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文明对话、寻求和谐社会、建构世界共同体

——“寻求和谐社会与多元现代性”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与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共同主办的“寻求和谐社会与多元现代性”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6月23日至25日在北京植物园内的卧佛山庄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美国哈佛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英国圣-安塞姆大学、德国鲁尔大学（波鸿）、联合国、韩国社会经济联合会、韩国社科经济理事会等机构的专家和学者共29位代表应邀参了此次会议。

联合国1995年哥本哈根社会发展世界峰会以后，丹麦政府连续支持召开“哥本哈根社会进步论坛”。2005年哈佛燕京学社与德国腓特列·艾博基金会在哈佛大学也举办了一次研讨会。这些会议所获学术成果颇丰，并陆续以若干种文字出版，得到了国际社会和学术界的一致好评。哥本哈根社会发展论坛讨论的话题，一直都是全球社会发展的热点议题。当今世界已经是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和平与发展是主流的声音，但各种地区性冲突此起彼伏，各种国际矛盾风起云涌，如何建立和谐世界，如何确保文化多样性与现代性的多重维度，是摆在国际社会面前的紧迫课题。

本次会议旨在为文明间的对话、社会公正、经济-社会-文化的互补与和谐，以及如何确保文化多样性与现代性的多重维度等议题，提供共同探讨的机会。本次研讨会以圆桌会议的形式，专题发言和自由讨论相结合，围绕几个相关主题，分别进行了四个场次的研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汝信和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分别代表主办方就文明间对话主题作了主旨发言。

文明间对话

汝信在发言中指出，文明间对话是有助于建立多元化的现代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之一。他简要回顾了 “文明间对话”的源起和发展。199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把2001年确定为文明间的对话年。从那个时候起，文明间对话的概念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在各国间文明对话发展势头良好。但是，“9·11”恐怖袭击事件，使整个世界形式发生极大变化。武装冲突不断，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还很猖獗，在武装冲突中大规模的违反人权和种种骇人听闻的暴行，使文明社会感到触目惊心，而大批无辜的平民是最大的受害者。除了和平的问题受到威胁之外，发展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世界发展还很不平衡，南北之间的贫富差距扩大。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两个主要问题。汝信指出，产生当代世界的这些主要问题并不是所谓文明冲突的后果，他也并不认为这些问题都能通过文明对话得到解决。但文明间对话却很明显地可以帮助营造国际舆论和友好协商的气氛，是解决当前国际纠纷的唯一办法。对话各方可以加强合作、相互借鉴，取得共赢的结果。汝信指出，文明间对话顺利进行的前提是相互尊重、谅解，有诚意。对话双方要宽容，承认彼此的差异。即使有分歧，也要友好协商。汝信还说，通过文明间的对话能够促进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明的和谐。

杜维明在发言中向与会代表介绍了1995年哥本哈根峰会，以及1996年至1999年丹麦政府主办的四次研讨会。这些会议的资料，其中的一部分由黄平主持翻译出版，书名为《与地球重新签约》。美国学者雅克·鲍多（Jacques Baudot）编辑的会议文本由丹麦外交部发行，同时，美国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也把它编成了专书，这就是《建构世界共同体：全球化与共同善》（Building the World Community: Globalization and Common Good）。杜维明还介绍了于1995年哥本哈根峰会之前成立的非政府组织特里格拉夫协会（Triglav Circle）, 提到了哈佛燕京学社最近举办的文化中国、文明对话、对西方启蒙主义反思以及儒学的创新这四次活动。杜维明指出，文明对话的基本心态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它比积极的“己所欲施于人”更合理，但要配合“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积极取向。对话的目的是要培养“聆听”的能力。杜维明同意汝信的说法，对话的起码的条件就是容忍，没有容忍就很难进行任何形式的对话。对话如果是这样的，它与和谐的关系是什么呢？和的对立面不是乱，和的对立面是同，同就是uniformity，和的观念常常被政治化，成为同的观念的借口，这实际上就真正摧毁了和谐的可能。所以，异的观念很重要。这就牵涉到多元现代性的问题。我们提出多元的现代性，也就是充分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全球化过程是不可抗拒的。但是文化多样性越来越受到重视。全球化同时也作为对地方化、区域化的一个动力，因为这个全球化和地方化——根源意识，即族群、语言、性别、年龄、地域、阶层和信仰，这些在塑造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人，在解决个人所碰到的各种问题上都起到极大作用。这些根源意识全都成为被大家关注的对象。

