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毛星恩师

纪念毛星恩师

贺学君

        毛老已经离开我们整整三年了。这三年中学智和我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次谈到他，也记不清有多少次说起要写点什么。但总因为忙、忙，没有能静下心来。现在听说毛老的老朋友、老同事王平凡等同志要为他出版一本纪念集，也约我们两个小字辈的写点东西。尽管三天后我马上要去作田野调查，还有许多前期准备需要做，但正是“田野调查”，使我感到对毛老有许多的话非说不可。

        1979年春，文学所恢复工作后院部主持的第一次全国文学研究工作会议，在昆明市翠湖宾馆举行。会议代表好象有一百多人，把整个宾馆挤得满满的，当地的代表只能住在自己的家里。毛老是文学所的老前辈，会议前，他已经到全国许多地区作了调研，所以在会上他很忙。我是刚进文学所不久的年已不小的“小字号”，在民间文学片管会议记录和资料分发工作。民间文学片会议上关于民间文学史写作是讨论的一个重点。会上我经常见到毛老。他两眼炯炯有神，带有四川口音的发言好象不具什么煽动力，但是代表们听得是那么认真，好多人在做着笔记。毛老用亲自调研的丰富资料在说话，又具有理论的高度，生动严谨，富有启迪。我明白，那是毛老的思想和智慧深深吸引了大家。

        参加会议前，我们室编了一本《马恩列斯毛论民间文学》的小册子。记得毛老让我到当时的“东风市场”内西北角的旧书店里买来一些马恩列斯的旧书，他亲自从中选出有关的论述，剪贴编辑。毛主席的书当时大家都有，我还记得帮助抄写过。为什么不剪贴要抄写，是否因为那时对领袖的书还不敢拆剪之故，我已经搞不清了。清样印出来后我和何凯歌来回校对了三次。这本小册子是会上所发的重要资料之一，是理论方面的指导。

        会上决定，组织撰写中国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史的任务由文学所民间室承担。当时的室主任虽是贾老（贾芝），但是由于他在民研会担任着领导职务，“民间文学史”的写作、组织工作实际便落到了毛老的身上。后来大约由于我是室内年纪最轻的一个，一些与各地作者联系、稿件收发等具体事务工作就让我来做。这样我与毛老有了较多的接触，逐步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我深感，这本 《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史》（后来改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毛老实事求是工作作风的结晶，也是他科学严谨学术态度的体现。

        在开始的时候，毛老并不准备接受这个任务。记得他老说自己没有能力来做，一再表示拒绝；当无奈接下任务后，每次会议上，还总要设法推脱；当然最后是推脱不了的（当时大家的组织观念、事业性、责任性都很强，更何况毛老是从延安来的“老革命”！）。那段时间，我总见他在发愁。我给他送卡片或稿子纸时，他常对我一个初学者絮叨的是：“你说以口头文学为主的少数民族文学如何写史？对有的民族历史如何分段？各种题材之间的关系？······”说实在，当时我是十分懵懂的，潜意识反映的是：到底是老革命，那么有学问还如此谦虚。真是不识他的“愁”滋味。后来，自己有了多年的研究实践，我才知道那真是一件可让人愁白了头的工作，更何况对他这样一个做任何事情都是极为严肃认真的人！

        可能毛老意识到，既然推不掉，“愁”又愁不出“文学史”，就只有横下一条心，尽自己一切努力去做。他开始全力以赴了。他把参与工作的研究人员按民族地区进行分片，包干负责，拿出了撰写方案，让大家各自作案头准备。紧接着，他身体力行，开始了以撰写少数民族文学史为主题的调研工作。首先，再次奔赴少数民族最为集中的云南。我不知他到底去了多少个地方，多少民族居住处，但仅我跟着去的就有云南西双版纳、贵州镇宁以及海南岛等地。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懂得田野作业的艰苦和它对民间文学研究工作者的重要性。毛老是我学术上的一位恩师，是我田野作业的领路人。

        我跟毛老去版纳，是1980年4月在云南召开座谈会时决定的。会上对于傣族民间文学，有许多说法。毛老认为傣族口头文学十分丰富，尤其有众多的长歌，自有它的原因，有它生长发展的土壤。如果不去那块土地，就不能有真实的感受，不能深入了解它实际状况，也就不能获得可靠的理论认识。

