(2006年12月28日)

  

  申维翰《海游录》

  读申维翰《海游录》(东洋文库本,姜在彦译注,平凡社,1975)。后附《解说》中提到,在二百六十余年的江户时代,对于德川幕府来说,朝鲜是锁国时代惟一的有邦交的国家。对朝鲜的第一线外交由对马藩担当,期间共有从朝鲜来的十二次通信使。经对马藩而来的朝鲜,和贸易船往来长崎港的清国、荷兰,是日本接触东亚乃至整个世界的窗口。1719年(日本享保四年)为贺德川吉宗袭将军位,朝鲜以洪致中为正使、黄睿为副使、李明彦为从事官,并有四百七十五人一道,组成通信使团。《海游录》就是作为制述官随通信使而来的申维翰(1681-?,字周伯,号菁川或青泉,庆尚北道高灵人,1713年丙科及第,有《青泉集》)的日本纪事(324页)。他在日本,首先遇见的文人,是对马藩的记室,一名雨森东(问中记载为姓橘,名雨森,字伯阳,号芳洲,俗号东五郎,纪伊州人;据译注,雨森诚清,1668-1755,为木下顺庵的门下,与新井白石为同门,有《交邻提醒》、《交邻须知》、《橘窗茶话》等),一名松浦仪(姓源,氏松浦,字尔瞻,号霞沼,俗号仪左卫门,播磨州人;据译注,松浦允任,1676-1728,亦木下顺庵的门下,有《朝鲜通交大纪》,为名著),曾与之唱酬笔谈,“余问曰:白石公无恙乎?仪曰:公何以知之?余曰:辛卯年(1711)使臣平泉赵侍郎(赵泰亿)归,持其诗草示余,并赞其才华,故得知之。仪与雨森相顾曰:应深感赵侍郎之好意。又问余曰:公以为其诗如何?余答曰:婉朗有中华人风调。仪举手加额谢曰:昔木下先生门下,与白石为同门友,幸蒙君子嘉赏,何幸如之。惜其因病辞国事,杜们谢客,公至江户,必能见之。”(63页)

  但是,此时曾被德川家宣重用的新井白石,其实已经因为德川吉宗即位后重用林信笃而离开中心。而他曾经改革日本与朝鲜交往时,不再用“日本国大君”而改用与朝鲜国王对等的“日本国王”,这一点其实受到上述两人的反对,所以在新井白石在《折焚柴记》中,对此二人有所批评。(2007年1月3日)

  宫纪子《モンゴル帝国が生んだ世界图》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为明建文帝四年(1402)朝鲜人画于丝织物上的地图,长一百五十厘米、宽一百六十三厘米,原藏日本京都西本愿寺,后归京都龙谷大学图书馆。1910年,京都大学教授小川琢治摹写和解说过它,一百年前摹写的地图,至今保存在京都大学。由于葡萄牙人迪亚士(BARTOLOMEU DIAS)1488年才绕过好望角,达伽马(GAMA VASCO, DA)更晚在1497年才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所以一般认为,在1508年版托勒密《地理学》之前,欧洲人并没有整体的非洲地理知识,也没有绘制出完整的非洲地图。然而,这幅绘于郑和下西洋之前也就是在迪亚士、达迦马之前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它所描绘的“世界”,竟然东起朝鲜和日本列岛,东南包括了麻逸(今菲律宾的吕宋岛)、三屿(今菲律宾的巴拉旺岛)等岛屿,西南有渤泥(婆罗乃)、三佛(今苏门答腊岛)、马八儿(今印度的马拉巴尔),北面已绘到大泽(今贝加尔湖),特别是,正西竟然绘出了下垂的阿拉伯半岛和倒锥形的非洲大陆,包括了欧亚非三大洲,因此,引起了历史学界相当大的震撼。

  那么,是什么人有这样的地理知识?是谁一一标志出了东起日本、经朝鲜、中国和中亚到阿拉伯半岛乃至非洲的各个地名?它真的对欧洲人的大航海发生过影响吗?最近,一部全面研究这幅地图的书,日本京都大学宫纪子的著作《蒙古帝国所出之世界图》,对此进行了全面的研究。

  宫纪子《モンゴル帝国が生んだ世界图》(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2007)虽然是一个介绍性的著作,但它给我们全面描绘了有关这幅地图的基本知识。根据这幅地图下方李朝朝鲜人权近跋文可以知道,这是朝鲜左政丞金士衡和朝鲜右政丞李茂,在看到中国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和僧人清浚的《混一疆理图》之后,令官员李荟“更加详校,合为一图”而成的“新图”,即这幅《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据日本学者以及宫纪子对图中所用地名的研究,《声教广被图》和《混一疆理图》是在蒙元时代绘制的。因为这个缘故,照着李泽民和清浚两幅地图再绘制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也照样沿用了蒙元时代的一些地名旧称,而这幅地图反映的也是蒙元时代的知识。

  人们关注的问题是,既然它是元代人的知识,那么在欧洲人之前,亚洲人怎么会先知道有关非洲的地形?为什么蒙元时代能够画出这样的亚非欧洲地图?在《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中,不仅画出了大体的非洲,阿拉伯半岛更是画得相对准确。因此,很多学者都倾向于相信,这些地理知识之所以传到中国,和来到汉族地区的阿拉伯人有关。此外,由于宫纪子的介绍,我们知道了有关这一类地图的更多知识。过去,人们都以为这幅《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是唯一的,但是在1988年,日本旧岛原藩松平氏的菩提寺即长崎的本光寺,又发现了一幅面积更大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长二百二十厘米,宽二百八十厘米),而在熊本的本妙寺、天理的天理大学附属图书馆,也发现了同样左有非洲、阿拉伯半岛,右有朝鲜和日本的《大明国地图》。而中国学者也在北京的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了类似的《大明混一图》,在这幅更大的地图上,同样也画了非洲和阿拉伯半岛。

  为什么中国人首先绘制的包括非洲的世界地图没有在中国流传,而传到了朝鲜?为什么这幅朝鲜人画的地图会收藏在日本?是否其中有来自阿拉伯的世界地理知识?因此,这幅地图给我们提出的另一课题就是,如何理解超越王朝疆域的知识史传播?(2008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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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兰山人 引用 删除 木兰山人   /   2010-01-17 07: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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