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濒危语言与口头传统跨学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论坛, 2011年, 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研究课题“口头传统的记录与归档:跨学科研讨”是2008年8月启动的“欧中研究协调机制”(简称CO-REACH)项目(立项书课题编号CO-REACH-SSR-64-117)。该项目从非物质遗产数字化工作出发,关注多媒体资料库和多计算机工具的口头传统资料展示平台的建设,促进计算机数字技术和口头传统资料库的结合。其基本思路首先是就口头传统资料搜集和归档等问题交流和学习,有利于确立既合乎国际规范,又适应三方实际的资料归档模式和规范,并能够作为其他进行口头传统资料库建设的国家和部门的参考样本,从而进一步推动田野和研究工作的发展。其次,就利用计算机及其他数字化技术建设口头传统资料库过程中的各种问题进行交流和学习,有利于建立口头传统资料的元数据设计、资料展示方案、工作方法的国际共享平台,实现各国口头传统资料的分级共享体系。该项目中方机构为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国外合作研究机构分别为芬兰文学学会民俗学档案馆和莱顿大学莱顿地区研究所。这次中、芬、荷三方合作项目围绕口头传统田野采录和数字化资料库建设这一课题,分别在各自国家举办讲习、研讨和夏季培训类的活动。北京、赫尔辛基、莱顿口头传统论坛分别于2009年、1010年和2011年夏季举办,这些研讨活动将在技术和理论层面上充分体现中欧社会科学研究协调项目所倡导的知识共享理念。“在非西方世界记录口头传统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8月27-29日在莱顿大学举办。莱顿聚集了许多东南亚地区的濒危语言和口头传统研究学者。与会者围绕口头传统田野作业和数字化、档案化工作进行了学术研讨。会议邀请了英国、菲律宾、芬兰和中国学者作主旨发言。这次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强调多学科视野下的口头传统研究,强调非西方传统的地方性田野经验,希望从不同文化和不同学科中汲取理论和方法论成果。芬兰一直是现代民俗学的重镇,赫尔辛基大学民俗学系汇集许多著名当代民俗学家,“芬兰文学学会民俗学档案馆”享誉世界,我们研究所与该档案馆有着长期的学术联系,我们双方口传史诗研究以及口头传统资料库建设方面将有进一步合作的前景。民族文学研究所已经开始了中国少数民族口头文学资料库建设的二期项目。未来10年这个项目将是我们的主要攻关课题,其科研条件正在逐步得到改善,争取在不久的将来与国际接轨。“第8届民俗学夏季学校”于2010年8月2-11日在芬兰举办。本次活动主要关注口头传统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主办方邀请荷兰和中国5位学者组成中欧社会科学研究协调项目的特别研讨小组,在芬兰民俗学档案馆实地考察数字化和档案化工作,口头传统资料数据库建设有关的问题。通过上述活动,各方专家共同探讨了一些基本问题:首先、口头传统的田野和资料归档的规范等相关问题,包括各种介质资料的数字化规范。其次、口头传统资料数据库建设有关的问题,比如:1)元数据标准的确立,2)典藏、展示、共享过程中的计算机等相关技术的选择和应用,3)多语言、多民族资料的处理等。4)数字民俗学建设的必要性。5)民俗学理论和计算机技术的结合点。6)权限和共享规则等。本次论坛主要关注全球化时代人类在保持文化多样性与坚持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许多重要问题。论坛强调不同文化背景和多学科之间的对话,从文化遗产学、口头传统研究、信息科学、传播学等多个领域,对濒危语言与口头传统进行跨学科研究,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创造环境来保存和保护我们人类共同的遗产。论坛的议题包括口头文学的创编、记忆和传递,口头传统的采录、归档、整理和数字化,濒危语言抢救和民俗学档案馆建设等。论坛策划经过国内外学术机构多方合作,由世界相关领域的国内外知名学者积极参与。
二、濒危语言的田野研究与数字化多媒体档案
李锦芳教授在“无文字民族话语材料的调查记录与数字化处理——以仡佬族为例”中介绍,本次演讲所展示的这个项目是从2006年开始到现在的。该项目主要是研究仡佬语的口传语言、语料,包括词汇、故事、历史传说、歌谣、风俗习惯、祭祀辞等的记录情况。仡佬语是严重濒危语言,如今只有少数老年群体还在使用。令人欣慰的是,这些老年人还能叙述丰富的口头传统作品。在长期的田野工作中,李锦芳的研究团队基本掌握了仡佬语,采录了丰富的长、短篇口头语料录音、录像,不仅进行国际音标转写,也对资料进行了汉、英语言逐词对译注解和意译。李锦芳及其团队的工作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一方面是对语料进行全面、客观的记录。不仅要记录语言本身,还要记录非语言的文化活动、文化场地、动植物、器物、食品等等,用民族语、汉语、拉丁文、图片及功能描述一一记录下来。重点就是为语言学家提供一些比较细致、权威、专业的文本的注解、发音。这要求工作人员长期地和社区进行互动,与社区建立良好关系,最后挖掘尽可能全方位的材料。