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俗学》所载关于现代中国民俗学的文章

 
        《日本民俗学》第259 期“海外的现代民俗学-东亚篇”的专辑中，收录了关于韩国、中国、台湾地区民俗研究的各2篇论文。
        岩本通弥在专辑的前言中提到，当今在世界范围内，民俗学都处于一个学问重构的时代。虽然都有着独自的历史发展和特色，但各国各地区的民俗学（研究）也都面临着相似的问题，进行着相近的摸索。与人类学相比，民俗学更专注于本国本地区文化，一直以来，国际交流较为薄弱。今天，打破此前自闭的条件日益成熟，特别是东亚各地区，需要共同面对着“非遗申报”带来的种种新的课题。
        根据岩本的说明，为了组织这次专辑，日本民俗学会针对东亚的各地区（具体为中国、台湾地区、韩国），分别邀请了两位学者介绍其民俗研究状况。一位负责介绍与民俗学相关的学会、大学及研究机构、学术杂志、国际研讨会等组织活动的状况，或者是民俗学适应时代而发展的“现状”；而另一位则负责介绍当下后现代、后殖民状况之中各国最前沿的社会研究课题。
        关于韩国民俗学，有南根祐（韩国东国大学文化学术院教授）的《韩国民俗学的现在-以“民俗”的文化资源化和观光资源化为中心》，和李承洙（韩国中央大学文科学院民俗学系教授）的《韩国当下的民俗学状况》。
        关于台湾地区的民俗研究，有黄智慧（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的《台湾对日认识的交错-从族群和历史复杂性的角度》，和黄丽云（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博士后）的《现代台湾民俗文化研究动向-研究及实践的多重性》。
        而关于中国民俗学，有田村和彦（福冈大学人文学系东亚地域语言专业副教授）的《中国民俗学的现在-以田野调查和民俗志为中心》，和王晓葵（中山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的《人类学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代的中国民俗学研究》。
        可以看出，与其他地区执笔者均为当地学者不同，对中国的论述，分别由一位中国学者和一位日本学者完成。具体而言，田村论文从现代中国民俗学的形成环境、关于学问领域的独立性-田野调查和民俗志、以及关于对象的把握-新的摸索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回顾和梳理（pp.28-56）；而王论文除了论及民俗学的“人类学化”、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俗学的关系之外，还具体介绍了民俗学的研究集会和体制、机构、杂志等（pp.111-137）。
        两篇文章都担负着向并不了解中国民俗学的日本民俗学者，提供一些基本可信的信息的任务。从大局上对现代中国民俗学的基本脉络和面貌的描述是其重点，而对处于中国民俗学内部的人而言，可能希望能看到更为细致的分析。不管怎样，现代中国民俗学以较完整的形式出现在日本民俗学会的机关刊物上，这一事件的意义，以及在此过程中国民俗学被整理和介绍的方式与其得失，都是值得今后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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