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使臣眼中的妈祖信仰——以《燕行录》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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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媽祖文化論壇論文(2010/4/15-16

(未定稿,潛龍勿用)

 

朝鮮使臣眼中的媽祖信仰

——以《燕行錄》為中心

 

提 要本文時期朝鮮使臣的朝貢筆記——各類《燕行錄》為基本材料,分析朝鮮使臣在陸路和海路貢路上是如何接觸並信奉媽祖信仰的,並籍以反觀近世“文物中華”的文明體系,是如何借助“王道化”的信仰形態而影響朝鮮的。近世以來的媽祖信仰蛻化為區域化的文化信仰網路,並遠播於從南洋到東洋的“文化中國”文明圈中,不僅僅是追求“正祀”的地方性信仰策略的文化結果,更多是象徵“文物中華”之“王教化(親被王教)”或“王道化”的政治結果。在針對海運的“合禮”和“合理”的祭祀與信仰中,我們看到了一些和“文物中華”共通的“文明化”符號。所謂“中華者,中國也,親被王教,自屬中國,衣冠威儀,習俗孝悌,居身禮儀,故謂中華”。恰是這些日用而不知的文明化符號,構成了明代中朝之間“華夷一統”之“天下觀念”的共同背景和文化心情。

關鍵詞媽祖信仰 燕行錄 朝鮮使臣 王道化 華夷秩序

 陳進國,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員,博士。

E-Mail:jjydong@hotmail.com,0086-13466727809.

 

 前言                                  

 

近世以來,媽祖崇拜堪稱是西太平洋沿岸地區最富影響力的海洋信仰之一。伴隨著以中華帝國為核心的“華夷秩序”的構建和發展,媽祖崇拜也相應地被建構為表達“華夏衣冠”的一種“文明化”符號或文化資源,從而經歷了一個從“地方化”到“區域化”信仰形態的創造性轉變。現存最早有關媽祖身份和受封記載的文獻——廖鵬飛於南宋紹興二十年(1150)撰的《聖墩祖廟重建順濟廟記》,堪稱是媽祖信仰成為近世“華夷秩序”之文化構建一部分的明證。傳統中華王朝所賜予的有關“天妃”或“天后”的系列稱號,體現了媽祖信仰之所以蛻化為區域化的文化信仰網路,並不僅僅是追求“正祀”的地方性信仰策略的文化結果,更多的是象徵“文物中華”之“王教化(親被王教)”或“王道化”的政治結果。

作為“東土名蕃”的朝鮮,在近世以“和”為主的“華夷秩序”的中華制度體系當中地位相當重要。中朝的使臣及商人們借助海路和陸路兩條通道,往來頻繁,媽祖信仰在其中也扮演了相當重要的功能。南宋《聖墩祖廟重建順濟廟記》記載了媽祖在海上庇護路允迪出使高麗的情形:“宣和壬寅歲也,越明年癸卯,給事中路允迪使高麗,道東海,值風浪震盪,舳艫相沖者八,而覆溺者七,獨公所乘舟,有女神登檣竿,為旋舞狀,俄獲安濟。因詰於眾,時同事者保義郞李振,素奉聖墩之神,具道其詳。還奏諸朝,詔以‘順濟’為廟額。”[1]當時的中國使臣是否向高麗王朝介紹過媽祖信仰,不得而知。但在頻繁的交往中特別是韓半島北部地方為中心的高麗船夫們逐漸接觸了媽祖信仰,畢竟是客觀存在的。[2]

有明一代,中朝關係密切,朝鮮使臣的貢道亦幾經變遷,海路和陸路交複使用。明洪武年間之初,其行海道朝貢,即從平壤石多山一帶入海,渡渤海灣到山東登州(蓬萊)北上“朝天”。明永樂之後,改從義州經遼陽、廣寧,過前屯,入山海關,抵達京師。明成化十六年(1480)朝鮮請改貢道,自鴨綠江抵前屯,山海關大徑入京。萬曆四十七年(1619)明朝與女真的薩爾滸(今遼寧撫順東)之戰後,朝鮮的陸路貢道斷絕。自天啟元年(1621)八月改由海道,從平壤大同江口石多山乘船,途經鍛島(皮島)、車牛島、鹿島、石城島、長山島、廣鹿島、三山島、平島、登州,然後由登州、蓬萊、昌樂、鄒平、濟南、德州、任丘、新城、盧溝橋、有朝陽門入皇城,至崇禎二年(1629)止。同年七月,朝鮮使節改從覺華島登陸,須從旅順日西行繞鐵山嘴,東北趨楊島、雙島,再北行抵達覺華島(今菊花島),然後從寧遠登陸後入關進京。[3]在朝貢的路上,朝鮮使臣清楚地記下了他們對中華媽祖信仰的觀感,特別是在海路上對媽祖等海神的膜拜情形。我們嘗試以明清時期朝鮮使臣的朝貢筆記——各類《燕行錄》為基本材料,分析朝鮮使臣是如何接觸並信奉媽祖信仰的,並籍以反觀近世“文物中華”的文明體系,是如何借助“王道化”的信仰形態而影響朝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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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路貢道:朝鮮使臣與媽祖信仰的接觸

表一:朝鮮使臣陸路貢道中有關天妃的記載

三    海路貢道:朝鮮使臣與媽祖信仰的接觸

(一) 明代前期朝鮮使臣對媽祖信仰的接觸

表二:朝鮮使臣在海路貢道中有關天妃廟的記載

(二)明代中後期朝鮮使臣對媽祖信仰的接觸

  表三:朝鮮使臣在海路貢道中有關祭祀海神的記載

  四 余論

總之,在近世朝鮮使臣關於陸海貢道的經營中,特別是針對海運的“合禮”和“合理”的祭祀與信仰中,我們同樣也看到一些和“文物中華”共通的“文明化”符號。所謂“中華者,中國也,親被王教,自屬中國,衣冠威儀,習俗孝悌,居身禮儀,故謂中華”(《唐律疏議·名例》),恰是這些文明化符號構成有明一代中朝之間“華夷一統”之“天下觀念”的共同背景和文化心情,也構成了當時的朝鮮使臣以“小中華”自居的文化自覺和文明教化。正是在強調“華夷變態”和“一統華夷”的“天下觀”的國際視野下,媽祖或天妃,才有可能從一個“以巫祝為事”、順濟百姓的地方神明,演變為一個“護國佑民”、“母(天上聖母、天妃)儀天下”的帝國神明,從而遠播於從南洋到東洋“文化中國”文明圈中,歷久而不衰,彌久而彌強



[1](宋)廖鵬飛:《聖墩祖廟重建順濟廟記》,載《媽祖文獻史料彙編·碑記卷》,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7年,第1頁。

[2]參見樸現圭:《高麗時代媽祖接觸考》,《魯東大學學報》第26卷第3期,2009年月5月。

[3]詳見孫衛國:《朝鮮入明貢道考》,載《韓國學論文集》第二輯,第3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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