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厄运与幸运（一）

                                                                    《诗经》的厄运与幸运（一）  
                                                   作者：顾颉刚（许海娣录入） 转引自民俗学刊   
 

    《诗经》这一部书，可以算做中国所有的书籍中最有价值的；里边载的诗，有的已经二千余年了，有的已经三千多年了。我们要找春秋时人以至西周时人的作品，只是它是比较的最安全，而且最可靠。我们要研究文学和史学，都离不掉它。它经过了二三千年，本质还没有损坏，这是何等可喜的事！我们承受了这份遗产，又应该是何等的宝贵它！

    《诗经》是一部文学书，这句话对现在人说，自然是没有一个人不承认的。我们既知道它是一部文学书，就应该用文学的眼光去批评它，用文学书的惯例去注释它，才是正辨。不过我们要说“《诗经》是一部文学书”一句话很容易，而要实做批评和注释的事却难之又难。这为什么？因为二千年来的《诗》学专家闹得太不成样子了，它的真相全给这一辈人弄糊涂了。譬如一座高碑，矗立在野里，日子久了，蔓草和葛藤盘满了。在蔓草和葛藤的感觉里，只知道它是一件可以附着蔓延的东西，决不知道是一座碑。我们从远处看见，就知道它是一座碑；走到近处，看着它的形式和周围的遗迹，猜测它的年代，又知道它是一座有价值的古碑。我们既知道它是一座有价值的古碑，自然就要走得更近，去看碑上的文字；不幸蔓草和葛藤满满的攀着，挡住了我们的视线，只在空隙里看见几个字，知道上面刻的是些什么字体罢了。我们若是讲金石学的，一定求知的欲望更迫切了，想立刻把这些纠缠不清的藤萝斩除了去。但这些藤萝已经过了很久的岁月，要斩除它，真是费事的很。等到斩除的工作做完了，这座碑的真面目就透露出来了。

    我做这篇文字，很希望自己做一番斩除的工作，把战国以来对于《诗经》的诉说都肃清了。不过像我这般力弱，能够达到我的愿望与否实在不敢说定。但无论如何，总可以使得蔓草和葛藤减少一点，因为摘去几瓣大的叶，斩断几条嫩的枝，虽是力弱的人，只要肯做，也是做得到的。

    我做这篇文字的动机，最早是感受汉儒《诗》学的刺戟，觉得这种的附会委实要不得。后来看到宋儒清儒的《诗》学，觉得里边也有危险。我久想做一篇文字，说明《诗经》在历来儒者手里玩弄，好久蒙着真相，并且屡屡碰到危险的“厄运”，和虽是一重重的经历险境，到底流传到现在，有真相大明于世的希望的“幸运”。我关于这个问题，聚的材料已经不少了，但我心中觉得不满足，自己问道：

    历来的经学家为什么定要把《诗经》弄坏呢？

    他们少数人闹，为什么大家不出来反对，反而灭没了自己的理性去盲从他们呢？

    我因为要解答这一类问题，就想把《诗经》在它的发生时代——周代——中的位置考察一下，看出：

    没有《诗经》以前，这些诗是怎么样的？

    那时人对于它们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汉代经学家的荒谬思想的来源是在何处？

    为什么会有这种荒谬思想的来源？

    因此，我把春秋战国时关于“诗”与“乐”的记载抄出了多少条，比较看来，果然得一近理的解释。这篇的前五章，就是说明这一点意思。

    我做这件工作时最感困难的，便是取材的胆怯。因为除了《诗经》本身以外，凡要取来证成《诗经》的差不多没有一部书籍完全可靠。《尚书》固是一部古书，但即在完整的《今文尚书》中，文体的不同也是很显著的事实。试把《周书》一部分翻开来看，《大诰》《康诰》等是一组，《无逸》《金縢》等又是一组：上一组诘屈聱牙，不容易懂，下一组便文意明白，一目了然。我们若是承认诘屈聱牙的是真西周文字，便不得不否认文意明白的是非西周文字，因为处于同一的时代而有截然差异的两种文体，是不会有的事（除了后世人的纂古）。我们就是让步到极顶，也只能说出于后来史官的追记。出于追记，即是得之传闻，不一定可靠。《左传》和《国语》固是记载春秋时事最详细的，但做书人的态度既不忠实，并且他确是生在战国时的，这部书又经过了汉儒的几番窜乱，可靠的程度也是很低。《仪礼》是记载周代礼节最详细的，但礼节这等的繁缛，物品这等的奢华，决不是“先进野人”之风，恐是春秋末年或战国初期的出品。礼记更后了，大部分是西汉人所作，这是可以把汉人的记载证明的。我们要研究春秋时人对于《诗经》的态度，却不得不取材于战国乃至汉代的记载，这确实的程度已经打了折扣；何况春秋时人对于诗有种种的应用，而战国时人只有说话中偶尔引到，别的地方就用不着了，我们能保证他们的记载没有隔膜与错误吗？所以我作此文，为说明计，不得不取材于上几书，而取材时总是使得心中起了怯弱的感觉。

