瞽史、音乐与《左传》口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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瞽史、音乐与《左传口传

【原文出处】北方论丛

【原刊地名】哈尔滨

【原刊期号】2008-04

【作者简介】刘成荣,南京审计学院对外汉语系教师,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

 

     《左传》成书的讨论很多,其中有瞽史口传一说。“瞽史”作为职位是不存在的,它是瞽矇与史官的合称,是二而非一,他们在职能上是有所区分的。而且在春秋时期,文字记录已经比较普遍,口头传述日渐淡出,瞽矇的地位也因之衰落,近似优伶。因此,从瞽史口传来讨论《左传》之成书,似不妥当。

【关 键 词】《左传》/瞽史/口传/音乐

 

    《左传》的成书历来说法不一,但大体上不外乎口传和文本两种观点。前者以为《左传》在成书之前经历了一个口耳相传的阶段,然后才被人诉诸文字,便有了书籍的体式。现代学者中支持这种观点的还颇不少,但他们所持具体理由则有所不同,其中最突出的是瞽史口传说。杨宽先生以为:“我们认为《左传》一书,大概是战国初期魏国一些儒家学者依据各国瞽史所编著的《春秋》,如墨子所引的‘百国春秋’,加以整理按年编辑而成,因以作鲁《春秋》的传的。”[1](p.664)徐中舒先生参照了国内一些少数民族民俗,得出了大体相近的看法[2](p.355)。此外,阎步克等先生也有类似论述。[3](p.94)我们以为,《左传》主要是在参考了文献的基础上编辑而成的,书中虽然也包含了一些口传的内容,但它们远非本书的主体,并且这部分口传的内容也主要是来自史官,而非出自瞽史,上述学者所谓的《左传》出于瞽史口传的观点并不准确。
    一、瞽史的界定及其史书传统
    杨宽先生对“瞽史”作了如下的定义:
    春秋时代有一种瞎眼的贵族知识分子,博闻强记,熟悉历史故事,又能奏乐,善于传诵历史或歌唱史诗,称为瞽史,也称瞽矇,他们世代相传,反复传诵,不断加工,积累了丰富的史实内容,发展成生动的文学作品。[1](p.664)
    他将瞽史视为春秋时代的一种固定而重要的职位,然而在先秦的国家机构中并没有瞽史一职,与之相近的只有所谓的瞽矇,而且其地位并不高。《周礼·春官·宗伯》说:
    大师,下大夫二人;小师,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氐瞭三百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郑玄注云:“凡乐之歌,必使瞽矇为焉。命其贤知者以为大师、小师。”又说:“瞽矇掌播、箫、管、弦、歌,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瑟,掌《九德》、《六诗》之歌,以役大师。”在这里瞽矇是乐官,他们的工作主要是奏乐,连带诵诗,似乎还兼唱歌诗。如果真的存在一个瞽史传统的话,那么在先秦典籍中必定有许多相关的记录。事实上,其中相关的材料很少,直接称“瞽史”的仅见于《国语》。
    《周语》中记录单子谓鲁成公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晋语》中一段材料最为著名:“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蓍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另外还有几处,如《晋语》:“齐姜曰:吾闻晋之始封也,瞽史之纪曰唐叔之世,将如商数。”《楚语》:“临事有瞽史之惧,燕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矇不失诵。”“昔卫武公临事有瞽史之导。”后人的“瞽史”之说往往由此而来。在他们的观念中,“瞽史”不但记录史事,而且还干预政治,是朝廷中很有身份的一群人。
    《左传》并没有关于“瞽史”的具体记载,有关瞽和史的事件都是分开叙事的。瞽者的记录数量不多,只有如晋国的师服、师旷,郑国的师茷、师惠、师悝、师觸、师蠲等寥寥数人,而且他们在《左传》中只偶尔一见,与之相关的事件也大多为歌舞娱乐。《左传》也有瞽矇论政的例子,数量也不多,主要是集中在晋国,而尤以师旷最为突出。
    师旷曰:“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襄公十四年)
    丙寅晦,齐师夜遁。师旷告晋侯曰:“鸟乌之声恶,齐师其遁。”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兢,多死声。楚必败。”(襄公十八年)
    晋国叔向与行人相争,晋侯以为喜,师旷不以为然,曰:“公室瞿卑。臣不心竞而力争,不务德而争善,私欲已侈,能无卑乎?”(襄公二十六年)
    另外,在刘向所编辑的《说苑》中,也有不少关于师旷的内容,如:
    晋平公问于师旷曰:‘人君之道如何?’对曰:‘人君之道,清净无为,务在博爱,趋在任贤,广开耳目,以察万方,不固溺于流俗,不拘系于左右,廊然远见,踔然独立,屡省考绩,以临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卷一,《君道》)
