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德明获得了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的奖学金，将往美国哈佛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允许我作为家属随同。非常感谢学校人事处、文学院以及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的有关领导和同事们的大力支持，同意我以自费公派的名义前往哈佛进修。也衷心感谢哈佛-燕京学社的杜维明社长和李若虹女士的积极帮助，给予我以“燕京学社合作研究者”(Associate)的身份，这样我到哈佛不久便顺利地申请到了ID(身份证)，正式成为了一名“哈佛人”。
我初次访问哈佛是在七年前的一个冬天。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一个阳光明媚的中午，我、德明与当时正在那里做访问研究的巴莫曲布嫫(现为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一起，踩着厚厚的积雪去哈佛园(Harvard Yard)中的哈佛先生(John Harvard)铜像前瞻仰。哈佛先生的身上覆盖着冰雪，但他的一只铜靴却不惟干净，而且闪闪发亮。只是当时我是匆匆的访客，对哈佛的了解止于浮光掠影，不及细看。此翻既有了哈佛人的身份，又有一年的时间可供研磨，所以得以以“局内人”的身份更细致地打量哈佛——比如此次访问中我才知道，哈佛先生闪亮的铜靴原是校园的一景：游人参观哈佛，必去瞻仰铜像，也总要摸摸哈佛先生的铜靴，俗称“摸金鞋”。
哈佛大学的各种设施中，最令我们这些访问学者羡慕不已的是图书馆。一所大学的品质如何，图书馆应当是最为重要的标准之一。哈佛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名校，兼之有优秀的专业人士为其理财，因而财源滚滚，各种软件硬件设施十分齐备，而且性能优异，图书资料更是十分丰富。据说哈佛大学图书馆的藏书数量超过15,000,000册,是世界第四大“百万图书馆”(mega-libraries)(前3名是国会图书馆,大英图书馆,法国Bibliothèque Nationale。纽约的公共图书馆排名在第五)。
哈佛大学的图书馆不只一个，主图书馆叫做怀德纳图书馆(Widner Library)，其藏书量有三百五十万，在美国仅次于国会图书馆。说起它的建立，还有一段令人伤怀的故事。哈佛校友哈里·怀特纳(Harry Elkins Widener)(1907年毕业于哈佛)是一位家道富有的青年藏书家。1912年春天，他前往英国购书，和父母坐上首航的泰坦尼克号海船回纽约，结果遇到海难，母亲和女仆获救，他和父亲却不幸丧生。他的母亲爱莉诺·怀德纳(Eleanor Elkins Widner)悲痛不已，向哈佛大学捐赠家产，于1915年6月24日建立了怀德纳图书馆来纪念死去的爱子。怀德纳本人生前收藏的3300册藏书也成为图书馆的一批珍藏品，如今图书馆里还有他专门的纪念室，里面悬挂着他的画像以及他生前所珍爱的图书。每次我去怀德纳图书馆，一登上长长的纯白大理石的台阶，就总会想起这位年轻的、不幸早逝的藏书人。
除主图书馆外，哈佛还有其他10多个各具特色的分图书馆，例如拉蒙特(Lamont Library)主要供本科生的教学和学习;陶泽(Tozer)主要是人类学的专业图书馆，而东亚方面的图书则主要集中在燕京图书馆。全部图书都有系统分类号码，在任何一台联网的电脑上(比如我们在家里的电脑上)都可以迅速查到所需图书的编码和所在图书馆的位置，以及图书是否在架的信息。图书馆还备有各分馆的路线图，只要按图索骥，很快就能找到你想要的书。如果书已经被别人借阅，网络上也会显示出相关的信息，你可以直接在“Request”(索取)名目下登记下你的ID号码以及你方便取书的图书馆地点，这样一般在一个星期到10天之内，你就会拿到想借的书。如果你想借的书图书馆里没有，你也可以直接写信给征订部，说明书名和你想读该书的原因，一般图书馆会很迅速地订购该书，并及时通知你来领取。我认识一位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他说他们最紧张的事情之一就是有教授找到他们，质问“图书馆里怎么没有某某书啊?”那他们就要赶紧核实，并迅速地买到该书。正因为如此，哈佛大学流传着“这里没有借不到的书”、“图书馆把读者顶在天上”的说法。也有人说：“面对哈佛图书馆以及其他各类研究设施，实在没有理由做不出学问”(李若虹语)。人类学系的James Watson(中文名字为华生)教授有一次抱怨说在哈佛当教授不容易，我问他为什么不离开，他认真地说：“这里有很好的学生，还有很好的图书馆。”看来哈佛的图书馆不仅使众多的外来学生学者趋之若骛，也像磁石般地吸引和凝聚着自己内部的学者和学生。
