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赏文】中国现代民俗学与历史地理学的开创与扭结——兼论顾颉刚先生对两学之贡献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6-05-09 05:10:57 / 个人分类:理论研究

编者按】:今年五月八日乃史学家顾颉刚先生123年冥寿寿辰,感念敬仰先生在史学、民俗历史地理学等领域之开拓功绩,特转此文,以资纪念。


20世纪初期,一大批现代学科从传统学科中脱胎而出获得新生,其中民俗学与历史地理学是较特殊而又具有共同点的两门,关于这两学在20世纪初开创期的研究在各自学术史书写中亦从未停止。但由于当代学科体系下之学术壁垒,两学科在肇始与开创之初的关联与扭结却从未被提起。更重要的是,同时拥有着这两学科开创之誉的顾颉刚先生,虽其学术贡献在各自学术史中亦反复被提及,但从未有人从全盘及跨学科角度,对顾先生贡献做通盘论述,是为学术史研究上的一处留白。实则,虽民俗学与历史地理学因具体研究对象差异及学科归属看似相异,但若仔细回顾其学科历程,无论从从古代学术渊源、现代肇始背景等方面来说颇有重合之处,尤顾颉刚先生治学以古史研究为主线,民俗学及历史地理学等数学并进、互相生发,成为现代意义学科,先生贡献最大。因此本文拟选取顾颉刚早期学术活动作为研究和思索对象,以此来窥知现代民俗学和历史地理学之互动线索,相信在当今学界倡议打破学术壁垒之时代语境下,这样的梳理和研究应该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20世纪初年两学科之生发

赵世瑜先生在《眼光向下的革命》中说:“民俗学意识及学科的产生,是不同的学科在人文主义思想和对世界的深刻认识的前提下,强调民族和民众的重要性的产物。中国现代民俗学道路开辟者的学科意识,是在西方近代学术和思想传统的总体影响下产生的”,即“民俗学在中国的发生,其最初的思想动机远远大过了它的学术动机”。而中国历史地理学在传统学科时期表现为沿革地理,在清中叶后边疆问题凸显下应运而生,同时加上近代西方学术的影响与冲击,也是社会环境下传统学术应激之产物。从政治环境和学术背景来说,两学科之生发基本一致,具体情况略有差异。

 (一)社会环境:内忧外患与民族主义

    虽然现代民俗学与历史地理学各自在学科史上被公认为具有现代意义上之“学”,皆以20世纪初五四运动前后作为其开创节点,但清中叶以后国家内忧外患的现实政治环境,才是两学科生发之最大前提,这样的背景与语境在学科史上不可忽视,始终为其从中国传统学术经史子集一体而到现代学术意义上之“学”的最早动机。众所周知,清朝中叶以后,外部列强环伺、边疆危机,社会内部酝酿变动、民众意识亟待觉醒,历史地理学与民俗学正好对应着此环境压迫应激而生。1842年,五十卷的世界地理知识综合性图书《海国图志》在投笔从戎的魏源手里编著而成,在序中他提出了“以夷制夷”、“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也显露此书目标在于“藉求地理知识之扩充,以唤国人的认知”。此后,由魏源、徐继畲等人所开创的研究世界地理之风气方兴未艾,加上清代之陆上外患主要来自西北边地,知识界逐渐形成一股研究边疆史地之热潮,此即为从传统史学开辟出一条重视地学的学术风气。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年的中央集权帝制,但列强觊觎并非减弱,1919年巴黎和会的山东归还问题,刺激到当时以南高-东大(今南京大学)为中心的南方学界对山东问题与世界局势的关心,遂有1920年“史地研究会”及其杂志《史地学报》之创立。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入侵东北,再次掀起上下爱国热潮,以顾颉刚、谭其骧等学者为首倡,北大、燕大、辅仁三校师生为基础的“禹贡学会”及其杂志《禹贡》半月刊,一方面承袭传统史学中的沿革地理传统和清代的西北史地研究,更重要的是面对新时局唤醒民族意识和抵抗侵略的思想导向,成为禹贡学会之研究宗旨,试举顾颉刚先生在《发刊词》中的相关语句:


【南京大学汉口路校区正门 2006年9月 赵李娜/摄】

自然地理有变迁,政治区划也有变迁。如果不明白这些变迁,就到处都成了“张冠李戴”的笑柄。……这数十年中,我们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够受了,因此,民族意识激发得非常高。在这种意识之下,大家希望有一部中国通史出来,好看看我们的民族的成分究竟怎样,到底有哪些地方应当归我们的。但这件工作的困难远出于一般人的想象。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我们的地理学既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又怎样可以取得根据呢?……我们是一群学历史的人,也是对于地理很有兴趣的人,为了不忍坐视这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没有一部像样的历史书,所以立志要从根本做起。……我们要使一班学历史的人,转换一部分注意力到地理沿革方面去,使我们的史学逐渐建筑在稳固的基础之上。……我们一方面要恢复清代学者治《禹贡》、《汉书》、《水经》等书的刻苦耐劳而严谨精神,一方面利用今日更进步的方法——科学方法,以求博得更广大的效果。

