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智的志向(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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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智的志向(转)

 

2013-12-21 03:04:00 来源:人民日报(北京)  作者:姜

 

王智,西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人送绰号“非遗搜索引擎”、“民俗百科全书”,也是所在单位“五十年不遇的怪人”。雅号诨名,无关毁誉,关乎志向。

 

书生的苦恼

 

理想,固执,王智身上书生气颇浓。

1988年,大专文秘专业毕业的他,被分配到西安市群众艺术馆,“经常写材料,大谈‘建设精神文明、弘扬民族文化’,写完自己都觉得虚,发个文件就保护好文化了?”工作之余,同事们闲谝,他冒出一句疑问:“外国搞不搞群众文化,有啥先进经验可以借鉴?”短暂的沉默后,屋子里哄堂大笑。

渐入而立之年的基层文化工作者王智始终“找不着北”:“人到中年,一事无成,干文化工作,越干越迷茫。”

困顿,未尝不是一种磨砺。3次布展的经历,却让王智“误打误撞”与非遗结缘。

1999年,韩国庆州市举办世界文化博览会,王智赴韩参与筹备中国西安民俗展区,两个月里深受触动,“来自德国、西班牙等国家的80多个友好城市参展,精致的民间艺术品琳琅满目,还有传统工艺、舞台剧、木偶剧、街道巡游等现场表演,而我们这个十三朝古都的展馆却显得单调逊色,难道西安的民间文化不够丰富?其实还是重视、挖掘得不够。”

东亚邻国对于文化的传承与敬重,也令王智陷入深思,“举个小例子,孔子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脍是什么?在韩国一家餐馆的酒旗上,我竟然轻松找到了答案,原来就是肉丝。”回国后,他做出一个决定:赴韩留学。单位答复:“留职停薪,费用自理。”当时王智的月工资只有300元,而留学一年要花费3万元,家人觉得他疯了,王智说:“不是我丢了魂,而是我们都丢掉了某些东西,我希望把它找回来。”

2001年,王智成功申请韩国延世大学,“除了向亲戚朋友借的3万块钱,我什么都不带,只想开阔眼界,换个思维回来。”求学期间,他半工半读教人汉语,一小时收入接近半个月工资,“语言也是无形的文化和遗产,我第一次切身感受到民族文化的独特价值,实实在在的。”

 

疯狂的“怪人”

 

回国的王智,对于民族文化,特别是极具地域特色的民间文化,多了几分理解和关注。“这个你们展不展?”2003年,在群艺馆布置书画展时,一个名叫展桂生的仪表厂老职工找了过来,王智顿时眼前一亮:那是老汉用祖辈传下来的传统秸秆卯榫技艺,制作的一米见方的西安钟楼模型。“没问题,展!”—这是王智收集的第一个民间艺术作品。

眼尖的媒体发现了这件另类展品,于是展桂生上了电视。不久,一个老太太拎着传统手工香包找到王智,又上了电视,很快打草编的、做蝈蝈笼子的……王智与四五十位民间老艺人建立起联系。

也是在当年10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十二届大会上通过。但在远隔千里的古城西安,一个基层文化工作者和几十名老艺人,尚不清楚这条新闻的意义。

转眼2004年,陕西省文化厅组织民间美术观摩展,西安布展的任务落到了王智头上,“这是求之不得的机遇。”他发动老艺人们“奔走相告”,自己也去农村征集作品,“前后寻到了200多位民间艺人,大家都说‘可找到组织了’。”

几个月后,陕西省美术博物馆,从周至县豆村拉来的120斤重、一人多高、雕满飞禽走兽等各式图案的祭祀大蜡,从长安区寺坡村运来的由蔬菜瓜果、五谷杂粮等各种食品制作的立体祭品“添碟子”……精选出的作品,其新奇的样式和原生态的艺术风格在展览上引起轰动,“西安市的展品拿了14个奖,在各地市中是最多的”,王智颇为兴奋地回忆。

一位从四川来的广告公司经理,闭馆后找到王智,一定要参观一下展览,“那是一位全身穿着十分考究的民俗服装的美丽女性。”参观毕,王智得到对方如下评语:“你一定是个疯狂的人,只有疯狂的人才能干出这样的事。”

慢慢地,王智也成为同事眼中的“怪人”。他把艺人的作品、工具、原材料等收集到群艺馆,却有人让他将这些“破烂”扔掉。饱受争议的王智一赌气,在系统内的青年才艺大赛上,直接把“破烂”搬上舞台:他点起一盏老油灯,盘腿坐在舞台上操作起纺车,一边纺线一边演讲,从男耕女织谈到文化传承,最后举起油灯:“愿中国传统文化的点滴光芒照亮每个人的心田。”

几天后,他买了台二手笔记本电脑,大拇指厚,沉甸甸的—王智开始频繁下乡,进行民间艺术乡野调查。也是在2004年,我国正式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又过了一年,韩国“江陵端午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端午申遗”之争,才第一次让非遗的概念为更多国人所广泛关注。

 

沧海拾“遗”者

 

