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宵观灯习俗起源于西域佛教社会(一)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9-01-31 20:21:52

元宵观灯习俗起源于西域佛教社会

浮山老妖

本文发表于《西域研究》2007年第4期

内容摘要:元宵节是我国的一项传统民族节日,元宵观灯习俗也是深受我国人民喜爱的一项节日民俗活动。但是在元宵节的起源问题上,学术界却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看法。本文认为,传统的认为元宵节起源于西汉汉武帝于正月十五日祭祀太一神活动的观点及相类似的看法,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元宵节是中国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其在中国的形成和最终完成社会化的转变,是受西域佛教社会燃灯供佛宗教习俗的影响,而在唐代最终确立的。在元宵节形成的过程中,佛教涅槃部经典及其思想,又发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关键词:元宵节  观灯习俗  《大涅槃经》  燃灯供佛

 

一 有关元宵节起源的几种观点

 

元宵节又叫上元节,是深受中国人民喜爱的一个传统节日。每年元宵节的晚上,即正月十五日的夜里,几乎家家户户、街头巷尾,都悬挂着各式各样美丽异常的花灯。人们白天品尝着美味的元宵,夜晚徜徉在花的海洋、灯的世界,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

元宵节在我国唐朝时期就已经是一个正式的节日了,而到了宋代,其发展更极为繁盛。唐宋时期元宵观灯的胜况,在时人的笔记、文集里,留下了众多令人神往的记载。比如《唐两京新记》云:“正月十五日夜,敕金吾弛禁,前后各一日以看灯,光若昼日。”[1]唐人张鷟的《朝野佥载》也记载说:“睿宗先天二年(713年)正月十五、十六夜,于京师安福门外作灯轮,高二十丈,衣以锦绮,饰以金玉,燃五万盏灯,簇之如花树。宫女千数,衣罗绮,曳锦绣,耀珠翠,施香粉。一花冠、一巾帔皆万钱,装束一妓女皆至三百贯。妙简长安、万年少女妇千余人,衣服、花钗、媚子亦称是,于灯轮下踏歌三日夜,欢乐之极,未始有之。”[2]而当时的花灯更是争奇斗艳,光彩炫目。比如曾经有一枝百树灯“高八十尺,竖之高山,上元夜点之,百里皆见,光明夺月色也。”[3]宋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则记载,宋代京都御街“正月十五日元宵,大内前自岁前至冬至后,开封府绞缚山棚,立木正对宣德楼,游人已集御街,两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灯山上彩,金壁相射,锦绣交辉。面北悉以彩结山沓,彩山左右以彩结文殊、普贤、跨狮子、白象,各于手指出水五道。……又于左右门上,各以草把缚成戏龙之状,用青幕遮笼。草上密置灯烛数万盏,望之蜿蜒如双龙飞走。”[4]唐宋时期元宵节热闹繁华的景象,由此可见一斑。

但是,就当中国人民欣赏元宵美味和花灯胜景的同时,元宵节起源于何时的问题,却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模糊,最终几乎为学者和民众所淡忘。但元宵节起源的问题,却不是微不足道的,研究清楚这个问题,不仅可以深化人们对元宵节这一中国传统节日的认识,而且还可以揭示出蕴含其中的一段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史实。

