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与服饰文化
张志春
[内容提要]本文首次提出了郭沫若的服饰文化研究命题。郭沫若对于服饰文化的关注与研究，有着时代命题求解的特殊氛围，也有着诗人与学者写作与研究的视野与兴趣。他虽未集中精力在服饰文化领域大显身手，但在所涉及的范围内，如在历史研究中，在考古研究中，在诗歌创作中，在相关性服饰著作的序跋中，在即兴题辞中，都有对服饰文化研究重要的推进。
[关键词]郭沫若 服饰文化
Guo Moruo and Study on Clothing
Zhang Zhichun
Abstract
The author firstly concentrates on the clothing cultural study of Guo Moruo. Guo’s study on clothing and related cultural issue is not only the result from his personal taste, but also an extraordinary response to certain historical periods. However, his study on clothing, no matter in the field of history, archeology or literature, is definitely efficient to the general study on clothing.
Keyword
Guo Moruo Study on Clothing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文化天才与全能人物。他的创作与研究伊始，就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与追踪，模仿与研究。近百年来，其持续之久，规模之大，歧解之深，起伏之烈，涉猎之广，都成为学界一大景观。称为郭学也不为过。但有一个层面或命题，似从来未为论者所提及，这便是郭沫若与服饰文化问题。愿有所述，以为引玉之砖。
一
作为一个学者，无论治史或者考古，铨释金文甲骨文，郭沫若有着与人类生活所有内容对话的开放格局与博大胸怀。因而，服饰作为这方面的一个分支，很自然地也进入到他的研究视野之中，且有着令人不可小视的成果。
作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郭沫若对服装、饰物、色彩与典章制度是下了很大功夫，有着充分的知识储备和睿智的解析目光。即使是为后人颇多批评的专著《李白与杜甫》中，虽对杜甫过多贬抑与挑剔，但说到杜甫因受检校工部员外郎而赐绯鱼袋而一再诉诸歌咏，引述一系列杜甫诗句，“居然绾章绂”（《客堂》）；“朱绂犹纱帽，新诗近玉琴”（《西阁》二首之一）；“莫看江总老！犹被赏时鱼。”（《复愁》十二首之十二）“银章破在腰”（《奉赠襄上裳》）（1，390）等等。虽有过多挑剔之嫌，但也说明他对古代的服章制度是非常熟悉的，并对由此产生的心情意绪有所洞察。同时也说明他是有着服饰文化的自觉意识，服饰内容是在他的研究视野之内的。
在《商周古文字类纂》中，他对丝、纯、经、织、纳、绍绾、组等33个纺织服装类的文字予以考识解读。（考古编P423）象这样发前人所未发的胜义在全文中触目皆是。记得胡适曾说过一个古字古义的发明实不亚于天文学家发现了一个星球，虽属夸张之词，但文化研究中的开拓之功确实值得我们仰视。
服饰的三大要素之一便是色彩。而郭沫若对于色彩的研究虽切入不多，但颇为精采且别开生面。例如《释黄》将黄字解为古代象形文字所存之古佩玉①P349。并以此为模式重构历史曾有的服饰佩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众所周知，先秦时期贵族都有佩玉，佩有全佩（大佩，也称杂佩）、组佩，及礼制以外的装饰性玉佩。全佩由珩、璜、琚、瑀、冲牙等组合。其组合方式，宋以来有很多学者进行了考证和推测，由于佩制失传已两千余年，一直仍难以定论。郭沫若考证了1件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出于洛阳金村，全长约42厘米的战国金链舞女玉佩，它以金链贯穿玉质舞女及璜、管、冲牙等组成佩饰。两舞女短发覆额、两鬓有盛鬋，衣长曳地，博带，各扬一袂于头上作舞。冲牙为双首龙形，佩末端悬龙形双璜，此佩可挂于颈部垂于胸前。郭沫若认为：“古人制器偏重保守，而玉佩尤关于礼仪，举凡奇风异俗必不易采入。此玉佩以霓龙为冲牙双璜，足征其保守；而以长袖盛鬋之舞姬为双珩之饰，尤足证此种习俗必已成为礼节而失其奇异者也。”（《金文丛考》“释亢黄”）。这不只重构了上古佩玉的形态，而且从另方面暗示出黄色神圣性的原型意象。
例如《释白》“余谓此实拇指之象形。”“拇为将指，在手足俱居首位，故白引伸为伯仲之伯。又引伸为王伯之伯。其用为白色字，乃假借也。”此说想象丰富大胆，虽不一定能形成共识，但却不能说毫无依据。作为一种假说，仍有其存在的理由。
