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写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霍丘人台静农先生无论如何都是应当提及的人物。尽管他真正从事民间文学活动的时间不长，他却有意识地搜集、记录、整理了可观的淮南（泛指淮河周围地区）民歌，为人们提供了认识当时社会的丰富资料，而且还总结了民间歌谣的搜集、整理方法和原则，探讨了民间歌谣的相关问题，为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的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搜集、整理了大量的淮南民歌
台静农搜集、整理淮南民歌是因为“滞留在淮南匪区的故乡，终日除了匪的惊慌与兵的扰攘外，只有一种迫切的不安与日常生活之无聊”，这在他载于《歌谣周刊》97号上的《致淮南民歌的读者》中已经言明。那么，他的这一举动是否纯系偶然呢？我们认为不是的，因为他的这种偶然是一种必然中的偶然。他的这一举动是有其思想根源的，是他接受了新文化思潮、重视民间文化的结果。具体理由是：1920年，台静农先生在北京大学旁听，随后便在北京大学国学门工作。此时的北大在蔡元培“兼容并包”治校方针的指导下，充满了民主和学术研究的气氛，使这个中国的最高学府成了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1918年2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发表了刘复等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和蔡元培的《校长启事》，1920年12月19日，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成立，由沈兼士、周作人负责。1922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归入国学门，由周作人负责。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与工作，无疑会受到某种程度的影响。尤其是与鲁迅、周作人、魏建功、韦素园、韦丛芜等积极倡导并重视研究民间文化人士的交往，对他重视民间文化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因此，滞留家乡只是为他搜集、整理民歌提供了一个客观条件，就如顾颉刚先生搜集、整理吴歌是因为卧病居家一样。不过，这一客观条件极为重要。如果没有这一客观条件，说不定就不会有几百首淮南民歌被记录。因为在此之前，他似乎没有向歌谣研究会投寄过歌谣，在此之后，也似乎没有见到过他投寄的歌谣。
台静农虽然是在此种情景下开始搜集、整理民歌的，但是他在这方面的成绩却是突出的，胡适先生曾说他搜集记录了几百首[1]。我们据有关资料统计分析得知：他搜集、整理的民歌最少在二百首以上，甚至有可能超过三百首。查《歌谣周刊》97号来件登记，1936年4月7日收到台静农淮南民歌五十则，4月15日收到台静农淮南民歌五十则，5月26日收到台静农淮南民歌五十则，5月27日收到台静农淮南民歌五十则。他最后一次发表淮南民歌是在《歌谣周刊》92号上，时间是5月24日，那么，据此可知，5月26日、5月27日《歌谣周刊》所收到的一百首歌谣与其已发表的一百一十三首歌谣是没有重复的。又据《歌谣周刊》可知，他第一次在《歌谣周刊》发表淮南民歌是在85号上，时间是4月5日，那么在4月7日来件登记之前已有三十七首发表，这就说明他还有寄给歌谣研究会的淮南民歌没有登记。若当时出专辑不是一次性定稿，而是随来随定的话，台静农最少寄给了歌谣研究会二百五十首以上的淮南民歌；若出专辑是一次性定稿的话，台静农最少也寄给了歌谣研究会三百一十三首以上的淮南民歌，何况所发表的一百一十三首还只是第一辑的一部分，并且他还搜集、整理了一些对歌、儿歌呢？
总之，台静农搜集、整理淮南民歌的数目是可观的，他不仅在《歌谣周刊》上发表了一百一十三首，而且还在北京大学中国民俗学会出版了《淮南民歌集》还拟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出版《淮南情歌》一、二集(从分两集出版推测，数量当不为少），后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使我们不能知晓其具体数目。