目前,关于元宵节起源时间的问题,有以下几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艺文类聚·岁时部》说:“《史记》曰:汉家以望日祀太一,从昏时到明,今夜游观灯是其遗迹。”[5]宋人洪迈在其《容斋随笔》“上元观灯”条中也说:“汉家祀太一,以昏时祀至明。今人正月望日,夜游观灯,是其遗事。”[6]清代学者赵翼在《陔余丛考》“上元观灯”条里则指出:“朱弁《曲洧旧闻》云:上元张灯,自唐时沿袭汉武祠太一自昏至明故事。梁简文有《列灯赋》,陈后主有《光壁殿遥咏灯山》诗,唐光天中东都设灯,迎三宫太后。是唐以前犹岁不常设。本朝太宗三元不禁夜,上元御端门,中元、下元御东华门。其后罢中元、下元二节,而上元游观之盛冠于前代矣。据此则上元张灯实盛于宋也。然唐诗已有‘金吾不禁夜’之语,自是唐故事。”[7]可见,赵翼认为元宵观灯起源于汉武帝祭祀太一神的活动,在南朝时期犹有其事,而在唐宋时期得到确立和发展。直到今天,还有不少学者信从这种观点。[8]另外,有人还认为元宵节起源于汉代汉文帝平定诸吕之乱。他们认为汉文帝扫除诸吕的日子在正月十五日,所以每到这天晚上,文帝就微服出宫,与民同乐,汉文帝因此还把正月十五日定为元宵节。[9]此外,乔继堂认为东汉时期汉明帝为了弘扬佛法,下令于正月十五日在宫廷和寺院“燃灯表佛”,这与元宵节的起源有重大关系。另外,乔继堂还认为,元宵节又叫上元节,上元二字是从道教的三元之说得来的。[10]因此乔继堂等学者认为,元宵观灯之俗起源于汉代,起初在宫廷举行,后来又流传至民间,其节俗活动受到道教的浸染,又与佛教有些瓜葛。[11]另外,我国学者向达认为西域的镫彩曾经受到唐代长安士人的喜爱,其与唐代中期元宵节所观赏的花灯,似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唐代的元宵节是否受到西域的影响,则不得而知。[12]

上述观点,又可以集中概括为以下几点:一,元宵节起源于汉文帝平定诸吕之乱的庆祝活动;二,元宵节起源于汉武帝的祭祀太一的活动;三,元宵节与东汉明帝的燃灯礼佛有关,与佛教有一定的关系。笔者认为,上述观点虽然对认识元宵节的起源问题有所启示,但大部分都未得要领,经不起史实的检验。其中认为元宵节与佛教有一定关系的观点虽然看似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如果证之于史实,也完全属于郢书燕说,并未揭示出元宵节真正的历史渊源。笔者认为,中国古代虽然自南北朝时期就有正月十五日的节日活动,但真正意义上的元宵节却是在唐代受西域佛教社会习俗的影响才最终确立的。为了阐明这个观点,有必要先对上面列举的几种观点加以剖析,指出其错误所在。

当然,要对元宵节的起源做出合理的解释,必须首先对元宵节的概念及其主要内涵有所认识。笔者认为,元宵节最重要的要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时间必须在正月十五日;其次,名称符合下列名称之一,即元宵、元夕、元夜或上元节;再次,也是最具有特色的,就是必须具备元夜观灯的活动;而在这几条之中,时间在正月十五日和具备观灯的活动又是最重要的两条。具备以上两个要素,并经官方认可而成为社会化的习俗,即被民众广为接受和有规律的举行,即可认定为元宵节已经形成。另外,吃元宵虽然也是元宵节的一项很有特色的内容,但由于它是在元宵节产生以后才逐渐形成的一种饮食习惯,在探讨元宵节起源的问题上,并非十分重要。因此在下面的研究中,对吃元宵的起源问题我们将不再涉及。把握清楚这几点,再来剖析上述各种观点,就可以做到有的放矢了。

 

二 元宵节起源于汉代之说的谬误

 