        那时没有到思茅的飞机，我们是坐那种头上顶着大包的长途汽车去的，路上整整走了四天，同行的还有刘魁立先生。云南宣传部的李赞绪同志帮我们买好票，一早把我们送到车站。车上座位很紧张，男男女女，老老小小满满一车，脚前、过道上，全是竹篓、包裹，还有许多鸡鸭和蔬菜瓜果。为了照顾我们，李同志通过司机，让我们坐在前面1-3号的位置。毛老坐1号，与司机平排，只是中间隔着一个像土堆似的发动机。刘先生坐2号，我是3号。现在才知道其实1号位置是最不安全，也是最难受的。发动机经常需要打开大大的翻盖“透气”，即使不打开，那热气也烤的让人受不了。四月的云南已经是热的可以，而且越往南开就越热。后来听毛老说，靠里的那条左腿都快烤出了痱子。途中，我们随着司机的吆喝下车“方便”、到路边小餐馆吃饭、到小店住宿，象是过着军营的生活。

        由于没有经验，又是临时决定走的，我们事先没有一点准备（有经验的旅客都自备干粮），次日一早司机便急催着上路，也难得时间去抢购，我们只好饿着肚子挨到中午。夜晚住宿前，我想无论如何得设法买点干点。但仔细一看，这原是一个孤零零的小店，四周除了在清风中摇曳的凤尾竹和挂在天边亮得发着清光的月亮，并没有其他人家，只好做罢。

        第三天途中“放松”时，我见到不远处有个商店，也没来得及与司机打招呼，便飞跑过去想买些饼干之类的点心。但因为用的是全国粮票，找来换去很费时间，急得司机大呼小叫。我已顾不上这些，一心只想着买“救急粮”！当我把自带的麦乳精倒在漱口杯，冲上热水，用牙刷柄搅匀，连同“抢购”来的点心塞到坐在前面的毛老手中时，发现毛老的眼中充满惊奇，而我则感到了欣慰。但转眼间杯子和点心传到了刘先生手中，旋即又落到我的手里。我一看，他们两位竟连三分之一杯都没有喝了。艰苦的旅途中大家就是这样相互关心着，谦让着。不知怎的，我忽然想起了“上甘岭”……。

        进入思茅，还不能说到了傣族人民的居住地，毛老又提出向版纳的允景洪出发。在那里征鹏同志接待我们，听了他的许多介绍，还吃了从他家门口树上摘来的新鲜木瓜和菠萝蜜。毛老当即决定去橄榄坝，因为那里才是傣族同胞的聚居地。

        第二天一早，先是坐船顺澜沧江南下，上岸后，再坐带斗的手扶拖拉机，版纳报的记者艾诺是当地人为我们做向导。中午到橄榄坝，吃了一顿极富傣族民族特色的家常饭菜，先让我们的口和肚子感受了傣族的文化。乡领导特地拿出周总理拨水用过的银碗盛酒叫我们品尝。他们教会我们识别棕榈、油棕、芭蕉树和其它许多热带植物，告诉我们傣族男子为什么要文身？西双版纳是“黎明之城”的意思，带我们看他们村口百年的大榕树、打水的水井、河里的独木小舟、没有修复过的旧缅寺······对于傣族同胞的热情好客，我们的感受也在行进中一天比一天加深。我们还拜访了当地德高望重的长者，听他讲述傣族著名的故事，实际是他们村寨的历史，讲缅寺与和尚、和尚与歌手、男孩与和尚·····他们的风俗习惯（那时刚“拨乱反正”，我听到寺庙、和尚时还很有点不习惯，但正是这次访问，让我朦胧感到傣族文学是与和尚、与佛教有着密切关系的）。黄昏时，我们匆匆赶去参加一家的“贺新房”仪式。只见在“必”（上有竹字头）的伴奏下，“赞哈”（歌手）优美的歌声，引来大家阵阵的喝彩。从艾诺快速的翻译中我们明白了歌词的内容，也同时被感动着。歌手们的对歌演唱一潮高过一潮，我们身临其境，感受到傣族民众的智慧和才情，原来许多好歌就在这样的即兴比赛中产生。这时，因为连着几天的奔波，我已经是十分困倦，而毛老却依然精神十足，多次劝他休息都被挡了回来，“贪婪”地还要再听一会儿。当地人讲，象这样的对歌有时可以对上几天几夜。我们怕毛老太累，最后强把他劝下楼来。

