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英国传教士柏格理深入乌蒙山腹地传教。相传他为建造教堂而找当地彝族土目安荣之买“一块牛皮大的地”，安氏以为微不足道，索性答应相赠；结果，柏格理杀牛款待安氏和在场苗人后，将牛皮切成很细的线条，彼此连接后围出60亩土地。安荣之大为惊诧，但也无话可说，只能遵守诺言赠地。柏格理于是在这块地上建造了后来著名的石门坎教堂。

在关于石门坎的各种书籍和文章中，这个传说每每被提及，当地苗族有此传说据称是为了表现对柏格理机智的尊敬，不免也有人将之视为“帝国主义者”侵占中国土地的诡诈伎俩，而质疑这个故事真实性的也不乏其人。事实上这个传说的耐人寻味之处远不止此。

流传与变异

这个“牛皮圈地”的故事流传极为久远，同类故事中最早见诸史册的是迦太基建城的传说。古罗马阿庇安《罗马史》第八卷叙述布匿战争起源时，一开头就叙述提尔统治者皮革马利翁之妹Dido率众出海逃亡到非洲海岸（一般认为此事在公元前814年），“因为他们被本地居民所击退，他们请求一张牛皮所能够包围的那么大的一块土地一位住所。阿非利加人鄙笑腓尼基人的请求这样微不足道，觉得拒绝给与这样渺小的一个恩惠是可耻的。并且他们想象不到，在这样狭小的一块土地上，怎么能够建筑一个城市。因为想了解这个奥妙，他们允许了，并且宣誓，保证他们的诺言。于是腓尼基人把一张牛皮，缘着边，团团转，剪成一根很细长的长条，包围着现在迦太基的卫城所在的地方，因为这件事情的缘故，这个地方叫做柏萨（意为‘一张牛皮’）。”[1]

比阿庇安生活的年代更早约两个世纪的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在《埃涅阿斯纪》中也有对这一传说的记述：在史诗的第367行，他借维纳斯之口解释迦太基的起源：“他们来到了这块土地，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座新迦太基的壮丽的城池，它的高耸入云的城堡正在建造。他们买了这片土地，根据买地的办法，命名为皮尔萨，即面积用一张牛皮能圈起的土地。”[2]可以想见，古罗马人对于自己宿敌迦太基城起源的这一传说是相当熟悉的。

至明末西人东来，这一传说也随之在东亚出现，其早期传播似与西班牙人有关。张燮《东西洋考》卷五吕宋条：“有佛郎机者，自称干系蜡国，从大西来，亦与吕宋互市。酋私相语曰：‘彼可取而代也。’因上黄金为吕宋王寿，乞地如牛皮大盖屋。王信而许之。佛郎机乃取牛皮剪而相续之，以为四围乞地称是。王难之，然重失信远夷，竟予地，月征税如所部法。”张燮是漳州人，虽未出洋，但他居处地近闽南当时的通商口岸月港，闽南当时与菲律宾群岛来往密切，他1617年著成此书时，想来这一传说已流传甚广。他的这段记载最终被尤侗所采，进入正史：“时佛郎机强与吕宋互市，久之见其国弱可取，乃奉厚贿遗王，乞地如牛皮大，建屋以居。王不虞其诈，而许之。其人乃裂牛皮，联属至数千丈，围吕宋地，乞如约。王大骇，然业已许诺，无可柰何，遂听之。”（《明史》卷三二三吕宋传）

在明末清初之时，诸书多有相似记载，如《名山藏》：“初，吕宋王有兄弟二人，武而有信，佛郎机互市其国，利其为西洋诸番通货之会，奉黄金为吕宋王寿，从王乞地，地如牛皮许大，许之。佛郎机归而截牛皮缝长之，方四围，吕宋王有难意，业许之，不得辞，归地于佛郎机。”（《王享记·吕宋篇》）又黄廷师《驱夷直言》：“嘉靖初年，此番潜入吕宋，与酋长阿牛胜诡借一地，托名贸易，渐诱吕宋土番，各从其教，遂吞吕宋。”（《破邪集》卷三）[3]在后一则记载中，已产生了明显的变异：不仅“牛皮”被讹传为“酋长阿牛胜”，且在这一侧重攻击洋教的文章中，叙述终点放在了“诡”、“诱”、“吞”等侵略性的行为上；而《东西洋考》、《明史·吕宋传》等的记载，虽与迦太基建城传说的元素保持较高的一致性，但也同样插入了中国式的情节，如“彼可取而代也”的议论、乞地是在祝寿之时提出，而遵守承诺也被诠释为吕宋王是因像中国帝王似的“重失信远夷”。