……

《禹贡·发刊词》振聋发聩地提出了用研究地理来支撑民族意识之号召,充分说明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生发是传统学科应对“外患”之结果。而民俗学学科意识的发生正好与历史地理学相互补充,是传统学术对“内忧”亦即国家内部社会结构之变化所做出的响应。


【《禹贡》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民俗学之主要研究对象既然是“民”,现代学科之发生自然与之有关,对国民性或民族性的改造便是其直接诱因。1895年甲午战后,著名思想家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比较了中西民族性差异之后,认为西方文化中的许多方面优于中国民族传统,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之号召。梁启超亦著《新民论》,办《新民丛报》,认为只要有了“新民”,就会有新制度、新国家,只有使全国人民的民德、民智、民力都达到西方水平,才可与之抗衡,光靠少数精英人物无济于事。知识界直接将国家富强的希望投诸全体国民乃至下层民众,由此引发了一场“眼光向下的革命”,新文化运动便是这场革命的直接产物。

1918年,由北京大学刘半农等人发起的歌谣征集活动拉开帷幕。至1922年12月《歌谣》周刊正式创立,其《发刊词》回顾了歌谣运动之缘起与几年来的成果,更多的是展望未来,提出学术倡议,其中“编成国民心声的选集”、“民族的诗”、“人民的真情感”等言辞表现了学者们的“民众立场”。1928年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旗下学术团体“民俗学会”杂志《民俗》周刊发刊词中,顾颉刚先生喊出了为民众而研究的口号:

我们要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来认识民众!

我们要采检各种民众的生活,民众的欲求,来认识整个的社会!

我们自己就是民众,应该各各体验自己的生活!

我们要把几千年埋没着的民众艺术,民众信仰,民众习惯,一层一层地发掘出来。

我们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

    如此清晰地喊出为民众而研究的倡议和号召,也标志着中国现代民俗学的“民众立场”,而这正与清末以来历史地理学的“民族”及“国家”意识互为表里,显示出传统学术对时局变换之积极应对。


【《民俗》周刊重版书影】

 

    (二)学术背景:西学东渐与新旧交替

    民族运动掀起民族情绪的抒发,是对外来刺激的反应。但若未遇上本土学术的波动,不过是一池春水中的涟漪,无法掀起滔天巨浪。

    中国民俗学与历史地理学在清末民初脱颖而出,直接原因亦在于“作为中国学术主体的传统经学”到晚清时期“遭遇困境”而“步入穷途”,失去其原有的绝对权威地位有关。从学术渊源来说,民俗学与历史地理学可谓同源而出,不论是先秦时的《禹贡》、《山海经》,还是古代官修正史廿四史中的地理志、风俗志,亦或是各地方志,皆以疆域沿革、风俗、物产、地理等统于一书甚至一篇,因此说在传统学术的“前学科”时期,两学皆从“史”、“志”中来应该是无疑义的。中国史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历着一场大的革命,这就是以梁启超为代表而首倡的“新史学”运动,这场学术运动不仅使得中国传统史学在西学激荡之下走向了“新”的“科学”史学运途,且使隐藏于传统史学之下已初步具有一定学术理念及其内核的大批学科从史学分离出来,而成为具有现代意义的“诸学”,民俗学与历史地理学即是其中重要两门。

中国民俗学之开端可以说是自1918年北大歌谣运动始,而此“运动”实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组成部分。先是时,一班知识分子受西方学术影响,结合本国情境,认为“要从理论上,给本民族习以为常的民间歌谣做出学理解释”,则正顺应了当时新文化运动之“新”,即称为“新”,言下之意是当时学科初始,理论范式尚未成型,仅凭少数学人摸索前行,如“借鉴当时比我们先进的西欧理论”来对中国的一些民俗事象进行阐释研究,这就是被钟敬文先生称为“学术起步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描红格子”。然而对于一门学科来说,这样的状态不会一直存在,当时环境迫切需要中国学者“自力更生”来发展与完善这一新兴的学科,此为中国民俗学初创之期的学术背景。