汤一介结合杜维明2002年发表的“轴心文明与多元现代性”一文作了回应。汤一介认为西方文化一直是强势文化，二战后出现西方文化的反思和东方文化的转向。今后将起重大作用的是东亚文化、南亚文化即印度文化，中东和北非的伊斯兰文化。因此，当今欧美文化、南亚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对当前世界的和谐社会应该负有更大责任。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多元现代性。多元现代性对自己传统的自主性的考虑是很重要的。每一次人类文化新的飞跃，都是回到它的文化起点，而重新燃起火焰。西方文化在文艺复兴时要回到古希腊。其实中国的宋明理学，当时在印度文化冲击之后，它得到很大的发展，就是它要回到孔孟。回到孔孟再来继续发展。那么，多元现代性如果形成的话，一定与它的传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如果离开了传统，多元现代性是不大容易实现的。

现代性的多重维度和多元现代性

全球化与多元现代性成为本次会议广泛关注的议题。现代性反映了人类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科学、人与历史、人与彼岸世界的关系的反思，这些也构成了现代化进程的内容，涉及到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方方面面。现代性也是人类现实的历史化或世俗化。西方现代化进程有几百年了。现代化进程伴随科学和技术的革新和政体变革等。这些需要有意识的领导，要新旧结合，保存独特性，这就是多元现代性。多元现代性对本土传统的自主性的考虑是很重要的。现代性一旦产生，已不可逆转，但可以重塑。多重维度的现代性所指，依然是一种现代性，多元现代性就是强调文化多样性。现代性中的传统既阻碍也塑造了现代性。西方现代性也带来灾难性后果，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给人类带来的是痛苦的历史记忆。教育和公正是克服现代性弊端的法宝。

萨阿德·纳基（Saad Nagi）注意到现代性的技术创新过程和制度创新过程，在制度创新中首先要找到需要改革的价值观，其次要认识到需要保护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与社会凝聚力关联紧密。最后产生的结果是新旧结合，这使得我们保持了自己的独特性。日本就是一个例子。欧洲许多国家都保存了原来的传统。对现代性的思考，西方有一定的优势，西方在几百年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适应了现代化，这是由内部驱动(internal driven)来确定的。现代化促进全球化，全球化也促进了现代化。人类历史经历了市场经济和社会变化，有许多机制发挥作用，宗教曾经最为重要，家庭起过巨大作用，现在政府功能和经济结构越来越重要了。这就意味着道德、价值观和结构性的经济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就化解矛盾来说有两种体制最为重要，这就是教育和公正。

康拉德·雷泽尔（Konrad Raiser）也认为现代性本身可以看作为一个过程。现代性过程带来了对于人、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上帝以及人与超越境界的关系。它也导致新科学的产生和新技术的发明，导致人们对经济功能的认识，这些已由亚当·斯密所阐述。现代性不可逆转，但是，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改变现代性，这涉及不同的形式和价值观问题。它们可以将现代性重新加以塑造。我们拥有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如人是平等的，人性的普遍性，人的尊严不可侵犯，承认自由和平等。但是有时出现过分的自由主义，这在西方成为他们的现代性的标志。对于现代性的问题，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自由和自主，在政治领域中强调每个国家的主权，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与社会的传统延续性，削弱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削弱了我们对于公正的理解。

