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学与民族文学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2-06-24 15:42:29

 

——重温钟敬文先生多学科的民俗思想

 尹虎彬

 

摘要

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它的多民族历史文化内涵和所具有的多学科学术脉络。这一点,在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先生的“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思想中得到了充分反映。钟敬文先生亲历了民俗学与民族文学研究事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历史。这对他形成自己多民族的民俗学观念具有决定作用。在中国,一些人口较少民族历史文化典籍稀少,绝大多数没有自己的本民族文字,或者使用本民族文字的历史时间相对较短。研究这些民族的历史文化,现地调查是基本途径,口头传统是主要的材料。口头传统研究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今日中国民俗学的学术增长点,具有文化遗产学、信息科学、传播学等多学科意义。

 

关键词: 民俗学、民族文学、口头传统、理论与方法

 

民俗学总是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联系在一起的。欧洲民俗学发展伴随着民族主义运动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语言和民间文学往往成为民族主义者的利器。在亚洲,中国、日本和韩国民俗学,尽管各自所依据的材料、探讨的问题、理论和方法论的来源不同,但都与各国的民族文化认同产生了深刻的联系,都在学科发展的实践中重新反思了本国的国学传统。在日本,民族自省意识为近代国民国家形成的原动力,明治维新支持的“国学”意识形态,强调本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受欧洲民俗学影响,日本民俗学由柳田国男于20世纪初创立。1934年柳田《民间传承论》,首次将folklore作为一国民俗学规定下来,认为民俗学是民族之学,也是一个民族的自省之学。日本的民俗学被认为和德国的volkskunde有共同性。它强调同系单一的日本民族文化。朝鲜民俗学兴起于1920年代,宋锡夏、孙晋泰1933年创办了《朝鲜民俗》刊物。中国现代民俗学诞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意义。“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出现了现代意义的民俗学。1920年北大歌谣研究会、1922年《歌谣周刊》成为中国民俗学诞生的标志。但是在民俗学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大多为国学门的专家。中国现代学术首先冲击的是传统的经学。由于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等人的倡导,“国学”成为20世纪20年代的热点。这表明古今承续的、独立发展的中国文明和漫长的民俗学史前史和文献积累将对未来的中国民俗学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史家像鲁迅、郭沫若、闻一多、胡适、顾颉刚都探讨过俗文学和民间文学。钟敬文先生集著名诗人、散文家、民间文艺学家和民俗学家于一身,毕生投身民间文艺学的教学和研究,成为现代中国民俗学之父。

中国民俗学是以“大文学”(国学)为基础的一门学问。首先,中国文人记录民俗的历史久远,国学传统的积淀深厚,记载民俗的古代典籍非常丰富。中国民俗学的采集和记录多由文人完成,文学史上文人染指民间文学的例子不胜枚举,历代关于民间文化的思想和观念的著述数量相当可观。按照钟敬文先生的观点,中国文学有三大干流,即古典文学、俗文学和民间文学;古典文学里有民俗文化的要素;古典文学的研究可以引入民俗学的方法,如实地考察法,以今证古法等。[①]其次,这些典籍所涵盖的范围是文史哲等多个领域,就拿儒、释、道三教传统的典籍来说,堪称汗牛充栋。如果知识面不够宽广,我们不可能很深入地了解民间文学中非文学的部分。可以这么说,当代学术有两条道路,要么在国学领域文史哲打通,要么中西贯通。中国民俗学界的前辈中间不乏这样的学术大师。

