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林彪不是毛主席的接班人！”
一九六九年党的九大召开了。在这次会议上，林彪被指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并且写入了党章，也由此为历史留下了一个笑柄。
按说，选党的领袖接班人不是一般人所能议论的，更何况在文革的特定环境下。然而在我居住的边疆偏僻的矿山，就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议论之并广而告之。此人和我家居住在一幢平房，我管他叫任大爷，当时是50多岁的工人。党的九大开过一段时间后，任老汉做了一个梦，有一个仙人告诉他，林彪不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毛主席的接班人在矿山的红砖房子里还没有出生。做了一个如此恐怖的梦，一般人早就被吓破胆了，哪里还敢张扬！可任老汉却逢人就说这件事，他说梦里的仙人告诉他必须说出来。 他向所在的工段的工人宣讲了这个梦。结果必然是被公安局抓捕，被送进一个民兵战备执勤点严加看管。也许该天不绝他的生命之路，抑或林彪真就不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林彪命丧黄泉不久，任老汉被放了出来。结论是，抓的对，放的也对，不存在错抓平反的问题。这在当地成了一个比较奇特的私下闲谈话资。
无独有偶。一九七六年矿山又出现了一起类似事件。由于“四人帮”倒行逆施，一九七五年七、八、九月全国各地流传着有关江青《红都女皇》一书的种种逸闻，一九七六年周恩来逝世后民间广泛流传着《周总理遗言》。一九七六年“四五事件”之后，“四人帮”开始追查这些所谓的谣言，全国各地抓人。我们矿山有一个上海知青叫倪鑫鑫，当时在矿山的“七二一”大学上学。一九七六年春节他从上海回来讲了当时上海私下流传有关“四人帮”特别是江青的负面消息。“四人帮”下令追查“谣言”后，倪鑫鑫的同学和老师开始争先恐后地揭发他。于是一个初春的夜晚（大约十一点左右）住在职工宿舍的倪鑫鑫被县城公安局来人抓走了，他的同学和老师也有的因此“火线”加入党组织。然而“四人帮”好景不长，毛泽东逝世后不到一个月，他们就被抓起来了。又过了几个月，到了一九七七年四、五月份，倪鑫鑫才被放出来。结论依然是：抓的对，放得也对，因为他不可能从政治上识别“四人帮”是坏人。又过了很长时间终于给倪鑫鑫平反了。
一个苦难的民族在一场荒唐的闹剧中充满了苦涩的童话，人的本性开始发生了异变，梦话也能击破辉煌的现实；良心也能变卖成“忠诚”。往事如昨。我祈祷着我的朋友、我的亲人、我的同事、我本人，更重要的是我的民族永远抑或在十年、二十年里警诫自己——我和我 的 民族曾经历过一个缺失人性的黑色童话。
五、上海插队干部
文革1970年后，全国开始实行干部到农村插队落户。1970年4月我的父母都被宣布到一个偏远的小山村插队落户。
我家插队的山村叫二站公社三站生产队。这个小地方当时很是热闹一番的。有驻军，有当地知识青年，有上海知识青年，有当地插队干部，有上海插队干部，驻军和当地农民还联合搞了一个“红医村”。当地插队干部全家落户的一共有7家，还有几个单人来的，上海插队干部普遍是单人来的。三站这个小地方竟然有幸迎来了上海知识青年、干部插队的总带队人x x。当时我听大人们说，x x 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党委书记，曾当过周恩来的秘书，是行政六、七级的干部。传说周恩来曾说过，斗争x x 大会我不参加，批判x x 大会我参加。保x x 的心情可见一斑。
x x 来三站了，县革委会主任自然也来了，地区革委会主任刘某自然也少不了要前来拜访。x x也真是官大谱大，官阶不同待遇不同，在这里我是第一次领教了，也知道了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官民平等的事，不管是文革前还是文革中或文革后。x x 插队带来的有医生、厨师、警卫、小轿车，当然少不了司机。他在三站插队一年多，我只有幸见过这位党的高级干部一面，根本没有见过他的夫人。他的姑娘在公社中学上学，据说很傲气。我见过最多的是他的儿子x小坚，因为他当村里的“赤脚医生”经常到各家看病去。有一段时间他天天给我家的人针灸，我感觉他人很好，态度和蔼，一点也没有高干子女的架子。x x 来三站是他自己要求的，村民们传说他要求到黑龙江省最艰苦的农村插队。然而领导毕竟是领导，面子做足了，也该走人了。于是他又要到上海知识青年比较集中的农场去了。
x xx走了，又来了一个同济大学桥梁建筑系党总支书记。此人姓张，百姓管他叫“张好好”。他人长得慈眉善目，圆圆的肚子，一副和事老的样子。据他自己跟村里人说，他是山东人。解放前是一个教书先生，后来组织了一个游击队当了队长，解放军南下时跟着大军到了上海。因为当过教师，便被派去管理大学了。
