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道宽：不逾矩之年回顾研究道路

何道宽：不逾矩之年回顾研究道路

作者：何道宽

2011年12月15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47期

　　吾生有涯，而知无涯。即将步入“不逾矩”之际，我想借此机会谈一点体会：学问相通。在20世纪80年代整个社会如饥似渴的读书狂潮中，我购书数千种，阅读和浏览的书也有数千种，找到了一条了解人文社科的“捷径”：研读各学科的历史。

　　1963年，我从四川外语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已从教近50年，主要从事英语的教学研究工作，涉猎范围广泛，包括人类学、文化学、跨文化传播等学科。传播学是我用功最勤的学科，宣传中国文化是我的首要关怀，沟通中西是我的终身梦想。

　　迄今为止，我的著译论逾1300余万字，近50种，分散在英语教学研究、中国文化、美国文化、跨文化交际（传播）等领域。近年来，我的精力主要集中在跨文化传播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上。

　　邂逅传播学

　　我与传播学“邂逅”已近30年，可以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一、学习跨文化传播。1980—1981年留美期间，我学习传播学和跨文化交际（传播），接触麦克卢汉、威尔伯·施拉姆和爱德华·霍尔，很想引进《理解媒介》、《无声的语言》和《超越文化》这几本经典著作。

　　二、引进跨文化传播。1983年，我在四川外语学院组建“比较文化研究室”，率先引进跨文化交际理论，为此发表了两篇文章：《介绍一门新兴学科——跨文化的交际》和《比较文化之我见》。我将跨文化交际（传播）定义为狭义的比较文化。1995年，我参与筹建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并担任副会长直至2007年。在2011年的年会上，学会为我和其他三位中外学者颁发了“杰出贡献奖”。

　　三、翻译麦克卢汉的传播学经典理论，包括《理解媒介》和《机器新娘》。《理解媒介》共出版了三版：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二版，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三版。其中，第二版《理解媒介》入选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最具影响力的300本书”。译介了《麦克卢汉书简》、《麦克卢汉如是说》、《麦克卢汉：媒介及信使》等书。

　　四、主持或参与主持传播学译丛和书系五种。为人大、北大、复旦三家出版社主持或参与主持“大师经典”、“媒介环境学”和“新媒介”三个译丛，“麦克卢汉”和“莱文森”两个研究书系。

　　五、研究传播学学派之一媒介环境学。1996年以前，主要研究该学派的代表人物和多伦多学派，译介麦克卢汉、伊尼斯和莱文森的代表作，在《深圳大学学报》、《现代传播》等学刊上发表了几篇论文，要者有《麦克卢汉的遗产》、《多伦多的双向》、《媒介即是文化》。1996年以后，以整个学派为研究重点，为北大的“媒介环境学译丛”完成4种译著：《媒介环境学》、《技术垄断》、《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发表了《异军突起的第三学派》、《媒介环境学辨析》、《媒介环境学的思想谱系》等5篇论文。

　　沟通中西文化

　　迄今为止，我译介的传播学经典和名著逾30种，包括麦克卢汉的代表作《理解媒介》和《机器新娘》；媒介环境学奠基作《传播的偏向》和《帝国与传播》；被称为媒介环境学小百科全书的《媒介环境学》；技术、媒介、社会批判的力作《技术垄断》；史诗研究名著《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跨越科学史、技术史、技术哲学、史学、传播学研究的大部头《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发展了麦克卢汉学说的《数字麦克卢汉》；媒介史著作《软利器》；施拉姆的传播学奠基作《传播学概论》；批判学派代表作《传播学批判研究》；跨文化传播的代表作《无声的语言》和《超越文化》以及《交流的无奈》、《传播与社会影响》等。我的社科译作10余种，主要有：《与社会学同游》、《模仿律》、《游戏的人》、《中世纪的秋天》、《伊拉斯谟传》、《17世纪的荷兰文明》、《思想无羁》、《新政治文化》等。

　　我的传播学译作和论著得到了新闻传播界的认可。2007年，我被选为中国传播学会副理事长；2007年，我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传播学30年”课题组的电视文献片《学者访谈录》；2010年，我又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传播学30年”课题组编辑出版的大型文献《中国传播学30年》（中国大百科出版社）的“学者小传”卷。2010年，我荣获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的“资深翻译家”称号。

　　“不逾矩”之年谈学问相通

　　吾生有涯，而知无涯。即将步入“不逾矩”之际，我想借此机会谈一点体会：学问相通。在20世纪80年代整个社会如饥似渴的读书狂潮中，我购书数千种，阅读和浏览的书也有数千种，找到了一条了解人文社科的“捷径”：研读各学科的历史。当时，凡是能够买到或借到的学科史我都读，特别感兴趣的有文字史、文学史、文化史、艺术史、哲学史、美学史、史学史、考古史、心理学史、政治学史、经济学史、科学史。英文版23卷的《社会科学词典》使我获益匪浅，其中的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文化学词条特别有吸引力，我将这些词条复印下来珍藏，作为案头书。

　　虽然在沟通中西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成了一位“驳杂”的读书人，但我的人生遗憾的确不少。最让人遗憾的是，我失去了向许多中国文化大师学习的一次极其难得的机遇。1986年10月，为感谢我为“文化与未来”研究班出色完成口译的繁重工作，中国文化书院破例邀请我参加书院导师的聚会。可惜我因为高强度的口译工作病倒而不能参加这次“同仁聚会”，因而失去了当面请教许多大师的机会。那时的书院导师有梁漱溟、冯友兰、季羡林等数十位顶尖的大师和学者。我不敢说有资格和他们交往与对话，但如果能够以“特殊贡献者”的身份出席聚会，恐怕能为我再开启一扇学术研究的大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