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老教我做学问
贺学君
由于种种原因，我失去了正式考研拜师的机会。但我的心目中却有一位胜似导师的恩师，他就是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民间文学研究家毛星同志。
2001年12月5日，毛老因病逝世，终年82岁。三年来，每当这个忌辰来临之际，我总想写点什么。可每次都因杂事缠身，未能如愿。这一次事无论如何不能再错过了。我逼迫自己坐下来，打开电脑……
我是1978年3月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研究室的。那时室主任是贾老（贾芝），但由于他在民研会担任着领导职务，许多事情都落在毛老身上。我与毛老的深入接触，是从他负责组织编写《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三卷）一书开始的（1979年）。由于室内我年纪最轻，除参与编写外，还兼做与各地作者联系、稿件收发等具体事务。毛老也信任我，放手让我协助他做一些可能的事情。这样我有了近距离聆听教诲和观察学习的机会，留下许多难以忘怀的记忆。
毛老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功底，但对待任何一项他都决不马虎从事。接受组织编写《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任务后，他首先想到的是组织力量，分赴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深入地田野调研，并身体力行，直下最边远、最艰苦的地方。他认为，一个民族独具特色的文学，自有它的特殊根由，不去那块土地，不进入那种氛围，就不能有真实的感受，真切的了解，也就不能获得可靠的理论认识。他选择的第一个目标，是少数民族最为集中的云南，接着是贵州、海南岛等地。我有幸跟他出行，老人言传身教，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田野作业课。印象最深的有四点。一是他对田野作业的准备要求特别严格。记得去海南岛黎族地区前，我问他需要准备些做什么？我原以为他一定会告诉我带好带足生活必须用品之类，因为去西双版纳时曾因准备不足而挨过饿。然而关于这些他只字未提，一再叮嘱的是要仔细查看海南岛的地图，熟悉县、乡名称以及分布，看地方志及以前人类学家对那里的调查报告等相关资料。他说自然环境影响着人们的许多方面：住房、饮食、性格脾气，乃至文学、娱乐等等。他还让我特别注意曾被贬到那里的唐代宰相李德裕、宋代苏轼、胡铨和女性英雄洗夫人的资料；又嘱咐一定带好照相机和录音机（那时民间室很受重视，所里给专门配备了录音机、照相机和调研经费）。我在相关建筑史资料中对海南岛的船型住房有了初步的概念，在历史、传记中对李德裕等人的生平有了新的认识，在人类学家的报告中对黎族同胞的重要习俗有了初步印象。这样，出发前心中就有了点“底气”。
二是他要求选点一定要沉到调研对象的最底处。在对云南傣族进行考察时，开始设想的是到思茅。后来发现这里还不能说到了傣族人民的居住地，毛老又提出向版纳的允景洪深入。而到了那里，又得知傣族同胞传统的聚居地还在更远更偏僻的橄榄坝。老人二话没说，立即决定继续向橄榄坝进发。他就是这样，不到黄河决不罢休。在他的心里，一个民族的文化，只有在其最底部，才显示出纯正的原生态，才能观察、感悟到真实的生命活力。从这里，我看到了先生为人、为学求真务实、一丝不苟的严谨风格，并终身铭记，努力效仿。
三是他强调调研一定要周密仔细，不耻下问。在海南某村调研时，发现村边零星分布着一些小巧一点的茅草房。我自作聪明，问也不问，便认定它是存粮仓库。毛老并不批评我，只是耐心反复地向当地人追问，终于弄明白那是成年姑娘谈情说爱会情人的地方——叫“布拢闺”（女性公房）。还了解到他们有用鼻萧传情的习俗。以后我在《浙江民俗》上发表的《“布拢闺”和鼻萧》就是那次考察的结果。这件事令我惭愧不已，促使我在以后调研中确立了虚心求教、穷追到底的行为准则。