以上是从数量上考察，我们若从种类上进行考察，还可得知，他收集、整理了多种类型的民歌。从内容上分有儿歌和情歌。儿歌到底搜集、整理了多少，具体数目不清，也没有见有发表，“始者所搜集的，只限家庭的范围之内，自然都是儿歌，（将另发表）”[2]。情歌的具体数目也不清楚，从已发表的一百一十三首来看，占有绝对的优势，何况国学门周刊还准备出版他的《淮南情歌》一、二集呢？当不在少数。从形式上分有五句头民歌和对歌。五句头民歌数目应该较多，所发表的几乎全为此类。“如果我们检查北京大学所藏的各地歌谣，我们就可以知道台静农先生所收集的几百首淮南民歌，通行在安徽的西北部，完全是这种七言五句体。”[1]对歌数目多少不明，因为“至于对歌，到全未发表”[2]。
二、总结了搜集、整理的方法与原则
台静农采用何种方法搜集民歌？运用何种方法整理民歌？他没有详细地述及，但是，根据他的《致淮南民歌的读者》，我们可以得知他对搜集民歌的方法和整理民歌所应遵循的原则进行了思考。
采用何种调查方法搜集民歌，多半是因人、因时而易的，台静农在搜集淮南民歌过程中大致采用了如下几种调查法。
1.家庭调查法。即是在家庭范围内向家庭成员进行调查，这是搜集者最简便的也是最为有效的调查方法。台静农同样采用了这一方法，如他自己所说：“始者所搜集的，只限家庭的范围之内。”[2]
2.重点调查法。即是在众多调查对象中有针对性地选择某一、二个对象进行有计划、有侧重点的调查，运用这种方法进行调查，一般来说都能获得预期的成果。台静农“托人在镇上、在田间介绍能唱歌的人”即是对这种方法的运用，“因之每次的结果有二十首或三十首不等”[2]。
3.委托调查法。即是调查者为了获得某种材料，而自己不能或不便前往调查，便委托亲戚、朋友、同学帮助调查，这种调查法虽缺乏亲历性和规范性，但也能提供相应的材料，中国早期的歌谣调查大多是采用这种方法，台静农“托了许多朋友，为我在各处搜集”[2]即是对这种方法的运用。
4.启发、补充调查法。既组织多个调查对象，通过调查对象间的相互启发、补充进行调查，这种调查所得的资料一般来说比较全面。如“请了四位能唱歌的人”，“有的记不完全，别人便立刻补成；有的一首歌的字句略有更变，他们便互相的参证。”[2]运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台静农搜集民歌的这些调查方法虽不是什么新方法，但是在当时的情势下却是有效与可行的，使得他搜集了几百首淮南民歌。
那么，通过调查搜集来的民歌，该如何进行整理呢？怎样整理才具有科学性呢？当时从事歌谣搜集和歌谣研究者都以《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为范本，参照执行。《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曾明确地交待寄稿人：（1）、方言成语，当加以解释。（2）、歌辞文俗，一如其真，不可加以润饰；俗字俗语，亦不可改为官话。（3）、一地通行之俗字，及有其音无其字者，均当以注音字母，或罗马字母，或国际音标注其音；并详注其义，以便考证。（4）、歌谣通行于某地方某社会，当注明之。（5）、歌谣中有关于历史地理，或地方风俗之辞句，当注明其所以。（6）、歌谣之于音节者，当附注音谱。歌谣研究会这些有关整理的原则，可以说已经接近了科学的整理要求了，台静农在遵循这些原则的前提下，根据自己的整理实践，总结了一些民歌的整理原则，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音注。就音注而言，他认为“我们淮南的发音，同南方诸省比较起来，总算同普通话接近，但有些音是我们淮南特有的，有些音是淮南中一部分特有的，这都是在必注之例。在已发表的一百多首中虽然有些音注，可是极其粗忽与不精密，而且是用字注的，今后当采用国音字母注音，因以字注音是不见得正确的。”[2]这就认识到整理民歌，不仅要对方言俚语进行注音，如“三”中的“姐不调郎郎不来”中的“调，读聊音即”，“六”中的“好女人还要好男人”中的“还，读哈音即”[3]，而且最好是“以国音字母注音”[2]。
2.意注。就意注而言，他认为“这一层包括得极多，如风俗、人情、习惯、土语、地名，等等，皆在必注之例的；如不详细注明，则易于使读者误会；误会一生，自不能领得其中意趣与价值。今后当于要注的必详细注明，使读者于领略歌谣的本身而外，同时还能了然于淮南的风俗人情及其他。”[2]既指出了意注的复杂性，如“七十六”中的“买副丝带去添箱”中的“添箱，女出嫁时，来宾赠礼物，即为添箱”[4]；“十九”中的“妈头子好比迷人桥”中的“妈头，即乳头”[3]；“五十一”中“手里拿着唤姐梁”中的“唤姐梁，即黑郎所摇之小鼓”[5]，更指出了意注的必要性。