    在这些材料中,师旷虽然直接论政,但是他的身份很特殊。《楚辞章句》云:“师旷,圣人,字子野,生而无目而善听,晋主乐太师。”《经典释文》引《史记》注云:“冀州南和人,生而无目。”《淮南子·主术篇》、《文子·精诚篇》俱云:“师旷瞽而为太宰。”师旷身为太宰,干政议事本就是分内之事,因此他不足以作为瞽史均干预政治的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左传》中所记叙的人物,无论大小都能干政议政,即便是妇女、仆竖、巫医也不例外。如昭公九年(公元前533年),晋之膳宰屠朋谏晋侯:
    晋荀盈如齐逆女,还,六月卒于戏阳。殡于绛,未葬。晋侯饮酒,乐。膳宰屠朋趋入,请佐公使尊,许之。而遂酌以饮工,曰:“女为君耳,将司聪也。辰在子卯,谓之疾日,君彻宴乐,学人舍业,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谓肱股。肱股或亏,何痛如之?女弗闻而乐,是不聪也。”又饮外辟辟叔,……公说,彻酒。
    医生论政也不乏其例,如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探视,医和曰:
    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良臣将死,天命不祐。”……出告赵孟,赵孟曰:谁当良臣?对曰:主是谓矣。主相晋国,于今八年,晋国无乱,诸侯无缺,可谓良矣。和闻之,国之大臣,荣其宠禄,任其大节。有灾祸兴,而无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于淫以生疾,将不能图恤社稷,祸孰大焉?主不能御,吾是以云也。……赵盂曰:良医也。
    女子论政的例子就更多,她们很多是无名的,如成公二年(公元前589年),齐晋鞍之战,齐师大败:
    齐侯见保者,曰:“免之!齐师败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锐司徒免乎?”曰:“免矣。”“苟君与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齐侯以为有礼。
    在民众议政十分普遍的背景下,即便出现一些乐师议政的现象,我们以为也是风气使然,不足以作为特例,不能将之视为乐师的职业。《左传》中的乐师们虽然也偶尔议政,却不见他们记录和传播历史。只有史官,他们不单记录历史,而且还是各国王侯的重要参谋。如:
    鲁李武子曰:“晋未可偷也。……有史赵、师况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齐以师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偷乎?勉事之而后可。”(襄公三十年)
    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文公十三年)
    左史倚相趋过,(楚)王曰:“是良史也。”(昭公十二年)
    秋,龙见于绎郊。魏献子问于蔡墨曰:“……”(昭公十九年)
    从上列所引来看,几乎列国都有供王侯咨询的史官,而且史官的地位很重要,远非乐师或瞽矇可比。如闵公二年(公元前660年),“狄人囚史华龙滑与礼孔,以逐卫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实掌其祭。不先,国不可得也。’……”史官直接关系到国家存亡,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我们赞同所谓的“瞽史”应该是二而不是一,即“瞽史”是包含了“瞽”、“史”两类人,而并非存在一个“瞽史”的职位。顾颉刚认为:“《周语下》:单襄公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瞽’焉知天道,实为‘史’之事,瞽、史常联用故也。”[4](p.90)顾先生看到了“瞽史”是两类的组合,但却将两者等同:“可见《诗》、《书》二者无绝对之分别,故瞽与史亦无严格之分别。”[4](p.92)阎步克虽然看到了两者的差异,但却认为不必过分拘泥,所持理由和顾颉刚类似。[3](p.92)他们都抬高了“瞽”的地位,坚持“瞽”能传诵“史”的观点,因此将两者等同。
    二、瞽矇职能考察
    “瞽史”不但是分属“瞽”和“史”两类,而且之间的差别很大。我们并不否认瞽或者乐师具有传播史事的职能,而是强调瞽或者乐师在这种职能上的局限性。我们非但不能将瞽作为整个乐师体系的代名词,而且还应该区分他在早期和晚期的职能乃至于地位的差别。从《左传》中的材料来看,瞽的功能是很单一的,而且也比较明确。先秦典籍对包括瞽在内的早期乐官体系,也有十分清楚的区分。《周礼·春官·大司乐》中记录的大司乐,既是一个庞大的乐舞机构,同时又是一个掌管教育的机构。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个机构中各个成员的具体分工与职能。
    