民俗学主要研究对象是作为文化创造者的民众、民间传统文化的基本样式,以及它们在特定社区或者集团中被创造、传承、共享的规律。自下而上的治学方式是民俗学的学科特点,民俗学者可以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学会站在民众的立场看问题,理解和尊重民众的文化创造。民俗学还具有交叉学科的性质。目前,在通行的民俗学教学中,民俗学含民间文学。这一做法的前提是,民间文学中包含民俗的要素,民俗学可以解释民间文学中的非文学现象,民俗学和民族志材料有助于分析民间文学。但是,文学与民间文学并不容易区别;一些后发达民族中的文学尚未单独分化出来,“文学”一词出现的也比较晚,各个历史时代的作家还不断地利用和提炼民间文学,如文人的史诗创作等。因此,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关系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②]钟敬文先生认为人类学和民俗学是姊妹学科,它们所处理的文化对象,主要是集体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它与民间文艺学、民俗学所处理的对象大部分是共同的或者是相互关联的。因此,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理论的探索、阐发等方面,都有汇通和启发之处。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有学者提出,民俗学学科内涵中包含了历史学(遗留物和传承)、社会学(集体性)和文化人类学(民俗是人类创造的文化的一部分)的旨趣。各个不同的学科都拥有基本概念和范畴,基本原理和认识问题的方法。比如,人类学的核心词是“文化”,社会学的核心词是“社会”,而民俗学的核心词是“传承”。从人文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19世纪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时代。人文科学以及与之相关的许多重大理论也大都产生在这个时代。以民俗学而论,产生于这个时代的历史地理学的方法影响最为持久,该方法也融合了多学科的思想。进化论、实证论、比较研究、传播学,再加上文本批评,这些便构成了芬兰历史地理学派的主要内容。20世纪以降,心理分析学、文化研究和结构主义都对民俗学产生过影响。钟敬文先生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站在民族历史文化和学科发展的高度,倡导多学科的研究方法。[③]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民俗学界曾经介绍过日本民俗学家的一些著作,其中便涉及民俗学与邻近学科的关系。[④]钟敬文先生的独特之处,是他一生都在坚持多学科的民俗学思想,这一思想一直到晚年仍在不断深化。而且,他在自己的学术实践中贯彻了这种思想和方法。比如他关于女娲神话、刘三姐传说、晚清民俗学史的梳理等,都是跨学科的研究。[⑤]他在招收和培养民俗学专业学生的过程中也努力实践着这个思想。首先,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学科,被看作是相邻的学科,从专业基础课程教学阶段便强调多学科的训练。其次,在他门下攻读民俗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取得学术上的突出成就者不乏那些来自历史学、民族学的学生。第三,他很重视学员的多民族文化背景,注意吸收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的年轻学子,先后有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朝鲜族、彝族、壮族、柯尔克孜族的学生到北京师范大学攻读民俗学博士学位,这些学生毕业后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⑥]

在改革开放初期,从事民俗学研究的学者多来自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他们以民族学家、民族语言学家和文学研究家、外国文学研究家等身份,分布在中国民俗学会以及其他机构里,如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和边疆地方民族院校等机构。1977年夏钟敬文和顾颉刚等七教授倡导发起成立中国民俗学会,1983年5月21日中国民俗学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那时,在10余位副理事长、44位理事之中,民族学和历史学等其他学科的学者占据比较大的比例,像杨堃、吴文藻、钱南扬、常任侠、白寿彝、李安宅、秋浦、吴泽麟等,他们都是来自于其他学科的学者。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现代民俗学60年发展的历史状况。[⑦]可以说,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多民族的文化背景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历史发展的重要特点。