杜维明指出，艾森斯坦(S. N. Eisentadt)等社会学家注意到，即使在一种现代化中也具有多面性。但是，不管你是反现代性的人，倡导多样现代性的人，或强调现代性的多面性，你都逃脱不了现代性的潮流。另一个方面，存在一种现代性的核心价值，不论你是从哪个侧面来理解启蒙主义、市场经济、社会民主等，但是有共同的、普遍的价值观念，如理性、自由、民主、个人尊严等。他同意吕德·吕贝尔斯（Ruud Lubbers）所说的启蒙的继续。1980年代，西方之外的日本和东亚其他国家实现了现代化，你可以用所有的现代性标准去衡量这些国家的现代化，但是他们的文化是不同的。除了起源意义上的现代性在不同地区的仿效之外，还有个社会结构的原因，它导致了这种不同的现代化。关于现代性的核心观念，仅仅是自由这个观念是不够的。和谐、尊重、同情这些观念对于理性主义来说是个盲点。关于个人尊严和社会和谐的关系，公共主义的伦理与自由主义的伦理是不同的。

社会公正与社会和谐

社会公正为晚近的新概念，以前没有界定。各种文化传统在谈到公正时往往没有科学的界定。社会公正的概念起源于工业化出现后，起源于工人阶级为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这在19世纪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达到高潮。社会公正这一概念随着时间而变化。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宰地位，使得要求公正的呼声变得越来越微弱了。我们现在又回到原来的公正的概念上，但是，我们理解的社会公正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公正。社会公正的概念应该是各种要素的平衡中产生的，社会公正的概念应该完整。康拉德·雷泽尔指出他所理解的公正，是保持正确的关系。我们谈到和谐社会，这是指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是正确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正确的关系，人与宇宙的关系是和谐的关系。平等和公正是基本的价值观念，它们是我们在现代性的反思中树立起来的，这些价值观念也应该统辖我们正在投身其中的现代化过程里，它也能为我们带来新的思考。我们希望这些价值观念也能够运用到其他的领域，比如公共领域与私人空间的区别，这些都需要重新反思和界定。因为我们在座的都是现代性的后继人。

雅克·鲍多认为过去30年来世界范围的不平等越来越严重，现在这种情况还在继续。社会公正作为话语在国际上越来越弱了，也没有成为政府优先考虑的问题。雅克·鲍多提醒人们也要注意到，在过去的30年里，在平等的程度上是有进步的。妇女政治地位，少数民族地位的提高等都有些进步。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度等，都有所进步。他强调社会公正是必需的，它已经延伸到国际社会。社会公正可以平衡跨国公司和全球化的经济力量，可以平衡超级霸权的力量，非政府组织等可以成为与这种全球化过程相抗衡的力量。当然，社会公正本身不能解决问题，它必须与建立和谐社会，与新的人道主义观念相结合。社会公正本身不是先在的（social justice is not given），需要大家努力，需要人们对个人和社会有所认识，它是对个人和社会需要的满足。社会公正最终反映了人类和人类社会的本质。

萨阿德·纳基认为，公正是现代化的支柱。公正包括宪法、民法和刑法、政府机构对于人们基本权利的保护，保证人们的财产不受侵犯。有法必依，保证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人，受到与法律条文相符的保护。还有必要的制衡措施，我们有时要对政府的法律提出挑战。人们的收入是根据各自的能力、效率成正比的。这也就是公正，它适用于所有的社会。

卢风指出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最大差异，是对贪欲的认识。创新的动力，进步的源泉是现代社会对贪欲的理解。（以前认为它是洪水猛兽）我们的价值体系中把金钱、财富当作最高价值，对它的追求是死而后已。传统的儒家不把追求财富当作最高目的。现在物质主义、经济主义的价值取向一定要修正、要克服，要靠儒家的帮助。儒家赞天地之化育反映了人与自然有着动态的关系，这对我们走出现代性困境有所帮助。