该项目使得仡佬族的民族文化得到了关注,甚至让原本已经不使用的传统服饰又恢复起来。另一方面,他们将这些语言资料分为几种体裁:故事传说、风俗谭、新旧民歌、祈祷辞、食品、传统工艺制作过程及其口述、会话等。根据这些口头传统记忆,从而来探析仡佬族的历史、文化、人生价值观、生产生活知识、技能,以及环境保护利用等等。何彦诚向我们展示了他们所应用的资料处理工具ELAN软件。该软件具有强大的功能,可以将音频、视频材料同步注解和翻译,能很有效地记录并展示活态口头传统文化。我们看到,这个团队为了仡佬族的口头传统文化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们在ELAN软件环境中对采集到的濒危仡佬语进行国际音标转写,并以汉、英语言进行逐词对译注解以及意译。总的来说,采用国际标准的语料数据格式以及各种字体编码,是让他们顺利编辑整理所采录的珍贵数据,可以后续开发利用,并最终达到传播弘扬该语言文化的基本条件。对于仡佬族口头传统的数字化处理,李锦芳团队还处在一个初始阶段。奥奈·凡·恩格尔霍芬教授第一次来到中国,他以妙趣横生的演讲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陌生而神秘的东帝汶部族文化。他在“典藏似失实隐的传统——记录塔图拉秘密和神圣语境中的口头传统”中介绍到:东帝汶共和国是在2001年从印度尼西亚独立出来的岛国。东帝汶共和国生活着许多的宗族, 而东帝汶共和国的第13区是Fataluku语社群的故土。Fataluku语社群认为自己的语言是该地区唯一的“正确语言”。据当地的民间传说,在多年战乱中Latuloho宗族将自己的语言强加给其他使用不同语言的宗族。而Tutuala是Makuva语的发源地,这种语言是该地区唯一一个南岛语族的语言,当地民众认为它已经濒临灭绝甚至已经灭绝。直到20世纪60年代,该语言在Cailoro宗族的保护下才在偏远的Tutuala分区得以复活。但是,自从Tutuala村和首都Lospalos之间的道路建成后,Makuva语开始受到Fataluku语的严重威胁。为了更好地、尽可能长时间地保留自己的语言和文化,Tutuala分区的Makuva语社群决定将自己的语言文化隐藏起来。在Tutuala社群中,可以分为两个世界:在外部世界,为了交流而使用Fataluku语言;在内部世界,则使用神圣的Fataluku语言,这也代表着族群的身份。因此,外人想要亲耳聆听,或用多媒体工具来记录、捕捉被隐藏起来的的Makuva语言是非常困难的事。然而,这种语言确实存在着。Makuva语社群每年有许多的仪式生活,他们或对着大海祈祷,或在林间祭祀,你可以听到他们大声地念出Fataluku语,却小声或无声地念着神秘的Makuva语。通过多年的参与观察,奥奈·凡·恩格尔霍芬对Makuva语有了这样的认识:它是Fataluku社群用的仪式语言(Ritual language);它被隐藏在内部人之间,外人不可能获知;想学习这种语言的人必须“被选中”。总的来说,奥奈·凡·恩格尔霍芬教授为我们展示了他对Tutuala分区宗族草根民众口头传统的记录和档案化做出的努力。为听众带来了一场神秘文化之旅。来自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妮可•雷维尔(Nicole Revel)教授为大会带来了题为“菲律宾的史诗与歌谣——东南亚的一个新的多媒体档案”的报告。作为语言人类学家,她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长期从事菲律宾语言和文化研究,并致力于当今活形态长篇叙事诗、史诗和歌谣口头艺术的保护和分析。在一些学者和知识渊博的人的合作与帮助下,她于1969年到东南亚群岛这个面积虽小却很复杂的岛屿国家,即努散塔拉地区,对他们的口头叙事进行了记录、分析、解释,并构思出一种保护方案。运用新的计算机技术,她们将文字誊写的“文本”转变为演述本身的声音、音乐和动态影像。这种载体的变化为民俗研究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她于1991-2001年参与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项目——“丝绸之路”。她将十年间在当地居民不同程度的合作下搜集而来的叙事诗资料分成了四类,并在在马尼拉雅典耀大学的支持下,在其图书馆和网络上建成了多媒体资料。这些资料在2011年1月国际学术会议“记忆之歌”期间投入使用。如今,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将口头传统脱离其物理存在而至于网络的虚拟空间中,形成新的互动关系,这就使得人类的虚拟集体记忆得到更好的应用成为一种可能。菲律宾史诗、歌谣的多媒体资料库是在20-21世纪之交的20年间建成的。他们通过录音和摄像记录叙事的演述,在演述者的帮助下,对其进行誊写、翻译和分析。由于网上访问受限,她在发言中向大家展示了这一成果的部分内容,并对案例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
