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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故事学的滥觞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9-01-04 22:49:26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术成就评述

万建中李琼

【摘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感召之下，以启蒙教育为宗旨的民间故事学应运而生。初期的现代故事学在三个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首先，建立了中国民间故事体裁学，明确了民间故事的内涵和外延，对民间故事体裁特征的认识达到相当的高度；其次，初步编制出民间故事分类体系。这一分类体系不同于“阿尔奈—汤普森体系”，具有中国特色；第三，受进化论影响，运用历史地理学派分析方法，深入了讨论民间故事演进状态。这些研究涉及民间故事基本理论的各个方面。虽然有些讨论还比较浅显，也没有形成完全统一的观点，但给后来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关键词】中国现代故事学；民间故事；体裁学；故事类型；历史地理学派

中国现代故事学的兴起，得益于功能文化运动的感召。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民间故事被关注，首先在于其能够起到儿童教育方面的作用。这就可以解释何以初期《妇女杂志》每期都刊登数则民间故事了。最早提倡研究童话的周作人，认为童话对儿童的教育作用，有三个方面：“（1）使各期之儿童保其自然之本相，按程而进。（2）用以长养其想象，使即于繁复，感受之力亦见敏疾，为后日问学之基。（3）能了知人事大概，为将来入世之资，……多识名物，亦有裨诵习也。”[1]

除此之外，当时学者还肯定了民间故事的学术价值和认识价值，罗香林在评论林培庐编的《民间世说》[2]时，指出：“要研究先史时代人们演进状态的问题，是不能不注意他们所遗留的故事与传说的。”“要研究漳潮这系汉族的生活背景，和他们所以演进的状态，是不能不注意林先生所收集的这些材料的。”胡鉴民则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民间故事的认识意义。他认为从民间故事中，“不但反映出民间信仰与道德意识，且可窥见社会的背景” 。[3]正是基于对民间故事现实功能比较全面的理解，当时许多学者投身于故事学研究，营造出现代故事学初期的繁荣景象。

一、塑造民间故事的体裁形象

作为民俗学研究对象的民间故事，在中国是一个外来的学术术语。因此，在中国现代民间故事学发轫期即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早期的学者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对“民间故事”进行适当解释和规定，这就引发了一系列有关民间故事基础理论的讨论。讨论的中心是对民间故事文体的独立性进行肯定，厘清民间故事叙述话语的个性特征。

对于民间故事的特性问题，学者们大都是通过与其他民间文学样式的比较来阐述的。周作人通过阐释神话、世说和童话的起源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童话(Machen)本质与神话(Mythos)世说(Saga)实为一体。上古之时，宗教初萌，民皆拜物，其教以为天下万物各有生气，故天神地祗，物魅人鬼，皆有定作，不异生人，本其时之信仰，演为故事，而神话兴焉。其次亦述神人之事，为众所信，但尊而不威，敬而不畏者，则为世说。童话者，与此同物，但意主传奇，其时代人地皆无定名，以供娱乐为主，是其区别。盖约言之，神话者原人之宗教，世说者其历史，而童话则其文学也。[4]

张梓生则在《论童话》[5]中首次明确地提出了人类学派故事定义，认为童话是“根据原始思想和礼俗所成的文学”。但他的观点并没有超出周作人的学术论述。

赵景深在其著作《童话概要》[6]中也给童话下了一个定义：“童话是原始民族信以为真而现代人视为娱乐的故事，亦即神话的最后形式，小说的最初形式。”在另一本专著《童话学ABC》中，首先阐述了童话与小儿语、童话与小说、童话与神话的不同，然后再次重申了这一定义。

