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峰]“杂种”:思考日本文化的一种前提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9-11-30 16:30:41

  “杂种”:思考日本文化的一种前提

刘晓峰

 

       沿着历史与现实繁复的掌纹,去探寻族群通向未来的光亮,这被看成民族先知的知识人躲不开的宿命。

  回头来看,直面现实和分析现实一直是加藤周一的力量所在。被誉为战后日本“最大的知识分子”(东京大学上野千鹤子教授语)的加藤周一,确实拥有对日本、对世界深刻的洞察力。有人说,除了没能预见苏联的崩溃,没想到日本能成为“经济大国”外,他所有的分析和预见后来都被证明是正确的。加藤周一本人也曾用玩笑似的口吻以此自称自许。而在20世纪50年代,加藤周一和他的同时代学者直接面对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认识激烈发展、变动的日本社会,如何认识剧烈变化中的日本文化。1955年6月,加藤周一在《思想》杂志上发表了“杂种文化论”。他公开给出日本文化是“杂种文化的典型”这样在当时令许多人瞠目、也令许多人喝彩的答案,并在后来的系列文章中对杂种文化在未来日本历史发展上将起到的积极作用做了多方面的阐释。他的文章用语生动,雅俗咸宜,所以影响遍于日本列岛的沟沟谷谷。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刚到日本,和几位日中友协的老人聊到日本民俗中有很多大陆因素,其中一位随口就说了句“日本什么都是那个加藤说的杂种”,这话立刻得到旁边几位的点头赞许。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加藤周一的名字。

  说到战后日本社会发生的激烈变动,首先要提到的当然是日本战时精神秩序的结束。坂口安吾的《堕落论》就此曾写道:

  半年之内,世事沧桑。自许天皇坚强盾牌的我等,只要是为了天皇,慷慨赴死绝不反顾的我等。年轻人们如樱花般散去了,活下来的活跃在黑市交易中,尽管耻图百年之命、卫君一朝赴死的誓言音犹在耳。以毅然决然之心送走男人的女人们,经过半年岁月的淘洗,如今在夫君牌位前的礼拜已经变得只是一种程序,她们心中开始浮现新面孔的日子决不会太远。不是人变了。人原来就是如此。变化的不过是世相的表层。(坂口安吾《日本文化私观》评论社复初文库版1972年)。

  一如坂口安吾所描述的,随着日本昭和天皇宣布战败的广播声,同时倒台的还有战争时期的道德、牺牲、天皇、国家等等长期捆束日本人心灵的各种“终极”观念。旧有的意识形态哗啦啦剥落神圣油彩露出泥胎,迫使人们不得不回到具体生存这样一个最原初的点。这个激烈的发展变动同时来自欧美世界猛烈的制度与文化冲击。战争中被称为“鬼畜英美”的欧洲和美国,带来了民主主义,带来了异色的文化,这一切作为“进步”的象征席卷而至,乱石穿空,惊涛拍岸,一浪高一浪。还有更重要的一层变化,是经济的发展。直到今天,很多日本学者仍然强调,1955年在日本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1945年到1955年,日本社会经历了十年的恢复期。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上开始进入高度成长期。就在这一年,政府的《经济白皮书》公开宣言“已经不是战后”。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推动下,思想界对“何为日本人?”、“何为日本文化?”开始重新进行思考和评价。这一切正构成了加藤周一“杂种文化论”出现的背景。

  可是,当思想界重新思考“何为日本人?”、“何为日本文化?”这样的问题时,日本知识分子便不得不面对着“丸山真男困境”。丸山真男曾经讲到,日本思想史中有一个反复出现的现象,就是作为教养或意识形态的政治思想几乎都是外来的。从儒教、佛教、基督教,从无政府主义、民主到马克思主义,无不如此。尽管有一些学者想脱离这些外来思想寻找“日本独特的”世界观,如日本的国学的学者们——他们的研究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正像1930年以降大行其道的“日本主义”、“日本精神”的最终失败一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建设,这种努力最终都是以失败告终的。另一方面,日本思想的发展又好像不仅仅是外来思想引进的历史。研究朱子学的学者会感觉到,在日本的朱子学和中国的朱子学多少有所不同。欧洲的自由和民主到了日本也发生许多变化。这给人另一种错觉,那就是日本思想史就是对外来思想的歪曲史。从事思想史研究的丸山真男认为,这明显也不是建设性的思路(《丸山真男全集》第十二卷)。