这个故事从菲律宾群岛北上，之后进入台湾：据《台湾小志》记载，荷兰殖民者也是运用完全一样的手法，从土著手中以牛皮圈地，建造了热兰遮城。当时大抵以“红毛”称荷兰人及英国人[4]，《聊斋志异》卷九有一篇《红毛毡》，其故事元素如出一辙：“红毛国，旧许与中国相贸易。边帅见其众，不许登岸。红毛人固请：‘赐一毡地足矣。’帅思一毡所容无几，许之。其人置毡岸上仅容二人；拉之容四五人；且拉且登，顷刻毡大亩许，已数百人矣。短刃并发，出于不意，被掠数里而去。”这里虽然用的并非牛皮，但情节并无二致，只是末尾并非被迫遵守诺言答应，却附加了武力强抢——而在阿庇安所记的《罗马史》中，腓尼基人却正是因为武力不胜原住民才改为智取。

在清初之后，同类故事在东亚似乎一时绝迹，但到晚清西人再度东来时，忽而又一次广为传播，而这次，主要是在西南一带。在广西龙州前法国领事馆遗址的展示中就有这样的故事：法国殖民者侵占越南后又对中国虎视眈眈，屡次不得手后，乃设下阴谋诡计，佯称向清政府讨“一块牛皮之地”，官府宽厚慷慨，许赠一块牛皮之地，而其后则一如故计[5]。相似的牛皮圈地传说，不只发生在柏格理一人头上，在西南各省，尤其是滇西北、滇东北、康区等西方传教士履足之地，可谓比比皆是[6]；举其著者如云南茨中教堂、贵州石门坎教堂、石林路美邑教堂等等，其事大同小异。甚至在盐井县、滇西明永村等并无西方传教士建造教堂记载的地方，竟也出现了相似的传说。前些年还有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诉讼：云南作家毕然控告范稳小说《水乳大地》涉嫌剽窃自己的小说《今夜火把到我家》，其中证据之一就是说“牛皮圈地”传说是他自己从小听人讲的，而对方书中也用了——这位作家可能不知道同样的传说并不只在他家乡流传，他本人更非原创者。

母题与元素

“牛皮圈地”这一故事以其十分简洁而极富戏剧性的情节，在不同时空的流传中已证明具有极强的生命力；而且其核心元素很少丢失，而能基本保持稳定。从根本上说，故事的最核心部分是非常简单的：A向B提出了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要求，B同意，结果A在不改变原承诺条件的情况下使B大吃一惊，但B只能同意。从这一意义上说，故事的要害不在“牛皮”或“圈地”，而在“承诺”（或“誓言”、“契约”，看你怎么定义）上。

