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香社研究》
跋
虽然生长在鲁南的沂蒙山区，自小就经常从泰山脚下路过，但泰山在我心目中真正留下印象还是在1980年上大学以后，是在山东大学的校歌中。当时我们唱的山东大学的校歌作于1962年，是由时任山东大学校长的革命家兼文学家成仿吾作词，由创作《志愿军进行曲》的著名作曲家郑律成谱曲，校歌的开头几句是：“东临黄海，南望泰山，这儿是我们学习、劳动的乐园。”五岳之首的泰山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象征，把泰山纳入学校的校歌中，这是每一个山大学子都引以为自豪的事情。
大学期间，登泰山似乎是每个山大学生的必修课。从山大所在的济南市南行到泰山，即使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路程也不超过两个小时的时间，交通十分方便。大学毕业留校工作后，开学术会议、陪朋友游览更是经常去泰山，还结识了不少身在泰安工作而研究泰山文化的朋友。其间，由于学术志趣的缘故，对泰山民俗文化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我负责编辑的杂志上发表了不少泰山民俗研究方面的文章，自己也开始注意搜集有关资料。
不过，真正下决心对泰山文化进行研究，那还是近几年的事情。
2001年5月末，我即将结束在北京师范大学跟随钟老做国内访问学者的生活，破格被钟老录取为博士研究生的事情也基本有了眉目。
一天，在北师大2号小红楼钟老那间堆满书报的书房里，老人家问起我博士期间准备做什么课题。我当时向钟老说到预想中的两个题目，一个是关于民间信仰组织——泰山香社的研究，另一个是关于山东人闯关东的研究，我还详细陈述了对这两个题目的看法。钟老边听我的讲述边思考，我刚说完，他立刻就说：你还是做泰山香社吧！
我钟情于泰山十余年，慑于泰山文化的博大精深，苦于找不到合适的突破口，一直不敢真正触及对泰山的研究。正是钟老为我选定的泰山香社的题目，使我开始伴随着古往今来的香客，踏上了追寻民众在泰山上的足迹的漫漫征途。
整整四年前的2004年3月下旬，当博士论文写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想想为写论文所花费的心血、所做的各种努力，自以为此后不需要再对论文做多少修改了。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自信心越来越受到动摇，对论文的整体架构虽然至今还觉得可以不做大的改动，但随着新资料的发现，许多细小之处不得不做修改了。
论文完稿之后，看过论文的朋友都曾对论文提出过批评意见，使我真正感受到诤友的难得。其中，陈进国、范恩君两位朋友对论文的批评使我受益极深，虽然由于本人学力所限，没有能力完全按照他们所提的批评意见重新修改论文，但在这儿引述他们的批评，也足以弥补拙作的缺憾，为拙作增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陈进国博士，在“民间文化青年论坛”网站2005年12月26日发帖《朴素的深刻：叶涛教授<泰山香社研究>乱弹》，这样评论拙作：
“久闻历史学界人士曰，《民俗研究》主编叶涛教授研究泰山香社多年，搜集泰山香社碑刻甚众，对于推动中国华北地区的近世民间信仰研究贡献颇大。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尝记得古之齐鲁儒生议言“古者封禅为蒲车，恶伤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菹羂，方其易遵也”，而今山东大汉，气壮山河，挥斥方遒，一切牛鬼蛇神，通通降伏，于是有狂斩泰山之威、力辟通天索道之举。乡贤孔子垂耳谶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而今余音绕梁，泰山已颓，梁木已坏，惟哲人未萎，或可略慰夫子耳。叶教授之功，近乎！故今幸得其惠赠博士学位论文《泰山香社研究》，急不可待，匆匆拜读，竟不管真的“消化”得当了，权当解了，解了。