    我对于自己的安慰和对于读者的请求，只有把这些书上记得事实不看作固定的某一事，而看作流动的某一类事的动作状况。譬如我们作宋史，决不能把《水浒传》里的故事插了进去；但我们要知道宋代的强盗状况，便觉得《水浒传》中材料甚多。如徽宗时何以四方盗起？这些强盗是如何结合的？他们的目的怎样？行为怎样？言语怎样？这种问题，《水浒传》中很能解释。宋江、卢俊义等的本身事实，《水浒传》中写的固是不会确，但像《水浒传》中所写宋江、卢俊义等经历的背景，必然有在世上。我们要知道的是社会状况，而小说上写的正是社会状况。这些社会状况，除了小说竟寻不到记载；小说上的记载又描写得入情入理：我们怀了一个探看背景的愿望，对于小说的记载，不取它的记事而专取它的背景，似乎不致大谬。我这文中所引的故事，请大家也把这等的眼光去看罢！

    我惭愧我的学浅；我大胆发布这篇文字，只是给求真的欲望所逼迫，希望洗刷出《诗经》的真相。我能不能达到这个希望固不可知，但我总愿意向着这方面走。所有错误及漏略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一  传说中的诗人与诗本身

    古人比现在人欢喜唱歌。现在的知识阶级发抒情感，做的是诗词，写在纸上，只读不唱；非知识阶级发抒情感，唱的是山歌，很少写在纸上，也没有人注意。古人不是这样：只是阶级做的是诗，非只是阶级做的也是诗；非只是阶级做的诗可以唱，知识阶级做的诗也可以唱。所以古人唱在口里的诗歌，一定比现在人多。那时的音乐又很普及，所唱的诗歌，入乐的自然不少。这三百篇诗的《诗经》，就是入乐的诗的一部总集。我们看了这部书，可以知道古代诗歌的一点样子；但当时的诗歌我们见不到的依然很多，因为作诗的人是无穷的，做出来的诗篇也是无穷的，没有收入《诗经》的真不知有多少。试看古书所记：

    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其外，其乐也泻泻。”（《左传》隐公元年）

    郑……伐宋，宋华元……御之：……宋师败绩，囚华元。……宋人以兵车百乘，文马百驷，以赎华元于郑。半入，华元逃归。……宋城，华元为值，巡功。城者讴曰：“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使其骖乘谓之曰：“牛则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则那！”役入曰：“从其有皮，丹漆若何？”华元曰：“去之！夫其口众，我寡。”（《左传》宣公二年）

    邾人莒人伐鄫。臧纥救鄫，侵邾，败于狐骀。……国人诵之曰：“臧之孤裘，败我于狐骀！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败于我邾。”（《左传》襄公四年）

    子产从政一年，与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及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左传》襄公三十年）

    晋候以齐候宴；中行穆子相。投壶，晋候；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为诸侯师！”中之。齐候举矢，曰：“有酒如渑，有肉如陵；寡人中此，与君代兴！”亦中之。（《左传》昭公十二年）

    南蒯……将适费，饮乡人酒。乡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从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邻者耻乎？已乎？已乎？非吾党之士乎？（《左传》昭公十二年）

    惠公入而背外内之赂。舆人诵之曰：“佞之见佞，果丧其田。诈之见诈，果丧其赂。得之而狃，终逢其咎。丧田不惩，祸乱其兴！”（《国语·晋语》三）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论语·微子》）