三、民间文化遗产保护与数字民俗学的意义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在“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与数字化应用”演讲中首先简要介绍了中国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的工作情况。长期以来立志于资料的收集、整理及将之数字化。在资料收集方面,有延续30年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其中中国节日志工程包括志书、影像志、数据库三部分。从2001年开始,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经历了10年“中国民族民间文艺基础资源库数据”的开发过程,也被称为“中国记忆”,是从分类编目标准到源数据到数据库。而目前比较完整的是中国民间文学数据库,如故事数据库、歌谣数据库、谚语数据库,而戏曲、曲艺、民歌部分有的只做了一部分,有的仅仅作为案例存在。关于标准化建设方面,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有全国文化艺术资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从标准化推广应用-标准申报-标准制定有一套规程,目前已完成的标准草案有戏曲、曲艺、民歌、器乐和水书。李松先生介绍了国家文化资源平台建设的相关情况,随后又播放了一段关于江西石邮的视频资料,重点强调了如何对视频资料进行属性标引的问题。李松先生提到,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的元数据陷入困惑。他以水书为例进行思考,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如何面对数字遗产?”,引起了大家的思考。最后他指出: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已建成数据库结构,希望与各地不同的文化空间的数据库有联系,中心的最终目的是制定标准,力求在数字化条件下最大可能保存资源,尽最大可能达到共享。三峡大学的非遗数据库工作室负责人、高级工程师雷国洪先生作了题为“五个层面的非遗数据库建设需求”的报告。他的报告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构建数据库是保护工作的需要;二、数据库建设的目标与层次;三、五个层面的非遗数据库建设需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内容包括了全面普查、名录体系分级认定、重点项目深入调查、建立档案和数据库、传承人认定与扶持、生态保护区与保护之乡的认定、保护措施落实、传播与传承经验交流、传统文化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等。但非遗工作信息化存在若干的难点,包括:涵盖面广、知识体系结构不统一;无分类标准、无元数据著录标准;资源概念宽泛、管理理念迥异;部、省业务专家远离基层等。数据库建设的参与者,包括了政府各级文化主管部门、乡镇文化站、文化产业相关企事业单位、基层群众文化组织、各类学术研究机构、传承人及其亲属、其他自然人等。他们关注的视角也各有不同,政府工作人员关注工作效率,要求便于行政管理;政府领导关注面,要求资料全;专家学者关注点,要求资料细;文化产业关注其可挖掘的经济效益潜力;群众文化组织关注其艺术方面的可加工潜力;传承人关注自身价值的实现。因此,根据不同层面的用户,需要数据库提供的服务很不相同,需要划分用户群,厘清数据库的用途,分别实施。他认为非遗数据库建设至少存在普查成果数据库、地方资源数据库、专项研究数据库、大众传播数据库、电子政务数据库等五个层面。五个层面各司其责,各有重点,可以借鉴,可以互通,自成系统。但要有效利用数据库,必须厘清概念才能有效开展工作。要弄清什么是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资源包含哪些内容?他认为,非遗五要素包括艺人、艺种、资源、实物和素材,前四要素是客观对象,第五要素是记录载体。一个艺种包含多个资源,一个艺种可能有多个相关联的实物,一个艺种由多人传承,一个人可以传承多个艺种,素材反映艺种(资源)、实物、传承人。五个层面的非遗数据库建设各有其需求。他以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资源管理系统、年轮网站(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系统)为例,介绍了普查成果数据库、地方资源数据库、专项研究数据库、大众传播数据库、电子政务数据库的建设需求,展示了丰富的网站信息。他特别以湖北宜昌为例,宜昌各县区资源普查工作扎实、成果丰硕,得到了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督查组的肯定,被认为是“数据库建设全国领先”。2010年,该系统已在湖北各县市区推广使用。在结语中,他指出数据库研究的方向应该能深刻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体系。赖彦斌(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讲师)的演讲“清宫造办处手工行业传承的民俗志记录:数据库与数字词典”,介绍了北京师范大学数字民俗学实验处关于清宫造办处手工行业传承的民俗志记录的调查研究情况。共调研了十个行业:玉器、铁器、铜器、木作、珐琅、纸行、雕漆、盔头、花作、裱作。