在所有认为元宵节起源于汉代的观点中,悖离史实最明显的就是认为元宵节起源于汉文帝平定诸吕之乱的观点。

有关汉文帝平定诸吕之乱的时间,史书中有不同的记载。《汉书·高后纪》记载此事发生在高后八年(BC180年)八月庚申,史载在这一天:“平阳侯窋行御史大夫事,见相国产计事。郎中令贾寿使从齐来,因数产曰:‘王不早之国,今虽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婴与齐、楚合从状告产。平阳侯窋闻其语,驰告丞相平、太尉勃。勃欲入北军,不得入。襄平侯纪通尚符节,乃令持节矫内勃北军。……勃入军门,行令军中曰:‘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军皆左袒。勃遂将北军。然尚有南军,丞相平召朱虚侯章佐勃。勃令章监军门,令平阳侯告卫尉,毋内相国产殿门。产不知禄已去北军,入未央宫欲为乱。殿门弗内,徘徊往来。平阳侯驰语太尉勃,勃尚恐不胜,未敢诵言诛之,乃谓朱虚侯章曰:‘急入宫卫帝。’章从勃请卒千人,入未央宫掖门,见产廷中。餔时,遂击产,产走。……逐产,杀之郎中府吏舍厕中。”[13]而《资治通鉴》所载此事过程与《汉书》几乎全同,但时间却记载为高后八年九月庚申日。[14]按高后八年八月为辛巳朔,因此这一年八月不可能有庚申日。而此年九月为辛亥朔,庚申日当为九月十日。[15]所以比较《汉书》与《资治通鉴》的说法,当以《资治通鉴》所记载的平定诸吕之乱的时间即高后八年九月庚申日更为可信。汉文帝平定诸吕之乱的时间既然与正月十五日相去甚远,则元宵节起源于汉文帝时期的说法自然就不攻自破了。

相对而言,汉武帝祭祀太一的活动是元宵节起源的说法则较有迷惑性,需要较多的论证来驱拨开笼罩其上的历史迷雾。

汉武帝祭祀太一的记载最早见于《史记·乐书》:“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16]甘泉,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17]而《史记·封禅书》也记载此事说:“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18],则揖;而见太一如雍郊礼。”这条资料就是以汉武帝时期为元宵节起源时间的观点的主要依据。但是《汉书·郊祀志》又说:“高皇帝受命,因雍四畤起北畤,而备五帝。未共天地之祀。孝文十六年用新垣平初起渭阳五帝庙,祭泰一、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祇,皆并祠五帝,而共一牲,上亲郊拜。……孝武皇帝祠雍,曰:‘今上帝朕亲郊,而后土无祠,则礼不答也。’于是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始立后土祠于汾阴。或曰,五帝,泰一之佐,宜立泰一。五年十一月癸未始立泰一祠于甘泉,二岁一郊,与雍更祠,亦以高祖配,不岁事天,皆未应古制。”[19]《史记·乐书》对汉武帝祭祀太一的时间未作具体的说明,只是说为正月上辛日。我们知道,我国古人以干支计日,天干自甲至癸一周凡十日,每月三十日,十天干各出现三次。而一月中的第一个日名带辛字的日子,就称为上辛日。由于这个原因,农历中以任何一个天干日开始的月份,其第一个上辛日的相应农历日都不可能大于初十日。这也就是说,从理论上讲,中国农历中每月的上辛日不可能有十五日的出现。事实上,我们检索了汉武帝在位期间从元鼎四年(即《史记·封禅书》所载汉武帝开始祠太一的年份)到后元二年所有年份的正月上辛日,也的确没有一个是正月十五日的(参见下表)。另外,史籍中记载汉武帝祭祀太一的时间也不一致。如果根据《史记·封禅书》记载的汉武帝祭祀太一的月份和干支来看其时间应该是元鼎四年十一月初一日,因为在汉武帝当政期间,只有元鼎四年的十一月为辛巳朔。但这个时间又与《汉书·郊祀志》所纪元鼎五年汉武帝始立太一祠的年份不合。而且,即使《汉书·郊祀志》所载的年份为正确的,那么因为元鼎五年十一月为乙亥朔,其癸未也当为初九日。[20]因此,尽管《史记》和《汉书》中对汉武帝祭祀太一的时间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确定的说法,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汉武帝祭祀太一的时间绝对不会在正月十五日。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汉武帝祭祀太一的活动是元宵节起源的可能性。另外,即使退一步讲,汉武帝的祭祀太一的活动的确是在正月十五日举行的,其间也没有燃灯、放灯、观灯或其它节日活动的任何记载。因此,所谓元宵节起源于汉武帝夜祠太一活动的观点,是经不起史实推敲的。事实上,所谓元宵节起源于汉武帝夜祠太一活动的说法,最早都是见于宋人的著作,如前引《容斋随笔》、《太平御览》等。但宋人李昉等在编著《太平御览》引用《史记·乐书》这条史料时,也并不敢完全肯定它就是元宵节的起源,只是在这条史料后以注释的形式说:“今人正月望日夜游观灯是其遗事。”[21]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应该是宋人在元宵节已经盛行后的一种附会。此点下面还会详细讨论,兹不赘述。