    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孟子·离娄篇》）

    这都是随口歌唱，并没有音乐的辅助的。这一类的“徒歌，”当时不知有多少首，但现在传下来的只有千万分之一了。《诗经》中一半是这类的歌，给人随口唱出来的；乐工听到了，替它们各各的制了谱，使得变成“乐歌”，可以复奏，才会传到各处去，成为风行一时的诗歌。假使当时没有被乐工采去，不久也就自然的消灭了。

    要问《诗经》上许多诗篇做的人是谁，这个问句可是没法回答。不必说这些诗篇没有记事的引子，便看主于记事的《左传》，也只说“城者”，“国人”，“舆人”，“乡人”，没有指定姓名。不必说记载古事的《左传》，便看现在最流行的乐歌，《四季相思》，《孟姜女寻夫》，《小黑驴》，真的可以说风靡一时了，但事问那是一个人左的，有人能回报出来吗？不必说没有书籍记载的歌曲，便看书上记得明白的诗篇，也有同样的疑惑。《古诗十九首》，《文选》上全没有作者的姓名，《玉台新咏》上把九首归到枚乘名下，到底是不是枚乘所作，我们能断定吗？“庭院深深”的一阕《蝶恋花》，到底是冯廷已作的，还是欧阳修作的，我们能弄明白吗？《四时读书乐》是元代翁森作的，但一般人算做朱熹乐。这种误传，年代还是相近；最可笑的，“黎明即起”的一篇《治家格言》，是明末朱用纯做的，因为他姓朱，所以大家算做四百年前的朱熹，称为《朱子家训》。实在一首诗文只要传颂得普遍了，对于作者和本事的传说一定失去了真相。《诗经》是一部古代极流行的诗歌，当然逃不了这个公例。所以我们对于《诗经》的作者和本事，决不能要求知道得清楚，因为这些事已经没有法子可以知道清楚了。

   《诗经》里有在诗中自己说出作者名姓得，如：

            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小雅·节南山》）

          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小雅·巷伯》）

          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大雅·崧高》）

          吉甫作诵,穆如清风。 （《大雅·烝民》）

 

    又有虽不说出作者，但把作诗的缘故自己说出来的，如：

           维是褊心，是以为刺。（《魏风葛屦》）

          作此好歌，以极反侧。（《小雅·何人斯》）

          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小雅·四月》）

          王欲玉女，是用大谏。（《小雅·民劳》）

 

    又有虽没有把作诗的缘故说出来，但文义明白，看了便可知道得，如：

    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伯所憩。（《召南·甘棠》）

    这首诗得意思一看就明白：作诗的人一定是很尊敬召伯的，所以召伯曾经休息过的甘棠就劝人不要去砍伐伤损。这类诗很多，不必列举。

     以上三类自然是最靠得住；次之就是古书中的记载。但古书的可靠程度就低了几等，因为传说中的事实是未必一定准的。如：

     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尚书·金滕篇》）

 

    我们试打开《豳风·鸱鸮篇》来一证，它的原文是：

    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

    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

    予羽谯谯，予尾翛翛，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予维音哓哓！

    这是一个人借禽鸟的悲哀来发泄自己的伤感。它的大意是先对鸱鸮说：“鸱鸮，我养育这个儿子不容易，你既然已经把它取了去，再不要来拆毁我的房子了！”再转过来就对下面站着的人道：“在天好的时候，把房子造坚固了，你们就不能欺侮我了！”又自己悲伤道：“我为了这所房子，做得这等辛苦，我的毛羽怀了，我的房子又在风吹雨打之中，危险得很，使我不得不极叫了！”读了这首诗，很可见这是作诗的人在忧患之中发出的悲音。说周公在避居时做的，原也很像；但这话应在“管叔流言”时说的，不应该在“罪人斯得”后说的，《金滕篇》也不像西周时的文体，我们决不能轻易承认。再看《孟子公孙丑篇》称引这诗“迨天之未阴雨”几句，便连引孔子的话：“为此诗者，其知道乎？”孟子引来的孔子固是靠不住的，但至少可说是孟子的意思。孔子孟子都是最喜欢称道周公的，为什么只说这诗的作者大概是一个“知道”的人，而不说是周公，好像他们并没有读过《金滕篇》的样子呢？在这种种疑点之下，我们对《鸱鸮》一诗的作者，依然不能指定。