该项目的研究背景及研究角度如下:1,提供技术史研究和民俗学研究过去都不注意的新问题(例如技术的“手艺”概念”、民俗文化对手工技术的控制等);2,弥补书面文献和民俗文献双方的不足;3,扩大技术史的资料范围;4,使用数字化技术管理分散的民间技术资料和技术史词语。赖先生强调,技术是表层的,我们观察技术背后的中国民俗文化、资源文化、环境文化和文化权利。接下来,赖先生逐一介绍了该项目田野调查的各项数据库实验。以幻灯片、照片与网站音频、影像资料相合的方式,详细介绍了清宫造办处现代传承调查对象结构图、现代民俗志的逻辑框图、花作数据库、珐琅数据库、木作数据库、纸行数据库、雕漆作数据库、盔头作数据库等。他最后作出如下结论:1,民俗学研究与技术史研究互补,重视技术对工匠日常生活和文化权利的影响;2,技术知识与社会文化知识共存,重视中国上、中、下三层文化整体发展对技术行业化的促进作用;3,数字化研究与中国整体文化研究互利,重视把正在全球化下消失的技术文化变成在数字环境下可观察的活态系统和本民族自己的技术术语系统。日本学者佐野贤治,他的题目“民间用具名称的国际化标准与数字化诸问题——以地域、国际、全球为视角”契合了本次国际研讨会的主题,即口头传统的数字化、国际标准化,该报告以福岛县南会津郡只见町为实例,向听众介绍了日本民间用具的口头传统以及数字化的诸多问题。日语中的“物”,有两方面的内涵,即物质的“物”和非物质性、精神性、灵魂性的“物”。日本人认为,非物质性的东西也存在灵魂。民间用具,无论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不仅建构着作为大多数群体的普通民众生活历史,它还属于一级非文字资料的有形民俗文化遗产。他认为,有必要对作为对比标准的“标准名”进行探讨,也有必要从认识论的角度,对因地域不同而存在差异的名称以及其背后的本名体进行最终的思考。在研究工作的第一阶段,佐野贤治和他的团队对有关民间用具方言的前期研究成果进行了整理,尝试着制作了衣食住等领域基本民间用具目录,也对各个民间用具的地方性称谓进行了比较。他们以民间用具搜集充足的福岛县只见地区的民间用具目录为出发点,逐渐增加了南九州、冲绳、东海地方等地区的民间用具目录。用此方法概括出了日本各地的基本信息并依次目录化,最终看到了作为比较研究基础资料的可能性。作者想做一个尝试,希望增加海外民间用具的数据,在更广的世界领域探索关系到人与“物”的基础资料建设中利用计算机技术。在这个数字化的例子中,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他选择的作为民间用具名称的要素:形态、材质、机能、制作方法、搬运、社会性、身体部位、动作、动植物、拟音、作业效率、人名等。民间用具是以民俗文化为基础的非文字资料,即使在相同对象的情况下,也会由于地域和年代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表现。因此,非文字资料的信息共享、信息流通,需要有与信息资源有关的信息,即要求使用高级数字的信息检索。检索民间用具数字基础时的输入语言,比起名称关键词更为重要。工作团队根据存在论的理论灵活运用检索法,考虑设定作为关键词的言语,通过在民间用具数字基础中导入存在论来表示效率。最后,作者又向我们介绍了三种类型的博物馆:博物馆、生态博物馆、网络生态博物馆。第三种博物馆基于网络,看上去虽小,但是在那里所展示的东西除了不是实物以外,绝不逊色于巨大容量的博物馆,可以瞬间连接全世界。存贮大量的数据,只要检索立刻可以搜索到所希望的数据。
何彬(日本首都大学人文社会系教授)“数据的保存与标示――日本民俗学数据处理方法解析”以民俗地图的方式向大家展示日本民俗学的数据处理方法。何彬指出,民俗地图不是一种民俗学的方法,而是从地理学学来的,而且是从欧洲学来的。民俗地图是把民俗学记录下来的数据,从记录保存和每个人的研究角度出发,用自己规定的符号记录下来的一种平面的信息。也就是说,民俗地图是把民俗现象标注在空白地图上。民俗地图的分类有很多种。按制作分,可分作记述型和研究型;按标示法,有点式民俗地图和线式民俗地图;单项多元或复项多元民俗地图;从绘制和应用方面,可分为一次性民俗地图和二次性民俗地图;单幅图或多幅性地图;此外,从地图的显示范围、制作主体等方面,又可以划分出很多不同的类型。民俗地图有两种范畴。第一叫做民俗地图标示法范畴,就是把民俗事项、数据标在图里,用数据在地图上记录民俗的实态。另一种是民俗地图的研究法,通过图解各种符号,展开一种理论的阐述,从而得出一种理论的结论。何彬女士强调,民俗地图不是一种理论研究方法,它在民俗学界被定为民俗学研究的辅助方法,具体归类于民俗研究、民俗资料的整理方法类。她简要叙述了日本“民俗地图”的历史。并且以柳田国男先生的方圆周圈分布图为例,对民俗地图的应用进行了详细解说。随后,她介绍了一个范例,即《日本民俗地图》的绘制及相关情况,从1969年到2004年,此套十卷本的地图历时近四十年才完成,工程巨大。该地图集用1342个基本调查地点收集到的20类数据标示,基本覆盖日本全国各个地区。随即她又介绍了另一套地图即《都道府县 日本民俗地图分布集成》的相关情况,该地图集按地区编辑,各个地区合编为一册,共13册,3000多幅。在下午的演讲中,她以日本正月习俗、端午习俗为实例,对民俗地图的各项符号进行解读。特别是端午习俗,她抽出“时间、食物、装饰”三类数据为例,将其列表,详细解读了了民俗地图所折射出的民俗现象。最后,何彬女士做出结论:通过一张地图我读出了它的三个要素,实际上它一张图有36个要素。也就是说一张图可以浓缩大量的数据,那么我们解冻它、图解它,可以得到更多的关于民俗区域的现状。也就是说民俗地图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浓缩记录数据的方法。
