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境内三苗氏史迹考述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9-01-05 12: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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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境内苗氏史迹考述 

 

万建中

 

摘要 三苗氏是从北方移居到江西的最古老的族群,在连年与尧舜禹的争雄过程中,逐渐衰落下来,一部分与其他族群融合,一部分成为后来的苗、瑶、畲等民族的祖先。史籍在对尧舜禹歌功颂德的同时,三苗氏被大肆贬斥。在江西远古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三苗氏起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 三苗氏;江西;尧舜禹;史籍

 

远古族团之一的苗蛮族团中,最重要的氏族当然是三苗氏。[1](P57-66)三苗者,亦称有苗或黎苗,《国语·楚语下》:“及少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者也。”“三苗复九黎之德”,表明三苗与黎氏有着亲缘关系,故《国语周语下》有“黎苗之王”之语。

三苗原曾居住于黄河流域,但未曾融入夷夏。到尧舜禹时期,北方的西夏和东夷已大体合成为华夏整体,不入流的三苗则被视为“外化”之民,从中原逐步流落到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广大地区,成为一支广泛分布在南方的庞大的氏族部落。正如郭璞在《山海经》注谓:“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这在史学界大体是比较一致的看法,而且现在似乎在考古发掘上也逐步得到了某些印证。”[2](P9)有关三苗氏的直接考古资料尚少,我们只能通过零碎的文献记载,追寻三苗氏在江西境内的踪迹。

 

 

相传在夏或夏代以前,居住在今江西境内的土著居民,大致是三苗族(或荆蛮族)及其后裔。

有关三苗活动区域的记载,史料有比较明确的说明。《帝王世纪》:“帝尧陶唐氏……诸侯有苗氏处南蛮而不服。”《吕氏春秋召类》:“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丹水即今湖北之丹江,是今汉江上游的一条支流,发源于陕东南部终南山,从商县经河南到湖北入汉水,此地正是在与炎黄集团接壤之处;南蛮是以三苗氏为首的南方部落联盟。《战国策魏策一》载吴起说:“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彭蠡”在今之江西鄱阳湖,“洞庭”即今之湖南洞庭湖。“文山”出自《国策》姚氏本,鲍本作“汶山”,《君道》作“大山”,《外传》作“岐山”,实为同一山名。“文山”是今何地,还无法确定,大致应在鄱阳、洞庭间靠南部之地。[3]钱穆先生考证,这个“衡山”,是在长江以北,即今河南南部的伏牛山。[4] (P2479-2497)可见,以三苗氏为代表的苗族族团活动地域大致在今湖北、湖南两省及江西、河南之部分地区。[1](P66)元黄镇成《尚书通考》也云:“三苗之国,左洞庭,右彭蠡,今江州、鄂州、岳州三苗之地也。”[]三苗居住的范围,不会比华夏地盘小,只是三苗之间,如同后来的“百越”一样,也是种别繁杂。所谓“三”者,义为多也。

至于三苗氏故都所在何处,古人说法不一。有的说在柴桑、彭蠡之间。罗泌《路史国名记》引周景式《庐山记》云:“柴桑、彭泽之间古三苗国,左洞庭,右彭蠡,负固而亡者,今衡、岳、潭之境。”“柴桑”在今江西九江市西南。在这里,误“彭蠡”为“彭泽”,却纠正了《魏策》所言洞庭、彭蠡二湖之方向。《史记吴起传》、《说苑君通、贵德》和《韩诗外传三》所言皆与《魏策》相反。有的明确地说,三苗为了负险自固,曾经“三徙其都”。较早的都城在筠州,即今江西高安县,以后依次迁往兴国、武昌。《朱子集》卷七十一引詹元善语云:“苗民之国,三徙其都,初在今之筠州,次在今之武昌县。则据江山之险,可以四出为寇,而人不得而近之矣。”所择之地皆在江西境内。

1989年冬,在江西新干县大洋洲商墓中有惊人的发现,共出土各种质地的随葬品近千件。其中,青铜器即达484件,数量之多,品类之全,造型之异,文饰之美,都是为江南之冠,全国罕见。[5]青铜器中,大小青铜钺6件。钺是当时的生产工具和政治用具,为象征权力和统治的礼器之一,说明墓主人是一个身份高贵的上层人物,也许就是这个青铜王国的最高统治者。“赣鄱区域是他控扼南方的政治统治中心。大洋洲‘王陵’位于赣江之滨,富有鲜明的土著文化特色,且和传说的三苗古都邻近,两者之间当有土生土长的历史承传关系。因此有理由说,赣鄱区域是孕育哺养三苗文化的桑梓沃土,是中华上古文化南支最主要的发祥地,也曾经是三苗王国政治都会的所在地。”[6](P29)