景天魁的讲演集中探讨了社会公正与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问题，主要探讨它是否应该成为主题、能否成为主题和如何成为主题。对于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而言，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对于资源的过度消耗和对环境的破坏都是不言自明的。若社会公正成为世界的主题，则会改变人类面临的这种危机。但是，实际情况令人悲观,因为追求经济增长和利益符合人之本性，也和社会制度相符合；社会公正的支持力量很微弱。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经济追求很难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分化后的中下层不仅失去经济利益，也失去了话语权。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也很有限，尤其中国的NGO很不完善，所以其促使政府转变的能力很弱。知识分子的良知问题；只有期待人们的意识的逐渐转变，期待各种危机所导致的人类社会的历史剧变。潘维从比较政治学角度分析中国的政治体制，认为它是基于社会结构、社会意识而形成的。这样优秀的政治体制延续了2000年，只有朝代的变迁，没有体制的改变。革命没有割裂历史，社会价值观没有改变，政府依然是靠绩优原则。但是，中国进入现代历史以后，特别是1990年代开始的市场经济导致了政治腐败。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在现代化的压力下要求变革。咨询型政府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但是，它却不是中国的传统。

参与讨论的学者认为，公共空间，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与社会公正具有紧密联系。吕德·吕贝尔斯指出，没有公正很难走向和谐；国家应在其中起作用。要从全球化的现实考虑问题，如跨国公司的存在和作用。要重视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和非政府组织（NGO）的作用。以下两位的发言至少说明，非政府组织的性质、作用以及它与政府和其他组织的关系等，还有待于更深入的探讨。

康拉德·雷泽尔是世界上最大的非政府组织世界基督教联合会（The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秘书长。他说，很多人尤其是西方人士，认为1995年哥本哈根世界峰会的主旨，是探讨非政府组织尤其是世界层次上的非政府组织，会对这个世界产生很大的影响。他说，非政府组织与文化和社会多样性关联很大，大量的非政府组织是发达国家主宰的，基本的哲学理念则是以西方的现代性为基础的，就文明对话的意义来说，非政府组织将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还不清楚。但是，肯定地说，非政府组织是对传统的政府管理体制的挑战，要求重新审视政治程序和政治构造，同时，人们应该思考公民社会的含义是什么？不能把公民社会简单地等同于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为公民社会的一种特别的表达形式，而公民社会应该在更大的范围和程度上体察和承认有关社会生活的表达，应该把公民社会与政治的公众 (political public)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将经济生活和经济构造区别开来。公民社会寻求自己的逻辑，这个逻辑是与政治的逻辑不同的，也与经济的逻辑不同。看起来我们的兴趣是文明间的对话和文化对话的问题，公民社会是使文化得以繁荣的合适的场所，公民社会保持了使各个人类社会组织凝聚起来的各种要素。总之，强调公民社会表明了一个维度，在这个全球层次上讨论文化对话的场合，对非政府组织的估计趋于过低，因为这个问题受到经济和政治构造对这类事务的态度，我认为公民社会的诚信是公众的基础，而这对公民社会或任何形式的社会组织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 萨阿德·纳基提供了关于非政府组织的一些数据。埃及的事实表明，从政府的角色来说，非政府组织并不受欢迎，只有政府批准才有非政府组织。

人们谈到西方现代化的内部驱动，都讲到其内部和谐的形成，但都回避其内部的血腥和暴力，这是不现实的。国家内部的分歧也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寻求全球对话，也不要忘了一国内部的和谐。要重视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我们现在并没有全球性的、特色鲜明的公共空间。民族国家的宪法可以保证公共空间的存在吗？我们需要和谐关系，首先要有一个公共空间，才谈得上交流。公正如何可能？通常通过法律手段，执行法律日常程序，法制社会有自己的运行机制和方式。赵汀阳指出，儒家的和谐思想表达了模仿自然界的一种和谐状态，所以，并不是说有差异的东西就有和谐，而是不同的差异碰巧有相互依赖（互益）的性质，才能产生和谐。很不同的东西之间要寻求和谐，则要靠各安其位，要对自然界的等级有个模仿。何以能达到和谐？我们目前讨论的框架也是西方给定的，真正的和谐或许需要重新设计游戏规则。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1997年联合国发展署关于世界未来可持续性发展的计划正式启动。其实这个理念不是这时才开始出现的，早在斯德哥尔摩1971年宣言中这个观念就已经清晰地形成了，许多年以后，今天世界范围内的环境退化和环境污染，财富分配不公平、社会不公正和不平等越来越加剧，其变化的节奏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而加速。我们尽管已经解决了不少问题，但可持续发展仍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问题。如贫穷和极端主义，生产模式对自然资源的非可持续性的处理模式，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核心要求相互矛盾等。为什么在35年之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仍然让人难以琢磨？可持续性发展是像今天人们批评的那样吗？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成功是以国民收入来衡量的，那么可持续发展的位置在哪里呢？资源的不断消耗，经济不断增长，这就越发让人们更加雄心勃勃，还有其他道路可走吗？