四、口头传统文学的档案化和数字化典藏实践
芬兰文学学会民俗学档案馆尤卡•萨里宁(Jukka Saarinen)研究员,他的演讲题目是“民俗的描述——芬兰文学学会民俗档案之元数据”。在短短的十分钟内,他通过纵览芬兰文学学会民俗资料库典藏资料的索引、分类、描述、归档的各种方法,着重讲述了“元数据”这一概念的变化及意义。在过去的民俗档案库里,数据一般被看作是民俗单项,但是随着资料性质的改变和电子数据加工和管理系统的发展,“民俗单项”这一概念在逐渐淡化,而重点逐渐转移到更大的数据单位,一般是物理实体或更大的单位。尤卡教授介绍了数据编码和传输标准(METS)以及开放式档案信息系统(OAIS)。METS包括描述性元数据和管理性元数据,在本地化、封闭式信息系统中,需要专业人员在场辅助使用信息系统。当相关数据信息被转移或技术人员不在场的情况,则这种非标准的元数据系统可能就不那么容易使用。OAIS档案由人员和系统所组成,它的职责是保存信息并能够为特定的社区所使用。一个开放式档案信息系统需要确保信息在指定社区在没有在信息提供者额外的帮助下可以使用优质的、足够的元数据,既是描述性的也是管理性的元数据。芬兰文学学会的民俗学档案内容非常丰富,大约400万份文本手稿,25000小时的录音,1400个小时的录像,14万张照片和绘图。计算机广泛使用之前老的系统,它以文类分类,包括a散体叙事,其中又分a1民间故事和轶事,a2宗教传说,a3信仰传说,a4地方性和历史性传说;b诗体文类,其中又包括b1卡勒瓦拉诗体传唱,b2“新”民谣,b3咒语,b4民间信仰和魔法;以及c俗语,d谜语,e歌曲,h民族志描写等等。传统归档系统使用卡片索引,原始收藏保持原样不变,而索引卡则采用字母顺序、收集者姓名的特定ID等等。然而,即便是专业人员,也不太容易识别这套编码系统。复杂的陈旧系统使用起来不太方便,需要选择特定标准来进行标准化,以便能够在互联网上方便使用。让旧系统的条目在新标准中建立映射关系,这中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因此,管理元数据也就变得更加重要。
劳里•哈维拉提(Lauri Harvilahti)教授作了题为“卡勒瓦拉的批评式电子版本”的发言。他简要介绍了芬兰文学学会的成立及史诗《卡勒瓦拉》中的主要英雄和部分情节。目前,芬兰文学学会民俗学档案馆中存有约二百万行的《卡勒瓦拉》史诗,主要搜集于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这项工作主要归功于首任秘书伦洛特。然而,受历史条件和收集方法的局限,伦洛特收集的《卡勒瓦拉》与民间诗歌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偏离。目前,大约三分之二已出版于《芬兰人民的古代诗歌》(Suomen Kansan Vanhat Runot, 1908-1949,1993),共34卷。已出版资料的电子数据库(即SKVR数据库)自2007年可在网上利用。芬兰文学学会语义网项目FinnONTO结合Web 2.0和语义网技术的优点和协同作用,参与了《卡勒瓦拉》史诗的注释工作。该项目的目的之一是通过比较《卡勒瓦拉》史诗和伦洛特所选用的芬兰传统卡勒瓦拉诗歌来追溯伦洛特汇编时的选择。语义网为EDP搜索提供了一个基于内容的元数据层次。这样,语义网补充和提高了网络一贯用法性能。下一阶段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根据卡勒瓦拉诗歌最突出的特色更加准确地注释卡勒瓦拉史诗,并形成一种关照卡勒瓦拉诗歌传统叙事特征的注释框架。卡勒瓦拉的批评式电子版本将是结合SKVR数据库和语义网的最终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尹虎彬研究员作了题为“中国少数民族口头传统资料数字化典藏实践”的演讲。他指出,口头传统数字化工作主要指实体库建设和数字资源库建设这两个部分的工作。实体库部分指“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资料库”(以下简称“资料库”),数字资源库部分即“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媒体资源管理系统”(以下简称“媒资库”)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数字资源网(以下简称“媒资网”)。从2008年开始,经过近三年的建设,形成媒资库和在媒资库基础上开发的媒资网。主要对音视频和图片文件进行数字化、数据库入库编目,并通过网络室内部局域网提供本所科研人员查询使用。“资料库”是2000年启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经过多年的实践,该资料库对所存的绝大多数资料进行了数字化处理及数据库管理。资料库所存资料以著名的三大英雄史诗《格萨(斯)尔》、《玛纳斯》、《江格尔》为主体,同时涵盖各民族珍贵的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这些资料记录了民间艺人的演唱活动、生活状况及各少数民族的传统习俗、宗教仪式等内容。随着资料库的规模的不断扩大,一些珍贵的历史音像资料的保存价值和重要性也随着时间的推移突显出来。“媒资库”以资料库数据依托,侧重“资料库”中的口头传承部分。“媒资库”是根据学者的田野研究实践来设计的,其科学性与合理性不断受到田野研究实践的检验。