        那一晚，我们分别被安排在傣族同胞的家中过夜，真实体验了竹楼生活的美妙。在朦胧的睡眠中，我一直听到从新落成竹楼里飘来的歌声。好象还没有睡沉，公鸡已经打鸣了。我们在昏暗中洗漱，匆匆又开始下一站的旅程。后来听刘先生说，那一夜他和毛老基本没有睡着，展转反则，一直在回味着傣族同胞的歌声。后来，我以这次活动的经历，写了一篇《傣族“贺新房”习俗拾零》，在毛老的督促下一次又一次地反复修改，每修改完一次，我就想赶快拿出去发表，毛老总对我说“再放放”。正是这“放一放”，使我开始尝到了修改的甜头，并一直坚持至今。一年多后，这篇修改了多遍的文章，被钟老（钟敬文）推荐在香港“秋水”杂志发表。钟老对我说，你这篇文章我看了，连一个标点都不需要修改。我深知，这是毛老严格要求的结果。

        是毛老带领我学习做田野，也是毛老教我懂得应该如何严肃地做学问。在后来的学涯中，每念及此，我的心中总是充满着对毛老敬爱和感谢。

        跟着毛老做田野印象难忘的，还有一次去是海南岛彝族地区。出发前我问毛老需要做什么准备？我原以为他一定会告诉我带好带足生活上的必须用品之类。然而关于这些他只字未提，好象版纳之行中挨饿的事更本没有发生过。他让我仔细查看海南岛的地图，县、乡名称以及分布，看地方志、以前人类学家对那里的调查报告，他说自然环境影响着人们的许多习俗，住房、饮食、性格脾气乃至文学、娱乐等等，还让我特别注意被贬在那里的唐代宰相李德裕、宋代苏轼、胡铨和女性英雄洗夫人的资料。让我一定带好照相机和录音机（那时民间室很受重视，给我们配备的有录音机、照相机和充足的调研经费）。我在建筑史中对海南岛的船型住房有了初步的概念，在历史、传记中对李德裕等人的生平有了新的认识，在人类学家的报告中对黎族同胞的重要习俗有了初步印象。这样，出发前心中就要比前次多了点“底气”。

        在海南的那几天，除了开始参加民族学院的会议外，以后就由学院的一位领导（彝族、副院长）和年轻的民间文学教师郭小东专程陪同，并配了一辆越野吉普，带着我们到处跑。毛老提出拜访老歌手、著名民间女歌手王（女字旁不）大。当时，她正在感冒，见毛老老远从北京来看望，激动的下床，一气唱了好几首歌。这位歌手早已作古，但她的歌声还珍藏在我的录音带中（希望懂黎语的同志能把它翻译出来）。我们去看黎族同胞如何在山上进行刀耕火种，看洼地居民的船型房、平地居民的石板房、山地居民的茅草房，看舂米的石臼、喂猪的木槽……晚上，听他们的对歌比赛。村口拉起大电灯，男女老少全围了过来，男女歌手即兴创作表演，兴致极高，我们的录音带和电池都出现了危机。毛老在听歌时还不时向周围的老人问这问那。由于语言的问题，副院长就成为最忙的翻译，那一夜又是强行把毛老劝下歌场的。

        我们在浅浅的小河中看倒在那里的石碑，到东乐县自称是李德裕后代的南只纳村，听他们讲关于前辈的故事，看他们在山上原来用来供奉李德裕神像的寺庙。感到那个村确实与别的村不一样：一排排白墙、黑瓦，朝南的平房整整齐齐，瓦房中间搭着棚架，挂满瓜果，门前是一条一脚可跨的小下水沟，每家后门放着木制的猪食盆，一切是那么的规正有序。传说这是李德裕教给后代的。从毛老与村民的交谈中，我才开始意识到汉族对那里的文学、习俗变化发生过的作用，逐渐明白了在调查中有哪些是需要特别关注和深入的重点。