哈佛大学名师云集。对于这所常在世界上排名第一的大学的显赫校史(例如除了出过6位美国总统、33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和32名普利策奖获得者外，还出了一大批知名的学术创始人、世界级的学术带头人、文学家、思想家)，迄今已有无数著述梳理过，此处不再赘述。我在哈佛的一年中，在有限的范围内所接触的著名学者，社会人类学系有James Watson, Michael Herzfeld, 历史系与东亚系有Philip Kuhn(中文名为孔飞力), Stephen Owen(宇文所安), Weiming Tu(杜维明), Peter Bol(包弼德), Micheal Puett(普鸣), David Wang(王德威)，Henrietta Harrison,梵文与印度学系有Michael Witzel, 古典学系有Gregory Nagy等。 我们初到哈佛时，因为有上次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民俗学教授交往的经历，觉得哈佛大学的教授都高傲得很，很难与他们密切接触，深度交流。后来时间长了，逐渐熟悉了一批名师，才发现我们的印象并不准确。哈佛的教授的确很忙，常常比一般院校的教授忙许多倍。人类学系的华生教授告诉我：一年之中与他联系的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问学者有上百位，而他一年中要为学生写上千封推荐信，他的秘书经常从早到晚在电脑前为他处理推荐信。此外，哈佛的教授还经常被邀请去世界各地讲学，所以他们的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尽管如此，许多著名教授依然平易近人，温厚可亲。蜚声海内外的汉学家孔飞力先生，如今已经是80高龄了(今年春夏季上完最后2门课，已经宣布退休)，每次我们给他写信，他总是非常快地回复我们，而且非常耐心、周到地询问我们遇到了什么困难，他可以和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每次和他见面，他总是温文尔雅，和蔼可亲。我们和他可以讨论一切问题，无论我们的问题是否幼稚，他都很认真地回答，和我们分享他的看法。和他的交往，使我们如坐春风，如沐秋雨，我们打心眼儿里深受感动，时常情不自禁地联想起和钟敬文先生在一起的日子。东亚系主任Micheal Puett教授为人宽厚谦逊，送我们书时一定要送我一套、再送德明一套，我们多次申明不必，合送一套即可，可他十分坚持，认为这样对我们两人才算公正。和他谈论我们目前从事的研究课题，他对我们鼓励有加，对他自己的研究则总是说“不好”、“不够好”。我们和他开玩笑说：古典知识分子的谦逊美德如今在中国已经不中用了，要自我吹嘘才能获利。说完大家都大笑——他当然清楚中国的情况。哈佛大学的民俗学专业虽然不如印第安纳大学实力雄厚，但是也有一个“民俗学与神话学研究组”(Program in Folklore and Mythology)，开设有本科课程。研究组的负责人是Stephen Mitchell教授。民俗学者见面，当然非常亲切。我们谈论中国和美国的民俗学教学和研究形势，也谈论以后的建设设想。Steve是一位热心肠的人，主动为我们联系其他与我们的研究话题相关的学者，后来我们在燕京学社的支持下组织了一个“亚洲的宗教、大众文化与社会变迁”(Religion, Popular Culture, and Social Changes in Asia)的研讨会，邀请他作为民俗学家担任会议的评议人之一和分场的主席，他欣然答应。开会那天天气很热，会议室里的空调不够凉，Steve在会场呆了一整天，热得汗流浃背。古典学系的Gregory Nagy教授是我们早已知晓的，因为他与民俗学研究关系密切，是哈佛民俗学与神话学研究组的合作教授之一。我们和他也是一见如故，谈得非常高兴。会谈过程中他还专门为我的女儿准备了动画片光碟，而且时不时地招呼她一下，十分热情周到。Michael Witzel教授在印度学和梵文研究领域是世界数一数二的人物，近年来对神话的比较研究有浓厚的兴趣。我知道他很忙，离开哈佛前不想再去打扰他，不想他居然一直记挂着我们，主动写信约我们见面，令我们非常感动。临行前，我和德明都觉得：哈佛在我们心中的形象，因为有了这些见识深邃而又宽厚热心的学者，而变得格外生动和温暖起来。