“资源网”以“资料库”为依托,是面向社会大众的少数民族文学展示平台。它将整合多种介质资料,对重要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资料打包,进行立体展陈,全面反映现阶段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成果和发展趋势。他在演讲中强调,口头传统数字化工作需要制度、标准和专业化团队来保障。这个专业的工作团队要懂得当地民族语言,能够完全融入少数民族社区,同时擅长摄像、摄影、录音技术,掌握现代计算机技术,这样才能对一个民族的文化样式进行完整的采录;其次,田野研究基地的采录工作完成之后,研究人员要按照一定的学术规范,对采录到的每一篇材料进行整理、登记;再次,采录成果根据一定的学术规范进行登记后,才能在实体库进行编目、数字化、数据化,最后呈现出数据库的形式。一个成功的专题数据库,其内部数据必须是连贯的、完整的,按照科学合理的规则分类,数据的进入和调出都有详细的记录。这就是进行口头传统田野采录的全部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专业化和国际化的基本要求。例如芬兰等一些欧美发达国家,在20年前已经开始了相关的探索,现在已做得比较成熟了。建设高质量的数据库,按需求建设数据标准系统和规范化的工作流程。数据标准和工作流程是贯穿田野采录、数字转化、数据库建设和社会共享产品开发全部过程的工作,在不同的阶段,需要建立不同的数据标准和工作流程。口头传统数字化的最大优势在于其利用了新的传播媒介。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发达、数字革命的进步,传统社区里通过口口相传得以传承的传统文化逐步转移到了网络空间里。互联网上也存在着网络社区,它和传统社区并列,具有更加强大的传播力量、更加快速的传播速度和比较大的信息容量。数字化时代最大的、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它的资源共享性,这是一种没有边界的文化共享。口头传统的数字化当然也存在着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数据库作为一个数字化的展示平台,需要比较大的、持续的资金投入,其维护成本高;二是科技迅猛发展,工作设备更新换代的速度加快,这是口头传统进行数字化典藏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和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研究员作了题为“中国<玛纳斯>史诗的田野调查:资料档案及数字化”的演讲。他首先向与会人员介绍了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的田野调查以及搜集、整理、翻译和研究工作。该工作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第一阶段时间为1961年3-10月。地点为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族自治州阿合奇县、乌恰县、阿图什县和阿克陶县各乡镇。此次访问玛纳斯奇30多人,记录《玛纳斯》史诗文本20多万行及其他相关民间文学作品多部。第二阶段时间为1964年6月—1966年7月。地点除了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族自治州阿合奇县、乌恰县、阿图什县和阿克陶县各乡镇之外,还调查了阿克苏地区的温宿、乌什县的柯尔克孜族乡村。《玛纳斯》史诗的第三次田野调查及记录工作开始于1978年12月,并且一直延续至今。从1995年至今,学者开始用比较先进的采录方式,比如用磁带录音机,摄像机以及数码相机等手段采录史诗歌手的资料,并开始立体式,多方面地搜集各种手抄本、图片以及与史诗相关的各种资料,并开始建立《玛纳斯》史诗的档案库和资料库。从1961年第一次调查采录到20世纪末,总共发现并记录在案的《玛纳斯》史诗歌手马纳斯奇120位。在调查采录的基础上,许多口头文本资料得以刊布和出版。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1984年-1995年历时11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被国内外是史学界誉为“当代荷马”的新疆阿合奇县的《玛纳斯》演唱大师居素普•玛玛依(Jusup Mamay)演唱的《玛纳斯》史诗8部23万多行的柯尔克孜文文本。这一文本于2004年还由上述出版社出版了两卷本柯尔克孜文本和一卷本吉尔吉斯文本。除了搜集记录出版之外,对《玛纳斯》史诗的研究亦取得可喜成就。其中,郎樱教授对《玛纳斯》史诗的深入研究在国内外赢得了良好声誉,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她出版的研究专著主要有:《<玛纳斯>论析》(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年),《<玛纳斯>论》(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年),《中国少数民族英雄史诗:<玛纳斯>》(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等。