    《左传》上关于《诗经》的记事也有好几则。说出作诗的人的，有许穆夫人作《载驰》一事：

     狄人伐卫。……卫师败绩，遂灭卫。……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齐人使昭伯烝于宣姜，……生齐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许穆夫人。……及败，……卫之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立戴公以庐于曹。许穆夫人赋《载驰》。（《左传》闵公二年）

     我们翻出《鄘风·载驰》来看，第一章说的是：

     载驰载驱，归唁卫侯。驱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则忧。

     这一定是卫国有难了，所以去唁了。第三章说的是：

     女子善怀，亦各有行。许人尤之，众稚且狂。

     可见去唁卫候的是女子，而且这女子是和许国有关系的。要不是《左传》看了诗经去造事实，这段记载可以算是可靠。

    又有几首诗，《左传》上虽没有说出作者但说及它的本事的，如：

     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钅咸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左传》文公元年）

     这件事在诗上已经写得明明白白：

     交交黄乌，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下二章云：“子车仲行”，“子车钅咸虎”）。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这当然可以无疑的了。又如：

     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左传》隐公三年）

     我们翻开《卫风·硕人》来看，第一章说的是她的家世：

     硕人其颀，衣锦褧衣。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谭公维私。

     第二章说的是她的容貌：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这也说得很相符合。要不是做《左传》的人依据了《诗经》去附会，这首诗的来源也很可信了。又如：

     郑人恶高克，使帅师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师溃而归。高克奔陈。郑人为之赋《清人》。

    这句话就有些相信不过了，因为诗上说:

     清人在彭，驷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

    写的只是武士游观之乐，全没有“弗召”以及“师溃”的意思。这句话是真是假，没有证据可以判断；只能作为一个悬案。

    我们审定这种材料所以严一点，并不是不愿意知道作诗的事实，实不愿意做苟且的信从，把自己来欺骗；更不愿意对于古人游轻忽侮蔑的举动，使得他们原来的样子由我们弄糊涂了。汉代的经学家因为要显出自己的聪明，硬把三百篇的故事制造齐备，结果徒然闹了许多笑话。实在不但汉代人不能知道，连春秋战国间人也不能知道。试看《国语》上说：

    襄公十三年，郑人伐滑。王使游孙伯请滑，郑人执之。王怒，将以狄伐郑。富辰谏曰：“不可！……周文公之诗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若是则阋乃内侮，而虽阋不败亲也。……”（《国语·周语》）

    照它这样说，《常棣》一诗是周公做的。再看《左传》上：

    郑伯……不听王命：王怒，将以狄伐郑。富辰谏曰：“不可！……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常棣之华，鄂不鞾鞾，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如是，则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看了这一段，《常棣》一诗又是召穆公做的了。这首诗到底是周文公做的，还是召穆公做的，还是一个无名的人做的？富辰说的到底是那一人？《国语》与《左传》的记载到底是那一种靠得住？我们对于这些问都是回答不来的了！

    我们对于三百篇的作者和本事，并不希望有一个完满的回答，因为没有人可以回答问题，但是空空的希望。也是无益的。至于我们为了不知道做诗的本事，就此不懂得诗篇的内容，也是无足羞愧的，因为这不是我们的过失，只是古人没有把材料给与我们。

                                           二 周代人的用诗

      我们要看出《诗经》的真相，最应研究的就是周代人对于“诗”的态度。《诗经》里有许多祝神敬祖的诗，有许多燕乐嘉宾的诗，有许多男女言情的诗，又有许多流离疾苦的诗。这许多诗为什么会聚集在一处？这许多诗为什么会流传下来？这许多诗何以周代人很看重它？要解释这种问题，就不得不研究那时人所以“用诗”的诗怎样。

     要说用诗的方法，先说作诗的缘故。

     作诗方面，大别有两种：一种诗平民唱出来的，一种是贵族做出来的。平民唱出来，只要发泄自己的感情，不管它的用处；贵族做出来，是为了各方面的应用。《国风》的大部分，都是采取平民的歌谣。这在《诗经》本身上可以看出，如：

     谁谓雀五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虽速我狱，室家不足!(《召南·行露》)

    这明明是受了损害之后说出的气愤话，决不是乐工或者士大夫定做出来供应用的。至于：

     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周南·螽斯》）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家室。（《周南·桃夭》）