再观历史地理学在20世纪中国之所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亦是中西碰撞、新旧交融之结果。在中国传统学术分类中,具有地理学性质的舆地、沿革、疆域、物产、风俗之论,皆系归于历史门类之下,这是由中国传统四部之学的分类传统所决定的。然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附丽于史学之下的舆地、沿革诸学从理论上和归属上已不能满足现实与学术之需要,一批经受过西方学术理念洗礼的知识分子筚路蓝缕、苦心经营,使地学真正在中国成为独立学科做出巨大贡献。先是1909-1910年间,中国最早的地学组织“中国地学会”及其刊物《地学杂志》在著名学者张相文的倡导之下于天津面世,是为地理学成独立学科之真正起点。为提高当时中国地理教育及学术研究的整体水平,学会成立伊始即邀请美国学者德瑞克博士作学术演讲,使得中国地理学在创立之初就得以与国际学术紧密交流。


【《地学杂志》封面】

1919年著名学府南京高师国文史地学部学生在地理教师童季通指导帮助下,于101日成立了地学研究会,“其目的在研究专学以为学课之辅助”,到次年513日召开全体会员大会之时,考虑到地学与史学历来关系密切之特点,学会又改名为“史地研究会”,并在简章中明确“本会以研究史学、地学为宗旨”。1920-1926年间,史地研究会成员发展至近百人,该会刊物《史地学报》亦于192111月正式出版,亦走上以刊物促进学术之正规道路。学报由大批优秀的文史地学者为其供稿,如南师-东大地学系主任竺可桢、著名文史学者柳诒徵、当时就读于高师、后来成为当行专家的张其昀、胡焕庸、陈训慈等,一方面秉承传统史学经世致用、关心国计民生之功用宗旨,同时又积极向西方取经,在该杂志中介绍了大量西方各国历史地理学理念的新鲜学术知识,这不但大大拓展了地理学在中国的学术局面,更使得史学与地学在新的学术环境激荡下重新双轨并行,形成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历史地理学。

综上,民俗学与史地学自传统史学脱颖而出,实为内忧外患社会背景与西学东渐学术环境之共同产物,“同出于史”之渊源使得两学在新学科萌芽之初亦颇亲近,而顾颉刚先生在两学中的巨大贡献自然与其自身学术旨趣紧密相关。

 苏州顾颉刚故居 田天/

二、由顾颉刚先生学术旨趣看两学之扭结

(一)学术总旨:古史为主、经世致用

古史研究作为顾颉刚先生学术历程之主线是毋庸置疑的,民俗学、历史地理学的探讨可以说是先生史学研究之“副产品”,说到底是围绕着治史之旨趣而进行。这一点亦为顾先生反复提及,最能说明这一切的莫过于他在自己所创办的民俗学、历史地理学相关杂志中所写的话,如《民俗周刊》的发刊词的最后一句为:“我们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在《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中的一段话更加清晰地阐明了他的学术动机:“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受着时势的激荡,建立明白的意志:要打破以贵族为中心的历史,打破以圣贤文化为固定的生活方式的历史,而要揭发全民众的历史。”

顾颉刚一直强调自己的历史学家身份:“我自己知道,我的研究文学的兴味远不及我的研究历史的兴味来的浓厚;我也不能在文学上有所主张,使得歌谣在文学的领土里占得它应有的地位;我只想把歌谣作我的历史的研究的辅助。”在《禹贡半月刊》的发刊词中更有:我们是一群学历史的人,也是对于地理很有兴趣的人,为了不忍坐视这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没有一部像样的历史书,所以立志要从根本做起。”因此,不论是在20年代北大歌谣及风俗调查会与中大民俗学会时期,还是在30年代燕大禹贡学会时期,虽然先生对民俗学与历史地理学各有开创之功,然古史研究的文章始终未曾停顿而穿插其中,时时佳作频出,这从《古史辨》收文之写作时间即可得知。也正是因为先生对古史研究的执着,才能“多开途辙,发人神智”,使中国的民俗学与历史地理学虽然在西方学术刺激下产生,但终究未落入西方理论之窠臼,而拥有与众不同之学术底蕴。

 (二)治学历程:数学并进,互有生发

从顾颉刚在20世纪上半叶的治学历程来看,贯穿于其中的当然是古史研究,但不同阶段各有侧重,才有对民俗学(民间文学)及历史地理学这两大学科的“开创奠基之功”,按照时间序列来看,民俗学早于历史地理学,虽有早晚之分,但并无学科之明显区隔,古史、民俗、历史地理研究三学同时并进,互相生发,尽显博学功底。