  解决这一困境的方法何在?加藤周一对以西方文化“纯化”日本和企图驱除西洋因素保留纯粹的国粹都抱批判的态度。他主张日本文化是“杂种文化”。他回顾历史说,明治以来,只要出现“全盘西化”的浪潮,紧接着必定出现与此反动的崇尚日本事物的浪潮。近代以来的日本历史一次次就是这样的反复和循环。要摆脱这样的恶循环,根本点之一,是看清楚日本的现实。一个传统、古老的日本已经不存在,存在的只是“日本的西化已经非常深入”这一事实。换言之,现实的日本文化就是杂种文化。

  在审视自己民族的文化时,外面的世界无疑是重要的参照物。刚刚从欧洲归来的加藤周一不仅看到了日本不同于西方的地方,同时看到了地处亚洲的日本所发生的与亚洲其他国家不同的重要变化——日本在西化的路上已经走了很远。“在亚洲,只有日本使西方文明以这种方式扎根。日本既不同于马来半岛,也不同于印度和中国。当我从国外回到日本时,较之西欧与日本的不同,这种不同更加强烈地震撼了我的心。”明治以来致力于“脱亚入欧”的一系列物质努力和发生在战后精神世界的一系列变化,促使他把注意力从单纯的“传统的日本”或“西化的日本”转向“杂种”的日本。他说:“我倾向于认为,日本文化的特征在于这两种因素深深交织,彼此难分难解这种状况本身。”“即如英法文化是纯种文化的典型的话,日本文化就是杂种文化的典型。”

  “杂种”在汉语的语境中有负面词义。今天在日本列岛上生活的日本民族,究其起源,很多是来源于东北亚、东南亚的移民,所以所谓日本民族是“单一民族”的说法,不过是一部分日本人一种对于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从2001年开始,我在清华大学开设“日本民族研究”讲座。第一讲叙述日本民族的起源,题目借用了加藤周一的智慧,冠名为“杂种日本人”。每次标题一写出来,马上就会招来同学们的笑声。但听课的每一位学生,哪一位敢保证自己的血液是纯粹的,流淌的没有一丝一毫异民族的血浆?需要指出的是,加藤周一的“杂种”并不带有任何褒贬的定义。他说,如果一定站在褒贬的立场上说,是纯种也有缺点,杂种也有价值,反之亦然。“杂种”的文化构成了日本人现实的生活。“大众充分懂得这一点。因而完全接受了杂种,他们追求愉快的生活方式,并不抱有纯化杂种这种荒谬的期望。然而,所谓知识分子,却对此抱有热望。知识分子对文化问题越是关注,就越要在某个方面攻击日本文化的杂种性,努力使之纯化。明治以来复杂的文化运动的历史,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知识分子对文化杂种性的反应,即日本文化纯化运动的历史。而且只能是必然失败的历史。”

  加藤周一和丸山真男这两位战后日本思想文化界的巨人对日本的思考当然有种种不同,但共同的一点是都敢于直面日本的现实进行思考。丸山真男面对上述困境找到的方法,是干脆就把日本思想史看成是外来思想的修正史。而这修正所依凭的,是发自日本文化“古层”的“执拗的低音”。这与加藤周一的“杂种文化论”颇有异曲同工相通的部分。加藤周一所主张的,是正面看待外来文化的存在,正面看待自己的文化传统,在相信自己文化传统优秀成分的同时,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建设自己的新文化——“杂种文化”,这才是健康的文化选择。

  二战结束后,世界上出现了为数众多的民族国家。几十年来,伴随着这些民族国家的经济成长,如何处理好外来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一直是一个即存的重大问题。而其在现实中最为尖锐地凸现出来,则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事情。之所以在二战刚刚结束时,这一问题没有像今天这么尖锐,只不过一是因为随之而来的东西方冷战发挥了遮蔽作用,二是因为经济发展在这些发展中国家经常被放到优先的位置而已。但问题一直是存在的。另一方面,在思考今天的全球化和地域化时,我们同样面对着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确认地域文化传统的积极意义这样的课题。在我看来,加藤周一对于日本思想界的贡献,不仅在于他为思考当代日本社会提供了一个开放的体系,而更根本的地方,在于他肯直接面对日本社会“杂种” 的现状,为日本思想界清晰描绘出了一个正确思考日本的前提。加藤周一对于我们的意义同样是,在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必须放弃想单纯凭借某一地域或某一民族甚或某一集团的文化传统来替代一切解决一切的妄想。

  沿着历史与现实繁复的掌纹,我们大可以去探寻族群通向未来的光亮,但如果沿着宿命的想象走入迷思,明天梦醒无酒,杯中装满的,将只有冷月的清辉。

 

  (选自《日本的面孔》 作者:刘晓峰;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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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 日本文化 杂种文化论 加藤周一 丸山真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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