    从上面的表格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各部门人员的身份差异很大,他们或表演,或教授,或者集二者于一身。接受教育的有国子、瞽矇、视瞭,三者学习的内容和教授的对象都不相同。就国子而言,他们主要是接受乐舞的训练,这只是整个教育内容中的一部分,并没有如有些研究者所说的那样重要。盲人只有三种,即大师、小师、瞽矇,共计306人。三者之间关系密切,大体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体系,从教学到表演,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他们除了演奏之外,还有讽诵的工作。如瞽矇,其任务是“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瑟”。在整个大司乐的机构中,似乎只有这三者有歌诵的任务,其余诸人包括国子,都只是或演奏、或舞蹈而已。瞽者讽诵的内容有六诗,即“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另外还有“世系”。郑司农曰: “世莫系,谓帝系,诸侯卿大夫世本之属是也。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系,述其德行。瞽矇主诵诗,并诵世系,以戒劝人君也。故《国语》曰:‘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左传》襄公十五年,就记录了卫国这样一件事情:“卫献公戒孙文子,宁惠子食。……使大师歌《巧言》之卒章,大师辞。师曹请为之。初,公有嬖妾,使师曹诲之琴,师曹鞭之。公怒,鞭师曹三百。故师曹欲歌之,以怒孙子,以报公也。公使歌之,遂诵之。”在这里,师曹就是以宫廷乐师身份出现的。
    虽然瞽矇也有讽诵的职能,但他们的讽诵主要是出于表演,是以仪式性的形式存在着的,与史官所记录的内容用于国家典藏截然不同。职能的分工,决定了瞽矇对于历史内容的叙述是有选择性的,当然也不可能是全面完整的。这种讽诵在瞽矇的整个表演程序中并不重要,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娱乐场上的陪衬。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春秋时期瞽矇甚至乐师的地位已经十分低下了,甚至沦为列国在外交上往返赠送的礼品。如
    郑人赂晋侯以师悝、师觸、师蠲,广车、 车淳十五乘,甲兵备;歌钟二肆,及其镈、磐;女乐二八。(襄公十一年)
    (郑人欲以赂换取居宋国之盗)纳赂于宋,以马四十乘与师筏、师惠。……师惠过宋朝,将私焉。其相曰:“嘲也”。惠曰:“无人焉。”相曰:“朝也。何故无人?”惠曰:“必无人焉。若犹有人,岂其以千乘之相易淫乐之矇?必无人焉故也。”(襄公十五年)
    显然这时候的乐师已经沦为倡优的地步了,师惠的不满也无法改变整个乐师的衰败命运。在整个乐师阶层没落的时代,即便我们承认他们能够传诵诗史,我们也不能将他们传诵的内容作为历史的主体。从这种意义上讲,后人所谓的春秋瞽史口传之说,并不属实。
    三、瞽矇与音乐的关系
    音乐对于上古社会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从先秦典籍中我们发现古人无事不用乐,音乐构成了先民生活的底色,也是他们的生存状态。关于音乐的起源,有很多种说法,诸如模仿说、游戏说、性本能说、中国儒家传统的情动说、劳动说等。杨华将“乐”划分成巫祭之乐和民乡之乐两种文化趋向[5](p.11),他认为,巫祭歌舞来源于原始先民生产生活内容的民间俗乐,“中国古代的乐舞乃至所有的文化艺术就是在原始巫祝文化(巫史文化)时期氤氲弥漫和顶礼膜拜的神秘气氛中得以成长、成熟并传承、发展的。”[5](p.37)他强调了在音乐的产生发展过程中宗教、巫觋的重要地位,但在他所描述的上古音乐的文化体系中,我们却找不到瞽矇的位置,然而,瞽矇与音乐的关系密切却是无可怀疑,众多先秦典籍的记载,都在显示着这个特殊群体的存在。瞽者在音乐体系中到底承担了怎样的任务?他们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瞽者很早就与音乐结缘了。
    瞽者之所以成为音乐工作者,很大程度是受时代发展程度影响的。这种影响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社会生存能力的限制。早期社会还不足以有一个福利系统来保障这个弱势群体的生存,瞽者在失明之后对于音乐较之常人更为敏感,成为乐官是他们很自然的选择。《汉书·艺文志》:“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颜师古曰:“桓谭《新论》云:窦公年百八十岁,两目皆盲。文帝奇之,问曰:何因至此?对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哀其不及众技,教鼓琴;臣导引,无所服饵。”二是文字记录手段的限制。早期历史乃至于事件的记录,在文字之前经历了很长一段时期的口传和结绳记事的过程。瞽者便具有更多的优势承担了记录的使命。他们的记录方式是背诵,是采用一种音乐话语的方式来背诵。或者正是这种诵的方式促进了音乐的繁荣。