关于《玛纳斯》史诗的研究除了在各类刊物上发表,或者是在各种论文选集中出现的数百篇论文之外,国内已经出版的研究专著还有《<玛纳斯>演唱大师:居素普•玛玛依评传》 (阿地里•居玛吐尔地和托汗•依萨克,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玛纳斯>史诗歌手研究》(阿地里•居玛吐尔地,民族出版社,2006年),《<玛纳斯>史诗的多种变体及其说唱艺术》(曼拜特,柯尔克孜文,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等。这些著作标志着我国《玛纳斯》史诗目前的研究水平。对于各种资料的保存和数字化,对于各种资料在网络上呈现都是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我们希望能把《玛纳斯》史诗各个时期所搜集的不同玛纳斯奇的异文和变体,包括与此相关的各类民俗资料都纳入我们的资料库当中,并用柯尔克孜文原文及拉丁文转写、汉译文及英文等呈现出来,让全世界学界都能深入了解《玛纳斯》,并让那些感兴趣的学者开展对《玛纳斯》的研究。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就能够看到我们所展示的我国学者在这一领域内的全部成果。五、互联网与数字化时代的口头传统
对于大部分听众来说,约翰·迈尔斯·弗里教授已不再陌生了,他几度来到中国做过学术交流。弗里教授是国际上著名的史诗学者,是古典学与口头传统研究领域的专家。现在是密苏里大学的教授、校董事会成员,古典学与古英语文学教授,也是密苏里大学口头传统研究中心的主任,同时是学术刊物《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的创刊人和主编。今天,弗里教授给我们带来的演讲题目是“口头传统研究中心的数字化项目”,向我们介绍了美国密苏里大学口头传统研究中心的四个数字化项目:《口头传统》电子期刊;国际口头传统研究协会;“通道”项目(Pathways Project),以及最新田野调查论文专著的展示。弗里以简洁的语言说起,人类最早、最广泛的交流媒体是口头传统,而它和网络媒体之间具有着共性。二者的运作都必须通过虚拟世界的网络来实现。两者的技术手段包括多重作者、多重观众和多重演述三个因素。此外,这两种媒体都包括了多重路径或多重可能的关联系统,这使操演者和受众有了多重的选择。以上的特征将口头传统和互联网区别于文本技术。文本技术是在具体的世界里运作,由静态的、预定时间的事物组成,而不是进行中的体验。本讲座通过学刊《口头传统》的网页http://oraltradition.org/hrop,来展示了口头传统与网络技术相似的运作方式,并介绍《口头传统》的数字化成果,书籍与文章的电子版本使用情况。从中我们看到,可以通过网络来全方位地认识一部口头史诗。对于《口头传统》,大家并不陌生,至今已经走过了25年。弗里表示,他与他的团队致力于全世界口头传统研究的无障碍交流和共享。世界各角落的学者都可以登陆《口头传统》的网页,并免费下载25卷的电子学术资料。接下来,弗里教授又向我们详细展示了“通道”项目(Pathways Project)。他将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简写为OT,而互联网(Internet Technology)简写为IT,与简写为TT的文本技术(Text Technology)形成对比。弗里教授认为OT和IT是类似的,这是因为它们的运作都是在网络世界里航行、冲浪;它们都是虚拟的而不是具体的;它们包含多重的作者和受众;它们包含多样的演述;它们都是即兴发生的。OT和IT的运作都是在网络世界里航行、冲浪,这是指口头传统在叙事的“网页”中航行,而互联网是在不同的网址之间航行。这两种航行中,每一次的选择将产生更多的选择。网络世界允许有无限的可能性,口头传统中有各种版本的故事,而互联网中也有不同的对话。OT和IT都是一种体验,口头传统寻找一个进入故事的路径(pathway),互联网则是通过点击交互的链接来航行,不是事物本身,而是带着体验的演述。OT和IT都包含多重的作者和受众,口头传统的作者是那些运用传统的历代歌手,而互联网的作者是那些推动互联网发展的人,等等。综上所述,这三种媒介中,口头传统(OT)和互联网(IT)都是虚拟的,由各种“路径”组成,要求通过“航行”来完成。而文本技术(TT)是具体的,缺失“路径”的,并且消除了航行和选择的可能。以上三种媒介技术产生了相应的三种集市(agoras):oAgora是口头集市,eAgora是电子集市,tAgora是文本集市。oAgora是可以冲浪的口头网络,它含有诸多口头词汇和专门化的语言;口头集市是共享的,没有具体的作者,或者它的原作者是分部的。口头集市的变异限制在一定的传统中,演述是自然地进行,归集体共享而不是私人。eAgora是可以冲浪的电子网络,通过相关联的系统来航行。读者可以登陆该项目的网页来www.pathwaysproject.com体验。除了《口头传统》和通道项目之外,弗里也简要地向我们介绍了国际口头传统研究协会的情况,最后还展示了最新的田野调查论文专著图片,这两个项目可以通过下面两个网址了解更多的信息:http://www.issot.org和http://www.issot.org。他在网络演示和阐释这四个项目的运作方式的同时,还向听众发放了这四个项目的卡片,上面有项目的网站。这些项目对全世界开放,只要能连接到互联网,便可免费获取这些项目提供的信息。马克•贾维斯(美国密苏里大学口头传统中心信息技术经理)作了题为“口头传统研究中心电子伴侣的开发”的报告。