“五四”歌谣学运动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发端,其文艺和政治意义已经为学界所熟知。但是,学界对民俗学多学科和多元文化背景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大家知道,当初北京大学的文科教授开始搜集近世歌谣,主要是文学的角度,后来有语言学的角度。1928年中山大学一开始就确立了从民俗学的角度来研究歌谣,后来又与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研究结合起来。在抗战时期的在北方解放区,民间文艺受到重视并得到发展;与此同时,抗战大后方的知识分子深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实地调查,这有一学术传统后来也得到发展。解放后贯彻民族政策,少数民族的社会调查有了更大的发展。杨成志也曾经指出,从人类学的角度研究民俗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比人文学的民俗研究迟到10年。并且多侧重少数民族方面,对汉族的研究比较少。[⑧]杨成志认为,民俗学与历史学、文学、语言学、人类学等联系密切。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又是多民族的国家,要了解民间文艺真面目,就要熟悉相关的社会历史、风俗、信仰、语言等情况。[⑨]在谈起中山大学时期的民俗学发展时,他提到西南民族调查和两粤各地风俗调查,提到史禄国、容肇祖等学者到云南调查彝族民间文物和经籍等学术活动。[⑩]《民俗》周刊还组织了西南民族研究专号,包括瑶山专号、广东民族概论专号,蛋户专号,云南调查专号,这时钟敬文先生就注意搜集歌仙刘三妹的故事。[⑪]解放后受到苏联的影响,中国民俗学研究又回到文艺学的单一模式。另一方面,延安和解放区的民间文艺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建国后的学术走向。因此,直到今天,民间文学是否要纳入民俗学的领域,有时也会成为争论的话题。现在看来,这种不同的学术追求,根源于中国民俗学本来就有国学传统,从中国文学的角度来研究民间文学,这样的学者多半是研究本国文学的专家,他们有天然的丰厚资源。中国史官文化发达,历史文献丰富。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它所面对的是文字文化占据绝对优势的国度的民间文学。因此,中国民间文艺家基本上是从文艺学的角度来研究民间文学,普遍具备良好的历史文献驾驭能力。另外一部分学者,本来不是做文学的,他们很多是从事民族史、民族学调查的人,社会学、民族学、民族语言和民族宗教等,是他们主要的研究领域。在这些学者看来,民间文学本来也不是什么重要的学问。甚至,就连民俗学也是个小零头,比起民族学要研究的部落、部族、民族发展,比起婚姻、家庭、宗教、信仰来说,民俗不过是社会生活的浅表现象。凌纯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主要记录的是社会历史文化,民间文学占据位置很不重要。在中国,汉族以外的其他一些人口较少民族,历史文化典籍稀少,绝大多数没有自己的本民族文字,或者使用本民族文字的历史时间相对较短。研究这些民族的历史文化,现地调查是观察一地人民社会组织和文化状况的基本途径,口头传统是主要的材料。由此可知,强调从民族学、社会学和民俗学的角度来研究少数民族文学,尤其是民间文学,这是从实际出发得出的结论。另外,强调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这也是人文学科未来发展的趋势。钟敬文先生就指出过:“一种科学的对象,从多种角度去加以研究,这是近今世界学术发展的自然趋势。”[⑫]

钟敬文先生在中山大学时期,亲历了民俗学与民族调查的历史,这对其多学科民俗学思想的形成,无疑产生过重要作用。建国后,少数民族文学事业蓬勃发展,这对他形成自己多民族的民俗学观念也具有决定作用。钟敬文先生在谈到建国后的民间文艺学时,总是要谈到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他很关注与民俗学关系紧密的为数不多的刊物,如《民间文学论坛》、《民族文学研究》和《民间文艺集刊》。他在自己撰写的关于神话、传说、故事和民歌等的大量著述中,广泛引用多民族的民间文学资料。[⑬]从1981年开始,全国各民族院校都相继开设了少数民族文学和民间文学课程。钟敬文先生也在教学的实践中要求学生加强民俗学和民族学的训练,加强外语的学习。不久他还撰写论文探讨民俗学和民族学对研究民间文学的意义。1981年在首届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年会上,钟敬文先生就发表了《民间文艺学的科学体系及其研究方法》,包括理论和方法、学科历史、资料学建设等,以及专门研究领域如神话、童话学等。1979年夏天,北京师范大学举办为期一个月的民间文学讲习班,邀请在京的民族语言和文学研究家马学良、佟锦华、张公瑾、胡振华等分别就藏族、西北和西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专题报告。那时候,“我国各民族民间文学的交流和相互影响”已经成为重要的学术范畴。[⑭]在钟敬文先生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里,各民族民间文学的交流和影响得到很好的表述。[⑮]