   汉武帝在位期间正月上辛日简表(表略)

 

三  汉明帝燃灯礼佛传说的渊源和流变

 

东汉明帝派博士秦景到西域迎佛教入中国,通常被认为是佛教传入我国的开始。这个典故,也广为佛教界所熟知,影响很大。因此它又常被后世僧人所神化,附会出种种故事。有人还把元宵节的起源与其联系在一起,如宋代僧人志磐在其所写的《佛祖统纪·法门光显志》一书“放灯”条中就说:“佛教初来与道士角试,烧经放光而卷帙无损。时当正月十五日,。明帝乃令每于此日烧灯以表佛法大明,自是历朝每当上元必放灯。”[22]另外,宋代僧人赞宁在其所撰《大宋僧史略》中,也有类似的说法:“《汉法本内传》云,佛教初来,与道士角试,烧经像无损而发光。……汉明敕令烧灯,表佛法大明也。”[23] 可见,至少在宋代,汉明帝燃灯表佛的传说就已经在佛教界开始流行了,而元宵节起源于此事的观点也就随之而起了。

但是,考察一下汉明帝燃灯礼佛故事的由来和发展轨迹,就会知道这种观点并非始自宋代。汉明帝燃灯礼佛故事既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又经过了一个不断被附会和夸张的变化过程。考察一下史籍和佛教文献即可得知,隋代以前根本没有汉明帝燃灯表佛的记载,中国古代帝王燃灯礼佛的记载最早见于隋代,而汉明帝燃灯表佛的故事是直到唐朝才出现的。因此,创作和附会这个故事的,不是宋人,而是唐代的僧人和佛教学者。宋人只是把这个故事与元宵节的起源联系在了一起而已。

汉明帝迎立佛教的故事,最早见于《后汉书·西域传》:“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后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24]而这段史实,在魏晋南北朝时人的记载和转述中,只是增另外加了一些人物,而并没有过多的情节附会。比如袁宏《后汉纪》云:“初,帝梦见金人长大,项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长大。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遣使天竺,而问其道术。遂于中国而图其像焉。有经数千卷,以虚无为宗,……世俗之人,以为虚诞,然归于玄微深远,难得而测。故王公大人观死生报应之际,莫不矍然而自失焉。”[25]南齐王琰《冥祥记》云:“汉明帝梦见神人,形垂二丈,身黄金色,项佩日光。以问群臣,或对曰:‘西方有神,其号曰佛。形如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发使天竺,写致经像表之中夏。自天子王侯,咸敬事之。闻人死精神不灭,莫不惧然自失。初使者蔡愔将西域沙门迦叶摩腾等,赍优填王画释迦倚像。帝重之,如梦所见也。乃遣画工图之数本,于南宫清凉台及高阳门显节寿陵上供养。又于白马寺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之像。如诸传备载。”[26]《魏书·释老志》对此事的记载与上述两部史书也基本相同。[27]北魏杨衒之在其《洛阳伽蓝记》中,虽然增加了白马寺经函时常放光的传说,但也还能够基本保持历史事实的原貌,并没有太多的夸饰。[28]

但是,汉明帝迎立佛教的故事,到了隋唐时期却起了明显的变化:其一,有了帝王燃灯礼佛的记载;其二,增加了汉明帝迎立佛教后佛、道两教斗争的故事;其三,出现了汉明帝燃灯表佛的情节。

