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饰意义世界的记录与建构
——喜读《中国服饰文化集成》“朝鲜族卷”“土族卷”
张志春
记得十多年前北京一次会议期间,王锦强君曾给我谈起《中国服饰文化集成》的构想,随即还发来了项目策划。一个少数民族一卷,汉族按八大方言区分卷罗列,倘若全部出版,五六十部厚重的堆叠,岂不是真正的等身著作么?这么大的体量,能完成么?我当时不无疑虑。而今,这套集成丛书陆续问世。《中国服饰文化集成》“朝鲜族卷”“土族卷”带着油墨香摆在了我的面前。如此将原初的动念坚持为成果,真是十年辛苦不寻常!于是我阅读的感受中便有了多重的敬畏之情。
首先,仿佛确立坐标系原点一般,这里精准地记录了不同的民族服饰“是什么”。
这套集成对于民族服饰的确认是严肃认真的,从轮廓把握到细部描述都有官方、地方精英与民众倾心介入,都经过多层面、多向度地发掘淘洗而确立。官方介入,顺势调动各方面资源,便于所辖区域服饰资料的搜集与梳理,亦易于在宏观视野中发现被遗忘的角落;地方精英介入,便于在文化积淀的高度上开始新的书写,亦能有穿透古今中外的文化目光审视服饰的内涵与外延;而民众,特别是四级服饰非遗传承人的介入,不只有活态呈现,更有传统文字叙事中不易听到的他者言说,民族服饰意蕴的口头叙事与图像叙事的主体性也于此呈现。
一套丛书,每一卷每一册都要落实如此创意与布局,自然不可能是编撰人员小规模闭门造车,不可能局限于电脑书房图书馆,不会是相应文本的腾挪,也不是网上相关资料的汇总,而是既要平心静气读破书卷,去钩沉一衣一款的原始记录,又要脚踏实地田野作业,翻山越岭走村串巷,感悟服饰普适的活态情境,听穿戴者传承既久的口头叙述与歌谣吟诵;文字记录这耳闻目睹的一切,附以录音、摄影和摄像,在此基础上选择代表性服饰入卷……总之,文献采撷,采访感悟,口述录音,数字记录,如此多维视野,仿佛旋转摄照360°无死角,搜尽奇峰打草稿,千推万敲求其真。意在真正找出这个民族打从心底认可的头装、上身装、配衬装、下身装与足装等。如此方呈现出这个民族的服饰“是什么”。这里,服饰头绪甚多,仿佛三国故事纷乱如麻,但却如说书人轻拍醒堂木井井有条有滋有味从头道来。这里,既有披览文史资料的文献考释,又有田野作业人物俱在的口头叙述与实物展示。这里的实物视觉描述,既历时性梳理的源流与演进,又共时性呈现不同地域服饰外在形制及其内在意蕴的异与同,全然纪实存真,不容一丝丝虚构与走样。
先哲说“道可道非常道”,文字叙述只能在无限逼近事物特征中唤起联想与想象,而不能再现事物与情境本身。而图像叙述却有文字叙述所难以企及的直观性、现场性和全面性。对准目标轻揿按纽便显形显影,得来全不费功夫,径直将三维物体以聚焦方式叠印在二维纸页上。再辅以文字对其尺寸规模轮廓格局定量记录,多向度描述,这就使得先贤巧匠的服饰制作智慧在分解中得以剖示式呈现,在文本叙述中定格,或全貌存真,或局部特写,使得这一著述平添胜于前人的一个新向度。一个子孙万代可视为原型可拷贝的示范文本就此诞生。如此图文互饰,便着意强化了服饰的视觉性,自然阐释了世人关注的这个民族服饰“是什么”的问题。这也是这个民族服饰文化意义世界的主体与根基之所在。
其次,这里系统地呈现了民族服饰的完整谱系与人文生态,勾勒出它宽博深远的文化空间。
完整的阅读虽有待于以后,但仅从这两卷便知,这套丛书的亮点还在于,对于一个民族服饰的叙述来说,并非局限于几个标志性款式,而是着意寻觅并建构涵融其款式的文化空间。在这里,万般头绪都井井有条,既有历时性梳理,又有共时性呈现。从起根发苗的服饰动机,到就地取材的种种质料,从採纺织染裁绣绘的身手技艺,甚至到奇思异想助人成事的万般工具:卷衣棒、石砧、木砧、棒槌、针线箩、熨斗、烙铁、绕线板、剪子、针盒、直尺和顶针……定性分析源头之所在,演进驱动力,审美趣味,文化空间的建构,定量表达形制之轮廓,体量之大小……回归常识,回归生命的直觉,让实实在在的物什建构服饰文化空间,毫无看似高大上的空壳套话。
譬如材质与工艺,一般人文著述或三两句晃过。这里却较真,既有考古文物依据,又有历代文献依据和时下活态制作见证。物价、时间、尺幅、产量、从业人数,难能可贵的是,定性解读兼以定量描述。生产工序,更是直面不走样的量化描述。如朝鲜族的蒸麻剥皮便开眼界,因与汉族常见的池沼沤泡迥然不同。如此描述,就显得不只是赏心悦目的人文读本,更是可以诉诸践行制作的工序指南,学习样本与工艺说明书。