他指出,电子伴侣开发的目标主要有三个:第一,促进将口头传统视为多媒体事件的理解;第二,提供印刷文本不能传递的一些资源;第三,为文本媒体提供电子媒介。随后,马克先生详细介绍了口头传统中心电子伴侣开发的三个重要项目,并分别演示了各项目网站的实际效果,同时进行解说。项目一:如何阅读口头诗歌。该项目于2002年上载,目标如下:1.为传统书籍难以上载或者最适合网络呈现的材料提供例子和附加信息;2.同时利用两种媒体――书籍和网络;3.强调诗歌与网络之间的关联性。项目二:电子版本(eEdition)。示范《Mustajbey儿子的婚礼》之电子版本。该项目目标如下:1.提供一项书籍或报刊难以传达完整的经验;2.超越无声的非语境化的文本;3.提供一项手段,使读者能够选择加入到“史诗的听众”中去。项目三:《口头传统》之电子期刊。该杂志于1986年创刊,2006年实现网络下载。其目标是:1.让每篇文章的经验能够以综合集成的方式获得;2.提供真实生活的语境和经验作为背景;3.帮助读者成为讨论中的口头传统的更好更忠实的听众。接着,马克先生对《口头传统》电子期刊的主页(包括照片、视频、音频、参考书目等)进行了详细示范。最后,马克先生提到了电子伴侣的未来发展方向,即EPUB3(新一代的电子阅读器)。2011年2月15日,国际数字出版论坛发布其公开草案,它将基于第5版超文本标记语言,包括音频、视频、誊写、互动等内容,最后的规范有望在2011年中期得到见证。
六、走向未来——从三方合作到多方合作
在世界文明史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类是靠口耳相传这种方式来传递知识、传授经验、传播文化的,这种情况在文字出现之后,甚至在书写文化比较发达的时代,也依然存在。从这个方面来讲,口头传统意义重大。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文化传统深厚;同时,又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各有其特有的民族文化。所以,我国的少数民族口头传统有着丰富和多元的特点。少数民族的口头传统历史渊源多元,门类繁多,形式多样,蕴藏丰富,体量巨大,至今仍以活形态的传承方式存在着。当然,口头传统因为种种社会原因,目前处于濒危境地。口头传统非常的脆弱,一旦消失便不可再生。少数民族文学的抢救性搜集是当务之急。随着社会现代化、经济全球化等大趋势,很多少数民族语言、民间文学和杰出艺人都面临消亡的危机。多年的经验和教训都告诉我们,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和艺人进行抢救性的搜集和保护仍然十分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以下简称“民文所”)成立于1980年,学术研究方向主要是中国少数民族口头和书面文学创作。自20世纪80年代起,民文所的研究人员持续不断地采录各种珍贵的中国少数民族口传文学的录音、录像、图像和文本资料。民文所根据中国少数民族口头传统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工作的实际需要,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陆续派遣学者实地考察美国哈佛大学的“帕里口头文学特藏”、“芬兰文学学会民俗档案馆”、“土尔库大学口传文学档案馆”、日本神奈川大学的“非书写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等机构,为今后口头传统数字化工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民族文学研究所根据中国口头传统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工作的实际需要,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陆续派遣学者实地考察美国哈佛大学的“帕里口头文学特藏”、“芬兰文学学会民俗档案馆”、“土尔库大学口传文学档案馆”、日本神奈川大学的“非书写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等机构,为我们的口头文学资料库数据库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为积极响应我院实施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我们希望凭借“中国社会科学论坛”的国际交流平台,在口头传统数字化领域,引领国内学术潮头,在“十二五”期间要争取在资料库、数据库和网络信息平台建设方面实现专业化,与国际接轨。本次会议从非物质遗产数字化工作出发,关注多媒体资料库和多计算机工具的口头传统资料展示平台的建设,促进计算机数字技术和口头传统资料库的结合。
在结束本文之前,我代表本次论坛的承办机构向院领导,向国际合作局,向各位一会者和民 文所的各位会议筹办同人表示深深的谢意!本文写作得到了以下同志的协助,他们是莎日娜、刘大先、高荷红、李斯颖、朱刚、李永娟、李鹤、陈婷婷、方彧、屈永仙、邓佳玲、胥秋云,对上述人员的支持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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