 

 

三苗氏与北方炎黄集团很早就有频繁接触,到传说中的尧舜禹时期,双方交往更为密切,不过,文献留下的主要是战争的片段。据《尚书》、《山海经》、《竹书纪年》等古书记载,三苗氏先后与黄帝、尧、舜、禹争雄于世。最大的冲突有两次,第一次在尧舜之际,对此,《尧典·吕刑》、《左传》昭公元年、《荀子·成相》、《国策·秦策一》、《吕氏春秋·召类》、《孟子·万章上》、《大戴礼记·五帝德》等典籍均有记录,而以《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较详细:“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与幽陵,以变北狄;放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三危”在今甘肃省境内。这段文字有两处需要加以说明,一处是“迁三苗于三危”之“迁”,《尧典·吕刑》作“窜”,《庄子·在宥》作“投”,此三字意义相近,均可释为流放。而《孟子·万章上》和《大戴礼记·五帝德》作“杀”,据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中解释:“‘杀’,‘’字之误。《古文尚书》曰:‘三苗’,‘’之言‘窜’。”指明“杀”可能是“窜”的误字。那么,为何要流放三苗呢?这是另一个要说明的问题。“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明确了三苗是因造反被镇压的。三苗“叛乱”被定为“四罪而天下咸服”中的“四罪”之一。其实,这是受“正统史观”偏见的制约以及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世俗观念的影响,才将三苗视为“叛逆”加以否定。

不仅如此,史书还对三苗氏加以丑化,据孔颖达《左传正义》云:“此专所言,说《虞书》之事。彼云‘四罪’,谓共工、兜、三苗、鲧也;此传‘四凶’,乃谓之浑敦、穷奇、杌、饕餮。……《尚书》无三苗罪状,即甄去三凶,自然饕餮是三苗矣。”“饕餮”乃一种贪残的怪物,古代钟鼎彝器多刻其头形为饰。《吕氏春秋先识》:“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路史后纪四蚩尤传》注描述了属于“炎帝之苗裔”的蚩尤的形象:“三代彝器,多著蚩尤之像,为贪虐者之戒。其像率为兽形,傅以肉翅。”此当是饕餮。《史记五帝本纪》说:“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谓之饕餮。”集解引贾玄说:“缙云氏,姜姓也,炎帝也,炎帝之苗裔,当皇帝时在缙云之官也。”蚩尤和三苗的关系异常密切,很可能就是早期三苗酋长。

这次尧舜流放“四凶”的行为,并没有使三苗一蹶不振,故《礼记檀弓下》“舜葬于苍梧之野”句下郑注云:“舜征有苗而死,因留葬焉。《书》说舜曰:‘陟方乃死’。”三苗氏仍有北上黄河流域争雄天下的实力。

第二次在舜、禹之际。舜取尧后,华夏的用兵已移到长江沿岸。《说苑君道》:“当舜时,有苗氏不服者,大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用此险也。”以武力征服,似乎违背了仁政的宗旨,于是,这次舜对三苗的征服,更换了手法。《韩非子五蠹》云:

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

干戚本是兵器,舜用之于舞蹈,以示偃武修德。这种软硬兼施的手法,在三年后,果然达到了分化三苗氏的目的。《尚书舜典》:“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咸熙,分北三苗。”《史记正义》曰:“北,背也。善留恶去,使分背也。”又云:“幽明有别,黜退其幽者。或夺其官爵,或徙之远方,升进其明者,或益其土地,或进其爵位也。”显然,这实际是采用考绩之名,以达到对三苗的分化、拉拢之目的。《吕氏春秋召类》云:“舜却苗民,更易其俗。”一些三苗区域不仅被占领,而且也被迫接受强制同化。舜的这次南征很可能到达了临近江西大地的江汉平原甚至更远。舜南征未归,就死后就葬在长江以南的“蛮荒”之地。《山海经海内经》:“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所以,舜的英灵在楚国的神灵世界里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还流传他的两个妃子娥皇和女英追其南下,到洞庭之滨得知舜的死讯后殉情于萧湘水间的动人传说。

禹时黄帝集团继续征讨三苗氏。《墨子非攻下》:“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雷)电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待。搤失有苗之祥(将),后乃遂几。”这段文字夹杂了不少逸闻怪事,有些字句可能有讹夺,所以意义不甚清晰。但大体上还是可以理解的。最后之“后乃遂几”,是说三苗氏从此退出黄河流域的政治舞台,远戎南方,并且气数已尽。《国语·周语下》载太子晋谏周灵王时所言更为客观、实在:“王无亦鉴于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三季,上不象天,而下不仪地;中不和民,而方不顺时;不共神祗,而篾弃五则。是以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不夷于民,而亦未观夫前哲令德之则。”把黎苗之衰与夏桀、商纣并提,说明这次打击之后,三苗确实衰落下去了。三苗氏在历时千年的中原角逐中,不论是将士血洒战场,还是君多次被放逐荒徼大漠,都未曾动摇入主中原的雄心壮志。然而,自从出了亡国之臣成驹以后,三苗为政不善,内部分裂,国运陵迟;旋又发生空前严重的大地震,“天雨血,夏有冰,地坼及泉……。”大禹乘这个千载难逢之机,一举攻灭三苗王国。[7](P65)