更令人惊奇的还有洗涤、平整和存放呢。这些衣生活中反复出现的日常程序,倘不是田野作业钻研精深,而只是书房击键图书馆查阅式的撰述,恐怕难以涉及到这一熟视无睹的实用环节,即储衣保存环节。在朝鲜族那里,那单层欌、双层欌、衣笼、笠盒和衣架等等,在土族那里,箱柜盒与衣架等的精妙设计,那既有除潮防虫功能特别又呈现伦理秩序的存放程序与智慧,在我的阅读范围内,似未进入一般服饰文化研究者的视野和著述之中。其实,无论是按部就班的工序,还是琐碎细致的工具,寄寓以纪实文字,或许以为枯索,其实司空见惯的平凡突然进入文本叙述便转为新鲜,自有滋味。它因承载着千百年来手工制作的巧思与智慧史实而富含诗趣。它因句句落在实处,字字击中历代先贤超人工匠的创造与巧思而耐人寻味。这样的文字多一篇好一篇,否则,忽略物质性,忽略工艺性量化叙述,一味定性清谈会断裂传承链条的。而所有这些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们原是建构民族服饰文化空间不可或缺的衍生链。
再次,这里叙述并非平铺直叙,而是有意味的叙述,每有小事含要义的历史联想,有小中见大容纳介入的开放结构。
譬如婚服、程子巾与花卉图纹等,亦可见出服饰跨文化传通的源流关系。《朝鲜王朝实录》载高丽朝大臣郑梦周出使大明带回官服,从而开启了新郎穿官服新娘穿公主服之俗。其实,这恰是明朝允许品服命妇装为婚服国策这一背景的向外衍射。再如朝鲜族喜戴的程子巾,亦是朝鲜族和汉族文化交融的见证。它虽出现于五代,却因程颢程颐常戴而名声大震,故称程子巾或程子冠。朝鲜王朝时流行为两班燕居时所戴之帽。至于土族服饰图纹花的内涵,无论牡丹、梅花、桃花与石榴,其吉祥含义即中原文化的漫延。更不用说唐代代表性的团花了。土族的图纹中,还有“富贵不断头”即传统的八宝图纹之一,“神仙魁子”即盘长,为传统的八吉祥图纹之一,可见中华民族,在古远的时代,不同民族之间在服饰不同层面都有更多的交流与互渗。而土族葬俗将亡人捆绑成蹲状,实质上是一种S形崇拜的神话仪式,即使其回皈到母腹孕育时的躯体S形。而这一习俗弥散的时空更为博大。
类似的叙述不是简单的材料罗列,而仿佛迎面思想临界的撞击叩问。于是,便有了共性中蕴含个性的别致与深刻。如果不是田野作业提供充分的依据,有血有肉的民间口头叙述,我们怎能料想到相隔万里之遥不同的土族朝鲜族出现了同样的七彩或五彩袖款式,而其所述的意蕴却迥然不同,一是象征七彩长虹彰示自已这一族群是太阳的子孙,一是象征儿女序列寄寓家族兴旺的祈愿。典型的同构异质,让我们知道美的多样性有时竟可以寄寓在相同相近的形式里。就一个民族而言,相同服饰意蕴也可有多重与歧解。土族的七彩缎花袖衫“梢梢”,前述原型为彩虹,后民间传说又说彩道为子女顺序。自然,如同神话中矛盾习以为常一样,一个民族同一款式的情感意蕴寄寓亦不尽相同,甚至出现异文本自是常态。变异性与多样性正是民间文化的本质特征。
就其款式而言,土族与朝鲜族服饰一般侧重修身长袍,不似西服那样的标准化、坚挺感与边界感。因而它的美感不只属于过去,更属于现在和未来。因其有可塑性、曲折性和连续变形的自由特征,这种类型在时装界或如三宅一生的走向极致,即人的主体性在服饰多样动态造型中得以彰显。无论是系带于胸前或束于腰间,都意在使衣物顺从于人体而近乎量身定制,而不是如西服相对定型使人屈服于衣的模式。与此同时,无论朝鲜族还是土族女装亮点即连体袍服,如此这般便使视觉形象在虚拟中趋于理想,朝鲜族将上下界点甚至夸张地上升到胸上,土族一般以腰带界别。这都是东方女性提升视觉形象的智慧性创造。在上下身黄金比界点为肚脐界时,一般东方女性上下比例微显不足(这也是当代高跟鞋大行其道的内在动力之一),这时候,连体长袍便有了塑形修身的功能,散发着提升着装者视觉形象的审美意趣。
如此小事而含要义的点击,如此触类旁通的开放结构,更多的呈现“是什么”,而“为什么”往往点到即止,将更多的展开与思辨则留给读者,留给愿有所思的服饰践行者,留给传承民族服饰的新一代。如此实实在在,步步蹬在实处,惟愿其厚重的文化资源逐渐演化为文化资本。这便是不同民族各有其美的服饰意义世界的建构,百川汇海,积土成山,归拢而来,自然建构起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的意义世界。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官网2021.10.09
《中国艺术报》2021-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