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儒教发展问题的对话
2009年5月11日上午，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和马来西亚的有关学者在马来西亚慈惠堂就新时期的儒教发展问题进行对话。对话由林安梧先生主持，参加对话的学者有林安梧、陈明、黄夏年、干春松、王琛发、陈进国、赵法生。（赵法生整理的录音）
林安梧：各位朋友，各位学者。今天我们来自大陆、台湾和马来西亚的学者就儒教的发展问题举行一次座谈，关于儒教的有些问题我们就不讨论了，比如儒教是不是教的问题，我们就不再争论了。儒教本身是教，传统上儒释道三教并称，儒教当然是教了，所谓教出多门，道通为一。在儒道佛三教的形态里，儒的成分是满多的，有几个论题可以谈，那儒教在大陆怎么发展，在台湾怎么发展，在马来西亚怎么发展，与其他宗教怎么互动，结合，融通等。
陈明：大陆儒教讨论有两个阶段，第一是任继愈先生在78年提出了儒教问题，当时正是文革时代，大家反思文革，任先生将文革说成是儒教的回潮与复辟，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复辟，以提升反思文革的理论深度，通过把它说成是宗教而否定它，由此看出他对于宗教的一个预设，宗教不仅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在价值和效果上也是落后和负面的。通过弟子的论述，进一步认为儒教与基督教是同样的东西。宗教是坏的，所有的宗教是以基督教为标准的。到后来，一些基督教倾向的人士如何光沪等，认为儒教是宗教，但是正面的东西。还有的学者如牟宗鉴先生，试图寻找中国宗教自己的形态。第二阶段是近十年来，一些儒家立场的人的出现，蒋庆，干春松等都提出了一些观点，我也提出了一些观点，从正面上解读儒家从社会功能与意义，从宗教学立场上，从内在的特征上去找，这里面有一些助缘，比如台湾学者的研究，海外汉学家的研究等。认为中国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儒教是最好的宗教。我提出了公民主宗教的论述。
林安梧：陈明教授将儒教的论争做了一个梳理。有人从基督教立场的反思，有人提出了宗法宗教理论，陈明主张公民儒教等。
干春松：我本人对于康有为的儒教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关于当前儒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的判断是儒学研究与中国人的生活距离太远，那么怎样进入中国人的生活呢，当前有上行路线下行路线的说法，我自己认为应当从民间的礼仪开始，这当是受到了梁漱溟先生的影响。农村民间社会有一些什么因素可以成为儒家的落脚点，应在这方面下些功夫，如家庭的礼仪，祠堂。我今后也有些这方面的研究计划。祠堂在传统社会中发挥了制约性力量，不是政治性的权利，而是以一种道德的力量制约腐败等。儒教研究并不一定非要进行一些大的理论建构，而要关注乡村的进展，或者说是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注重祠堂的礼仪等。杜先生曾编过一本书，将儒学复兴中的一些行动性的因素发展壮大起来，这也是我今后的思考重点。
林安梧：干教授重点谈了如何将儒教落实在具体的生活世界，如家庭、祠堂等。现在大陆上谈恢复儒教不是学者们单纯在书斋里面谈，而是要重建儒学与生活的关系，如恢复祠堂的祭祀之礼，使儒学跟生活世界有一个生命的关联。
黄夏年：前一阶段大陆儒学在民间最大的热就是于丹热，她讲《论语》在大陆有很大影响，不管讲得怎样，对于儒家都是一个贡献，使《论语》回到了老百姓的生活层面。有些是学者们自己在那里热。我以前到过许多地方的孔庙，当地官员总说该庙的历史是如何悠久，但现在却是空荡荡的。儒家以前是与国家政治相结合的，现在没有政权的力量，就变成这样子了。孝道是典型的儒教思想，对于传统社会影响巨大。如果从礼仪上恢复，是宗教的做法，我们要采取思想上的做法，就是于丹的做法，先把孝道中与生活有联系的地方宣传出去，这样便把儒教落实到了生活层面。另外儒家讲社会有序，这类东西过去批判太多，今后也可以将这些与和谐社会结合起来，以促进儒学的发展。
林安梧：黄教授肯定了于丹热本身的意义，并强调儒学如何在和谐社会的建设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但如何落实恐怕还是大家关心的。从于丹的方式，在民间怎样落实，与其他宗教怎样结合，还是要探讨的。
