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与传统文化的品格:既有理性,又富于感性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0-10-10 17:26:33


有一个现象对理解中国民间信仰或传统文化的独特性很有启发。

据《尚书·尧典》记载,唐尧时先哲已能根据大火、虚星、昴宿等星辰来确定春夏秋冬四时,并且还掌握了以闰月调节阴阳年的方法:

“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

就是说,至晚在距今四千多年前的唐尧时期,先民通过长期观察掌握了地球运动的两个节律,一是太阳的年运动周期,三百六十六日(实为365又四分之一日)为一年;二是月亮的月运动周期,小月二十九日,大月三十日。两者年周期的差距,要以闰月调节才能平衡。因此,这时的人们,必定已经了解,太阳的年周期运动是准确的,并且是地球四时与万物荣枯变化的决定因素;月亮运动的月周期大体准确,年周期则与太阳有较大差异,不人为调节则无法达至两者之平衡。同时亦必清楚,太阳周期运动对地球人类生活的影响最大、最根本。

但后来岁时节俗发展的结果却是,中国人视为最大节日的除夕,选择了阴历十二月之末,而不是阳历十二月或大寒之终;新年元旦,是阴历岁首的初一,而非阳历二十四节气之立春日。实际上后者才是地球真正的一岁之终或始。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结果?

把镜头推回当时。这应该是整个族群有意识的选择。因为当时人都知道,谷物的生长与成熟由太阳决定,一年一熟。《说文》谓:“年,谷熟也。”当农作物丰收之后,人们举行庆祝仪式祭祀神灵,感谢赐予,并祈求来年的丰收。立春之后,春回大地,人们即举行“春祈”仪式,祈求天地诸神赐予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而在确定一年终始最大节日的时候,先民们选择了阴历。

为什么这样选择?文献似无记载。今人亦未见思考。我以为,这种有意或无意的选择,正反映了中国人及传统文化之品格:既有理性,又富于感性;或者说,以理性为根基,同时注重感性之抒展;既有原则性,又富于灵活性。由此造成在一年最大节日的时间一选择上,在确知太阳运动决定四时变化与谷物种收的前提下,又不愿意放弃月亮的美丽以及由奇妙周期运动带来的丰富的精神感受,宁可耗费心智创设闰月以平衡二者运动周期之差异,最终以阴历确定岁之始末。这样,中国民众既能够准确按照太阳运行的节律安排生产,又能充分享用月亮及其运行的一切美丽元素,享有丰富的情感生活。

这种处事风格与原则,是否很耐人寻味?

这恐怕是我们理解中国民间信仰或中国人为人处事的性格特点的重要路径。


 

我国最早的系统历法是夏历,称夏小正,以正月为岁首;商代历法以十二月为岁首;周代历法以十一月为岁首;秦代历史法以十月为岁首。直到汉武帝太初元年,才确定以夏历正月为岁首。此后延袭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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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道超

刘道超

刘道超,1955年生,广西柳州市柳城县客家人。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民俗文化与客家历史文化方面的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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