巴巴拉·鲍多（Barbara Baudot）认为，我们必须关注人类精神和道德状况，即人类的容忍精神、与自然的和谐精神，我们要取得这样的进步，就要重新审视我们长久以来所倚重的基本价值观念。每一个国家都需要经济基础，当发展到了极限，增长便成为负面的，其表现就是环境代价和生活成本。乌托邦对于今天的物质主义、个人主义、无止境的利益追求者来说，并没有吸引力。贪婪被满足了，但是社会服务和教育的价值被低估了。李强提到，可持续发展是非常中国化的理解。中共中央去年开始使用和谐社会的概念。（黄平插话：国内讲和谐，国际讲和平，与自然讲和睦。）还有科学发展观。这是中国政府和老百姓关心的主题。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改变了这个社会。其特点是强调市场和效率，经济发展快，从去年经济普查来看，27年里GDP 9.7%超速度增长。中国27年的发展改变了国家的面貌，也带来巨大问题和挑战。从可持续发展来看，中国面临的三大挑战，一是环境压力，二是能源和水的短缺极其严重，三是社会关系的紧张。我们需要制度创新来实现新的发展模式。

崔松和作了专题发言。他指出全球化的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和能源问题，以及国际关系紧张和地区冲突，迫使我们不能用旧有的政治、经济利益来看待或解决问题。政治霸权主义、民族自我中心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等，都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为了争取最大的利益，跨国的合作，尤其是高等教育，这些非常重要。他希望在这个方面研讨会能提供机会，使不同学科的专家进一步合作，促进东北亚经济文化共同体的形成。

杜维明指出，现代启蒙主义倡导的理性原则，忽视了人的存在状况，哈贝马斯就是个例子。自然这个要素在他的哲学体系中，整体上并未占据应有地位。自然和人类精神，是我们探讨和谐社会的两个维度。这个方面与李强讲的问题有关，即环境的巨大压力，在文化的世界中则是伦理的智识和信任危机问题，腐败问题，我们已经发现了许多主要问题。我们要学会与这些问题共存，而不是奢望有彻底解决的办法。我们面临观念的大变革。美国的单边主义者，或者像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的终结”说或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说，他们都不会给予我们任何希望。

吕贝尔斯指出，利用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的手段来发展，现在可以说中国是成功了。但是腐败问题还是威胁性的问题，你们选择了市场经济，和谐社会必须解决腐败问题，腐败是失去人性的。第二，我们不仅要看到现代化给世界带来的好处，我们要超越启蒙理念，我们还要追求普遍价值，来分享共同的价值，动员人民，全球化面临伦理的挑战，即人类与自然、与地球的关系，我在许多场合的发言中，围绕《地球宪章》的发言，都提出这个阶段是要动员人民，超越一般的对于启蒙价值系统的认识。

中国现代化建设是在一个文化传统十分深厚的多民族国家中展开的，也是在文化遗产变得日益重要的情况下展开的。未来的方向是生态保护和新兴产业共生，经济、文化和社会协调发展。朝戈金、雅克·鲍多、龙安志（Laurence Brahm）的发言使我们感到，传统文化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发现，成为人类不可再生的智慧之源。今天，文化的重要性已经不亚于经济的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把经济建设、传统文化保护与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作为一个口号提出，体现了国家倡导的科学发展观念。我们正处于这样的时代，即人类学所记载的一些古老的传统文化，已经在不足百年的现代科技的进步之中迅速消失。近代以来，中国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是与接受和引进西方的学术以及教育、政治制度相关联的。我们的世界观是工具理性的、实用的。我们曾经很自信地谈论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传统与现代、科学与愚昧的冲突。但是，今天看来，事情并非这样简单。文化的选择不像科学活动那样，最终会有一个正确的答案。我们的科技水平提高了，我们为之生存的自然界却逐渐恶化。世界变得空前发达了，种族之间的冲突却变得更加复杂。科技文明的进步不会保证我们在人文视野上也会同步提高。