        那次海南岛之行，毛老有两件事一直让我记忆犹新。一次是看石板房。他希望我把石板瓦片拍下来。当时天已灰黑，我感到不能照相。毛老就说，你用手量一下石板瓦片有多宽。我一量，足足有二庹宽三庹多长（我的一庹近六寸），厚度才不到5公分，心中油然萌生对黎族同胞智巧能干的崇敬之情，也理解了毛老的良苦用心。另一次，是在村子访问时，发现村边零星分布着有一些小巧一点的茅草房，我自作聪明，问也不问，便认定它是存粮仓库。后经毛老的有意追问，才知那是成年姑娘谈情说爱会情人的地方——叫“布拢闺”（女性公房）。还了解到他们有用鼻萧传情的习俗。以后我在《浙江民俗》上发表的《“布拢闺”和鼻萧》就是那次考察的结果。毛老细心调查不耻下问的精神，令我惭愧不已，也使我在以后调研中确立了虚心求教、穷追到底的行为准则。

        在黎族同胞的家中，毛老与他们围坐一起用一支麦管喝着同一坛酒，大声说笑。那时，我感到平时一脸严肃的毛老，好像换了一个人，他已经完全融入在民众的欢乐之中。所以大家认为他一点也不象一个应该有架子的大学者、大领导，而是一个快乐的好老头。就我所知毛老去过的版纳，艾诺家乡的人一到北京就会与毛老联系，毛老就会去看望他们，如不能亲自去时，就会让女儿毛晓平代为看望；毛老在家中宴请过海南岛来的朋友，还约我去作陪。当时一切供应还都用票证，毛老家的孩子又多，但是他对来客总是尽力做好接待，让人感到温暖亲切。当时我获得的启示是：只有把调研对方视为朋友，拉近与他们的距离，融入其中，这样你的调研才有可能真正深入。这启示，成为我以后调研中始终遵循的指导思想。（配穿黎族服装与毛老等的照片）

        在海南岛还有一些让我一直不能忘怀的小事。毛老来到民族学院，让那里的老师、年轻学子激动兴奋不已。他们利用一切时间“缝隙”，挤到毛老居住的招待所，向毛老请教各种问题，有民间文学，也有文艺理论，还有要毛老为他们成立的民间文学小组题词。这样毛老在中午常常就得不到休息，晚上也要接待到很晚。记得在北京临行前，毛老夫人贾经琪老师（大姐）郑重委托我，帮助照顾好毛老。我感到自己的责任，有时就不得不“挡驾”，劝学生们早点回去。毛老坚决不同意我这样做，说“这样好的交流机会我还不愿意放弃”。我也没有良策，只好请经琪老师原谅了。后来学校也感到这样不行，提出请毛老能给学生做次讲座，讲什么都可以。毛老感到学生们好不容易有次机会，应该讲些他们最希望了解的，对他们最有帮助的内容才好。由于临时安排，时间很紧，毛老就说跟我说，辛苦一下，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去学生处走访了解，看看他们有什么需要。毛老根据我的“情报”，讲座很有针对性，大受欢迎，他自己的感觉也很好。记得那时半天的讲座报酬只是8元人民币。毛老认真育人、认真做事的作风给了我极大的教育，在以后的工作和学习中，务实认真成为我不懈追求的目标。

        随着各地“文学史”写作的在进展，为更好集中精力，毛老从家中搬到了“陶然亭”（东门内北边的小平房，那里是公园管理人员的办公室和休息处）住，吃饭到马路对面一个部队工厂。但没几天他就自己联系到公园食堂吃饭了，他说地方近一点，方便一点，当然伙食要差些了。他每天在那间小屋里看书，写他好象永远也写不完的笔记。