在“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年代，“学术规范”，这四个字仿佛是悬于莘莘学子头上的一把达摩克斯剑。凡是称得上严谨的博士论文，其篇章结构，想必是越来越规范了，否则，便免不了挨批甚至枪毙的份。只是，近年来的学术，似乎并未因此而长进多少。闲来自翻“哀家”博士论文，有“学术史回顾与反思”、“基本思路与分析框架”云云，洋洋洒洒，竟达35页之多。博士卖驴，一番装腔作势、承起转折之后，尚有附录一二三等等，真可算是勤汉的裹脚步了。翩翩然之际，向来热心的江灿腾教授，早已打来越海电话，质问何时变得如此“八股”。虽然是满嘴“喏、喏”的唾沫，内心却当堂喊冤了。故而擎香开卷，喜知叶教授的大作，亦未脱此时代魔咒，心不免略宽。当然，这话说得有些不地道，仿佛是要硬拉一个对中国民俗学科贡献良多的前辈来垫背似的。其实，这份的不恭与不敬，只是为介绍叶教授的大作梗概故，以方便各位有闲看官。在这信息爆炸时代，凤凰网的广告文宣已够损绝的：“让李熬读书，我们读李熬”。所谓书评，以时下应有的功能，大抵也是如此经济吧。至于是否达到为作者抬轿子的目的，得看各位有闲看官的修行。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叶教授的大作，正文共有六章，第一章是绪论，交代选题意义、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研究范围、研究方法、资料体系和结构等。第二、三章是泰山香社历史沿革述略，分前当代篇和当代篇，描述泰山香社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以及当代泰山香社的活动状况。其侧重点是分别讨论泰山神和碧霞元君信仰与香社兴盛的关系。第四章是泰山香社的内部组织结构分析，着重讨论了泰山香社的结社原因、奉祀神主之演变、香社领袖权威的形成、香社的仪式分类及典型的香社组织合山会的历史。第五章是介绍泰山香社的外部社会环境，如泰山庙会与香客店史略，香税与泰山管理等。第六章是余论，讨论泰山香社的基本特征，进而为民间信仰辨名。最后，尚不能忘却四个附录，即：一、邹城西关泰山香社香头刘绪奎访谈录（样稿），二、青州市五里镇井塘村民间香社调查资料，三、泰山香社碑碑文选录，四、泰山香社碑目录。所谓文如其人，内文之叙述，平和敦实，中规中矩，不加粉黛，未如我等，乡下人进大观园，见十二金钗温柔可人，假装古雅，爱吊书袋，不知所云；亦未似满街坊的假洋鬼子，回家省亲，左手一个idea，右手一个theory，深奥而又摩登得很。故此八股，非彼八股，凿实平添了几分的憨厚实在，属下的亦先敬上一个神主吧：朴素的深刻。
古云，不可因言废人，或因人废言。素闻叶教授平时知足常乐，有若颜回，居然有一日，对酒当歌，亦“与点也”，倡言做“民俗学的叛徒”，要拜人类学为师，以致引来前辈连番的质疑，只是又忌于其坐阵《民俗研究》高堂有年，敢怒而不敢言罢了。其实，各位有闲看官亦有走眼之时，似乎并未警惕叶教授尚有另类潜水式的“背叛”。吾常记得师祖爷傅衣凌氏曰：“历史是一种综合的知识，任何文字记载、口碑传说、实物资料、正面记载和反面记载，包括一些破铜烂铁的东西，都是有用的”，“必须扩大眼界，广泛地利用有关辅助科学知识，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以民间文献(契约文书)证史。”而治中国经济史的泰山北斗吴承明氏，更倡“史无定法”。孰不知叶教授与时下历史界所谓的闽粤学派或华南学派，怕亦是打得火热的，只是叶教授本性良善，“讷于言，敏于行”，似不如此派“值符使者”郑振满氏、陈春声氏、刘志伟氏等，以“推手”和“辨经”为乐，好言“没有问题，就没有史学”，以致让人难有及时雨式的“快感”？当然，所谓“泰山岩岩，鲁邦所詹。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至于海邦，淮夷来同。莫不率从，鲁侯之功。”恐怕惟有如此漫长而厚重的泰山历史，方能承受此等“朴素的深刻”。叶教授大抵深谙其中三昧罢了，故而更强调整个泰山香社的民俗志之叙述的过程而非匆忙的反思和结论，此甚让笔者深以为是。因此，倘若将叶氏的大作略作粉粧与会通，无疑是一部厚实的《泰山香社史》了。当然，叶教授关注的其实不是齐鲁大地历史的一个精确的时间表，而是生养于其中的民众的信仰文化与信仰生活的背景与意义，于是这泰山脚下民间信仰组织——香社的时间地图的形成，业已变成一个延续与皴染的过程了。是故，所谓“关公战秦琼”的蒙太奇场景，部分的有闲看客难免会不知为何故而战，却仍然显得特别的真实和精彩。或许，这正是叶教授有意在平淡中潜藏其真常之心吧？
