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老教我做学问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8-09-14 12:53:20 / 个人分类:学术随笔

毛老教我做学问

贺学君

 

        由于种种原因,我失去了正式考研拜师的机会。但我的心目中却有一位胜似导师的恩师,他就是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民间文学研究毛星同志。

        2001年12月5日,毛老因病逝世,终年82岁。三年来,每当这个忌辰来临之际,我总想写点什么。可每次都因杂事缠身,未能如愿。这一次事无论如何不能再错过了。我逼迫自己坐下来,打开电脑……

        我是1978年3月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研究室的。那时室主任是贾老(贾芝),但由于他在民研会担任着领导职务,许多事情都落在毛老身上。我与毛老的深入接触,是从他负责组织编写《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三卷)一书开始的(1979年)。由于室内我年纪最轻,除参与编写外,还兼做与各地作者联系、稿件收发等具体事务。毛老也信任我,放手让我协助他做一些可能的事情。这样我有了近距离聆听教诲和观察学习的机会,留下许多难以忘怀的记忆。

        毛老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功底,但对待任何一项他都决不马虎从事。接受组织编写《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任务后,他首先想到的是组织力量,分赴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深入地田野调研,并身体力行,直下最边远、最艰苦的地方。他认为,一个民族独具特色的文学,自有它的特殊根由,不去那块土地,不进入那种氛围,就不能有真实的感受,真切的了解,也就不能获得可靠的理论认识。他选择的第一个目标,是少数民族最为集中的云南,接着是贵州、海南岛等地。我有幸跟他出行,老人言传身教,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田野作业课。印象最深的有四点。一是他对田野作业的准备要求特别严格。记得去海南岛黎族地区前,我问他需要准备些做什么?我原以为他一定会告诉我带好带足生活必须用品之类,因为去西双版纳时曾因准备不足而挨过饿。然而关于这些他只字未提,一再叮嘱的是要仔细查看海南岛的地图,熟悉县、乡名称以及分布,看地方志及以前人类学家对那里的调查报告等相关资料。他说自然环境影响着人们的许多方面:住房、饮食、性格脾气,乃至文学、娱乐等等。他还让我特别注意曾被贬到那里的唐代宰相李德裕、宋代苏轼、胡铨和女性英雄洗夫人的资料;又嘱咐一定带好照相机和录音机(那时民间室很受重视,所里给专门配备了录音机、照相机和调研经费)。我在相关建筑史资料中对海南岛的船型住房有了初步的概念,在历史、传记中对李德裕等人的生平有了新的认识,在人类学家的报告中对黎族同胞的重要习俗有了初步印象。这样,出发前心中就有了点“底气”。

        二是他要求选点一定要沉到调研对象的最底处。在对云南傣族进行考察时,开始设想的是到思茅。后来发现这里还不能说到了傣族人民的居住地,毛老又提出向版纳的允景洪深入。而到了那里,又得知傣族同胞传统的聚居地还在更远更偏僻的橄榄坝。老人二话没说,立即决定继续向橄榄坝进发。他就是这样,不到黄河决不罢休。在他的心里,一个民族的文化,只有在其最底部,才显示出纯正的原生态,才能观察、感悟到真实的生命活力。从这里,我看到了先生为人、为学求真务实、一丝不苟的严谨风格,并终身铭记,努力效仿。

        三是他强调调研一定要周密仔细,不耻下问。在海南某村调研时,发现村边零星分布着一些小巧一点的茅草房。我自作聪明,问也不问,便认定它是存粮仓库。毛老并不批评我,只是耐心反复地向当地人追问,终于弄明白那是成年姑娘谈情说爱会情人的地方——叫“布拢闺”(女性公房)。还了解到他们有用鼻萧传情的习俗。以后我在《浙江民俗》上发表的《“布拢闺”和鼻萧》就是那次考察的结果。这件事令我惭愧不已,促使我在以后调研中确立了虚心求教、穷追到底的行为准则。

        四是他要求调研一定要放下架子,与群众交朋友。我的脑海里至今还可以清晰地回忆起一个镜头:在黎族同胞的家中,毛老与他们围坐一起用一支麦管喝着同一坛酒,大声说笑。平时一脸严肃的老人,像是换了一个人,完全融入民众的欢乐之中,根本不象威严的学者,而是一个与民同乐的好老头。他这决不是一种工作方法,而是真心实意地与群众交朋友。就我所知,毛老去过的地方的群众,只要到北京就会与他联系,他或是亲自去看望,或是把客人请到家里,总是尽力做好接待,让人感到温暖亲切。我以为,这是毛老高尚人格的体现。这也成为我此后调研始终遵循的指导思想。