    瞽者是历史的产物,它在历史的发展中出现和淡出。到了春秋时期,随着书写记录手段的发展,瞽者在渐渐失去了他们自身背诵优势的同时,也渐渐失去其存在的价值,最终从历史舞台上淡出也就是必然的了。可以说瞽者的存在是以物质文明的不发达、书写记录程度落后为前提的,这或者可解释《左传》中为何很少有瞽者备问的记录。这时的瞽者不单讽诵的功能在退化,连其音乐的职能也在渐渐地被剥夺。到了战国时期,即使是作为乐师的瞽者也不复见其踪迹了。
    四、历史的口传与《左传》成书的关系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瞽史的说法并不确切,瞽史口传的传统也不存在,至少对于《左传》而言,瞽史口传的说法很大程度上只是后人的一种玄想。当然,就一般的历史发展来看,在中国上古时期,也的确出现和存在口传的情况,大体上可以分为如下两种类型,一是原始的口耳传事,二是早期学术的传承。前者或同瞽史有关,但这种类型,随着社会的进步,很快地便消失了。阎步克先生认为,中国先秦时期的历史主要是由乐师来完成的。[3](p.92)我们以为,这种观点用于早期的先民时期,或许是一种事实,但是,用来描述春秋战国时期,则并不成立,因为此时的乐师和史官是明显分离的,而且前者的地位在日渐衰微。
    就学术而言,在春秋战国之际又有了另一种口耳相传的可能,其契机就是周末的“礼崩乐坏,官学失守,私学兴盛”。知识从此走下贵族的神坛,散落民间,传播的方式就是学者的口耳相传。大抵从孔子之后,下至墨子、庄子,乃至于孟子、荀子等,无不开门讲学,门徒动辄成百上千,这样就在民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传播系统,但这并不能说明口传仍然是这个时期学术知识传播的主体。事实上,近年来出土的大量春秋战国时的材料,足以证明在先秦时代将学术观念诉诸文字,也是很普遍的一种事实[6](p.273)。另外,《左传》中还明确记载了各国官藏史书的情况,如昭公二年(公元前540年)晋韩宣子适鲁,观书于大史氏。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2年),“左史倚相趋过,(楚)王曰:是良史也。”均表明文本故事在先秦时期存在的可能性。然而这些文字的记录的保存者不是瞽者,而是史官,如闵公二年(公元前660年),“狄人囚史华龙滑与礼孔,以逐卫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实掌其祭。不先,国不可得也。’……”
    我们以为,《左传》的成书,并不是出于口传,而是在参考了大量文字材料的基础上完成的。比如,《左传》中大量的外交辞令,很明显就是文本化的,只能是对原始资料的借用。而且从《左传》的传播来看,我们也可以知道,该书在很早就已经有书本形式的流传。班固称《左传》记录事实,《公羊》等其他四传才是口传的(《汉书·艺文志》)。唐啖助认为:
    古之解说,悉是口传,自汉以来,乃为章句……三传之义,本皆口传,后之学者乃著竹帛,而以祖师之目题之。(《春秋啖赵集传纂例》卷一)
    从经典传授的角度来说,上述说法大体上是合乎事实的,但并不准确。比如,《左传》在何时成书?成书到底又如何来定位?是整体的流通还是局部的流传?啖助推测《左传》的成书时间在汉代,我们以为时间还应该前推。
    《左传》中有没有参阅口传的内容?我们以为,是有这样可能的。一般来说,口传说可以是包括瞽者口传,也可以是明眼人的口传,但是在文字繁荣的时代,后者的口传可能性就很小了。美国学者洛德在论述口传史诗时以为,口传和书面可以并行不悖[7](p.194)。他还探讨了口传史诗的衰微原因,认为口传史诗的衰微是从内部开始的,不一定是因为文本的流传,口头传承的死亡并非在书写被采用之时,而是在出版的歌本流传于歌手中间之时。洛德的上述观点只能供我们参考,因为他是就史诗这种特殊的文学体例来说的,与我们此处所讨论的历史叙述还有很大的差异。

【参考文献】
    [1] 杨宽.战国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2] 徐中舒.左传选[M].北京:中华书局,1963.
    [3] 阎步克.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M]北京:三联书店,2001.
    [4] 顾颉刚.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M].成都:巴蜀出版社1988.
    [5] 杨华.先秦礼乐文化[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6] 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M].北京:三联书店,2004.
    [7] [美]阿尔伯特·贝茨·洛德.故事的歌手[M].尹虎彬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

 


TAG: 口传 音乐 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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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新时间: 2012-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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