以上三位人类学派倡导者的解释基本相同，但都没有给民间故事这一体裁画出一个明确的面相来。

许地山分析了神话、传说和野乘的异同，对民间故事的特性作了比较全面而明确的论述。他所总结的民间故事的三个特征，真正触及到故事体裁的核心，在今天看来也是极为中肯的：

故事是从往代传说下来的。一件事情，经十个人说过，在古时候就可以变成一段故事，所以说“十口为古”。故事便是“古”，讲述便是“讲古”。故事的体例，最普遍的便是起首必要说，“从前有……（什么什么）”，或“古时……（怎样怎样）”。如果把故事分起类来，大体可以分为神话，传说，野乘三种。神话是“解释的故事”……传说是“叙述的故事”，它并不一定要解释一种事物的由来，只要叙述某种事物的经过。……术语上的“野乘”是用德文的Marchen(它包括童话、神仙故事及民间故事或野语三种)。它与英雄故事及英雄行传不同之处，第一点，它不像传说那么认真，故事的主人常是没有名字的……，第二点，它是不记故事发生的时间与空间的，第三点，它的内容是有一定的格式和计划的，人一听了头一两段，几乎就可以知道结局是怎样的。传说中的故事，必有人名，时间，地点，并且没有一定的体例，事情到什么光景就说到什么光景。[7]

这段经典论述涉及民间故事的结构、体裁性质、故事讲述的话语形式等民间故事体裁学的基本问题。作为作家和民俗学学者的许地山，对民间故事体裁的特点有如此深刻的解释，委实令人惊讶和叹服。

民间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及其人物名字是模糊的，这是民间故事区别于其他民间叙事体裁最为显明的外部特征。首先，“故事的主人常是没有名字的”，常常是冠以老大、老二、老三、大姐、二姐、三姐、老头子、老太婆；其他如苏联的伊凡、法国的汉斯、英国的约翰、日本的太郎等等。其次，“故事的体例，最普遍的便是起首必要说，‘从前有……（什么什么）’，或‘古时……（怎样怎样）’，”这就非常准确的指出了民间故事时间表达的永恒性。故事总是将其发生的时间前推到极远，以使讲述的参与者都清晰地意识到这是在“讲古”。民间故事时间维度的模糊，大概与民间生活节奏的缓慢有关。尤其是农业生产，在乎的是年度周期性的历时段面的时间，满足于“大概”的时间。故事从何时发生从何时开始似乎并不重要，因为生活每天都在重复，周而复始，看不到结束，也不必追求准确的起始时间。第三，“（民间故事）的内容是有一定的格式和计划的，人一听了头一两段，几乎就可以知道结局是怎样的”。这句话实际探入了民间故事结构形态的深层，触及到了民间故事情节结构模式化的特征。民间故事叙述格式化与计划性的提出，可视为中国民间故事形态学的滥觞。

许地山的上述阐释，集中概括了当时学者们对民间故事本体特征的认识。在此后的七八十年间，这些认识并没有被纠正甚至被超越。但这并不是说此后的民间故事体裁研究没有进展，而是表明当时把握民间故事本体特征是相当到位的。

张清水比照了民间故事与“轶事”的差异，发现了“轶事”(史实)不断向故事演化的口头传承现象，推演出民间故事的虚构性特征：

“轶事”，太过实在了，我想还是仍用‘故事’好。宋湘虽有其人，但是老百姓们所传关于他的故事太多了，其中不无附会、缠纠、借用之处，真实性,着实很少;我们只把它当‘传说’看便算了，若把它当作‘轶事’以为实有其事，可就错了。[8]

然而，“张清水虽从真实与虚构的角度指出了‘轶事’与‘故事’的区别,说明以‘轶事’相称不妥，却没有进一步区分‘故事’与‘ 传说’ 的差别。”[9]因此，他这里说的“故事”还包括了传说，比本文所指的民间故事范围要广一些。

另外，容肇祖和罗香林还就民间故事和历史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既然民间故事是虚构的，其认识价值必然受到质疑。而容肇祖竟然将民间故事和历史联系了起来，肯定了民间故事的学术价值，认为民间故事是人们对“知识与迷信、风俗与习惯等种种”的真实表现，认为“由这些表现的风俗习惯与心理状况的认识，我们可以说民间故事，就是民间的历史的断片。”[10]罗香林则认为“一切的故事与传说，皆是有其所以产生或流行的背景与环境或条件的。传说与故事的性质，虽不若‘写的历史’的易于推识史事本身的状况，然其所代表的人们的生活过程与背景，或环境与条件，正与“写的历史”大致相同，所谓‘查无实据，而事出有因也。’而且以其范围很广，正可以补助‘写的历史’所代表的不及。”[11]民间故事是文学，历史属于社会科学，当时的学者却找到了两者的相通之处。

