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梦民生:中国民间信仰新思维》前言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1-03-17 21:03:50

《筑梦民生:中国民间信仰新思维》前言

 本书的基本构思始于2005年,2008年秋开始写作。其间因事耽搁了一些时间,至2010年初夏才完成初稿。其后略事润色、修改,于七月初将书稿寄付出版社。但前言一直留空未写。

2010年秋学期开学后,在为研究生准备《周易与民俗研究》课程时考虑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将《周易》视为中国传统文化之源头活水。但以《周易》以及老子《道德经》为代表的宇宙创生观,如《周易》之“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衍生万物;《道德经》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应该说都是“无神”,或是“唯物”的;而传统民间信仰则毫无疑问是“有神”,或是“唯心”的。这两者,一个是形而上的哲学、宇宙观,一个是形而下的民俗、生活模式,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两极。

这几乎是完全对立的两极!

问题是,这一文化结构在表面上相互对立,水火不相容,实质上却互缠互抱,相辅相成,不仅连续传承数千年而不中断,还创造了经济、文化、科技等无数奇迹。

如何解释、概括这一现象?它对中国传统文化、民间信仰乃至社会产生什么影响?

习易者有一句常识性的话:“先天八卦为体,后天八卦为用。”即以伏羲所创先天八卦为宇宙世界形成的过程与宇宙结构模式,文王所创后天八卦为揭示或解释宇宙万物(包括社会人事)发展变化规律的运动模式。近代以后,则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

由此联想:“无神”与“有神”明显对立却又相辅相成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可称为“无神为体,有神为用”呢?就是说,古代先哲通过仰观、俯察、近取、远取等多种途径,长期积累,最终发现了由太极到两仪,再由两仪不断运动变化而衍生宇宙万物的宇宙创生规律,[1]应当说是非常理性的,与当代科学对宇宙演化产生的认识大体一致。但另一方面,宇宙万物以及人类本身又有很多奥秘无法解释,对这些现象,先哲们以“神”解之,即所谓“阴阳不测之谓神。”同时,社会个体的身心健康、群体之凝聚、社会秩序之维系、国家之稳定等等,无不需要一定力量来支撑。于是,社会又创造了神,并得到诸先哲的认可。孔子也不否认鬼神的存在,只不过不说或少说罢了。由此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既“无神”,又“有神”的奇特现象。即在理性上,先哲们认识到,宇宙万物由太极、阴阳运动而生成,不是神灵创造的——世界上没有神;而在实践上,为了满足世人认识宇宙、解释未知、完善身心、维系社会等现实需求,又创造了神。套用上述模式,我们将此表述为:“无神为体,有神为用;”或曰:“无神,为宇宙万物之体;有神,为社会民生之用。”

宇宙创生以及哲学本体之理性,与社会民生实践运用之感性,或曰思想原则上的理性与实际应用上的感性,既有理性,又不乏感性,理性与感性的有机结合,铸就了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与民间信仰的总体特征,中国民众的实用性格亦与此密切相关。

所以,中国的至高神——天、天神,或曰天帝,从来没有脱离自然属性,永远与四时、万物紧密相连。[2]不象西方的上帝,是个纯粹的精神存在。

所以,在中国普通民众的心中,没有真正的创世主——女娲造人、盘古开天地,那只是个传说。他们信神、敬神、祈神,只是要增强自信与力量,帮助自己实现各种世俗目的。

所以,所有神灵在本质上只是中国民众实现世俗目的的工具。不论什么神,都可以包容,都可以崇信,只要它们足够“灵验”。

由这种特殊文化基因孕育生成的民间信仰,既是一种宗教,又是一种生活;既是一种信仰,一种宗教观念,又是一种生存手段,一种行为方式或生活模式。它为世人建构生命意义与价值系统,使平庸的日常生活变得富有光彩与意义。它的最终目标或本质,是为个人和群体追寻民生福祉,为民众建构对未来的信心与希望,并源源不断地为之补充精神食粮,维系这一希望;当社会上的个人或群体遭遇各种打击或不幸,精神受到伤害,它即运用各种手段解除危机,抹平人们的心灵创伤,使之重新鼓起生活的激情,扬起生活的风帆,继续前行。