民间文学是少数民族文学的主要方面,搜集整理成为一项长期任务。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间,钟敬文先生积极推动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比如他在三套集成的编纂过程中,在民俗学会的工作中,始终坚持不懈地强调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和整理工作。钟老治学侧重民间文艺方面,他认为该领域也是少数民族文艺的主要方面。少数民族文艺的两个重要任务,其一是搜集整理,其二是研究。钟老多次提到,少数民族文学主要是民间文学,除了一些比较早地使用文字的民族之外,诉诸文字记录的文学作品相对比较少。因此,搜集整理包括翻译工作,成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主要工作。三大史诗的搜集和整理更是重中之重。[⑯]

与上述情形相适应,语言学、民族学、宗教学训练成为从事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和研究的必备条件。这一方面,在从事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研究的民族院校和科研机构里得到了实践的检验。新时期伊始,马学良先生在《民俗学与语言学》一文里,介绍格林兄弟语言学和神话学的研究经验,指出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⑰]他认为,由于大多数民族没有文字,对于口头传统的记录和整理,就需要语言学的训练。马先生在1982年即指出,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特别是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工作者应该具备语言学的知识,搜集、整理和翻译需要这方面的知识。民间文学仅仅是整个民族文化的一个部分,不能孤立地去研究,因此,民族学的科学知识不可或缺。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民族学主要是在民族历史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调查和识别国内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华民族的崛起,边疆民族问题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因此,中国的民族学带有很强的政治意义。在中央民族大学语文系,马学良教授在建国后三十多年一直是民族语言学的领军者,后来改革开放后他注意到只研究语言是不够的,增加了民族文学这个专业,招收研究方向为少数民族文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研究生。