        在这间小屋里他正式认真提出：当前条件不成熟，先写各民族文学（概况），等条件成熟再写“史”。正是这样实事求是的态度，严谨的学风，有了三卷本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也正是这本《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为各少数民族以后写“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书中“前言”表达了毛老多年来对民间文学理论上的思考，许多精到、独特的见解体现了他的学术水准。学界对“三卷本”给予很高的评价，直至今日还是大家频繁使用的重要著作。该书从体例、内容、选材，到叙述方式，都浸透着毛老的智慧和心血。地方上后来写“史”的一批作者，也正是在这次写作中获得经验成长起来的。我也在阅读、编撰的过程中得到了最基本的学术训练。在跟毛老作“三卷本”的过程中，我学到的不仅是学问，更重要的是懂得作为一名科研人员应该具备的学术态度，以及对田野作业重要性的真切认识。

        经过组织的考察，在这项工作的后期，我被吸收为中共党员，毛老和仁钦同志做了我的入党介绍人，实现了我多年来政治上的夙愿。我的进步与毛老的身带言教是分不开的。

        本来说好，下次再由我陪毛老去西藏的。去西藏是毛老多年来的心愿，后来因为他在政协会议期间发了心脏病，以后再也没能去做田野，西藏成了他永远的遗憾。我也因各种原因失去多次机会，原先的“小贺”现已到了退休的年龄，身体也是越来越不抵用，看来西藏也将要成为我永远的遗憾了。

        从基础做起，为学术研究铺好地基，是毛老对我的要求和希望。当时我十分想考研究生，甚至把才六个月的儿子送到上海母亲处。毛老考虑，读书固然好，但当时室里也需要年轻人参与工作，文革前的是一批老同志，78年进来读书的研究生是以后的接班人，中间却是断档，他认为我是文革前已经读了三年的大学生有一定的基础，只要一步一个脚印好好做，从实习研究员，到助理研究员、到副研、正研也是一条很好的治学道路。他表示可以给我帮助——他从来不喜欢说“指导”别人，这也是他始终不招研究生的原因。当大家央求他招研究生时，他总说，我自己还没有学好怎么带学生，不能误人子弟。但是他鼓励我去一切可以听课的地方听课。

        1979年，在他的支持下，我参加了北师大民间文学暑期学习班，以及民俗学的各种讲座。通过学习，对自己所要从事的研究专业有了较为系统的知识。毛老鼓励我坚持为《年鉴》写稿，他认为对于新手来说，这是最好的学习方式。通过写年鉴，一是可以对民间文学的各种体裁有所熟悉了解；二是通过阅读别人的论文对研究有所认识和启发。他还说大量阅读作品，在阅读中会发现自己想要说的话。当时民间文学年鉴是个新领域，我没有可以参考的范本。听毛老的话踏踏实实从一篇篇文章读起，从一张张卡片做起。那时也没有电脑可以方便搜索，只好老老实实地一本一本杂志，一本一本书查过去。这样每年总在搜索了可以找到的一切有关文章，做出数百张卡片后，写下这一年的综述。每年，我都感到自己在民间文学的海洋中游弋，既有学到新知的兴奋，又有一时不懂的困惑。但也正是在克服困惑的过程中逐渐走进这个学科的大门。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动摇过，想过打退堂鼓。因为“年鉴”被认为不是论文，影响评职称，也被有的人看不起。我曾想：花同样的精力或者不要那么多的精力，我也可以写出论文，何必每年给大家做嫁衣？毛老反对我这样的想法，他说文学所的几个大学者都在图书馆资料室里干过，越干得认真的人，学问越大。你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收益无穷的。几年后我真的发现故事和传说在定义上的重要区别，发现植物故事可以与动物故事一样开辟专题，在写年鉴的同时，我找到自己可以写专著的题目，完成了《中国四大传说》一书。对学科发展史也有了一定的了解，我真有了“收益无穷”的体会。毛老所说年轻人进入研究前，先做几年资料真是一个打基础的好方法。但是一定要老老实实做，切不可蜻蜓点水，投机取巧，更不可以此搞什么关系，败坏学术风气。

        毛老在学术上的作风、品格，体现了文学所的优秀传统。我想把这些好传统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其实是对他和其他老一辈学者最好的纪念。

        在即将退休之前写下以上的回忆和感受，目的是表达我对恩师毛老的缅怀和感激之情。

        敬爱的毛老，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文学所贺学君

                                 二00四年六月四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