若从正式首倡及开创来看,古史辨和民俗学在顾颉刚先生治学历程中明显早于史地学。早在191422岁时即作《<古今伪书考>跋》,可谓古史辨之酝酿与先声。1918-1919年间休学在家,正值当时北大征集歌谣运动之始,遂极力搜集,期间发现歌谣也和小说戏剧中的故事一样,会随时发生变化,又将搜集范围扩大到方言、谚语、谜语、唱本、风俗、宗教各种材料,明显是为之前“用了民俗学的材料去印证古史”之学术初衷。到1920年夏天顾颉刚毕业留校北大任助教之时,逐渐琢磨到故事的来历和演变有许多层次,研究古史也可以用应用研究故事的方法。这思想一经确立,便逐渐酝酿、发酵、成熟,至1923年于《读书杂志》上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引起古史大辩论,亦称为其最早成名之作。此论名为“古史观”,看似是史学问题之探讨,但若承上之记述,确可肯定是由他在苏州养病两年间搜集歌谣等民间文艺资料期间而思索之结晶,体现出顾先生以民间文艺为资料文本来丰富扩充其古史研究之会通史观。


【《古史辨》书影】

历史地理学正式于顾颉刚学术生涯之出现时间似乎晚于民俗学与古史研究,大多数学术史书写皆以1934年《禹贡》半月刊之发刊及其后的禹贡学会成立作为顾颉刚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之起点。但若仔细思量他之前的治学细节,亦不难找到历史地理研究之端倪线索。盖因研究古史,必然要涉及到地理,而他在20年代初即开始的古史辨工作,首当其冲要考辨的古典就有《尚书》,而《禹贡》作为其重要篇章,自然会进入疑古之视野。1923年6月写就的《答刘胡二先生书》一文中,顾颉刚更详细地解释了之前他提出的“层累古史观”,并进一步提出“在推翻信史方面”应具有的四个标准,前两条其实颇具地理意味,如第一条写道:

(一)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

虽仅言及民族之事,然颇有地域导向,紧接着又有:

(二)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

从以上对于民族和疆域的论述可以看出,顾颉刚先生之“古史辨”虽为辨伪,但其基础亦是征实,这样自是有破有立,令人信服;古史研究虽以时间为主要依归,但地域终亦为依托而承载人类活动,此即为历史与地理结合应有之义。因此1928年下半年他在中山大学开设的“古代地理研究”一课,应是之前古史辨工作的“副产品”之一,且此时的顾颉刚在《古代地理研究课旨趣书》里已经明确了此课的目的:一是搜集古人所说的“前代”的地理材料,照他们所说的时代去编排,寻出它们所立的旧系统;二是搜集古人所说的“当时”的地理材料,依时代的次序去编排,看出古代疆域的实际状况,备我们立一个新系统。顾颉刚此时关注焦点是战国秦汉时开拓的疆域和想象的地域的问题,虽属古史考辨之范畴,但他对古代地理的兴趣已经开始显露端倪。

【北京成府蒋家胡同顾颉刚故居 潘程/摄】

1929年顾颉刚离开中大,又在燕大、北大开设“中国上古史”课,教授过程中虽有之前古史辨成绩在前,但自己一直不甚满意,觉得上古史还有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可称骨架的地理沿革部分。于是1933年又将课程改为“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专讲《禹贡》,“借了教书来逼着自己读书”;彼时在与同人交往过程中已经讨论到古史与考地之关系,此时他已经开始将古地理研究工作付诸实施了,围绕着古代地理沿革史课的进行,一个专研古地理的小团体从1933年亦已开始孕育。到1934年正式创办《禹贡》半月刊及两年后“禹贡学会”的诞生,可以说是顾颉刚之前数十年古史辨工作之又一结晶。从1934年到1937年因七七事变停刊,《禹贡》半月刊出版共计七卷82期,发表文章七百余篇。禹贡学派在顾首倡之下,学术活动十分活跃,实现了传统沿革地理向现代历史地理学转型之新起点。同时,他亦不忘民间文艺实践活动:九一八事变以后,当时在燕京大学任教的顾颉刚和该校师生一道,用大鼓词形式大量编刊了抗日通俗读物,广泛地流传到人民中间。这些书以“三户书社”出版,取“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意。这些通俗读物出刊以后销量甚好,据销售网最下层的行贩说,书之所以能在广大民众中销售出去,是因为它们“内容新,又能说又能唱”的缘故。三户书社通俗读物体现了顾颉刚用民间文艺形式来教育唤醒大众之学术理念宗旨,其目标除提倡抗日救国外,并注意于国民道德之培养及现代常识之灌输,亦正说明了即使在当时研究兴趣点关注于历史地理学之同时,他亦仍心系民间文学及民俗学之研究与实践工作,此后亦不辍此志:1936年北京大学恢复“歌谣研究会”时任委员,1937年与胡适、钱玄同等成立“风谣学会”,抵达兰州任《老百姓》社社长,1947年又创办《民众》周刊、任民众读物社理事,1958年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常务理事,1978年与钟敬文等倡议建立民俗学会,直到逝世前一年的1979年以87岁高龄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这些学术活动时间表充分说明了顾颉刚治学之多学并进、互相生发之特点。