        毛老对我的写作要求甚严。记得在傣族考察一次“贺新房”仪式之后,我写了一篇《傣族“贺新房”习俗拾零》。经毛老指点和督促,一次又一次地反复修改。每修改完一次,我就想赶快拿出去发表。毛老总是对我说“再放放”。正是这放一放,使我开始尝到了修改的甜头,并一直坚持至今。一年多后,这篇修改了多遍的文章,被钟老(钟敬文)推荐在香港“秋水”杂志发表。钟老对我说,你这篇文章我看了,连一个标点都不需要修改。我深知,这是毛老严格要求的结果。 

        在毛老亲自坐镇主持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一书按期完成。书中“前言”表达了他多年来对民间文学理论上的思考,许多精到、独特的见解体现了他的学术水准。学界对“三卷本”给予很高的评价,直至今日还是大家频繁使用的重要著作。该书从体例、内容、选材,到叙述方式,都浸透着毛老的智慧和心血。地方上后来写“史”的一批作者,大多是在这次写作中获得经验成长起来的。我也在阅读、编撰的过程中得到了最基本的学术训练。学到的不仅是学问,更重要的是懂得作为一名科研人员应该具备的学术态度,以及对田野作业重要性的体认。

        在后来的日子里,毛老反复教导我要从基础做起,要为学术研究铺好地基。当时我十分想考研究生,甚至把才六个月的儿子送到上海母亲处。毛老考虑,读书固然好,但当时室里也需要年轻人参与工作,文革前的是一批老同志,78年进来读书的研究生是以后的接班人,中间却是断档。他说你是文革前已经读了三年的大学生,有一定的基础,只要从实习研究员起步,扎扎实实前进,也是一条很好的治学道路。他表示可以给我帮助——他从来不喜欢说“指导”别人,这也是他始终不招研究生的原因。但是他鼓励我去一切可以听课的地方听课。

        1979年,在他的支持下,我参加了北师大民间文学暑期学习班,以及民俗学的各种讲座。通过学习,对自己所要从事的研究专业有了较为系统的知识。同时,毛老鼓励我坚持为《中国文学研究年鉴》写稿。他认为对于新手来说,这是最好的学习方式。通过写年鉴,一是对本学科全局的研究情况有所了解;二是对民间文学的各种体裁有所熟悉;三是通过阅读别人的论文对自己的研究有所启发。他强调大量阅读作品的必要性,说在阅读中会发现自己想要说的话。当时民间文学年鉴是个新领域,没有可以参考的范本。按照毛老的指导,我从一篇篇文章读起,从一张张卡片做起。那时没有电脑搜索,只好从相关的报章、杂志、书籍,一篇篇一本本地查过去。每年总要做出数百张卡片,才能写出一篇研究综述。那几年,我感到自己在民间文学的海洋中游弋,既有学到新知的兴奋,又有一时不懂的困惑。但也正是在克服困惑的过程中逐渐走进这个学科的大门。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动摇过,想过打退堂鼓。因为“年鉴”被认为不是论文,影响评职称,也被有的人看不起。我曾想:花同样的精力或者不要那么多的精力,我也可以写出论文,何必每年为他人做嫁衣?毛老反对我这样的想法,他说,文学所的几个大学者都在图书馆资料室里干过,越干得认真的人,学问越大。你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受益无穷的。几年后,在写年鉴的同时,我找到自己可以写专著的题目,完成了《中国四大传说》一书。对学科发展史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以后又陆续用了近十年时间完成了《百年中国神话研究论著目录总汇》。我真有了“受益无穷”的体会。这时才相信,毛老所说年轻人进入研究前先做几年资料,真是一个打基础的好方法。

        毛老在学术上的作风、品格,体现了文学所的优秀传统。我想把这些好传统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其实是对他和其他老一辈学者最好的纪念。

        在即将退休之前写下以上的回忆和感受,目的是表达我对恩师的缅怀和感激之情。愿他的在天之灵,安息!

 

                                                                  2004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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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世界中的雅与俗 引用 删除 liwenx1984   /   2008-09-30 23: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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