2部数码摄像机,3部数码照相机,4台电脑笔记本,7支录音笔,还有11个移动硬盘,各式各样,新旧不一。这些是王智坚持乡野调查整整十年的见证。

先蹬自行车,后来坐长途公交、搭蹦蹦车,再往后“鸟枪换炮”,买了辆1.3L排量的手动挡两厢小汽车,王智每年1/3的时间都在下乡,“孔子说,礼失而求诸野,保护非遗不能坐在办公室,否则就是空对空。”

在长安区北张村,王智寻访到了7户仍传承手工造纸工艺的人家,“其楮皮纸制作技艺,后来申报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誉为古法造纸的‘活化石’。”而最初的线索来源,是王智坐长途汽车下乡,从乘客那里听来的。

行走在古老的白鹿原,王智发现,有人上坟时在坟头树枝挂上竹篾子灯笼,“辗转打听到竹笼编织匠王学坤住在孙家沟村,前后寻他两年,老汉以为我是市上派来征税的,躲着不敢见。”如今这项有着300多年历史的传统技艺,已被评为陕西省级非遗项目,“找到老汉时,他告诉我,已有15年没去过西安。”

2007年,王智遇见清洁工赵大德,闲聊中得知,其老家长安区黄良乡小邵村有打麻鞋的传统,已中断数十年。后来,西安市举办文化活动,王智联系赵大德的姐姐去现场打鞋,活动结束后,一位商人一路跟到赵大德家,定做了30双麻鞋,作为怀旧风格的手工艺品推向市场,没想到广受欢迎。如今,小邵村已有40多户人家重拾手艺,最后发展到“一村一品”,成为远近闻名的“麻鞋村”,产品远销北京、深圳等地。

十年来,由王智挖掘、推荐申报成功的非遗项目,有国家级、市级、区县级200多个,一些民间艺人的生活轨迹,一些传统民俗的命运,多少因他而发生改变。

王智对自己的角色有清醒的判断:“对政府来说,保护非遗是工作;对专家来说,研究非遗是学问;对媒体来说,发掘民俗是新闻;对商家来说,投资民俗是商机;而对我来讲,关注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一种信仰。”王智并不满足于做一位沧海拾“遗”者,“关注一个人的手艺,更要关注一类人的命运。”

 

口签“生死状”

 

“蝗虫吃过界、狗揽八摊屎”,面对刺耳的风言冷语,王智坦言遇到了很多风口浪尖上的矛盾和困难,“与其说坚守,不如说挣扎。”

专家学者关注非遗,但他们在基层没有“腿”,大部分基础性工作还是由基层文化馆站来完成;而基层文化干部“半路出家”的较多,文化层次有限,同时面临着经费、编制等现实难题;对商人来讲,介入非遗保护,大多走的是市场化、产业化的路子,虽说“在商言商”,但执拗的王智对此总有点抵触,“就怕传统的东西变了味儿。”

娃娃哨老艺人张振忠,至今仍让王智难以释怀。一年寒冬,静静伫立在关中大地的白鹿原银装素裹,王智和灞桥区文化馆工作人员找到了张老汉的家,“家里床柜上、粮斗上全是娃娃哨,落满灰尘,空水瓮里还有很多半成品,旁边摆着老汉的遗像,刚刚去世几个月。”

张振忠的老伴告诉王智,家里只有老汉懂手艺,子女都不愿意学。一年前,也许是预感到大限将至,绝望的张老汉开始没日没夜、机械地大量制作娃娃哨,“就想多留一些在世上,你们要是早来半年,兴许他还能撑些日子。”听到这话,王智扭头抹起泪来,“老艺人不知道,非遗保护的是技艺,留下实物也没有用……”

“生死的概念始终萦绕在我心头”,王智说,传承非遗、保护传统文化,其实就是跟时间、生命和城市化进程在赛跑。而他的“挣扎”也赢得了认可,2009923日,西安市正式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王智被提拔为副主任,“前一天晚上我还在下乡,住在搞花灯的艺人家里。”

当天散会之后,王智回到办公室,看见专程从咸阳赶来找他的黄健民。黄健民后来被评为陕西省级非遗项目秦汉战鼓传承人,但当时正处于最困难的阶段。除了鼓谱,老黄还带了一沓子“生死状”—“我爸爱打鼓,发生意外与别人没有关系,我一力承担,不要任何人管。此条为证,刘纪珍。”原来,刘纪珍的父亲想跟黄健民学鼓,但老黄因出过意外不敢收徒,就要和他签下生死状、按下红手印。“这是玩了命也要跟我打鼓啊”,黄健民向王智抖着这一沓生死状,“冲着这份心,我也要干下去,干到死!”

看到一个个殷红的手印,王智霎时泪流满面,“我当时觉得这是一个很宿命的日子。”他对老黄讲,自己原来老打“游击战”,今天刚刚当上非遗保护中心的副主任,没想到你就找上了门,“老黄,你算来对了,我也给你立个生死状,我干非遗也干一辈子,咱俩一起干到死!”


TAG: 非物质文化遗产 西安 王智

沙野的个人空间 引用 删除 沙野   /   2014-01-19 10: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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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醴泉──张志春个人空间 引用 删除 张志春   /   2014-01-17 11:59:54
说得好!可惜这样的人太少了
齐鲁青未了 引用 删除 齐鲁青未了   /   2014-01-17 10:52:54
文化工作需要这样的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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