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说,还有许多事要做……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8-09-14 13:10:37 / 个人分类:学术随笔

先生说,还有许多事要做……

——痛悼敬爱的钟老

贺学君

 

        元月十日零时一分,中国民俗之父、著名民间文艺学家、教育家、文学家,百岁老人钟敬文教授在北京友谊医院安祥地离开了人世。

        当日凌晨七时许,钟少华打电话告诉了我这个不幸的消息。噩耗传来,我的震惊与悲痛难以言表,惟有泪水涌满眼睑。我怎么都不能相信他走得那么快。就在前十天,他还在为中国民俗学学科在高校的设置问题操心,在给教育部陈至立部长写信。谁知这封信上的署名竟是先生留在世上的最后一个亲笔签名,也是他的最后一次握笔!

        熟悉先生的人都知道,虽然已是近百岁的高龄,但他始终把自己的工作日程安排得紧紧的。他也说过,我很累,我需要休息。可只要能够爬起来,便又把休息丢到脑后。他曾在自己的诗词随笔中留下这样掷地有声的名句:“分秒必争余生事,宁用回头叹逝川?”;“遥望前程红似火,拼同少年竞先鞭”;“今日重来头已白,骋双蹄,肯让追风骥?看晚景,夕阳丽”;“休息的时间将是永久的,而工作的时间却只是短暂的”。这正是他自我生命的真实写照!

        他的病实在是“拼”出来的。去年6月中旬,先生忙完博士生答辩,接着又开始上课,7月22日去小汤山休养(其实每次休养,他都带着一批文债书稿,是更集中地忙和累),不满两天即感到身体不适,被送进医院。然而在医院里他还是忘了休息。他心挂学生,情系民俗学事业,一边治疗,又一边工作着。他的名下有18位博士生,他向前去看望他的学生询问着他们读书或做课题的情况;仔细地倾听他们的讲述,或阅读他们的论文,帮助他们回忆历史事实,甚至一起斟酌着用词。对地方上来看望的同志,他询问的是民俗学工作开展情况,地方志风俗志撰写编辑的进程。他时刻关心着学科建设和人才的培养。在他的提议下,北师大学科基地民俗研究中心,在11月22—24日,召开了“民俗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专题学术研讨会。来自新疆、福建、武汉、兰州、青海、浙江、江苏、山东、上海与北京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等部门的80余名教授、专家、学者、博士研究生,就自己的学术体会,工作经验,以及我国民俗学调查、研究、教学、知识普及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积极的研讨,发表了不少内容充实、多有新意的学术见解。先生虽未能亲临会议,但他为研讨会提供了长篇学术报告。他在报告中,结合我国民俗文化的现实状况,针对民俗学界存在的问题,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的报告成为本次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此次研讨会的议题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对民俗学的各项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和参考意义。会间,外地来的30多位代表去医院看望了先生。那天先生在医院的会议室里会见大家,他和前去的代表们一一握手,合影留念,还兴致勃勃地讲了差不多有半个小时的话。他说,今天是他进医院百天来最高兴的一天,现在也是我国民俗学事业80年来发展得最好的时期,这么多的同志活跃在全国各个民俗学工作的战线上,整个形势很好。他还说,民俗学是一种重要的学科。一个民族如果要存在和发展,许多物质文化条件是必需的,但是精神文化也决不可缺少。一旦缺少了精神文明,那么这个民族的存在和发展就有问题了。大家应有一种民族的自觉,将中国的民族精神视为命根子,将中国优秀的文化视为我们的命根子。希望大家努力,努力,再努力!