尽管两位著名学者没有明确提出历史（history）作为“他的故事”之语义学的理解，没有揭示通行于白话文中大量的“故旧”、“故人”、“故交”、“故居”、‘故乡”、“故国”乃至“故纸”等词汇的语言成分和构词法中仍可一窥“故事”之本义，但已在历史的语境中讨论民间故事了。“写的历史”这一对历史的表述，建构了一个讨论的平台，即可以将历史叙事和民间故事的叙事相提并论。其间充溢了后现代认识论的意味。在中国现代故事学创建的初期，学者们对民间故事体裁特性的认知就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这一高起点为20世纪中国故事学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民间故事体裁特征的初步观照，一方面辨析了民间故事与神话、传说乃至历史的联系与区别，清晰了民间故事在口头散文叙事文体中的独特性与相对的独立性。另一方面

二、建立民间故事分类学

从研究的实际状况看，建立民间故事分类学的初期，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依据民间故事的内容，确立民间故事文类；二是依据民间故事的情节及其他结构元素，确立民间故事类型。

（1）划分民间故事种类

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首先需要对其进行分类。现在学者一般认为民间故事包括生活故事、民间寓言、民间笑话、幻想故事、童话等多种形式。这是在民间故事的外延边界比较明确的情况下作出的判断。然而在现代故事学的初期，民间故事与其他民间口头叙事文类仍处于相互混杂的状态，致使分类还不能完全在民间故事的范围内进行。

周作人在1913－1914年间，连续写了数篇关于童话的论文。[12]《童话研究》一文就对童话的定义、产生、特点、演变、种类等基本问题，作了比较科学的论述，对童话中所包含的远古民俗、观念、信仰、制度等等作了文化解读。尤其对我国著名的《老虎外婆》、《蛇郎》、《老虎怕漏》等民间故事与希腊、罗马、德国的同类故事作了比较研究。在中国，“童话”一词是本世纪初从日本直译过来的。1922年初，赵景深和周作人在北京《晨报副刊》讨论童话问题，周作人说：“童话这个名称，据我知道，是从日本来的。中国唐朝的《诺皋记》里虽然记录着很好的童话，却没有什么特别的名称，18世纪中日本小说家山东京传在《骨董集》里才用童话这两个字，曲亭马琴在《燕石杂志》及《玄同放言》中又发表许多童话的考证，于是这名称可以说是完全确定了。”[13]童话的名称在中国出现于上世纪初，以商务印书馆1909年开始编撰出版专门供少年儿童阅读的文学作品集《童话》为标志。周作人在《童话略论》[14]中将童话分为“二部”：纯正童话（“从世说出者”）和游戏童话（“非出于世说，但以娱乐为用者”）。纯正童话又可分为代表思想者和代表习俗者两类。游戏童话又分为动物谈、笑话和复叠故事三类。从他的分类中可以发现，他所说的“童话”与我们现在说的“狭义的民间故事”很相似。童话（多为幻想故事）既有民间口头流传的，也有作家作品。赵景深最早对两者作了区别。[15]这一区分是极其必要的，此后对童话的研究，基本上避免了民间童话和作家童话的纠缠。

许地山用图表的形式表述了他对故事的分类。他首先把故事分为“认真说的故事”和“游戏说的故事（庸俗的故事）”两大类。然后把神话和传说归入了“认真说的故事”，而 “游戏说的故事”则包括童话、神仙故事和民间故事三类。第二大类“游戏说的故事”与我们今天的狭义民间故事很贴近，而所言的“民间故事”大概指今天所谓的“生活故事”一类。