“牛皮圈地”实际上属于更广泛的一类故事的亚型。事实上，以这一戏剧性的承诺为核心的故事类型是极为普遍的。中国人大多都知道济公和尚古井运木的故事：净慈寺失火后，济公去四川找地主化缘木料，知道此人小气，只说要自己破袈裟能包住的一点木料即可；地主暗想乐得做个善人，满口应承，不料济公施展法术，袈裟一下盖住整片山头的林木，地主虽懊恼也无从反悔了。在泉州开元寺，相传寺址原为地主黄守恭的桑园，有和尚来化缘，请他捐出袈裟大小之地，黄氏以为范围不大便答应下来，不料僧人将袈裟抛向天空，在日照之下形成很大的影子；黄氏不舍，要求桑树能开莲花才愿捐地建寺，谁知满园桑树竟开满雪白的莲花，最后被迫遵守诺言[7]。日本陆前七北田洞云寺的传说是：当年高僧来此向土著求地建寺，双方约定按禅杖投影范围为界划地；不料禅杖之影竟盖住整个山头，土著乃被迫守信迁走。印度传说《阿育王传》载：尊者与大龙相约，乞得一块盘坐之地，约定后不料尊者法力甚高，其身体将全国之地都坐在了身下。慈觉和尚著《入唐记》载五台山的传说：文殊菩萨下凡化为僧侣，求皇帝赐给莲花宝座之地，如约后但见其莲花竟长大覆盖五百里地方圆[8]。印度还有一个极有名的故事：有人发明国际象棋后呈献给国王，国王高兴之余要奖赏他，问他有何要求，答：“我只要米。棋盘64个格子，第1格放1粒米，第2格放2粒米……以此类推，每个格的米粒数是前一格的2倍。”国王没多想就同意了，不料最后发觉，即使罄尽全国之米也无法兑现这一诺言，因为最后一格将是个天文数字。

凡此等等，均表明这一故事母题极大的流传衍生能力。概括地说来，这一母题之下通常包含如下基本要素：

1）一个外来者到本地，向当地所有者提出一个看似不过份的要求；
    I型：外来者是异族，目的是为获得居住
    II型：外来者是神佛、和尚、传教士或巫师，目的是建立宗教设施
2）本地所有者因其要求微不足道而答应；
3）外来者出乎意料地利用了承诺的条件；
    I型：他使用计谋（往往变成数学题：牛皮圈地的几何面积问题；棋盘米粒的数学题）
    II型：他使用法术（往往是袈裟、禅杖、莲座的阴影所笼罩范围）
4）本地所有者被迫遵守承诺。

不管是哪一个故事，其第2、第4两点通常都维持不变：也就是说，这些本地所有者从未能预见自己承诺的后果（他们无一例外地认为对方提的只是微不足道的要求，而这也正是对方所希望达到的效果）；而最后不管如何懊恼，几乎也都遵守了约定（开元寺传说中黄氏第一次反悔，但第二次在遭受更大损失后还是守约了）。

真正决定这些故事如何被阐释的关键，在于第1、第3点。事实上正是在这些细节上的不同渲染和角色设定，使同一类型的故事最终出现了完全不同的阐释。

虚构与真实

至此，我们首先已能确定一点：如上记载的所有故事，基本都可确定是传说，而很难说是真实的历史记载。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妨碍这些故事阐释的一个关键，就是许多人将“牛皮圈地”的故事视为完全真实。和尚或菩萨施展法术或神迹，人人皆可判断其事非真，但“牛皮圈地”之事，乍看上去却十分像是现实中所能真实发生的。

关于柏格理是否牛皮圈地的讨论就有不少争执，有人曾讨论柏格理能否用牛皮圈占那么大一块地，他的回答是不能，因为“当时没有将一张牛皮割为长达十二公里细线的能力”——不过这一推论其实从数学角度来说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如按他设想的占地80亩（柏格理占地多少诸说不一，其日记载安荣之赠送的是600平方英尺（six hundred square-foot of land at a place called Shih-men-kan），仅合约56平米；鉴于事后占地不止此数，一般认为是60亩左右），那么圈占这样大的面积，最少只需要817米即可（半径为130米的圆）；而12公里长的细线，即使是正方形，也能圈占9平方公里即13,500亩的土地。

当然，传说中往往是未必讲数学逻辑的。《明史》中就说佛郎机占吕宋时牛皮长达“数千丈”——都能有一万米了吧，假设一张牛皮原本长宽各两米，则达到一万米意味着须切成宽度仅0.4毫米。有些故事甚至更离谱，据蓝文品《天主教进入康区的情况》[9]所述，晚清时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康区巴塘向土司谋得“一张牛皮大的荒地”，传教士将“一张大大的牛皮绷大，然后割成细线圈地，方圆竟达百余里”。假设其半径为10公里，则圆形周长为125.66里，大抵与之近似，但一张牛皮不管有多大，竟能连缀成63公里长的细线，这似乎也是匪夷所思的。即便在迦太基的故事中，从数学上来看似乎也不大可能：迦太基古城占地3.15平方公里，其核心的城区柏萨（Byrsa，即传说中牛皮所圈之地）也面积不小，未必能以一张牛皮的细线圈住；更关键的是：这个传说的主要依据是旧城之名Byrsa在希腊语中意为“牛皮”，可是，如果确有其事，为何不是用腓尼基语？这看上去倒似是希腊人误解所致——就像后世汉人不解上古吴越语，强自按汉语将“无锡”解为“没有锡”一样。