但回过头来细细掂量，叶教授的先师钟敬文氏云民俗是“集体的，类型的，继承的和传布的”，而其学长高丙中氏进而强调“民俗事象研究”与“民俗整体研究”的互补，重视文本与表演的结合研究，方能把握中国新民俗学的命门。叶教授在钩沉泰山香社与东岳大帝和碧霞元君的不解之缘的同时，更详致地深描了“邹城西关泰山香社进香之旅”和“泰山南麓王母池庙会的进香活动”，特别是作者有关当代香社会首被泰山神灵“上身”和“附体”的描述，让人更直观地体认到中国“民神杂糅”的巫史传统的内生活力。这种有关民俗志的静态描述和动态分析，何尝不是要让人深切地感受和想像齐鲁民众集体习惯和信仰心性？而我们研究民俗学的目的，不恰也是这个吗？！想来叶教授是深谙“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智慧，于是索性也做个双面“间谍”，透过“他者”来反观自己？民俗学之所以成为一门贴近生活之学，或许正源于它是“一国的历史学”和“一国的民俗学”，故惟有借助于朴素的叙述，反而才显现并构成它真实的面相？
诚如叶教授所自称的，其研究的抱负，是力图通过所搜集到的史料，厘清泰山香社这种民间信仰组织从兴起到繁盛，直至传承延续至今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而探求民间信仰与国家祀典、东岳大帝与碧霞元君信仰消长的规律，从泰山崇拜和整个泰山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中认识泰山香社。另者，系要用民俗志的方式，回答历史上和今天的泰山香社是以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存在着的，它的内部组织结构是如何动作的，外部社会环境又如何与香社之间产生互动的。从文本来看，作者的研究理路尽管还未完全的明晰化和逻辑化，特别是作者对于宋元以来思想史及文化史的新变格局尚缺乏理论上的自觉，但毕竟产生了“透过民俗看历史”的客观效果，既看泰山香社的流变，也看中国历史从唐宋转型以来的流变。
在朴素的叙述中，叶教授终究让我们欣赏到一些相当精彩的思想鳞光。比如，叶氏指出，“神灵信仰直接导致了东岳大帝、碧霞元君等泰山神灵的出现，使国家与民众两个方面都可以在泰山寻求到自己的崇祀对象，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国家与民众共享泰山的先河”。“历代帝王对泰山的加封和推崇，必然对民众的泰山信仰起到了推动作用，加快了泰山信仰在地域上的扩布，也为奉祀以泰山神灵为主神的民间泰山香社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但唐宋历史所发生的在社会与文化上的某种“断裂性”，特别是宋代以来“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使得“许多民间神灵以其‘灵’力逐渐由地方神发展成为区域神，碧霞元君就是在宋代这种大的社会文化和具体信仰背景之下孕育而生的神灵”。而从碧霞元君信仰兴起之后，普通民众一直是泰山信仰活动的主体，以至于到了明代中期，当时的文人就发出这样的惊叹：“岱为东方，主发生之地，故祈嗣者必祷于是，而其后乃傅会为碧霞元君之神，以诳愚俗。故古之祠泰山者为岳也，而今之祠泰山者为元君也，岳不能自有其尊，而令它姓女主，偃然据其上，而奔走四方之人，其倒置亦甚矣。” 碧霞元君信仰势力的扩大，亦使得王朝统治者加紧了对碧霞元君的敕封和利用，从而反过来促进了民众香社活动的繁盛。特别是泰山香税的设立，表明国家试图“对民众进香泰山，朝拜碧霞元君的行为进行直接干预，虽然其直接的结果是国家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加，但还有被人们所忽视了的另一方面的结果，便是国家通过征收香税的形式，向民间传递出重视碧霞元君的信息，这对于提高碧霞元君地位、引发民间香社进香泰山的高潮的到来，无疑是起到促进作用”。叶教授这些朴素而又到位的描述，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在泰山地区，原本建立于儒家礼制传统基础上的泰山东岳大帝崇拜，除了自身被道教所收编外，最后竟让位于带有道教及民间信仰色彩的泰山玉女碧霞元君崇拜的过程，一则反映了传统精英在民众信仰活动压力下（如香社）不得不的妥协和容忍，二则也反映道教及民间信仰对民众社会生活的实际控制力和影响力。