钟敬文在《闽南故事集》[16]一文中也零星地提出了一些看法。他在文中首先介绍了此书的编者黄振碧对所收故事的分类，然后评价说：“以上的区分，自然不是很严格的，如卖香屁故事，本来是一则趣事，（记者曾记过，收入民间趣事第一集中），但因为这篇所述的中间有‘牛死变树’的情节，就把她改进神话类中了。又如活佛升天的故事，是颇带点严肃意味的故事，因‘费事’于另标一类，权把她归到趣事里边去了。”他的这一观点与许地山有些相似。但是，从“中国民间传说中，比较纯粹为儿童娱乐而作的童话，据我所见……”这样的言辞中，可以看出，作者当时所用的术语在内涵上是比较含混的，而这句话中的“民间传说”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广义的民间故事了。

对民间故事种类的划分似乎没有多少学术含量，其实不然。种类的划分是建立民间故事体裁知识谱系的不可缺少的因素，对民间故事的搜集、整理有着直接的指导和规范作用。

当时，最先由口头向书面转化的民间故事是童话。《蛇郎》、《宝盒》、《老虎外婆》、《海龙王的女儿》、《西天问佛》等童话得到大量采集，促进了这些童话故事的广泛流传。古代典籍中的童话也同时得到关注，《酉阳杂俎》中的《叶限》等“志怪”被当作童话文本发掘了出来。钟敬文说：“代表了极端的智慧机警方面的人性而出现于民间故事中的，在希腊有伊索，在中国有徐文长；代表了极端的愚呆方面的人性而出现于民间故事中的，则是呆女婿了！”[17]呆女婿的故事和徐文长的故事同样是民间故事初期写定时的重点，异文众多。其时，这类生活故事和机智人故事被归之为“民间趣事”。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了一套由林兰女士（李小峰之化名）编辑的民间故事集，近40种，分“民间趣事”、“民间童话”和“民间传说”三个系列。童话、民间趣事等民间故事文类概念的提出并认定，恰恰反映了民间故事田野作业的现实倾向性。

（2）编制中国民间故事类型谱系

故事学中的“类型”，源自芬兰学者安蒂•阿尔图斯•阿尔奈（Antti Aarne ，1867~1925）于1910年在《民间故事类型》（The Types of the Folklore）一书中对各民族民间故事作比较分析时所使用的“type”一词。“一种类型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传统故事，可以把它作为完整的叙事作品来讲述，其意义不依赖于其他任何故事。当然它也可能偶然地与另一故事合在一起讲，但它能够单独出现这个事实，是它的独立性的证明。组成它的可以仅仅是一个母题，也可以是多个母题。”[18]如果几个不同的故事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母题，这几个故事属同一“类型”，并被看作与历史渊源有关。

“母题”是与“类型”密切相关的另一关键词。“母题（motif）这个词源于拉丁文moveo，是动机的意思，所以母题的意义与动机有关，可说在叙述情节中，具有动机功能而反复出现的特殊行为、实物、情况等等。”[19]周作人的未刊稿《老虎外婆及其它》，大约写于1914年，其中母题概念的使用应该是最早的。10年后，周作人发表的《关于“狐外婆”》一文中，又使用了母题一词。他说：“这些民间故事我觉得很有趣味，是我所喜欢的。倘若能够搜集中国各地的传说故事，选录代表的百十篇订为一集，一定可以成功一部很愉快的书。或者进一步，广录一切大同小异的材料，加以比较，可以看出同一的母题（motif）如何运用联合而成为各样不同的故事，或一种母题如何因时地及文化的关系而变化，都是颇有兴趣的事。”[20]在这段文字里，尽管没有出现“类型”术语，但中心意思是如何围绕母题展开同一类型文本的收集和比较研究。

中国学者运用类型学研究民间故事与西方几乎同步。1927年，杨成志、钟敬文合译查·索·班尼《民俗学手册》附录《印欧民间故事的若干类型》，以《印欧民间故事型式》篇名面世。第二年，钟敬文发表《中国印欧民间故事之相似》一文，文中道：

近来读英国民俗学会出版的《民俗学概论》中有《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一文（此文经我和友人译出，收为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民俗学会小丛书之一，现已出版），把印度欧罗巴民间故事，归纳成七十式，每式略举其情节，其闻颇多和中国民间故事相似的。兹就一时所觉得的，拈掇出来，不敢谓为严密的比较，只是随便举一二例子而已。[21]