3.标题。就标题而言，他认为“民歌本来是没有一定的题名，如诗词一样的；若强为之命名，也只有采歌的首句来作题名罢了。”[2]指出民歌的一般特征，如其所发表的淮南民歌只能以数字排列。
4.分类。民歌如何分类，因各人的分类标准不一样，分出的类别也不一样，台静农根据其所搜集的淮南民歌，按“母题”和“反唱”分为两类。所谓“母题”类，即是从形式上着眼的，他认为应将那些“在每一首的首句或中句，或末句，差不多总有与别首共同的，而且所同的句子，都是主要的，是全首关键的句子，尤其显著的是‘送郎送到’、‘日头已落……！巳时已过……’等句。”[2]作为一类，其实从内容上看，这些几乎都为情歌。而“反唱”则是从内容方面着眼的，他认为应将那些“表现与常情颠倒的事实”[2]的民歌作为一类。
5.异文。异文是歌谣区别于文人诗词的重要特征，因之其不仅是歌谣搜集中应注意的问题，也是歌谣整理中应注意的问题，台静农虽然对此没有明确的论述，但是，其在分类中所总结出的“母题”特征，其实就是典型的异文。这些他都在整理中自觉地作为注释标出，有的一首歌的字句略有更变，如“三”中的“花不迎春花不开”，注：又作“风不摆花花不开”。“九”中的“唱唱的不是凡间人”，注，又作“朝中不如作活人”[3]。]有的是一首歌的歌句而不同，如“八十五”，注，按此首与前之六十五首意同，因文句转变而另成此首[4]。
三、探讨了歌谣的有关问题
歌谣值得探讨的理论问题很多，台静农先生探讨了其中有关的四个问题，其一是歌谣的起源问题。歌谣是如何起源的呢？台静农认为歌谣起源甚早，“以为人类语言形成的时候，即歌谣发生的时候，故歌谣的产生应先于文字”；而歌谣发生的原动力是人类的感情需要，至于“感情的现象如何，则取决于人类的生活”[6]，并借助杵歌的起源与演变（“在舂谷的时候，唱着歌——或哼着没有意义的调子，因声音的调协，感到音乐的美，进一步演成乐歌，离开了单纯的杵臼的声音”，“因杵臼的声音演变为丧乐，又因丧乐演变为独立的乐歌”[6]）和多种民俗材料，论证了歌谣起源于人类发生于现实生活中的情感。其二是歌谣的认识价值。台静农认为，“研究歌谣：应该从题材里看出他的生活背景，从形式上发现它的技巧演变。题材所包含的是人类学同社会学的价值，由某种题材发现某一社会阶段，及其生活姿态”[6]，而技巧的演变则主要体现在“音节的调谐，词类的排比”等方面。其三是歌谣的情真问题。台静农从搜集淮南民歌过程中，感受到民间歌谣具有情真的特点，“我每每在田夫野老的队中搜山歌的时候，他们都这样的告诉我：‘诌书立戏真山歌’，意即书是编的，戏是创造的，山歌可是真的。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这两条在我们只能认作传说，在他们却认为是山歌历史上之第一页。”[2]，即民间百姓认为山歌抒写的是真性情。其三是民歌的慰藉功能，台静农认为，“原始人主要的生产技术是渔猎、牧畜、播种，除了这些劳作以外，精神上的慰安，只有放情的歌唱。在辛苦的时候，拿歌来减轻疲乏；在喜悦的时候，拿歌来表示兴奋；在不幸的时候，拿歌来抒写悲哀。”[6]而有关山歌的传说，同样也显现了这一功能，传说的结尾都显示了相同的结果，“从此疲乏不堪的人们，接着了公主的山歌，都高兴的唱起来，将以前所有的疲乏都忘却了。”“自从农夫们得着这两位小姐的山歌，遂一面唱，与一面做工，将从前的疲乏都变成了欢欣了。”[2]传说所反映的心态，正是人们对山歌慰藉功能的肯定。其四是对歌手的研究。台静农在搜集、整理民歌时，还注意到了歌唱者的职业、演唱时的情形、歌谣的来源等问题。如：“有的是小贩，有的是做杂活的，有的是量米的”[2]，此指歌手之职业。如“他们是异常的愉快”[2]，此言演唱时的情形。如“从田间学来的，虽然是生活在镇上”[2]，此为追溯歌谣的来源。这些虽然是描写性的，还不是严格意义的研究，但这是歌手研究意识的萌芽，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946年台静农先生去了台湾，去台后也不时地有民间文学方面的论著发表，但已不是本文的论述范围，故不述。
参考文献：
[1]胡适.全国歌谣调查的建议[J].歌谣周刊，3,1.
[2]台静农.山歌原始之传说[J].语丝周刊，10.
[3]台静农.淮南民歌第一辑[C].歌谣周刊，85.
[4]台静农.淮南民歌第一辑[C].歌谣周刊，91.
[5]台静农.淮南民歌第一辑[C].歌谣周刊，87.
[6]台静农.从《杵歌》说到歌谣的起源[J].歌谣周刊，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