建构世界共同体与公共知识分子的使命

在本次会议闭幕仪式上，杜维明代表主办者之一发表了总结性的演讲。他提出，我们要建构世界共同体，这不仅要有科技能力，还要有文化能力，要有精神价值。21世纪的领导者至少要具备下面的条件：第一，除了能够积累经济资本之外，还要积累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一种无形资产，要通过讨论和辩难才能开发。我们在科技能力之外，还要有文化开发的能力。文化能力基本上是文学、历史和哲学。没有历史，就没有记忆，就没有认同。没有哲学，就无法对现在的困境进行反思。没有文学，生活是干枯的。除了智商，还要有伦理智慧。除了物质条件外还要有精神价值。现代性和全球化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了。我们需要全面的思维方法，多重的视域。另外，要避免封闭的特殊主义或抽象的普世主义。关于公共知识分子问题，杜维明说，我们目前需要公共知识分子，而非精英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包括那些关心政治、社会，关心宗教和音乐的人。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不仅在政府、在学术领域，而且也活跃在非政府组织或其他社会团体中。中国是否是公民社会还有争议，但是它正在走向多样化是不容质疑的。如果你认为权力和财富是两个主要杠杆，但是也不要忘记影响力，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说，少数人能成功大事业。但是，在今天看来这种成功不是依靠权力和财富，而是依靠影响，即一个共同体的自觉意识，这一点是很关键的。杜维明在讲话中还提出，要强化全球的公民性，这不仅因为生态的脆弱，也因为各种珍贵文化遗产的脆弱。另外，还有社会的脆弱性。我们强调全球的公民性，并非宣扬乌托邦，这是人类交往和交流的必然要求。对所有公共知识分子而言，我们一方面有专门的学术语言，如文学、历史和神学等，另一方面还要发展我们的全面综合的人文视野。我们要拓展启蒙事业，如何拓展？这就需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相通，与彼岸境界相通。在这一完整的、全面的人类精神领域中，我们要寻求联合国安南秘书长所讲的文化和平。文化和平基于对话互动，这种对话甚至包括边缘化的文化力量。那些拥有更多财富和权力、拥有更多信息的人或团体，他们对于改变这个世界负有更大的使命。这是前提。促进世界共同体的具体机制是什么？这可能不易说明。但是，我希望它能够实现。杜维明重申了他在此前提出的观点，在东亚，中国、日本、韩国和越南，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孜孜不倦的西方的学生，这些国家的文明是学习型的文明。很长时期里，美国文明是学习型的文明，政治制度来自法国，科学学自德国，法律学自英国，美国的文学来自爱尔兰和英格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文明成为教育型的文明。美国人由学生变为老师。愚昧仍然存在，这不可怕，但是，愚昧与傲慢结合则是可怕的。杜维明指出，中国现在还不构成威胁。中国不寻求威胁也不构成威胁。要让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树立文化认同和文化主体性，开放并自觉。中国年轻人的危险在于狭隘的民族主义。中国的官员的危险是幼稚的傲慢。这些关联，这些讨论，如果能够加深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我们要继续对话的原因。

黄平就继续开展国际学术对话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首先，我们在21世纪面临新的挑战，我们有共同讨论的需要，有重构价值体系的需要。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属于公共知识分子，我们具有一定的开展对话的基础。其次，中国社会科学院愿意继续搞对话，继续开展跨学科研讨。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也面临新的挑战，我们要更加开放，更加面向公共问题，而不是简单的专业化，人文社会科学最终要回到这个社会。第三，要打破学科界限，要以哥本哈根研讨会为参照，继续开展类似的学术研讨。最后，他非常感谢杜维明、雅克·鲍多以及哥本哈根国际研讨会所给予的连续性的支持。感谢所有参与本次会议的人。

（尹虎彬 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