【1936年顾颉刚在北平】

值得一提的是,顾先生早年闻名于世的“孟姜女研究”,在现今的学术史书写中,多为民俗学界同人所追记及研究;但在笔者看来,能在纵的历史演进的排列之后,又做第二部分“地域的系统”,将八个地域氛围内所流传的孟姜女传说罗列清楚,并讨论其中一些问题之成因与价值,其“地域”之眼光,并不是一般纯治史者能考虑得到的。这固然是由于其材料本身具有的地方特性,但从先生总结自己研究孟姜女研究心得时所说的一段话可以显示出其所具有的史地学视角,这或多或少与他在古史研究时关注地理与地域之思维方式是分不开的。由此来看,“孟姜女故事研究”其实亦可归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之经典论著。

 (三)研治之法:传承创新、注重实证

美国学者恒慕义在评价顾颉刚先生的学术方法时曾说过:“他一方面接受了本国学术界的最好遗教,他一方面又学会了西洋的种种方法,所以能用最严格的科学精神来主持这次(古史)论辩”。诚然,对于既有中国古典文化底蕴,又受到过新式大学教育的20世纪初学者们来说,新旧、中西学术方略之交融,几乎成为他们治学之主要落脚与着眼点,而顾颉刚先生独以历史地理学、民俗学开创之功著称,自然是新旧学术浇筑之共同成果,当中既有对中国传统考据之继承,又有新式科学思维方法之借鉴。

1918年歌谣运动伊始,其最初目标只是以文学探究国民思想以及从民间汲取白话文之营养,其主旨显然是“文学的”和“思想的”。然而当时休学在家的顾颉刚却抓住了这一学术契机,一边搜集歌谣,同时进行具有学术意义之研究实践。先是在192411月,一万两千字的《孟姜女故事的演变》在《歌谣》周刊第69期刊出,文章以纵向材料排列,将孟姜女故事从春秋至北宋的发展过程大致理出了系统。此文一出,学界好评如潮,其中最为热烈的当属著名文学家刘半农在19251月给顾颉刚写信称赞说:“你用第一等史学家的眼光与手段来研究这故事;这故事是二千五百年来一个有价值的故事,你那文章也是二千五百年来一篇有价值的文章。”至19267月,《吴歌甲集》单行本由北大歌谣研究会出版时,更迅速吸引了学界的关注目光,刘半农又为此书写序:“前年颉刚做出孟姜女考证来,我就羡慕得眼睛里喷火,写信给他说:‘中国民俗学上的第一把交椅,给你抢去坐稳了,现在编出这本吴歌集,更是咱们“歌谣店”开张七八年来第一件大事,不得大书特书。’”仔细分析当时情境,歌谣运动由数位文学背景学者开创,却由研究古史起家的顾颉刚创出一片新境界,同时又有同为古史专家的董作宾先生《看见她》作为故事研究佳作。由文学研究而播下的歌谣种子如何在史学家顾颉刚等人手中浇灌出新花?答案呼之欲出,这便是由“多学科参与”而得到的嫁接式创新结果。颉刚先生在接触歌谣过程中并不只仅仅拘泥于搜集与整理,而是以进化与发展之眼光看待其生成与变迁的过程;不仅仅以文学和文艺的角度来看待民间传说,而以历史的眼光来探究歌谣承载的文化底蕴及社会现状,可谓是在观念与方法论上都进行了创新与改进。而这样的一种方法尝试,更使得歌谣研究摆脱最初的“文学”初衷,而转向一门学科开创的新领域。半个多世纪后,钟敬文撰文称:“顾先生的这个研究成果,不但本身为我们学界建立了一个崭新的传说学科,而且给从长期封建社会的古旧学术传统中开始醒觉的青年学者,开辟了一条新的学术道路,形成了一种新的学术风气。”这样的评价是十分公允的。

【中国民俗学重要建设者钟敬文先生】

顾颉刚先生对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建立,亦不乏创新之思。从学术理念方面来看,他应是国内较早提出史学与地学重要关联的学者之一,且在以后的研究及教学实践中,亦努力将二者进行融合、互相生发,这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真正学术意义之所在。

考察当下学科名称,“历史地理学”之所以为此名,其目的就是要打破史学与地学之界线而使得两者互相融合,而不是像“楚河汉界”一般分开各有各学,若此,这一学科亦不会成立。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界,虽然学者已从学理上认识到了史学与地学之重要联系,亦有“史地学派”这样的学术团体及其刊物致力于史地研究,但仔细分析其刊物论文仍各以史学与地学分列,而并未走入真正之“历史地理学”研究与实践的学科语境之中,这是20年代“史地学派”在学科实践中的未达之处。