钟敬文先生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开始在广东搜集客家山歌,同时也关注其他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作者在二十年代末发表了《歌仙刘三姐故事》。他在1978年参加少数民族文学教材编选及学术研讨会上做过该题目的讲演。期间经过了半个世纪!钟老得出的结论——刘三姐乃歌圩风俗的“女儿”——已经成为学界的名言。[⑱]钟敬文先生在谈到女娲神话文献记录的功过时提到,神话在文字记载过程中遭到“异化”——历史化、哲学化、文学化。像芮逸夫《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和闻一多《伏羲考》这样的经典研究,都在文献学之外注意到民族志的材料。[⑲]按照钟敬文先生的观点,少数民族民族志材料的价值则表现在其具有活形态、完整性、未被异化等特点。这一点至今仍然是民族文学研究的需要进一步深入阐发的关键问题之一。重温钟老在1980年中山大学讲演中提出的“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区别和联系,重温刘魁立先生的《民间文学与文学》一文,我们会更加关注当代社会的活的传统,会更深入地体会口头传承的奥妙,会更加坚定在民众的仪式行为过程中探究口头文学的魅力。大而言之,从民俗学角度来审视民族文学研究,我们会从以往的专题研究中发现新的问题,如作家文学与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关系,以往的研究往往局限于文学史、文艺学、美学的范畴来谈论问题。西方经典美学主要反映了作家、艺术家的成就,并不能处处说明民间文艺的问题。这一点从维柯、维谢洛夫斯基、帕里和洛德等的相关论述中,我们已经获益良多。即便从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创作中,我们也会不断感受到口头传统的巨大魅力。我们还记得藏族诗人饶阶巴桑说过,民歌不会廉价地成为作家创作的养料;但是,彝族诗人吉狄马加的诗歌仍然浸透了传统的仪式语言风格,甚至留有民歌的冗余成分。人们很难想象,当人类进入21世纪的时候,在中国西藏、新疆的纵深地带,我们还能寻觅到史诗艺人,他们不仅能够口述史诗,而且还在传授弟子。在贵州边远地区,还存在着古歌的传承人,通过他们,人们还能够采录到古老的仪式语言。这是中国特有的现象。有人会问,在新技术革命日新月异的时代,古老的史诗传统对于当代人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呢?对此,我们只能说,我们当代人与我们的祖先,在心理上还是相通的。不仅如此,传统的或者地方性的文化,也日益为人类所关注,日益增强认知度,日益被更广泛地共享。《伊利亚特》不仅为西方现代大学文学科目的必读书,也为西方以外的人们所欣赏。“因特奈特”可以使“伊利亚特”获得更高层次的艺术认同。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口头传统研究逐渐成为一个比较重要的领域。这是因为相对于汉族来说,我国少数民族的口头文学蕴藏丰富,尤其以口传的长篇叙事诗歌和史诗最具民族特色,样式繁复、形态多样、传承时代久远,流传地域广阔,与少数民族的历史生活和文化认同联系紧密,比较充分地反映了各个民族的文化创造力量,最能代表各个民族的文学成就。史诗研究本身不构成独立学科,但是,围绕史诗所展开的研究的确是多学科的。史诗研究者往往来自于古典学、语言学、比较文学,民俗学、民族志学或文化人类学等专门学科的专门家或大师级人物。如帕里-洛德学说具有跨学科的意义,这一学说发展到今天,不仅穿越了古典学和口头传统研究,也使得史诗研究向世界一百多种语言传统有不断推进的趋势。有些研究题目具有多学科的意义。今天的口头传统研究,强调不同文化背景和多学科之间的对话,从文化遗产学、信息科学、传播学等多个领域,对口头传统进行跨学科研究,口头传统日益成为我们人类共同的遗产。口头传统研究的议题包括口头文学的创编、记忆和传递,口头传统的采录、归档、整理和数字化,濒危语言抢救和民俗学档案馆建设等。科技革命和社会变革这些时代要素,将不断地改变着旧的意识形态和旧观念。如19世纪欧洲的浪漫主义和民族独立运动,进化论的产生,20世纪的科技革命,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等,预示着新时代的开始。总之,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中,民俗学(含民间文艺学)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民族文学研究界许多重要学者也以从事民间文学者占据相对优势,其主要成果也大多属于民族民间文学研究领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中一些专项研究,如神话学、史诗学、民歌和叙事长诗研究等,也随着民俗学的不断演进而纳入到口头传统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研究之中。这些都将推动民族文学研究向更加宽广的领域发展。

