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晓枫]耳朵里的大树

耳朵里的大树
□方晓枫

插图／田俊

　　  从“感官偏废”的角度看去，文学——尤其是与我们灵魂中的缪斯更贴近的中国文学，成为了视觉与听觉博弈的舞台。

　　  书中所引里尔克的诗句“你建造起一座神庙在它们的听觉深处”，为《视觉文化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失聪》奠定了坚实的论述基调——听觉永远是视觉幻象无法替代的内在幽思，它是沉默的，但又是有力的，可以作为自由意识的人之存在的精神主体。作者将现代性作为视觉与听觉间对立的一个限定，使这个理论更具时代意义与现实特征。
　　  西方文化是视觉中心主义的，文字作为具象的符号已经在现代性的洪流中慢慢地消解了其隐含着的听觉效用，西方没有将语言中的语音视为独立存在之意义，声音也就不具备独立自主的决定性作用。而在东方，有别于西方视觉色彩的知识结构是倾听内在世界。作者通过大量的引证与论述，将视觉与听觉两个截然不同的认知结构做了根本的界定与评判，为后文的叙说建立了一个理论标杆。
　　  作者先是从音乐、美术、诗歌等领域论证了视觉的攻击性与听觉的内省性。由于中国人是“偏重耳朵的人”，所以“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更高雅，更富有敏锐的感知力”。这点在中国绘画传统上更能凸显，相对于西方较为机械的“透视主义”，中国古典绘画中对表现对象的抒情性表现更能抓住人的心灵而不仅仅是攫取人的眼睛；最后落实在文学层面，含蓄蕴藉的意境、意象，成就了中国古典诗词的非写实品性。人生本质、宇宙情怀可以在简单的文本中呈现出不同的情绪，落于纸墨，萦绕不绝。
　　  作者没有立即将笔锋触及现代性文学领域，而是通过不短的篇幅叙说了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私人的寂静空间逐渐被工业/集体的噪音所侵袭，包括象征经典的西方交响音乐，成为人类表意焦虑的一个宣泄的封闭空间。针对交响乐的颠覆作用，作者列举了著名导演库布里克的代表电影作品《发条橙》，剧中男主角所犯下的罪恶都是在贝多芬激越的交响乐中完成的。骚动逐渐取代了个人情绪的舒缓流露，可以说，交响乐成就了现代秩序，却失去了个体的情绪安抚。现代的进步是理性集团的物质化进步，却是以个人精神的宁静田园的荒弃作为代价的。音乐如此，文学又会是怎样的情况呢？
　　  书中说“现代主义文学场域中无处不在的视觉机制已无法提供关于荒诞理性的可能反思”，文学中表现的理性荒诞即是过度的视觉化所引起的。理性成为现代人类不懈追求的终极目标，结果却往往被理性所伤害。尤其是“启蒙的理性”被视做苦难的解释源泉，但启蒙本身具有的强硬气质却于无意识中形成了一方对另一方的理性霸权。作者于此鲜明地阐释了自己的立场：“柏克的保守主义都要比法国革命者们的激进主义更懂得尊重历史的合理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历史之于人类如果失去了情感的联系，仅止于理性维度的认知，那便意味着历史的生命力已然枯萎。”过于自信的理性视觉不会停下“进步”的步调去聆听心灵的呼吸，情感的支配已然不再占有精神协调的重要地位。
　　  作者认为中国文学的历史进程中，听觉范式一直处于统辖地位。随着西方现实主义写作技巧及理论的传播，视觉化的现实主义文学是自中国现代化进程以来，最主要的文学表达形态。伴随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性焦虑，现实主义之眸并没有找到一个明晰的亮点。作者论述了象征视觉文化的政治强势对个人情感写作的抑制与框定：郭小川内心情绪的自然表露成为视觉强权抑制的对象；赞扬了“朦胧诗”对听觉关怀的回归：北岛的《迷途》倾吐了丧失了听觉自由与权利的历史伤痛，意外地寻找到另一双提供指引的眼睛；批驳了“新写实”写作的寒冷透视，摒弃了“美”的判断力：方方的《风景》将亲情刻画在暴力、仇恨交织的逼仄、龌龊的狭小空间，温情却从作者的审美取向中消逝了；对当下底层写作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过于追求原生态困顿的情景复制，忽视内心、精神、品格的有益塑造。
    通过对视觉与听觉认知结构源流的梳理，作者探究了中国现代以来文学产生偏移的原因。虽说文学仅仅是一面镜子，但又是一面可以映射各个领域的重要发光体。作者超越了文学狭小的意识空间，将视觉的理性与听觉的感性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交结点，对人的本质与历史的想象做出了较为合理的阐释。作者不希望现实中的人们在视觉文化、影像文化泛滥之际忽视听觉的重要意义，因为耳朵里不光可以长出大树，还会开出绚烂的花朵，那是心灵的花朵。
《视觉文化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失聪》，路文彬 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10月

本网发布时间：2009-2-3 10:2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