有时从人的貌相上是看不出什么的。“张好好”自从接替x x 管事后，在村里天天都能看到他。白天吃完饭，他就村东头、村西头满街遛，东看看、西瞧瞧，然后再睡上一觉。晚饭后，“张好好”来了精神头——召开全村社员大会，今天割资本主义尾巴，明天批判“四类”分子，后天教育批判知识青年的“错误思想”。他的全部工作就是吃饭、睡觉、开批判会。至于春种、夏锄、秋收、冬储，对不起，一律和他无关系，他只认革命，从不认生产。当时生产队一天劳动最高工分是10分，只值1角多钱。当时的情景真真印证了“四人帮”极力倡导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回过头看，当年大城市知识青年，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其中不泛党的高级干部插队过的农村，有不少至今还很贫穷，和小康生活水准相差甚远，极个别的农村还停留在文革时的水平。这不能不让人怀疑那场具有轰轰烈烈的冲击力的插队运动的深远意义，干部带去的不是现代化的建设本领和科学知识，而是极“左”的整人意识，高高在上的官僚意识，根深蒂固的对资本厌恶的意识。这一切都决定了我们今天的农村要想富强起来，还得从那些人早已走了，可依然存在的霉变的意识里千方百计地挣脱出来，走出文革中乃至文革前和改革初的思维定式。
六、人性的悲哀
许多人的生命“文革”中被彻底摧毁了，这不仅表现在生命的肉体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生命的灵魂——思想和精神上。
父亲在“文革”中受尽了肉体上的折磨，但这还不是最痛苦的。给妻子、孩子带来的精神上的折磨和政治上的压力，这是他最心痛不已的。妻子不准当干部，孩子不能当正式工人，不能入党、参军、保送上大学。周围别的人家门上贴着红五星，我家不能贴；周围别的人家在门前立一个杆子上面可以挂一个带小红旗的木头飞机，我家不能挂。父亲工资70多元，当时只给12元生活费，母亲每天为生活发愁。亲属之间不敢往来，朋友避而远之，一家人常常泣而叹之。
1970年4月，父亲终于被“解放”了，可还留下了一个尾巴：“有重大历史问题，内控使用。”随后就被宣布到当地一个非常偏僻的山村去当“插队干部”了。几年后，我家搬到了当地的县城。
1974年我高中毕业了，无处可去，我又回到矿山当知青了，在矿山的后勤工段当长期临时工。有一段时间我参加基建劳动，具体负责领几个矿工家属和水泥沙子灰。当时矿工生活都很拮据，很多东西都舍不得花钱买，更何况手中也没有钱。比如北方人睡火炕，很多人买不起炕席，就用旧报纸、牛皮纸糊。当时我们一起干活的有个妇女，是带三个孩子的寡妇，且有些笨拙，生活得极其艰难，她家收拾炕面子正需要牛皮纸糊炕。我们和灰时必须用洋灰（水泥），而洋灰袋子都是用牛皮纸做的，把它完整的拆开就可以糊炕。于是每次和灰时我都把洋灰袋子拆好交给她。有一次不巧被我们工段的邵段副长看见了，只见他从工棚里掠过铁锹照着洋灰袋子就拼命地铲下去，直到把洋灰袋子彻底铲碎，然后教训我说这么做是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占公家的便宜。他愤愤地表示宁肯把洋灰袋子整碎，也不能让资产阶级思想得逞。这之后他还不甘心，又到矿革委会主任那里告状，说我没有“阶级立场”，不能当团支部书记了（在我家插队农村上中学时，因为学习好，我终于得以挤进了团组织。矿山后勤段青年人少，我就矮子拔大个当上了团支书）。同时又检举我不愿割“资本主义尾巴”。
（转自王奕博客——自由的港湾）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班有一个师傅比我大10多岁，人爱闹，姓侯，我们大家都管他叫“猴子”。侯哥爱动，上班之余常到周边山上采些木耳、榛子、蘑菇等山货。而当时的政策是职工业余时间不准搞副业，谁搞了，就要割谁的“资本主义尾巴”。侯哥等人采山货的事被矿里知道了，矿领导就把他们当作“坏典型”进行大会批判。哪个工段有“坏典型”哪个工段就得出人写批判稿并到大会上发言。我们段因为工人文化都不高，我刚从学校毕业不长时间，所以这类的事都推给我。当时我刚参加工作，段里和班里的工人师傅对我都很好，劳动、生活都照顾我。尤其侯哥经常叫我到他家吃饭。现在叫我批判他，我心里非常不愿意，就跟郭段长说了我不去发言。郭段长是一个比较忠厚的人，他劝我政治前途重要，要积极表现。侯哥知道我的想法后，乐呵呵地对我说：“兄弟，你写发言稿批判我，我给你炖鸡吃。”为了我个人的所谓前途，我不得不昧着良心去批判我的工人兄弟为了养家糊口而做的事。侯哥真就没有食言，果然给我炖鸡吃了。
平心而论，邵副段长并不是十分坏的人，“文革”中比他坏的人多去了。问题就在于，像他这样并不太坏的人，都变成了这样惨无人性，你想，那坏人的心不得和狼心一样吗？那场“文革”鼓励人们揭发检举，启发人们随时发现阶级敌人和沾染了资产阶级坏思想的人，只讲阶级性，不能也不准讲人性。邪恶的人开始有了用武之地，品德不端的人失去了道德的限制而开始演变成了坏人，诚实善良的人开始抛弃了人性中最基本的东西——良心。而我自己不也是做不到洁身自好吗？谁不愿意反思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谁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