也是因为这种特殊的文化背景,中国民间信仰形成了与其它宗教信仰不同的生命意义解释系统,同时造就了一个奇特的人文关怀或终极关怀习俗:通过祭厉与施孤,向所有无辜罹难者表示同情、缅怀、尊重、祭奠与救恤。如果不把覆盖在习俗表面的鬼神面纱掀开,就无法发现这一奇俗的深刻内涵或优秀本质,就会曲解民俗,误解民间信仰,无视甚至漠视其中蕴含着的深厚人文情怀。应该说,这只是中国民间信仰独特性的一个表现。

有一个现象对理解中国民间信仰或传统文化的独特性也很有帮助。

据《尚书·尧典》记载,唐尧时先哲已能根据大火、虚星、昴宿等星辰来确定春夏秋冬四时,并且还掌握了以闰月调节阴阳年的方法:

“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

就是说,至晚在距今四千多年前的唐尧时期,先民通过长期观察掌握了地球运动的两个节律,一是太阳的年运动周期,三百六十六日(实为365又四分之一日)为一年;二是月亮的月运动周期,小月二十九日,大月三十日。两者年周期的差距,要以闰月调节才能平衡。因此,这时的人们,必定已经了解,太阳的年周期运动是准确的,并且是地球四时与万物荣枯变化的决定因素;月亮运动的月周期大体准确,年周期则与太阳有较大差异,不人为调节则无法达至两者之平衡。同时亦必清楚,太阳周期运动对地球人类生活的影响最大、最根本。

但后来岁时节俗发展的结果却是,中国人视为最大节日的除夕,选择了阴历十二月之末[3],而不是阳历十二月或大寒之终;新年元旦,是阴历岁首的初一,而非阳历二十四节气之立春日。实际上后者才是地球真正的一岁之终或始。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结果?

把镜头推回当时。这应该是整个族群有意识的选择。因为当时人都知道,谷物的生长与成熟由太阳决定,一年一熟。《说文》谓:“年,谷熟也。”当农作物丰收之后,人们举行庆祝仪式,祭祀神灵,感谢赐予,并祈求来年的丰收。立春之后,春回大地,人们即举行“春祈”仪式,祈求天地诸神赐予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而在确定一年终始最大节日的时候,先民们选择了阴历。

为什么这样选择?文献似无记载。今人亦未见思考。我以为,这种有意或无意的选择,正反映了中国人及传统文化之品格:既有理性,又富于感性;或者说,以理性为根基,同时注重感性之抒展;既有原则性,又富于灵活性。由此,当古人在选择一年最大节日的时间的时候,虽然已经确知太阳运动决定四时变化与谷物种收,但又不愿意放弃月亮的美丽以及由月亮奇妙周期运动带来的丰富的精神感受,宁可耗费心智创设闰月以平衡二者运动周期之差异,最终以阴历确定岁之始末。这样,中国民众既能够准确按照太阳运行的节律安排生产,又能充分享用月亮及其运行的一切美丽元素,享有丰富的情感生活。

这种处事风格与原则,是否很耐人寻味?

这恐怕是我们理解中国民间信仰或中国人为人处事的性格特点的重要路径。

本书大体按照这一独特路径,思考中国民间信仰与传统社会,希冀有所突破。



[1] 北宋周敦颐《太极图说》将《周易》学说加以发展,其说谓:“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乾道生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

[2] 《论语·阳货》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3] 我国最早的系统历法是夏历,称夏小正,以正月为岁首;商代历法以十二月为岁首;周代历法以十一月为岁首;秦代历史法以十月为岁首。直到汉武帝太初元年,才确定以夏历正月为岁首。此后延袭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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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 理论研究 民间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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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道超

刘道超

刘道超,1955年生,广西柳州市柳城县客家人。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民俗文化与客家历史文化方面的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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