       这分明是定做出来的颂辞乐。在大小雅里，采的民谣是少数（如《我行其野》，《谷风》等），而为了应用去做的占多数（如《鹿鸣》，文王等）。《颂》里面便没有民谣乐。民谣的作者随着心中要说的话说去，并不希望他的作品入乐；乐工替它谱乐乐章，原意也希望贵族听了，得到一点民众的味儿，并没有专门的应用；但贵族听得长久了，自然也会把它使用了。凡是定做出来的，都由于应用上的需要而来。如：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吃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小雅·鹿鸣》）

      这里是很恭敬的对宾客说的一番话，是为宴宾而作的诗。又如：

       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挚，以挚其马。（《周颂·有客》）

    皎白驹，食我场藿；挚之维之，以永今夕。所谓伊人，于焉嘉客。（《小雅·白驹》）

     这是很真挚的留客人多住几天的话，也是为宴宾而做的诗。 又如：

     王命申伯。式式南邦。因是谢人，以作尔庸。王命召伯，撤申伯土田。王命傅御，迁其私人（《大雅·崧高》）

     只是周王锡命申伯的话，篇末说明了吉甫作了这首诗赠与申伯的，是为了庆贺而做的诗。又如：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 簱旐于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

玁狁于襄！（《小雅·出车》）

    这是记南仲的功绩，或是为了慰劳南仲而在他凯旋时做的诗。这种的事一时也说不尽。总之，这些诗都是为了应用而作的。

    为了应用而做的诗，和采来的诗而应用它的，大概可以分做四种做法：一是典礼，二是讽谏，三是赋诗，四诗言语。诗用在典礼与讽谏上，是本身固有的应用；用在赋诗与言语上，是引伸来的应用。引伸出来的应用，全看用诗的人如何，而不在诗的本身如何。

     典礼的种类很多，许多用诗的方面也很多；最宽广的分类可以分成两种；对于神的是祭祀，对于人的是宴会。

     祭祀的诗，看《诗经》本身就很明白。如《小雅·楚茨》说祭祀的样子详细极了，且有工祝祝颂的说话，我们可以决定它诗一首祭祀时应用的诗。原文如下：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为，我蓺黍稷。我黍与与，我稷翼翼。我仓既盈，我庚维维亿。以为酒食，以飨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济济跄跄，絷尔牛羊，先往烝尝。或剥或亨，或肆或将。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飨。孝孙有庆，报以介福，万寿无疆！

    执爨踖踖，为俎孔硕，或燔或灸。君妇莫莫，为豆孔庶。为宾为客，献酬交错。礼仪卒获。神保是格，报以介福，万寿攸酢！

    我孔戁矣，或礼莫愆。工祝致告，徂赉孝孙。苾芬孝祀，神嗜饮食。卜尔百福，如几如式！既齐既稷，既匡，既敕。永锡尔极，时万时亿!

    礼仪既备，钟鼓既戎。孝孙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载起。钟鼓送尸，神保聿归。诸宰君妇，废彻不迟。诸父兄弟，备言燕私。

    乐具入奏，以绥后禄。尔淆既将，莫怨具庆。既醉既饱，大小稽首。神嗜饮食，使君寿考。孔惠孔时，维其尽之。子子孙孙，勿替引之。

    这一首诗把祭祀的原因，祭祀时的状况，祭祀后宾客的祝颂，原原本本的都写出了。我们可以假定：这诗是依了祭祀手续的时间逐次奏的。但这诗上虽说“钟鼓既戒，“”乐具入奏，“而奏乐的样子还没有叙述完备。把奏乐的样子叙述完备的，有《周颂》的《有瞽》。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设业设簴，崇牙树羽，应田县鼓，鞉磬柷圉。既备乃奏。萧管备举。喤喤厥声，肃雍和鸣，先祖是听。……

    又如《商颂·那》，亦与上首略同：

    猗与那与，置我鞉鼓。奏鼓简简，衎我烈祖。汤孙奏假，绥我思成。鞉鼓渊渊，嘒嘒管声。既和且平，依我磬声。於赫汤孙，穆穆厥声。庸鼓有斁，万舞有奕。……

    在这上，可见祭祀用诗是“乐”“歌”“舞”三事同时合作的。阮元有一篇《释颂》是很好的解释：

  “颂”字即“容”字也。故说文“颂，儿也。”……“容”“养”“羕”一声之转……今世俗传之样字……从“颂，容，羕”转变而来。……所谓《商颂》《周颂》《鲁颂》者，若曰 “商之样子，”“周之样子，”“鲁之样子”而已。