然而，又不能不略带遗憾地指出，叶教授在描述泰山神灵信仰的变迁过程时，对于构成这种信仰变迁的社会思想史背景——“唐宋转型”，显然缺乏相关的学术史的足够的准备。比如，叶教授似乎并未意识到，自身所进行的富有典型意义的有关泰山神灵信仰及香社活动的历史研究，能否对诸如内藤湖南、宫崎正定及包弼德等有关唐宋转型的理论解释提供什么样的回应和修证。另者，从历史叙述部分而言，作者似乎应该更加重视历史上的泰山香社如何构成一个“组织中介”，从而影响泰山周边地区有关泰山神灵信仰转变的问题，而不是相反。倘若能够略略比较一下明清时期北京东岳庙和泰山碧霞元君庙的祭祀组织情况，我们是否有可能得出另外一些有趣的结论呢。无论如何称颂叶教授搜集泰山香社碑刻文献之功，皆不为过。倘若叶教授能够为363块香社碑所载的进香组织来源地制作一张“民俗地图”，我们无疑会更加清楚地了解泰山香社在历史及现实中的活动状态。当然，这些何偿不是因为笔者在对叶教授大作“乱弹”后的苛求呢？其实，叶教授的大作，最精彩的部分并非是有关泰山香社的历史的静态叙述，而是有关当代泰山香社活动状况的动态描述。笔者“其倒置亦甚矣”。这或许就是所谓的“历史廦”罢。”
进国博士谬奖了论文在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方面所做的工作，恰中要害地指出了论文的缺陷：忽视了中国社会思想史上的“唐宋转型”问题。毋庸讳言，我在写作论文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历史学界的这种讨论，因此也就不能在论文中予以回应。如果我的资料和论述对这种讨论还有点用处的话，那只是“瞎猫碰上了死老鼠——撞上了”。在对论文进行修改时，对这个问题也还没能够给予回应，我虽然紧急补课看了几篇文章，但由于受个人学养所限，确实还没有吃透历史学界对这个问题讨论的真谛。
泰山碧霞祠的范恩君道长，修行有道，治学严谨。他在读过我的论文后，给我写了一封长信，指出了文中的多处硬伤，令我汗颜（信中所标出的页码，均为原博士论文的页码）：
叶道兄：
慧鉴！
拜读大作《泰山香社研究》受益良多。这是泰山民间信仰研究的一部开山之作。详尽的文献
碑刻史料，细致而深入的田野调查，科学而认真的研究方法，令我敬佩。本书不仅创造性地勾勒出泰山香社的历史沿革、组织结构、社会环境和基本特征，尤其描绘出当代普通民众鲜活的信仰状况。以泰山信仰为特例的当代民间信仰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值得更深入的调查、研究。
遵嘱为您大作“挑毛病”，现将发现的“问题”列于下：
1、第二章第一节泰山崇拜于封禅大典P20关于帝王封禅选择泰山的文化原因，邹衍阴阳终始五德之论是其重要因素。帝王封禅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改朝换代，一是国家升平，天降祥瑞。而邹衍阴阳终始之论是朝代更替的理论依据，他将阴阳五行说相生相克的原理与朝代兴衰更替相结合，更推而论社会事物之变化。泰山成为帝王承天命之所与此不无关系。
2、P23倒数六行《史记·封禅书》记齐鲁方士应为“李少君”。
3、P25《封神演义》中武成王应为“黄飞虎”，P26第二行亦同。
4、P26注3应为《云笈七签》。
5、P38冠以“碧霞元君”的道经，《道藏》之外有《太上老君说天仙玉女碧霞护世弘济妙经》，铸于明万历年间铜钟上，钟现存于灵应宫。（铜钟现已移至岱庙——笔者附注）
6、P40关于碧霞元君来历，1995年第2期《中国道教》杂志范恩君《论碧霞元君信仰》一文归结有九说。一、皇帝所遣迓西昆真人之玉女说；二、简狄说或原始部落首领说；三、汉代石守道之女玉叶说；四、东岳大帝之女说；五、坤道成女说；六、玉皇大帝之妹说；七、天仙神女说；八、西天斗母分炁化身说；九、青莲老母即碧霞元君说。此外，还有华山玉女说。
7、碧霞元君封号问题，P41，《元始天尊说碧霞元君护国庇民普济保生妙经》和《太上老君说天仙玉女碧霞护世弘济妙经》中有“天仙玉女碧霞护世弘济真人”封号。其“天仙碧霞宝诰”则有“大圣大慈至孝至仁 天仙玉女 广灵慈慧 恭顺普济 保生真人 护国庇民 宏德碧霞元君”之句，在如今碧霞祠道士早坛功课“泰山宝诰”中，在上述之句后还有“金光普照天尊”一句。
8、P45和P134关于泰山香税革除时间不一致。
9、P62碧霞现有道士“24名”。另外，泰山佛教寺庙主要有普照寺、灵岩寺两处。斗母宫。古称龙泉观，历来属道教庙宇，历史上曾两次被佛教占住，如今已经没有比丘尼住持。
10、P64吕祖洞联是否应为“五夜慧灯山送月，一天仙籁水吟风”？
11、P75倒第二行“吕洞宾因偷看王母娘娘洗澡”传说荒诞不经，建议删除。吕洞宾三来泰山修炼，石壁题诗，虬在湾之虬朝夕礼拜，吕祖感其诚，点化成龙的传说倒流传颇广，可否加入此处。
……
四年过去了，当改完论文，要交付出版社的时候，当时所写的后记还是道出了我今天想要说的话，依旧照录如下：
论文终于杀青，有许多感激的话不吐不快。