在中国佛教经籍中,最早记载帝王燃灯礼佛的文献是隋人费长房的《历代三宝纪》。但在这部书的记载中,最早燃灯礼佛的中国帝王,不是汉明帝,而是汉桓帝。《历代三宝纪》中说:“(汉明帝)永平七年夜梦金人身长丈六,项佩日轮飞空而至,光明赫奕照于殿庭。……帝……欣感灵瑞诏遣使者,羽林中郎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一十四人,往适天竺。于月支国遇摄摩腾,写得佛经四十二章并获画像,载以白马还达雒阳。因起伽蓝,名白马寺。……自尔释教相继云兴,沙门信士接踵传译。孝桓帝世又以金银作佛形像。至孝灵帝光和三年,遣中大夫于雒阳佛塔寺中饭诸沙门,悬缯烧香散华燃灯。”[29]燃灯礼佛故事的第一次出现,对于汉明帝燃灯表佛故事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因为其后的佛教史籍,几乎都把这个故事记到了汉明帝的身上。而在这个变化之前,还增加了一段正月十五日佛、道两教斗法白马寺的情节。下面,我们根据故事情节由简到繁的顺序,疏理一下相关文献。

唐朝智升的《续集古今佛道论衡》载:“汉明帝永平十四年,南岳道士褚善信正朝之次,与诸山观道士褚信同上一表,乞与西域法师迦叶摩腾、竺法兰等比校。尔时佛教初到洛阳,汉明帝始立白马寺、兴圣寺。法师迦叶摩腾、竺法兰翻译众经,始从汉读。道士未达正法,深浅不知,上表乞与对验。明帝许之,至正月十五日,在白马寺门,南岳诸道士设坛。将所学法名《灵宝经》置坛上,放火焚之。当时以正法力故,道士书典悉从火化,无有遗者。复作种种伎术,施用无效。诸道士等皆大惭耻,南岳褚善信、费叔才等在会中自憾而死。自余道士,明帝敕放还岳。”[30]在这个记载中,虽然增加了佛、道斗法的记载,却并无汉明帝燃灯礼佛的情节。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褚善信等道士拿来与迦叶摩腾(按即摄摩腾)斗法的道经,也只有一部《灵宝经》。

但是,在唐代僧人法琳所撰述的《破邪论》中,上述情节却被无限地夸大,而且第一次出现了汉明帝燃灯表佛的情节。《破邪论》载:汉明帝派博士秦景到西域迎立佛教后,中土道教的“五岳诸山道士”不服,认为汉明帝舍中土正教不崇而偏信“胡教”,因此道士褚善信等提出要与天竺僧人摄摩腾比法。汉明帝答应了这种请求,敕令褚善信和摄摩腾等于永平十四年正月十五日在白马寺中比法。当日,“南岳道士褚善信等七十人,将灵宝真文太上玉决崆峒灵章升玄步虚太上左仙人请问自然五称诸天内音等经合一百三卷;华岳道士刘正念等七十人将智能定志智能上品戒仙人请问本行因缘明真科等六十二卷;恒岳道士桓文度等七十人将本业上品法科罪福明真科斋仪太上洞玄真文合八十卷;岱岳道士焦得心等七十人将诸天灵书度命九天生神章太上说极太虚自然灭度五练生尸度自然倦仪合八十五卷;嵩岳道士吕慧通等一百四十人将太上安志上品三元品诫太极左仙公神仙本起内传服御五牙立成朝夕朝礼仪九十五卷;霍山天目山五台山白鹿山合十八山诸山观道士祁文信等二百七十人将太极真人敷灵宝文太上洞玄灵宝天文及五符经步虚文神仙药法尸解品上天符录敕禁合八十四卷;都合五百六十九卷,置之西坛。茅成子许成子列子黄子老子庄子惠子合二十七家诸子经书,总有二百三十五卷,置之中坛。”而摄摩腾等也将佛舍利和佛教经像等请出。结果当道士们放火烧经的时候,道教经籍“经从火化悉成灰烬”而“佛舍利光明五色,直上空中旋环如盖,遍覆大众映蔽日轮。”而“摩腾法师先得阿罗汉果,以慈善力涌身高飞,行卧空中神化自在。还坐本处,怡然而住。于时天雨宝花,在于佛殿及众僧上。又闻天中诸乐之音,感动人情。大众观悦,叹未曾有。”众道士以大败收场,窘态毕露:“道士等见火焚经心大惊怖:先时升天者不复能升,先时隐形者不复能隐,先时入火者不复能入,先善禁咒者呼策不应,先有种种功能者无一可验。”结果“诸道士等大生惭愧,……南岳道士费叔才在众自憾而死。”刚刚传入中国的佛教以全胜收场。目睹如此场面的汉明帝第二天便“共大臣文武数百人与出家者剃发,日日设供夜夜燃灯,作种种伎乐比至三十日。法衣瓶钵悉皆施讫,即立十寺:城外七寺,城内三寺。七寺安僧,三寺安尼。”而“汉之佛法,从此兴焉。”[31]