钟敬文先生“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思想表达了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愿望,符合中国国情,也是中国民俗学发展道路的正确选择。[⑳]长期以来,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典范性著作,大多属于依靠汉文典籍,以中原农耕社会的民间文化为主要内容的研究。一国民俗学强调在本国的立场上研究一国之内的民间文化,这多少区别于人类学的异文化研究的传统。当然,当代人类学本土化趋势已经改变了这些学术史的特点。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的民俗学,其中许多是属于跨境民族的民俗学,如蒙古、朝鲜、柯尔克孜、哈萨克、鄂温克、傣等民族。他们所属的文化包括了渔猎、游牧、稻作和旱地灌溉、刀耕火种这些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这些都给民俗学研究带来许多新的启示:中华文化的地理范围与今天的国境线或者国家版图是不相重合的,远远大于今天的国家地理概念。我们的民间传统文化与东北亚,与南亚、西亚和中亚地区,在历史上都有过千丝万缕的联系。杨堃先生曾经专文论述神话研究与宗教学和民族学的关系,他非常赞赏钟敬文《民族志在古典神话研究上的作用》一文。他还举述芮逸夫《苗族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认为研究南方民族的神话和史诗,眼光要跨越国家边境的界限,以文化区如“东南亚文化区”来做比较研究。他认为中国文化区比中国今天的国境线广泛得多。[21]笔者认为这一点非常有现实意义。今天的南方神话或者古歌之类的研究,即是如此。南方史诗研究,若要建立一个研究模式,非得要超越一个国家的眼界,放眼东南亚。比如,中国汉族之外的多民族神话和史诗传统,与中亚史诗、东南亚史诗、北亚史诗等联系更加紧密,作为区域文明的类型,作为东方文明的代表,其学术意义超越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这里有几点需要强调:首先,中国气派、中国特色和中国道路的民俗学,主要任务是从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发展的基本国情出发,把握当代世界发展的历史机遇,在广泛的世界联系中开拓中国民俗学的新领域,倡导跨文化和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学术探索,争取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成为世界民俗学研究的中心。其次,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民间传统文化的濒危性和搜集工作的迫切性,更加重视少数民族的口头传统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在汉族地区民间传统文化主要在村落这个层面得到了保存,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如西南、东南、西北、东北,云南、贵州、新疆和西藏,这些地方还存在活形态的古老传说、史诗和仪式生活。抢救性的搜集是最后一次机会,濒危性已经显得更加突出。第三,针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国际化程度较高的特点,学科建设要走开放式发展道路,要与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传统文化的比较中探求理论模式。为了研究神话和史诗这样的古老传统,我们有必要了解与我们国家历史传统相互联系紧密的邻邦,甚至可以到世界各地做田野研究,比如印度的当代史诗传统,非洲史诗传统,菲律宾和越南的史诗传统。其实,了解异国异文化,目的在于了解我们自己。


[①]钟敬文:《中国古典文学与民俗学的关系》——答《文史知识》编辑部,见《钟敬文民俗学论集》第252-26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3月。

[②]《文学和民间文学》,见《刘魁立民俗学论文集》第79-9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

[③]钟敬文《加强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工作》(原载《民间文艺学文丛》,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3月。

[④]参见井口章次《民俗学的位置》,收入《民俗学入门》,日本后藤兴善等著,王汝澜翻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4年6月。

[⑤]参见钟经文92年遗作、董晓萍整理《中国民俗史与民俗学史》,原载《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一辑,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⑥] 董晓萍主编《数字钟敬文工作站》第108-109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

[⑦]中国民俗学会编《会刊》第2期,1984年3月。

[⑧]《民俗学三大学派的异同解释》,原载《民间文学论坛》1986年3期,收入作者《杨成志民俗学译述与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8月。

[⑨]《我国民俗学运动概况》,原载《民间文学》1962年5月。收入作者《杨成志民俗学译述与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8月。

[⑩]杨成志:《民俗学会的经过及出版物目录一览》,原载中山大学额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民俗》季刊第1期1936年9月5日,收入作者《杨成志民俗学译述与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8月。

[⑪]见《民间文艺》16年11月29日。收入作者《杨成志民俗学译述与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8月。

[⑫]钟敬文:《民俗学入门·序》,日本后藤兴善等著,王汝澜翻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4年6月。

[⑬]钟敬文:《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形成与发展》,原载《文艺研究》1984年第6期,收入《新的驿程》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10月。

[⑭]许钰《北师大民间文学教研室的昨天与今天》(原载《民间文艺学文丛》,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3月。

[⑮]钟敬文:《民间文学述要》,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5期,收入《新的驿程》。

[⑯]《少数民族文艺研究》1982年第1期,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研究所编印。

[⑰]马学良:《论少数民族文学与语言学、民族学的关系》,原载《少数民族文艺研究》1982年第1期,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研究所编印。

[⑱] 钟敬文:《刘三姐传说试论》,收入作者《新的驿程》第77-103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10月。

[⑲] 钟敬文:《论民族志在古典神话研究上的作用》,见《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上)第148-16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10月。

[⑳] 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

[21] 杨堃:《关于神话学与民族学的几个问题》,原载《民间文艺学文丛》,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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