        他还惦着基地的科研工作,曾与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基地教授刘魁立先生多次商议《中国民俗学史》的撰写问题,并让他考虑以后再搞一本《世界各国民俗学发展史》。他惦着民俗学会的建设,提出“年刊”应该是学会的机关刊物,要充分显示民俗学界的最高学术水平,要讨论学科的前沿问题。他说,学会要多发展科研机构和大学的年轻学子,他们是接班人,有他们,学会就会有发展,就有希望!他对学会多次与地方上合作举办研讨会的做法很赞赏,认为这是少化钱,做实事的好办法。他一直关心着12月19——23日,中国民俗学会与广东中山大学民俗研究中心联合举行的“现代社会与传统文化”国际研讨会。这个会议早在2000年已列入学会的工作规划,先生已经多次具体询问过,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一定要开成严肃的学术会议,决不能搞成轻松旅游,而且要开出国际水平。为此,他自己就为这次会议准备了录音讲话。在他得知我将要提前去广州时,又一次要我去医院,那次除了谈到学科的现状、发展及对会议的希望外,他还要我代表他谢谢大家对他身体的关心。他说,他要积极治疗,争取回家过年,他还有许多事要做。

        是的,他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他说关于文艺理论方面他有一些新的思考,就在病床上与我的先生(他是从事文艺理论研究的)约定出院后就此进行一次专题长谈;他说江苏“常熟白卯山歌集”的出版意义非同寻常,等手好一点,他将把答应给该书的题词写好……。12月初,他为新改版的上海社会科学报第一期发去殷殷寄语:“民俗学是一门重要的学科!”他还与上海“社会科学报”北京记者站的负责人约定,等他回家后一起做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由他帮助提供一批70岁以上学者的名单,并由他出面请老学者们配合,每人为报纸写一篇学术自述性质的文章。他说这项工作不论对老学者本人还是对学科学术史都是非常重要和有价值的。现在这一切都成为永久的遗憾。

        广州会议结束回来后,我本想马上去医院向先生汇报的,由于感冒,怕给先生添麻烦,不得不往后推。尽管早已托人转告先生,会议开得很好,请他放心。元月3日,北师大中文系为他在医院举行的百岁华诞庆贺会上,先生一见我,首先问的还是这件事。我告诉先生,我们举行了10场报告会,有48 位学者作了演讲,每场报告均有评点。结合会议主题进行了考察活动,来自国内外的学者对会议有较好的评价,是个很有水平的学术研讨会,论文很快会结集出版。唯一欠缺和不足的是,由于时间太紧对于一些问题的讨论没能充分尽兴。我告诉先生带回了录音带,等过几天,放给他听。我还告诉先生三位与会的台湾学者申请加入民俗学会。先生听了很高兴,连说:很好!很好!他马上又问到今春将要召开的,学会第5次代表大会筹备的事。我知道,这也是先生最最挂念的一件大事,因为这次大会有一个换届的问题。他以前多次对我说过,希望学会领导班子年轻化,为做到平稳过渡,可让个别老同志带一带,还讲了他个人的意见。我告诉先生,全国已经来了很多会议“回执”,我们正在积极筹备,请先生好好休养,代表们都盼着春天开会时来看望他。那天,先生除了说要过渡好外,又问了开会经费的问题。这事以前他也问过我多次。尽管我已经向他做了“没有问题”的保证,看来他还是放心不下,因为他知道学会是靠很低的会费开展着平时的多项工作。听着先生的问话,望着比我去广州前明显消瘦了许多的老人,看着床边挂着瓶子、袋子的输液架,我的眼泪禁不住往下流:先生啊,先生,您为中国民俗学会,为民俗学事业真是操碎了心了。我再也不忍心继续说下去,不敢在那里呆下去了。于是果断地向先生再次保证:没有任何问题,我们一定会把会议开得象象样样,风风光光的。您就放心地等着听好消息吧!

        新年伊始,有关部门正积极张罗争取在人民大会堂为先生开一个百岁华诞的庆贺会,时间定在元月16日。国内外许多学者已经纷纷来电、来函要求参加会议。谁知会场还没争取下来,先生便悄然而去了。我知道,先生是不愿显赫自己,更不愿惊动那么多的人。关于百岁祝寿的事我们以前也向他谈起过,他只说不要专为生日麻烦,如果以此能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倒是很好。根据老人家的意见,民俗学会和民间文艺家协会专门就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事宜进行了商讨。这个会议现在已经成了先生的遗愿。听说中国文联、北师大领导都表了态,支持我们把这个会议开好。我们将全力以赴办好这件事,以告慰先生在天之灵!