法琳《破邪论》所记载的这种情节,虽然有明显的沿袭旧说之处,但他在关键之处的增饰,比如对道教经籍文献的夸张性记载,特别是他首次提到的汉明帝燃灯表佛的故事,对后世的影响可以说是极为深远的。因为从此以后,中国古代佛教僧人,每谈到汉明帝迎立佛教的史实时,几乎都不会忘记他燃灯礼佛的典故。到了宋代,僧人志磐和赞宁更是把这个故事当作元宵节起源的历史事实看待。元宵节起源的真正原因,反而却因此而淹没无闻了。

其实,只要稍具中国史和宗教史常识的人们就会看出,法琳《破邪论》所载的汉明帝燃灯表佛的故事,其荒谬之处是不可胜言的。首先,就中国道教的发展史而言,汉明帝所处的东汉中叶只是中国原始道教的发展时期,当时不仅没有道教这个名词,更不可能有专职的道士,更惶言所谓五岳道教教团组织的存在了;其次,中国道教经典的汇集,是要到南北朝时期经过寇谦之、陆修静等道教学者的整理和收集才完成其初步的系统化过程的,汉明帝时期不可能存在《破邪论》所记载的那么多道教经籍;再次,我国中原地区有明确记载且被学术界承认的第一位出家女尼是西晋末年出家的净捡尼。[32]汉明帝时期不可能有女尼,更不可能有尼寺。因此,法琳《破邪论》所言的佛、道斗法以决胜负的故事是非常不可信的。这种故事必然是南北朝以来至隋唐时期佛道斗争历史大背景之下的产物。汉明帝燃灯礼佛的故事既然已经被证明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那么以此为依据的认为元宵节观灯习俗起源于汉明帝燃灯礼佛故事的观点自然就站不住脚了。

但是,否定汉明帝燃灯表佛故事的真实性,并不意味着这个故事毫无价值。事实上,唐代僧人虚构这个故事和宋代僧人把这个故事直接与元宵观灯的习俗联系在一起,都是有历史原因的。这其中所隐藏的一段中西文化交流和西域[33]佛教社会习俗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的史实,非常值得深入发掘。

[1] (宋)李昉:《太平御览》卷30《时序部·正月十五日》,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P140页。

[2] (唐)张鷟:《朝野佥载》卷3,中华书局 1979年版,第69页。按《旧唐书·睿宗纪》亦载先天二年“春正月……上元日夜,上皇御安福门观灯,出内人连袂踏歌,纵百僚观之,一夜方罢。”与此当为一事。

[3] (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百枝灯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2页。

[4]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64-165页。

[5] (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4《岁时部·正月十五日》,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第60-61页。整理者指出“今夜游观灯”以下九字,《初学记》卷4和《太平御览》卷30都作注文,是后人所加。