 

 

禹征服三苗后,三苗族民一部分沦为奴隶,一部分“更易其俗”,最后部分逐渐与华夏族融合而成为华夏族的一部分,还有不少南逃或西奔山区,并入后起的楚民族及发展成后来的苗瑶等民族,但更多的是留在江西境内,与其他的三苗支族相结合。从此,史籍上“三苗”的名称不见了,有可能在夏王朝衰落之际,南方三苗的一支后裔和当地的土著(自然包括江西新石器晚期居民的后代)逐渐融合为一体,这样,号称“越”的民族开始在赣鄱大地兴盛起来。

三苗与越的关系,《史记越王践世家》云:“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道出了三苗与越的渊源关系。史书对此未有更多记载,但因同处一地,应该甚为密切。徐松石先生曾指出:“古代三苗领域的土著,在最东的称为‘于’、‘阳’、‘凤’、‘畎’等夷,后来形成吴越民族,其余则称为荆蛮、扬蛮。”[8](P72)苗者蛮之音转,闽也,南夷之名,蛮亦称越,三苗旧地,在商周之世,为古越人之地,应是合乎情理的。古越族正是在古三苗及三苗领域的土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正如三苗氏的形象被严重歪曲一样,三苗氏所在之地亦被史书描绘为是“荒蛮腹地”,处于不开化的野蛮愚昧之中。事实恰恰相反,尽管三苗氏最后没有取得正统地位,但其对江西历史文化的发展创下了难于磨灭的功绩。首先,三苗之“苗”不仅仅是记音,亦与原始农业有关。三苗氏或许是最早发展原始农业的氏族之一,故而当阖族厄运降临之时,便发生了“五谷变化,(苗)民乃大振(震)”这种情状。江西修水山北遗址发现在草拌泥中夹杂有稻谷壳、稻秆的痕迹,同时期的樟树市樊城堆遗址、永丰县尹家坪遗址和萍乡市郊区新泉、赤山遗址中也有稻谷、稻秆发现。这些表明,江西种植水稻的生产,在四五千年前已经逐渐普遍起来。“从新石器晚期开始栽培水稻,商代中期已在犁耕,这在目前全国其他地区还没有先例。”[9](P15)其次,当代考古学认定,中华铜资源的开发和青铜冶铸的源头,存在于以赣鄱区域为中心的地方。曾有论者推测,舜和禹对三苗的战争,“很可能是一场争夺铜锡资源之战,这场战争的主战场,也许就在赣北地区。”[10]此论颇有见地。1988年,在赣北瑞昌发掘出的商代铜矿遗址,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最古老的铜矿遗存。另外,和新干县大洋洲邻近的吴城遗址,是三千多年以前的大型青铜冶铸基地。而新干大洋洲“王陵”大批青铜器重见天日,更加有力说明江西大地曾是无以伦比的“青铜王国”。[6](P30)它并非一日之功所能告成,必须有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据此而论,三苗氏应是中华铜文化的开山祖。“三苗开创的这种传统,对中国古代文化具有奠基意义。”[11]

   

   

参考文献:

 

[1]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M]北京:科学出版社,1960.  

[2]   李家和.越文化初论[J].江西历史文物,1981,(3.

[3]   俞伟超.先楚与三苗文化的考古学推测[J].文物,1980,(10.

[4]   钱穆.古三苗疆域考[J].燕京学报,1932,(12.

[5]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新干县博物馆.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J].

物,1991,(10.

[6]   张英明.三苗文化:赣文化古老的源头[J].江西社会科学,1994(增刊).

[7]   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登[Z].

[8]   徐松石.东南亚民族之血缘[M].

[9]   许怀林.江西史稿[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3.

[10]龙庆.江西早商文化遗存的发现与研究[J].东南文化,1992,(2-3.

[11]李炳海.论三苗文化[J].中州学刊,1992,(5.

 

 

 

 



[]据江西省婺源县博物馆詹永萱新发现的明代手抄本(十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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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树叶—马丽个人空间 引用 删除 mali1898   /   2010-06-12 19:50:33
苗族侗族是好兄弟!~
引用 删除 鹿鸣   /   2009-03-14 01:22:37
学习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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