    何以《三颂》有样而《风雅》无样也？《风雅》但弦歌笙间，宾主及歌者皆不必因此而为舞容；惟《三颂》各章皆是舞容，故称为“颂”，若元以后戏曲，歌者舞者与乐器全动作也。《风雅》则但若南宋人之歌词弹词而已，不必鼓舞以应铿锵之节也。……

    大概颂是乐诗中最郑重的，不是很大的典礼不轻易用；最大的典礼莫过于祭祀，所以颂几乎完全用在祭祀商。

    用在宴会的各种典礼上的诗也是很多，我们上面举的《鹿鸣》《白驹》《有客》《崧高》都是。《礼仪》上的《乡饮酒礼》《燕礼》《乡射礼》《大射仪》各篇，都有乐工歌诗的记载。今举《乡饮》《酒礼》的一节。

    席于堂廉，东上。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二人，皆左何瑟，后首，挎越，内弦，右手相。乐正先升，立于西阶东。工入，升自西阶。北面坐。相者东面坐，遂授瑟，乃降。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

    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乐《南陔》、《白华》、《华黍》。………

    乃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

    乃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蘋》。

    工告于乐正曰：“正歌备。”乐正告于宾，乃降。

     这一篇写奏乐的程序清楚极了。

    宴会时各种游艺也是用乐诗做节制的。如《投壶》：

    司射进度壶，间以二矢半，反位，设中东面，执八算，兴。……命弦者曰：请奏《狸首》，间若一。大师曰：诺。左右告矢具，请拾投。……（《礼记·投壶》）

    又如《会射》:

    故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固；持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矣。其节：天子以《驺虞》为节，诸侯以《狸首》为节，卿大夫以《采苹》为节，士以《采繁》为节。……是以诸侯君臣尽志于射，以习礼乐。……诗曰：“曾孙侯氏，四正具举。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处，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则燕，则誉。”言君臣相与尽志于射，以习礼乐，则安则誉也。（《礼记·射义》。《狸首》一诗已亡，有人说“曾孙候氏”一首即是《狸首》。）

    这种乐诗的应用，无非使得宴会中增高欢乐的程度，和帮助礼节的进行。现在乐诗虽失传，宴会中的歌唱侑酒，行礼时的作乐，正和古人的意思是一样的。

    讽谏方面，《左传》与《国语》都屡次说起。如：

    “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语）

    “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彧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国语·周语》，邵公谏厉王语。）

    “吾闻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风听胪言于市，辨妖祥于谣，考百事于朝，问谤誉于路：有邪而正之，尽戒之术也。先王疾是骄也！”（《国语·晋语》，范文子戒赵文子语）

    从这几则看，可见公卿列士的讽谏师特地做了献上去的；庶人的批评是给官吏打听到了告诵上去的。我们看《诗经》中也有这样的痕迹，如：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维是褊心，是以为刺。（《魏风·葛屦》）

    昊天不平，我王不宁。不惩其心，覆怨其正。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式讹尔心，以畜万邦。（《小雅·节南山》）

    为鬼为蜮，则不可得。有腼面目，视人罔极。作此好歌，以极反侧。（《小雅·何人斯》）

    他们作诗的宗旨，为了要去讥刺好人的偏心，要去穷究国王混乱的缘故，要去穷究他人的反侧之心。固是这种骂人的诗未必直接送与所骂的人看，但若别人听到了，转达与所骂的人，也可以促成他的反省。所谓“师箴，瞍赋，矇诵，：就是要使瞎子乐工作转达的人。再看上面引的城者对华元的讴，舆人对子产的诵，乡人对南蒯的歌，也是“庶人谤”的一类。

    所可怪的，《左传》记了二百六十年的事，不曾见过“献诗，献曲，师箴，瞍赋”的记载。

    只有楚国左史倚相口里说起一件故事是这一类的，但是西周的事：

   “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祗宫。……其诗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左传》昭公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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