直到30年代,以顾颉刚先生首倡的“禹贡学派”及其刊物才使两学真正融合成为具有现代意义的历史地理学,这首先从其刊物《禹贡》半月刊改英文译名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Geography为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便可探知其宗旨。再者,从刊物的学术实践中亦可看出其史地融合之学术走向,试举一例,1937年6月出版的《禹贡》半月刊第七卷中有一项边疆实地考察计划,其中列出了需调查的九项内容,如下:

(1)西北民族感情之考察;(2)西北教育之考察;(3)西北经济状况之考察;(4)边族宗教之研究;(5)边族统治世系之研究;(6)古迹图及古物谱之编制;(7)边族文化之搜求;(8)边族歌谣之采集;(9)边陲碑铭雕刻之摹拓。

虽然这项调查后因抗战原因而未能全部完成,但仔细分析这些计划内容,其中心理、教育、经济、宗教、世系、古迹、文化、歌谣等无所不包,以当下学科角度来审视,可发现这些研究计划内容已脱离传统疆域沿革地理之窠臼,属历史人文地理之研究范畴,体现出当时禹贡学人研治历史地理的多样性特点。

在治学方法上,顾颉刚先生及其禹贡学派亦有创新。史地学之实地考察即田野调查方法渊源有自,自古即始,远有先秦王官采风活动为先驱,到中古时期徐宏祖跋山涉水、近三十年而成之《徐霞客游记》蔚为典范;近世又有史地学报派之边疆史地调查计划,但仍是虽有所呼吁,实际的研究工作则未完全有计划实行。而顾颉刚治学颇重书本与实地相结合,他本人亦是田野考察之身体力行者,早在民俗学研治时期,妙峰山考察及其成果《妙峰山专号》开风气之先,成绩斐然,可谓是“我国首次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民俗学田野调查”。回顾其治学历程,以征实为宗旨和目的的实地调查贯穿其学术生涯之始终。特别是在顾颉刚主持禹贡学会及进行边疆史地治学实践时,亦将田野与文献结合的方法论播布至当时史地学界,在《禹贡·发刊词》中他就大声呼吁:“不搜集材料作实际的查勘,单读几篇极简单的经书,就注定了他毕生的地理观念,这又不是我们的耻辱?”自己亦身体力行进行实地调查:1931年春的北方等省区古迹调查,1934年夏与燕大同事吴文藻等的绥远考察,1936年7月组织禹贡学会河套水利调查,1937年9月开始的西北教育考察等,皆为顾颉刚学术历程中的重要田野实践。其中尤为重要的是1934年的绥远考察,于禹贡学会乃至当时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皆有重大意义:顾颉刚本人不仅亲自撰写了《王同春开发河套记》等重要调查及研究成果,且这次考察亦直接促成了禹贡学会边疆史地研究的进一步关注与实践。从此之后《禹贡》半月刊“屡出专号,讨论东北、西北、蒙藏、南洋诸方面事故”,将原有的地理沿革真正拓展至边疆史和民族史研究上来;“又集燕京师生立边疆研究会,以假期从事旅行调查,平日则一星期开一次讲演会,选延一二边疆人士之游于北平者及内地人之为边疆学这分主讲座……,而诸同人之边疆知识亦日趋于系统化”,可以说是奠定了现代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之重要学术基础。其中顾颉刚先生虽未全程参与所有调查,边疆史地文章之撰写在其整体研究中亦不是用力最勤,但他可谓是当时国内边疆史地研究运动之重要组织与参与者,其倡议之举意义非凡。

 (四)学术交谊:师友同侪、辐辏而至

学术研究不光是单纯沉迷于于故纸堆闭门造车,还需学者间的相互交流与思想碰撞,相互砥砺与切磋对于学问之进步与发展中尤为重要,因此学人交谊亦是学术史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细节。顾颉刚素来主张,学术研究作为一种神圣事业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包办了的,必须分工合作,必须聚集同志。他自己由于学术原因,与当行学者交游颇广,古史、民俗、史地诸学无所不及,本节主要简略探讨他在民俗学与史地学领域的学术交谊情况。