赵法生：儒教在二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是华夏文明的主干，但经过近代以来的冲击却迅速衰落，成了游魂，但当前的社会变革为儒教提供了一个重生的机会。我认为儒教的重建一方面要恢复一些传统的组织资源如祠堂、家谱、会馆等，但它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为儒教重新建起一个“体”，只要这个体建不起来，儒学就难以摆脱游魂的状态。我十分赞同贺麟先生四十年代的一个提法，就是儒家在当代的发展应当从基督教中学习好多东西，儒教的发展必须是开放式的，而不应是原教旨主义的路径，那是一条很危险的路子。如何建起儒教的这个体，要上接天气，下接地气。上接天气，就是要为儒家寻找出一个超验价值，一个具有十三亿人的洋洋大国是需要这样一种超验价值的，一个没有超验价值的宗教是没有发展潜力和前景的。儒学的复兴要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官学走向私学，历史上儒家赚便宜是在其官学的身份，吃亏也在这里，以至于突然消亡；二是从古典走向现代，要看到儒家并不是一切都好，它也有许多负面的东西，要勇于剔除；三是从学术走向民间，要与大众的日常生活建立直接的联系。
林安梧：赵法生教授讲的这三点，从官学走向私学，从古典走向现代，从学术走向民间，还有通天接地，是很真实的。对比地讲，台湾与大陆有很大的不同，台湾本来有民间，儒教一直存在，一直接着地气。儒教的发展基本是化到了其它宗教里面，与其他宗教结合在了一起。比如台湾的佛光山，孝悌的成分是很大的，马来西亚也是如此，如马来西亚的慈惠堂。有人说台湾新儒家对儒家的推广贡献很大，其实，台湾生活中本来就有儒学的存在，而新儒家基本是学院里的一个学派，在这一基础上才产生了新儒家的学说，它对于生活中的儒学反而影响未必是那么大。现在大陆的儒教有所谓上行路线、下行路线和中行路线等，你刚才讲的这三点，也是很重要的。在大陆时有人问我对于丹怎么看，我认为于丹的在宣传儒家方面的作用是值得肯定的，但毕竟是有其阶段性的，如果五年后大家还是于丹这个讲法，那就有问题了，就要批评了。
陈进国：大陆儒教的发展大体沿着以下三个方向进行：学术性儒家，如蒋庆、陈明等人，他们所持的基本是文化儒教徒心态。其中有持原教旨主义立场，如蒋庆；有持实用主义立场，如陈明。他们在推动儒学热中发挥了作用，但基本上可以说是茶杯里面的风暴，因为他们脱离了儒教的根本精神，就是知行合一。文化儒教徒的知与行经常是分裂的。如果不进行自我的反思，只是忙于去建构话语权是没有出路的。其次是生活化的儒教，历代儒家都在这方面进行了许多工作，朱子推行的家礼，王阳明推行的乡约，书院，对于儒学的生活化贡献很大。另外，民间的祠堂、祭祖等，都有朱子的影响；乡规民约则有王阳明的影响。民间儒教是更有活力也更有发展的前景的。第三种是建制性的儒教，康有为与中华孔教，模拟基督教，进行一种制度化的建构。三种儒教需要有一个对话的平台。
林安梧：陈教授说的学术性儒教、生活化儒教与建制性儒教的对话很重要，不容易，但值得去做。大陆这方面面临的困难更大一些，民间儒教很难说，各地情况也不同，比如福建有一些，台湾的民间儒教更多，但大都化到其他的宗教中去了。
王琛发：我认为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推动学术界与民间的对话。一个以民间组织作基础的公民社会的存在是儒教得以发展的前提。在这种前提下，学术性儒教应该是发现，民间性儒教应该是再现，遍布东南亚的会馆、祠堂、家礼、祭祖、墓园等，代表着宋元明清以来没有中断的儒家实践传统，这个传统在东南亚是存在的。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海外华人，他知道三纲八目，也知道自己的良心与天的对话，生活中老说你有没有良心。他们用儒家的方式思考，行动，未必有一套自觉的学术性概念，但要将他们的行为上升到一套知识系统时，当需要进行理论建构时，学界的力量就很重要了，如果发挥得好，茶杯里的风暴也可以变成大海里的风暴。
林安梧：如何将学术研究与人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前面的讨论标明大家有不少共识，比如落实到民间的问题。这是很重要的把各地的孔庙建起来，做教化的工作，读经，四书五经，乃至三教经典也可以，表示宽容。可以恢复家礼，在家庭中建设礼仪；乡约，在乡村恢复礼仪。这方面的活动学者们要多参与。目前有两个活动，争取9月28日作为教师节，争取孟子的生日作为母亲节，如能成功，当有重要意义。大陆可以借鉴马来西亚和港澳台儒教发展的一些做法。台湾的一贯道基本是以儒为体，道为用，佛为象，台湾的信仰好像是道佛为主，其实儒家的成分是最多的。
王琛法：对不起，我打断一下。全世界有这么多孔庙，所到之处都是讲解员在向客人讲解，能否有学者出来讲解一下？全世界有近千家孔庙，能否联系起来，可以轮流开会，把儒学放回到当地社会？
林：建议社科院宗教所儒教室做这个工作，将全球各地华人的孔庙联系起来，可以通过网络来。目前全球华人都很关心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儒释道是相通的，儒讲人伦孝悌，道讲无为自然，佛讲业力轮回，如何相互为用，一方面我就在这个世间去承担，另一方面又回到天地，与天地合为一体，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如同台湾的人间佛教所讲的，人间佛教中儒教的东西占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比如正严法提出要克己复礼，这本是孔子的教导，大家也都接受，可见学问的精神在近处是通的，落实处也是通的，既通天，又接地，天地就是通的，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