尤为重要的是：当时北非沿岸的土著游牧民，很可能尚未发展出土地所有权观念。因为这一故事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双方都承认土地为原住者所有。然而从历史上看，这本身其实是相当后起的观念，在游牧民族和原始民族中更为罕见。这也是为何欧洲人在地理大发现之后，常常能以极小的代价（比如俄国送给西伯利亚酋长几瓶烈酒，或荷兰人送给曼哈顿岛的印第安人一些玻璃珠）就能换得大片土地，其原因不是土著贪图小利或愚蠢，而是他们尚缺乏土地私有的所有权观念。荷兰人在台湾亦是，1625年荷兰殖民者仅以15匹布就获得大片土地。在土地所有权观念尚未成形的情况下，土著不会觉得自己“丧失”了土地，恐怕也未必觉得自己“上当受骗”。从这一意义上说，如说维吉尔叙述迦太基牛皮圈地传说“这里面也可能含有贬意——迦太基靠欺骗立国——因为它是罗马的敌国”[10]，或许也只是后人根据后起观念而来的误读。当然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即这一传说的根源，是外来者须得到主宰当地的神的同意和应允（见柳田国男《传说论》）。

在另一些情况下，外来者拥有远比土著更强的武力或法力（而不像腓尼基人是被土著击败），如西班牙人在吕宋岛，也无必要作此求告，因为他们完全可以强行夺取。西班牙殖民军最初在菲律宾群岛获得立足点全靠武力，至1570年开始和统治马尼拉的苏莱曼交火，次年四月包围马尼拉，六月决战，苏莱曼身死战败。汉学家卜正民可能是根据中国史料所载，却说西班牙人夺取马尼拉是“重施《埃涅阿斯纪》里的故伎，请求索利曼给他一块大不过牛皮的地”[11]，这无疑是马尼拉围城的史事不符。然而张维华在《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中引证当时几则牛皮圈地的传说，并与史事对照后早已得出结论：“要之，吕宋被据当从西人之说，其作乞地如牛皮事者，均属道听途说，无根之谈也。”[12]

但这一传说也并非仅仅只是“道听途说”的“无根之谈”。尽管其传播的路径早已不可靠，但它在明末清初的密集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正表明了当时国人对大门口西方力量的不安和提防心态，也符合他们对“夷人”狡诈的看法和想像。在晚清之后的时代背景下，这一故事流变中传教士的形象更复杂，因为他们往往被视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代表，而“牛皮圈地”又显得是那样“诈取”的一种手段。

日本民俗学家柳田国男事实上早已预见到这些故事的内在联系和不同含义（虽然他并未归纳其母题），他在《传说论》中说，尽管佛教相似的传说“都是宣扬佛法兴旺的瑞相的，但即或是同类型的故事情节，只要讲到的是欧洲人向东洋浸透的，显然就是诡诈、欺骗的内容了。”[13]事实上，在原来的故事母题中，计谋和法术有时是一回事，而如何判定故事中人物的道德形象，常常取决于具体的叙事和立场：这个本地所有者是一个吝啬而讨人厌的地主，还是一个老实受骗的酋长或土著部落？外来者是圣僧、菩萨、高尚的传教士，还是入侵者、帝国主义者？