自1920年顾颉刚在北京《晨报》副刊发表有关于吴歌搜集的文章开始,到1929年离开中大到北京燕京大学,这近十年间,虽有“古史研究”贯穿其中,但亦可以说在此间的民俗学研究与学科经营亦是顾先生投入精力最多之处。从这一学科角度来看,期间交往最多的自然是大量对民俗学感兴趣的各界学者,如早期北大歌谣运动的倡导者刘半农、沈尹默、沈兼士、周作人、常惠等人,自1924年以来与顾颉刚来往密切的东莞容庚、容肇祖、容媛三兄妹,以及董作宾、钟敬文、何思敬、陈锡襄、杨成志、辛树帜等学者,都是“顾氏民俗店”开张期间的共同经营者与参与者。早期北大刘半农等学者发动的歌谣运动,引起了青年学生顾颉刚的民俗学“兴趣”,而容肇祖、董作宾、钟敬文、辛树帜等学者,则是顾颉刚从事民俗学研究与学科开创活动中的亲密战友,各自亦为中国的民俗学作出贡献。值得一提的是,容氏兄弟及辛树帜、董作宾等,一方面在当时民俗学学科建设或研究中有一定学术声誉,同时在史地学与古史研究中亦有成果当行于世,这一点与民俗学在中国发生之初的“多学科背景”以及顾颉刚先生本人的学术旨趣亦有同工之妙。

1929年顾颉刚由中山大学回北平执教于燕京大学,至1940年以前,恰好是他创立“禹贡学会”致力于中国历史地理学科建设与经营之时段,在此期间以禹贡学会为中心,顾颉刚身边又迅速聚集起一批史地研究爱好者,与他一道将中国历史地理学引向新境界。1934年的顾颉刚与谭其骧深感当时教授沿革地理课时学生之热情与好学,亦为学科计,决定创办《禹贡》杂志,在顾颉刚、谭其骧及冯家升师生三人的努力下,杂志日益红火:不到两年,会员增至两百余人,篇幅亦扩至七八万言。学术力量之壮大,促成了1936年禹贡学会的正式成立,彼时会员又增至四百多人,成立之时以顾颉刚、钱穆、谭其骧、冯家升、唐兰、王庸、徐炳昶为理事,又有于省吾、容庚、洪煨莲、张国淦、李书华为监事,以当时学会的理事与监事等主要成员来看,都与颉刚先生有着不同程度之学术往来。其中钱、容、洪三人可谓是顾先生之同侪学友,在之前数十年岁月中与顾颉刚往来频繁,在学问上互相砥砺,于事业上彼此支撑,盖因顾追求真知、博大宽厚之学术胸襟使其尽得师友敬重,因而学人同好辐辏而至,争相论学。更为重要的是,在禹贡学会时期,顾先生努力提携年轻诸生,为中国历史地理学培养了大批人才,至学会创办三周年时,每期杂志字数已增至十四万,印数也增至千五百册每期,内容涉及历代史地、边疆史地、本国地志、内地民族与宗教、地方志、历史地图、中外关系、外国史地、地理古籍、地理书目、地理学家事迹等方面,涉及颇广。学会胜友如云,大多数都是由顾氏学生追随依附而来,顾本人确是爱才、惜才之人,为学科发展与学生前途精心谋划、不遗余力。1935年3月,北平研究院欲聘顾颉刚为史学研究会历史组主任,条件甚厚,当时他已是燕大历史系主任,自己亦认为燕大学术环境颇适合个人治学,然而为了能将青年优秀学生毕业之后有个好去处,他放弃了燕大优越的治学环境,决定改聘北平研究院任职。7月1日顾颉刚一到任,就聘请几十位年轻学生或学者为其下之编辑、助理等职,然而自己却失去了最适宜的治学环境。所幸他所提携奖掖过的学生都不负师恩,日后大都成为各自领域的当行学者,其中尤以历史地理学为最多。近五十年后,当年的学生、史学大家杨向奎写道:“(《禹贡》半月刊)造就了许多人,现在历史地理学中的大家名家全是那时出来的。”这样的评价甚为公允,谭其骧、史念海、侯仁之、童书业、冯家升、白寿彝、吴丰培、杨向奎等史学家,皆无不以禹贡学会时期为其学术事业之开端,皆为当时顾颉刚先生选拔优秀学生予以支持及培养之善果。