首先要感谢恩师钟敬文教授。我在学术路途上能够走到今天，能够把博士学位课程读完，能够做出这篇论文，没有钟老的提携和鼓励，都是不可能的。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创办《民俗研究》杂志开始，我便一直得到钟老的关心和爱护。2000年至2001年，我有幸跟随钟老做访问学者，亲耳聆听他老人家的谆谆教诲；2001年秋季，我又成为钟老生前招收的最后一批博士生，得以忝列钟门弟子。钟老虽以百岁高龄仙逝，但他老人家对我的期望、对我的鼓励，将是我一生奋斗的动力。
导师刘魁立教授，对我的学术和做人都给予多方面的指导。先生深厚的理论学养，循循善诱的治学态度，使我在先生身边如沐春风。先生对我的论文从选题立意、结构思路到文字修饰方方面面的指导，都将使我受益终生。
我在北京学习的四年期间（一年访问学者，三年博士生活），刘铁梁教授、董晓萍教授、赵世瑜教授、刘锡诚研究员、马昌仪研究员、宋兆麟研究员、王铭铭教授等对我的学习和生活关心备至。周星教授、高丙中教授、万建中教授、杨利慧副教授、萧放副教授、赵宗福教授、尹虎彬研究员、肖振宇教授、郭宝亮副教授、李钢副教授、刘德龙研究员、刘德增教授、张士闪副教授、赵丙祥博士、康丽博士、同年学弟赵敏、岳永逸、王杰文、尹民等，对我的学习生活多有关心。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山东大学李万鹏教授和烟台师院山曼教授，多年来在学业上经常予我以鞭策和督促，使我不敢稍有懈怠。在我进京求学期间，李万鹏教授更是义务指导我的几届研究生的学业，使我稍解因个人学习而产生的对学生的愧疚。学长齐涛教授，多年来对我呵护有加，在我学业的关键时刻，总能得到他的及时指导和帮助，在此一并说一声谢谢。
我钟情于泰山十余年，近两年才敢以泰山香社作为突破口涉足泰山文化的调查与研究。在做论文期间，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的吕继祥研究员、刘慧研究员从各方面为我的调查提供了方便，并在学术观点的论证方面予我许多启发。泰山管委办公室、宗教处、文物处、南天门景区、灵岩寺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北京民俗博物馆（东岳庙）、北京妙峰山旅游管理处等部门的许多朋友都为我的调查提供了方便，特此感谢。
年近不惑赴京，撇家舍业求学，离开了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爱妻刘瑞琳、小女叶莺对我清苦的学术生涯给予的无条件的支持，是我最感欣慰的事情。我的岳父母和父母，对我生活上的帮助，则是终生难以回报的。
在论文写作的过程中，最令我叹喟的，还是那些奔走于泰山道中、匍匐在神灵脚下的数不清的普通香客们。长期以来，学界关注泰山的大多是帝王的封禅、文人的题咏，对于芸芸众生的普通民众的信仰事象，往往视而不见，更谈不上深入的调查研究。事实上，这些普通的香客才是泰山神灵真正的创造者和虔诚的享用者。没有他们，便没有丰富多彩的泰山信仰文化，便没有泰山在中华民族亿万民众心目中崇高的地位。正是这些普通的香客，撑起了泰山的脊梁。
2004年4月24日凌晨
于泉城雅俗簃
今天读这篇后记，其中提到的许多朋友的身份已经发生了变化，副教授全部都成了正教授，有的已经是博士生导师；多年来对我耳提面命的山曼先生，在去年终于摆脱病魔的纠缠，超脱尘世，仙游而去。虽然过去四年了，当朋友们当年对我的帮助依旧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拙作得以出版，还要感谢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的前后两任院长：王学典教授和傅永军教授。2004年我的论文刚刚写完，时任文史哲研究院院长的王学典教授就将它列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专刊”的第一批书目，希望早日出版。由于我个人的原因，主要是对自己的论文还不满意，总觉得能够有一段比较完整的时间再对论文进行修行，致使交稿时间一拖再拖，以致于在学典兄离开文史哲研究院就任《文史哲》主编的时候，我的论文还没能交出去，因此，我总有愧对学典兄的心情。更要感谢傅永军教授的信任，在他接任文史哲研究院院长后，依旧将拙作列入出版计划，并经常鼓励和督促。
期待着学友们更严厉的批评。
2008年2月20日
元宵前夜于京北天通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