这是民间故事类型学运用在印欧与中国同类型民间故事比较分析中的最早成果，显示出现代民间故事学强烈的学科意识。也就在这一年，美国学者斯蒂•汤普森（Stith Thompson）修订、补充了芬兰学者阿尔奈（Antti Aarne）的《故事类型索引》，出版了《民间故事类型》。此书所运用的分类编排方法通常被故事学界称为“阿尔奈—汤普森体系”或“AT分类法”。

几乎在“阿尔奈—汤普森体系”颁布的同一时间，钟敬文试图构建中国民间故事的类型谱系，探寻富有中国民间故事特色的分类范式。他完成了《中国民间故事型式》（原作《中国民谭型式》），[22]共归纳出中国民间故事的45种型、51个式。此项研究原计划归纳故事型式一百个左右，只是由于种种原因仅仅完成了近一半左右而已。钟敬文在德国学者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又译作艾伯哈德）《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中译本序中，对这段学术经历作了简单追忆：“记得1927～1928年间，我和顾颉刚、董作宾、容肇祖诸位先生在广州中山大学创立了‘民俗学会’，继续进行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开创的这种学术活动。1927年底，我和同乡青年学者杨成志得到了英国民俗学会出版的《民俗学手册》（1914），我们都觉得书中所附的《印欧民间故事的若干类型》和《民俗学问题格》对我国这方面的研究颇有参考价值，就共同把其中的《印欧民间故事的若干类型》先行译成了中文，并于1928年刊行（稍后，杨成志译出了《问题格》）。这个小册子，一时颇引起了我和同行们的兴趣，接着，我跟赵景深都写了有关类型研究的文章发表。”[23]尽管这是初步的尝试，但对建立中国民间故事类型学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在钟敬文《中国民间故事型式》发表之后的第六个年头，艾伯华在中国人曹松叶帮助下完成了《中国民间故事类型》。原用德语写成，半个多世纪后，才译成中文于199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者从300多种书刊近3000篇故事中，归纳出300多个类型。所使用的资料多集中于沿海一带的省份，但中国比较常见的故事大多在“类型”之中。此书“首次展现出中国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的整体风貌”，[24]标志中国民间故事类型谱系基本建立。

艾伯华没有采用“AT分类法”，而是沿袭了钟敬文创造的分类范式。这种分类范式以型态为分类标准，先将每一个故事分析为好几个情节（构成故事的单位要素），再将同类型的故事，依照典故由来、页数、采集地的顺序列举出来，接着又依每一情节的区分，来详细比较其异同处，并加上注释、历史方面的考察（即探求故事与文献资料的关系），以及这些故事在中国的分布状态等。[25]迄今为止，对中国故事类型的划定，实际上有两个系统，即钟敬文系统和“AT分类法”系统。

民间故事类型谱系的编制属于结构层面的故事形态研究，这是民间故事学特有的研究范式。故事学家将情节大同小异的故事文本群，称之为一个故事“类型”。类型是就其相互类同或近似而又定型化的主干情节而言，至于那些在枝叶、细节和语言上有所差异的不同文本则称之为“异文”。民间故事学考察的对象往往不是单一作品，而是一个群，即某一类型。对民间故事类型（型式）的确立可以有效把握民间故事叙述、传播的规律和结构特征。

然而，当时有些学者对这一研究路径并不十分了解。赵景深不赞成构建故事型式的分类方法，他说“我以为这个工作是很笨的，照他这样做下去，《一千零一夜》就有一千零一式，那还了得么？世界的民间故事无穷，不必这样仔细的分别，像麦苟劳克那样,以童话分为十一系比较妥当。”[26]他还专门撰写了《评<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27]一文，表述了他的修改意见：“倘若我们要来修改，又怎么修改呢？我以为应该把神话和历史以及趣事去掉。雅科布斯似乎还不大明白神话历史趣事和民间故事的分别。他的型式是有些混乱的。”