【 顾颉刚(中)与谭其骧(左)、侯仁之(右)1957年8月在青岛】

在顾颉刚先生的学术交谊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他与胡适的师生情谊。二人相识于北京大学,因学问上的志趣相投,共同引发了当时闻名于学术界的“古史辨运动”,这是众所周知的。更进一步地说,顾颉刚之所以能在民俗学与史地学上有开创之功,若追本溯源,亦可归因于胡适。这不仅是因为顾之民俗学与史地学兴趣均由古史研究而生发,更重要的是他早期的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颇受胡适影响,用他自己的话说:“胡适是我的引路人”。他坦言从胡适那里既看到了看材料的“眼光”,也掌握了处理材料的“方法”。1920年秋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新版标点本《水浒》,顾颉刚读到胡适为此书所专门作的长序,深受启发,他说:“我真想不到一部小说中的著作和版本的问题会得这样复杂。它所本的故事的来历和演变又有着许多的层次的。若不经他的考证,这件故事的变迁状况只在若有若无之间,我们便将因它的模糊而猜想其简单,哪能知道得如此清楚。”他还说:“自从有了这个暗示,我更会想起以前做戏迷时所受的教训,觉得用了这样的方法可以讨究的故事真不知有多少”。可以说胡适的研究方法使顾颉刚茅塞顿开,以此为生发,顾颉刚也走出了自己的学术之路。“层累地造成古史”可以说是胡适“历史演进”理念与方法给予顾的最大启发,而后来极负盛名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实际上也是这种研究方法之借鉴与自主运用。回顾自己当时的治学心路时顾颉刚说:“在那些年中,适之先生发表的论文很多,在这些论文中他时常给我以研究历史的方法,我都能深挚地了解而承受,并使我发生了一种自觉心,知道最合我的性情的学问乃是史学。”志向之确立与方法之启迪可谓是学者学术生命中最为核心与重要的部分,不仅如此,若探究细节,就是一些“副业”如歌谣运动亦隐约显示出师生共同合作经营之身影。有学者认为,胡、顾师生二人在收集、整理和研究民间歌谣方面,就整体而言,虽无统一步调,但在客观上收到相互呼应的结果。其实更重要的是,胡、顾二人对于民间文学及民俗学的看法亦有同工之妙,或许是因为两人的研究志趣太过投合,日后又都转入与历史地理学相关的研究【11】中,从学术理念上出发,最终皆可归因于两人的“考据癖”,亦是极为有趣之事。


【胡适(1891-1962)】

三、民俗学与历史地理学之“夙世因缘”与未来展望

本文之宗旨在于讨论民俗学与历史地理学之“扭结”,即两学科之关联,并以顾颉刚先生在两学中的开创之功作为个案探讨。在缕析两学具有现代学科意义上之生发历程基础上,有必要对其前世今生做一番历时性总结与探讨,才能真正触及到核心问题,即在当今跨学科思维之现实语境下两学是否能达到再度互相借鉴、生发以至融合之理想愿景,这也是笔者写作之另一宗旨。

首先,两学科皆为中国先秦“采风问俗”政治功用下产物。在此意义上,可称得上是“同源而生”,在古代两学研究范围、获得资料手段亦有相类之处,一些古典文献也成为现今两科共享之宝贵历史资料。

《汉书·艺文志》论及古代学术渊源,谓诸子之学皆出王官。但历史地理学者辛德勇先生认为古代的史学和地学也出自王官,他注意到宋人司马光在论及我国地理学缘起时认为其滥觞于《周礼》当中“职方氏”等地域职官:

《周官》有职方、土训、诵训之职,掌道四方九州之事物,以诏王知其利害。后世学者,为书以述地理,亦其遗法也。

辛先生认为司马光虽指出《周礼》记述的职方、土训、诵训这几个官职为中国地学之创始,但对其具体缘由却语焉不详,而历代研治《周礼》者亦无恰当之解释;他考证认为所谓的“职方”其本义应是“记识各地诸种部类族属的居民与物产特征”,其土训作用为“道地慝”,意即令君主“辨地物而原其生”,对特定地域自然地理有所了解。而“诵训”者,功用为“道方慝”,是为便于君主得知“地俗”,所以王官之学“职方氏”之职能为了解采录各地物产、风俗以便君主执政只用,直接服务于统治者。这揭示了中国民俗学和历史地理学在古典前学科时代出自同源之历史事实,也正因为此一些古典文献成为现今两学共享之历史文献资料,即不论是《周礼·职方》、《山海经》、《禹贡》等先秦文献,还是统一王朝官修廿四史中诸如《地理志》、《地形志》及《风俗志》等篇章,亦或是各地风俗方志之类,皆为现今民俗学与历史地理学稽考历史上民俗现象及自然、人文地理之共同宝贵资源。

至于“采风问俗”之田野方法,也是两学在古代归于史学而又异于传统“书斋史学”的独特之处。尽管采风问俗在古代只是前学科时期获得资料之手段,多不具有真正学科意义的研究方法,然当今“田野调查”等实地考察方式已经成为当今民俗学与历史地理学中最基本研究手段之一,与其说是近代西方学术科学方法影响之结果,不如将其置于中国古代传统学科时期“征实”之学术风格背景下更易理解。

《山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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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 编者按 地理学 历史 民俗学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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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联华

梅联华

南昌市民俗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 ( 南昌大学教授 )。中国民俗学会理事、中国民俗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社会学会理事、江西省民俗与文化遗产学会副会长、江西省社会学会副会长、江西省民俗社会学研究会会长、南昌市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届人大代表、南昌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委员、南昌市西湖区第九届政协委员,南昌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南昌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南昌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 江西省文化艺术学科带头人、江西省文化名家、全国优秀社科普及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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