四是他要求调研一定要放下架子，与群众交朋友。我的脑海里至今还可以清晰地回忆起一个镜头：在黎族同胞的家中，毛老与他们围坐一起用一支麦管喝着同一坛酒，大声说笑。平时一脸严肃的老人，像是换了一个人，完全融入民众的欢乐之中，根本不象威严的学者，而是一个与民同乐的好老头。他这决不是一种工作方法，而是真心实意地与群众交朋友。就我所知，毛老去过的地方的群众，只要到北京就会与他联系，他或是亲自去看望，或是把客人请到家里，总是尽力做好接待，让人感到温暖亲切。我以为，这是毛老高尚人格的体现。这也成为我此后调研始终遵循的指导思想。
毛老对我的写作要求甚严。记得在傣族考察一次“贺新房”仪式之后，我写了一篇《傣族“贺新房”习俗拾零》。经毛老指点和督促，一次又一次地反复修改。每修改完一次，我就想赶快拿出去发表。毛老总是对我说“再放放”。正是这放一放，使我开始尝到了修改的甜头，并一直坚持至今。一年多后，这篇修改了多遍的文章，被钟老（钟敬文）推荐在香港“秋水”杂志发表。钟老对我说，你这篇文章我看了，连一个标点都不需要修改。我深知，这是毛老严格要求的结果。
在毛老亲自坐镇主持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一书按期完成。书中“前言”表达了他多年来对民间文学理论上的思考，许多精到、独特的见解体现了他的学术水准。学界对“三卷本”给予很高的评价，直至今日还是大家频繁使用的重要著作。该书从体例、内容、选材，到叙述方式，都浸透着毛老的智慧和心血。地方上后来写“史”的一批作者，大多是在这次写作中获得经验成长起来的。我也在阅读、编撰的过程中得到了最基本的学术训练。学到的不仅是学问，更重要的是懂得作为一名科研人员应该具备的学术态度，以及对田野作业重要性的体认。
在后来的日子里，毛老反复教导我要从基础做起，要为学术研究铺好地基。当时我十分想考研究生，甚至把才六个月的儿子送到上海母亲处。毛老考虑，读书固然好，但当时室里也需要年轻人参与工作，文革前的是一批老同志，78年进来读书的研究生是以后的接班人，中间却是断档。他说你是文革前已经读了三年的大学生，有一定的基础，只要从实习研究员起步，扎扎实实前进，也是一条很好的治学道路。他表示可以给我帮助——他从来不喜欢说“指导”别人，这也是他始终不招研究生的原因。但是他鼓励我去一切可以听课的地方听课。
1979年，在他的支持下，我参加了北师大民间文学暑期学习班，以及民俗学的各种讲座。通过学习，对自己所要从事的研究专业有了较为系统的知识。同时，毛老鼓励我坚持为《中国文学研究年鉴》写稿。他认为对于新手来说，这是最好的学习方式。通过写年鉴，一是对本学科全局的研究情况有所了解；二是对民间文学的各种体裁有所熟悉；三是通过阅读别人的论文对自己的研究有所启发。他强调大量阅读作品的必要性，说在阅读中会发现自己想要说的话。当时民间文学年鉴是个新领域，没有可以参考的范本。按照毛老的指导，我从一篇篇文章读起，从一张张卡片做起。那时没有电脑搜索，只好从相关的报章、杂志、书籍，一篇篇一本本地查过去。每年总要做出数百张卡片，才能写出一篇研究综述。那几年，我感到自己在民间文学的海洋中游弋，既有学到新知的兴奋，又有一时不懂的困惑。但也正是在克服困惑的过程中逐渐走进这个学科的大门。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动摇过，想过打退堂鼓。因为“年鉴”被认为不是论文，影响评职称，也被有的人看不起。我曾想：花同样的精力或者不要那么多的精力，我也可以写出论文，何必每年为他人做嫁衣？毛老反对我这样的想法，他说，文学所的几个大学者都在图书馆资料室里干过，越干得认真的人，学问越大。你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受益无穷的。几年后，在写年鉴的同时，我找到自己可以写专著的题目，完成了《中国四大传说》一书。对学科发展史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以后又陆续用了近十年时间完成了《百年中国神话研究论著目录总汇》。我真有了“受益无穷”的体会。这时才相信，毛老所说年轻人进入研究前先做几年资料，真是一个打基础的好方法。
毛老在学术上的作风、品格，体现了文学所的优秀传统。我想把这些好传统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其实是对他和其他老一辈学者最好的纪念。
在即将退休之前写下以上的回忆和感受，目的是表达我对恩师的缅怀和感激之情。愿他的在天之灵，安息！
2004年11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