不难看出，同一类故事，事实上可以通过叙事的引导，得出完全不同的多重解释和偏向，并服务于不同的话语，这个外来者对承诺的利用，也就可以在不同故事中被视为是机智还是欺诈——这两者事实上很难分清，但在故事中却经常给人明确的道德判断。赵世瑜曾分析唐代以降的识宝、盗宝故事，其结论是：同一个故事框架，在不同时代可用来表述不同的心态：唐代故事中人们对识宝的胡人并无微词，但明代之后北方的故事中，“则将本地的资源紧张归结为外人‘攫取’了宝物，本来实际生活中的社会内部冲突被外化为本土与异域的冲突。……在这个故事中，从官员到百姓都试图在交易中耍赖”；故事中买卖关系逐渐淡化，主角由胡人变为回回，又变成精明的南方人，而南方人盗宝的传说则表明北方人对南方商人形象的不认可[14]。从这一意义上说，牛皮圈地传说的流行，也折射出中国人在明末和清末两个时代对异域“攫夺”、“诡诈”的戒惧性防御心态。

石门坎传说的微妙之处在于，它事实上结合故事母题的两种类型：柏格理的身份既是异族（外国侵占），目的又是为教堂建址；他虽是宗教人士，但并未施展法术。对这一传说的解读也就因此出现光怪陆离的景象：苗人之所以津津乐道这个故事，是因为苗族民间试图以此“说明柏格理的聪明和智慧”，这种心理正表明苗人并不是从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来看待此事，而毋宁更类似汉人在看济公古井运木故事中所具的心情；而另一些人不必说要将之视为帝国主义的别有居心；现在不少人“出于好心”，试图以否定这一故事真实性的方式“还柏格理清白”，然而从本质上说，这一翻案仍是同样出于政治角度的解读，实质上，这是对之前误读的第二重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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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阿庇安《罗马史》第八卷第一节，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2月修订第二版，p.191-193
[2]维吉尔《埃涅阿斯纪》，杨周翰译，译林版p.14
[3]上述两条转引自张维华《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p.62
[4]西葡与英荷，在体貌特征上颇有不同，明末清初时常混称英荷为红毛，视为异类，《广东通志》：“[红毛]其人衣红，长身赤发，深目蓝睛，足踵及趾，长尺二寸，狰狞可畏。”大抵闽南人所称“红毛夷”指荷兰人（尤其在台湾者），而别处则视具体定，如1698年清政府在舟山定海新增口岸，俗称“红毛馆”，而其所接待的“红毛”通常是英国人。
[5]斯嘉《纠正“石门坎一张牛皮地”的谬传》，http://www.shimenkan.org/sj/kw/
[6]此处我极大地受益于郭净的三篇文章：http://book.douban.com/review/2095889/，http://book.douban.com/review/2102893/，http://book.douban.com/review/2120304/
[7]见李乾朗《穿墙透壁：剖视中国经典古建筑》。又苏黎明《泉州家族文化》引《黄氏宗史谱》：“泉州开基祖黄守恭，唐垂拱时人，居泉州西城外。为人慷慨乐善好施。时有圣僧求化其居地，朝来暮往殷勤日久，公曰：欲求若许?僧曰：乃一粒袈裟位。似乎无几，遂慨允之。僧乃以袈裟竖于竹竿末，影掩其地剩无余尺。公曰：求乃毋欲尽吾地耶。戏之曰：我后园有树三百株，能皆生莲花，我将二百六十庄田并此地尽举施之。僧与公同视桑树回去。越数日复来，僧曰桑树已生莲花矣，请长者往视之，公愕然，僧忽尔而去，后无踪迹。公卧病三年不起，桑花盛开三年不绝。呼四子言曰，此僧非常人也，吾欲以榜贴张挂各街拜寻所之。公言才出其病遂愈。明日即遇于途，公四拜谢曰：愿如所言。僧受其地置开元寺。”
[8]以上三则故事均见柳田国男《传说论》中译本p.128
[9]载《康定县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
[10]维吉尔《埃涅阿斯纪》，杨周翰译，译林版，译本序p.28脚注
[11]卜正民《维梅尔的帽子：从一幅画看全球化贸易的兴起》p.155
[12]张维华《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p.63
[13]柳田国男《传说论》中译本p.128－129
[14]见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p.156/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