在反对型式表分类方面，顾均正比赵景深更坚决，他在《关于民间故事的分类》一文中很明确地说：“对于民间故事的分类问题，我绝不赞成用型式表，因为相同故事只是偶然的，或是由一个故事转变而来，我们不能说每一个故事都有相同的例子，或每一个故事都有转变。所以我现在主张先把民间故事分为：童话（即含有神异分子的）、传说、故事、寓言、趣话、事物来因故事、地方传说等七大类。然后再把童话照麦苟劳克的分系法分之；把传说依人物或时代分之，或包括在童话里；把故事依人物分之；把寓言依教训的意味分之；把事（物）来因故事依事物分之，或包括在童话里；把地方传说依地域分之；把趣话分成智，愚，吃白食，塾师等等。” [28]

除此之外，胡愈之、杨荫深、顾均正、谢云生、王任叔、张梓生等人都提出了不同的民间故事分类方式。但当时所提出的其他分类方式都没有真正深入到民间故事结构层面，即没有考虑到母题的核心因素。

由于还没有对民间故事的性质范围形成一个统一的基本认识，当时制定的民间故事分类标准是很不一致的，特别是很多学者的论述都将神话和传说囊括其中了。但如果将神话、传说的部分过滤，只考察前辈学者观点中有关狭义民间故事的部分，我们还是可以清厘两种主要的分类倾向的：一种主要根据故事作品的体裁，如周作人、许地山；另一种根据故事的情节单元（母题），如钟敬文、艾伯华。尽管这两种倾向各有利弊，到现在也还同时并存，但后者才属于结构主义民间故事形态学的范畴。

三、历史地理学派的学术实践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对民间故事的解读主要采取文化人类学的方式。1871年，泰勒《原始文化》发表，标志着进化论学派人类学的创立。这一学派认为人类文化的发展是按照从野蛮时期，半开化时期，再到文明时期的过程进化的。这种进化的过程实际上反映了神话的退化过程，即由野蛮时期的神话退化而为半开化时期的民间故事和传说。民间故事和传说是一种“残余物”。按照文化人类学派的观点，从民间故事这些古代“残余物”中，我们可以重构人类文化及历史的发展阶段。因为，民间故事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产生的，不免会被刻上历史文化的痕迹。基于这种理解，民间故事的演进问题在当时受到重视，展开了极富成效的历史地理学派的学术实践。

民间故事中那些“怪诞”的情节首先引起了学者们对故事流传和演变问题的关注。1913~1914年，周作人用文言文写的《童话略论》、《童话研究》等文章，[29]对安德鲁·兰的神话观点作了相当详细的阐述，是中国最早直接介绍人类学派神话学，并运用它来研究民间童话的重要论文。[30]周氏认为“故童话者，本于原始宗教以及相关之习俗以成，故时代既遥，亦因自然生诸变化，如放逸之思想，怪恶之习俗，或凶残丑恶之事实，与当代人心向抵触者，自就删汰，以成新式。”[31]认识到民间故事的演变受到不同时代思想文化的制约，同时又承载不同时代思想文化的讯息。

张梓生注意到了民间故事在流传中遗留下来的“传闻异词的地方”，并在《论童话》[32]中解释说“童话的流传，不免要受文化的支配，文化转移，童话也因之变化了”。当时学者不仅讨论民间故事在传承中的变异，而且探寻了变异的历史文化根源。

郑振铎则对诸多故事大同小异的现象颇感兴趣，他先后撰写了《民间故事的巧合与转变》、《中山狼故事之变异》和《螺壳中之女郎》等文章。他认为，“一个民间口头传说，流传了数百年乃至千把年，流传到邻近的地区，乃至很远的地区，是十分可能的。”[33]他用表格的形式比较了7则中山狼故事的5个要素，认为：“如非同出一源，必无如是之巧合吧。……于此，我们更可以看出因了地方之不同，而他们是如何的变异。”并说：“把中国各地传说依同样的方法去研究其根源与变异，那不也是一件很伟大、很有趣并且很有意义的工作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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