哈佛大学的学术活动非常丰富，学期开始后每天仅以海报形式公布的各种讲座、会议、学生的学术报告就不下20场，另外还有各院系自己组织的不贴海报的活动。我们常听的有东亚系和费正清中心举办的各种有关东亚问题的讲座，主讲者除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学者外，也有从中国来的学者和专家团，比如中央编译局的专家团讲解在中国“建立和谐社会”的构想，易中天谈《三国》、北师大李晓西教授谈中国的经济改革等。另外，我们在那里的一年之中，燕京学社每周三中午12点到2点，都会举办讲座，主讲人主要是哈佛大学与亚洲研究有关的学者，但有时也有从外校(比如有名的女子学院Wellesley College)、外国(比如印度、马来西亚)来的学者，话题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比如杜维明教授谈“朝向对话的文明：哲学中的一个可能性精神转变”(Toward a Dialogical Civilization: A Possible Spiritual Turn in Philosophy);孔飞力教授谈“为什么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应该研究中国的移民?”(Why Historians of China Should Study Chinese Emigration?);Arthur Kleinman教授谈"道德经验”(Moral Experience: Shared Existential Conditions Across Cultures);Peter Bol教授谈“从传记到群体生平学;从文本搜寻到相关数据库”(From Biography to Prosopography; From Text Search to Relational Databases";Michael Herzfeld教授谈“曼谷社区的动态学研究：一个人类学的个案”(The Dynamics of Community in Bangkok: An Anthropological Case Study)等等。讲座备有自助午餐，通常是各种三明治和饮料，听众可以一边吃，一边听，并参与讨论。有的访问学者不愿意跟着课堂听课，而愿意听各种相关的讲座，觉得信息量大，更能反映新鲜的学术思想。我和德明在哈佛的一年中，也和燕京的一些访问学者一道，组织了一个小型的讨论会( seminar)，讨论的话题主要是东亚的社会和文化变迁(包括传统宗教和新兴宗教、跨国婚姻、大众传媒、医药人类学史、文学和艺术等)，每两周一次，参与者主要是来自亚洲(中国大陆和台湾、日本、韩国、越南、马来西亚等)的燕京访问学者，但是也对公众开放，欢迎有兴趣的学者和学生参加。今年6月初，在燕京学社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和几位同道一起，组织了“亚洲的宗教、大众文化与社会变迁”的研讨会，邀请了哈佛大学的Stephen Mitchell, Henrietta Harrison以及波士顿大学的汉学人类学家Robert Weller分别担任各场的评议人和主席。研讨会的效果不错，大家准备得都很认真，许多发言人都觉得通过这样的活动(尤其是评议人的评议)，自己很受教益。燕京学社的执行社长Peter Kelley先生在炎热的天气里坚持跟着我们听了一天会，令所有的参加者都深受感动。
总之，在哈佛的一年中，我的收获是多方面的。在学业上，除了学术联系更加广泛、视野更加开阔之外，一些原本模糊的学术追求也变得更加明晰和坚定起来(比如不能为理论而理论，不尚玄虚空谈，而更注重解答实际问题;积极关注当前重大的学术和社会问题;应该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融会各学科的长处等等)。在人生的境界上，哈佛的生活也给了我许多的教益，许多哈佛学者的学问和人品，令我不胜钦佩，正如钟敬文先生生前时常提醒我们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仅就此两方面而言，哈佛的岁月对我的学术和生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