[6] (宋)洪迈:《容斋随笔·容斋三笔》卷一“上元张灯”。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427-428页。

[7] (清)赵翼:《陔余丛考》卷31《上元张灯》,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46-547页。

[8] 参见罗启荣等编着《中国传统节日·元宵节》,科学普及出版社1986年版,第64-66页;宋兆麟等着《中国古代节日文化·元宵节》,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32页。

[9] 参见范玉梅编着《中国的民间节日·元宵节》,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页。另外,乔继堂也认同这一观点。见乔继堂着《中国岁时礼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1页。

[10] 三元是道教的说法,唐代僧人玄嶷指出:“三元者:上元、中元、下元。正月十五日为上元,七月十五日为中元,十月十五日为下元。……上元日是天官挍计之日,中元日是地官挍计之日,下元日是水官挍计之日。此天地水三官挍计之日,……并是(陆)修静等架虚矫立,……捡寻《老》、《庄》之文,本无此事,并出灵宝伪经。”见《甄正论》卷3,T52,P0567b。本文所引佛教经籍俱见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印赠《大正新修大藏经》。在本文有关佛教经籍的注释中,T表示卷数,P表示页码,a、b、c表示栏数。

[11] 乔继堂:《中国岁时礼俗》, 第40-41页。宋兆麟等著《中国古代节日文化》一书里,也有类似的看法。

[12]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4-55页。

[13] 《汉书》卷3《高后纪》,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02页。

[14] 《资治通鉴》卷13《汉纪》五,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33-435页。

[15] 参看陈垣着《二十史朔闰表》,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P13页。

[16] 《史记·封禅书》载亳人谬忌云:“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中华书局1959年版,P1386。

[17] 《史记》卷24《乐书》,第1178页。

[18] 《史记集解》曰:“应劭曰:‘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拜日东门之外,朝日以朝,夕月以夕。’瓒曰:‘汉仪郊泰一畤,皇帝平旦出竹宫,东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便用郊日,不用春秋也。’”第470页。

[19] 《汉书》卷25《郊祀志》,第1264-1265页。

[20] 《史记》与《汉书》在某些地方纪年和月份的不同,是有原因的。其最可能的原因大概是司马迁是使用《太初历》纪年而班固则是采用《三统历》纪年。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见《史记索隐》对《史记·历书》中所载太初改元情况的解释和说明。

[21]《太平御览》卷30《时序部·正月十五日》, 第140页。

[22] (宋)志磐:《佛祖统纪》卷33《法门光显志·放灯》,T49,P0318c。

[23] (宋)赞宁:《大宋僧史略》卷3《上元放灯》,T54,P0254b。

[24] 《后汉书》卷88《西域传·天竺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22页。

[25] (晋)袁宏撰,周天游校注:《后汉纪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77页。

[26] (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2, T52,P0413c。

[27] 《魏书》卷130《释老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025页。

[28] (北魏)杨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卷4《城西·白马寺》,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96-197页。

[29]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4,T49,P0049b。

[30] (唐)智升:《续集古今佛道论衡》卷1《汉法本内传·道士度脱品》,T52,P0402b。

[31] (唐)法琳:《破邪论》卷1,T52,P0479b-P0480b。

[32] 《比丘尼传·晋竹林寺净捡尼传》云:“晋建兴中(沙门法始)于宫城西门立寺。捡乃造之,始为说法,捡因大悟。…捡即剃落从和上受十戒。……晋土有比丘尼亦捡为始也。”见梁释宝唱撰《比丘尼传》,T50,P0934a-P0948a。按建兴(313-317年)为西晋愍帝司马邺年号。

[33] 本文所说的“西域”,是一个较为广义的概念,其所指除一般所说的汉代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以东,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的广大地区以外,还兼指通过以上地区与中国发生交往的中亚、西亚甚至南亚次大陆如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等地区,这其实也是为学术界所认可的一种地域划分方法,特别是对于研究佛教史。关于此点,可参看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7-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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