        先生的一生真是“太累”的一生。在百岁的历程中,他著述、育人,奔走呼吁,真正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至今,他个人的著作,仅80 年代以来就出版36部;他培养的弟子,博士研究生近50人,硕士研究生近百人,还有来自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等国的众多留学生、访问学者。至于在进修班、讲习班、培训班、高级研讨班上听过他的讲课,请他阅改过文章的学生弟子更是多得无法统计。我虽不是他的入门弟子,却有幸长期得到他的指导和教诲。他把我既当学生又当自己的孩子,要求是很严格的。我的第一篇文章是他亲自过目后,高兴地推荐在大陆和香港发表。以后他多次把为大百科写民间文学研究年鉴的任务交给我。而我也正是在做这些的过程中对民间文学学科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为进一步做专题研究打下了基础。当得知我承担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中华民间文学史》“叙事诗编”的写作任务时,他首先告诉我,这是这本史书中不好写的部分,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90年代初,先生支持我承担“中国神话研究百年论著目录总汇”的任务。遇到困难时,是先生鼓励我,要我坚持。他说一本真有价值的学术工具书对一门学科的建设,比一般性的著作更为重要,这里面有学问,甚至是大学问,还要有牺牲精神,是功德无量的事。在他98岁生日时,我从日本回来,带回一本110万字的《中日学者中国神话研究百年论著目录总汇》作为献给先生的贺礼时,先生满意地笑了,他说这是最好的礼物。他还亲自写评语,推荐尽快在国内出版。先生的谆谆教诲,将成为我学术探索道路上不竭的动力。

        先生是“五四”的儿子,是人民的学者。自北大歌谣运动始,他便与最贴近民众生活的民间文学、民俗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为之作出毕生的奋斗,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曾参与民俗学会的建立工作,编辑出版与民俗有关的刊物,即使在遭受迫害的日子里,也没有停止过对事业的追求。尤其进入新时期,更是“夕阳如火,老骥骋蹄”。他积极发起七教授签名,为恢复成立中国民俗学会鼓与呼。他跑遍大江南北,南抵广两、云贵,北至丹东,东临沪杭,西赴兰州,参与学术讨论,进行学术演讲。这时,他完全忘记自己已经是80余岁的老人,想的只是“争分夺秒”,“春风酬绿”。在他和其他老一辈学者的的努力下,1983年5月中国民俗学会终于宣告成立。至今全国绝大多数的省市都建立了民俗学组织,有的甚至深入到县地一级。如果说20、30年代中国民俗学的研究工作,还只是一个一个的点,那么到80年代末,则已是花开遍地了。这里包含着钟老多少的辛劳和汗水。

        自78年后,先生还以70、80、90、100岁老人的身躯一直奋斗在教育、科研、学科建设的第一线,如春蚕吐丝,奉献不已。1月8日晚,先生在向弟子交代完《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出版事宜后,还说,他还有许多事要做……。次日下午,先生的情况不是很好,但他的头脑一直十分清醒,文学所民间室主任吕微给他送去了自己的新书《神话何为》,带去了他父亲著名诗人吕剑先生对钟老的问候,同时还陪去了台湾旅日著名学者王孝廉教授,钟老一一表示感谢,还对王教授说,你从很远来的。谁知这竟是先生在世接待的最后的一位客人。直到那时先生还记挂着今年要答辩的三位博士论文的事。一直守护在他身边的两位学生听到先生断断续续地说出来的话是,要坚持下去,要好起来。因为先生想着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这已是先生在世上的最后一刻。

        先生啊,先生,您是一位将自己的生命与所追求的事业融为一体的学者,您用整个身心走完了人生最后的一步。尽管您说还有未了的心愿,但留给后人的却是中国民俗学事业的一座大山——那里佳木葱茏,贤才济济,生机盎然。

        先生,安心地休息吧!您未竟的中国民俗学的大业,我们一定会继承下去。

        我们将遵照您的教导,努力、努力、再努力,去开创新的未来!

 

2002,1,14      北京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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