还有，在《关于晚周帛画的考察及补充说明》①P281中，说及帛画中的细腰女子：“女子姿态，和同一地区出土的楚民族的木女俑，属同一类型。古之‘楚王好细腰，’由这幅女子像上也可看出束腰的风气在楚地是很流行的。”这是郭在抄录了郑振铎《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之后，为其文中所作注释与拓展，可见郭对楚国的服饰审美及流行风格是很关注的，并潜游书海，作文献上的考据梳理：“细腰是很显著的特征，是漆画奁和帛画所共通的。自来有楚王爱细腰的传说，《墨子·兼爱篇》、《晏子春秋·外篇》、《韩非子·二柄篇》、和《战国策·楚策》均以为楚灵王，伪书《伊文子》则以为楚庄王，或许别有所据。大约爱细腰是楚国一般的风习，不一定限于一二位楚王了。”①P293
郭沫若在研究服饰事象时并只专注于对象，而是有着广阔的视野。在描述春秋时代古帛画上一位腰极细的成年妇人，说及“头后挽着一个髻，颇象希腊式。”我们知道，在文字修辞中，喻体一般都是著者熟悉到不思量自难忘地步的情景与事像，才能左右逢源，信手拈来，如钱钟书对古今中外的掌故顿挫有余，如陈忠实对田园事象烂熟于心。由此话语可知郭在服饰文化视野中并非限于华夏一隅，而是有着更为广阔的视阈。而且有着参照与比较意识。这里并非轻率的表达和浪漫的想象，而是有着坚实的学理支撑。郭对楚王好细腰所导致的这一楚国服饰风习作了大量文献上的考据与梳理。从他行文引述来看，他不只单看帛画，而且还参考有漆画、《墨子兼爱篇》、《韩非子二柄篇》、《晏子春秋外篇》、《战国策》、《伊文子》等来综合评述。看来道断一句话，须读多部书。①P283
另外，从历史的象征的角度对龙凤纹的解读①P295；殷末周初以及更晚时代的青铜鼎上花纹演变类型的分析，①P618都是极为深辟的。
郭沫若曾在《闻一多全集序》中说：“闻先生治理古代文献的态度，他是承继了清代朴学大师的考据方法，又有益之以近代人科学的致密。为了证成一种假说，他不惜耐烦地繙遍群书。为了读破一种古籍，他不惜在多方面作古心的彻底的准备。”这段话既可看作嘉许他人的妥贴评语，也可算是有感而发的夫子自道。
二
郭沫若虽说不是现代服饰领域里的风云人物，但他却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风云人物。
对于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服饰文化，他不会顺着讲，也不会接着讲，而是以开山的姿态，让前面归零，刷新一切从头讲。
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②P43第一章 的“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我们看到了服饰部分的展开描述：“再说到衣履，有黄裳、革带、履、朱绂、赤绂、袂等字样。在这儿我们要注意，当时似乎还是游牧盛行的时候，后代以丝绵织物应该还未发达。衣履的材料除革木兽毛草索之外，很难想象。所以黄裳或许就是‘黄牛之革’所裁成。如朱绂赤绂绝对不会如象后世注家所想象的甚么很堂皇的祭服。顶多怕只是染红了的头发或者马尾之类。”
相对于《周易》的黄帝垂衣治天下，相对于《周礼》中规定的服饰等级森严且成为治国之方略，相对于先秦诸子的服饰争鸣，这里的研究似大踏步地后退，回到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的空阔与高远，回到原始先民手经指挂的服饰草创时代。此说或难服人，但却能自圆其说，更为重要的是，他着意于出土文物，更从现代原始部落中引伸出自我作主的分析，将学者从古来诸多注疏家的疆域中解放出来，展开独立思考。
在②P60这一章第三节“精神生产——艺术类的装饰”一栏里，郭沫若引用了表达装饰之美的《周易》中的贲卦六五爻辞：“贲于丘园，束帛戋戋”以为“或者也怕是为的祀神和祝捷之类。”也许他对服饰这一领域的探索是有保留的，或者说是敏感的回避与悬置。且将卦象爻辞所述的山野美饰只猜测为祭祀或贺捷之类便轻轻放过，似有禁忌吧。其实郭心里很清楚，传统服饰的意义世界是很博大的，但在当时的他可能是否定的，或认为需要放在充分准备的平台上重新评估与界定，故长话短说，刚开头就煞了尾。
三
但他始终未将服饰列为专门议题来研究。他只是思考过，研究过某些服饰命题。服饰对于他而言，是有一定见解的学术对象，文学创作中的意象。在郭沫若的文学创作中，时不时地就会出现服饰的核心意象。
郭沫若等生前最喜欢穿千层底布鞋。1962年，郭沫若还特意为内联升布鞋写诗：
凭谁踏破天险，助尔攀登高峰。
志向务求克己，事成不以为功。
新知虽勤摩挲，旧伴每付消融。
化作纸浆造纸，升华变幻无穷。
同样写鞋子，这让我想起了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Poetry,Language,Thought》的一段诗意盎然的话语：
我们挑选梵高一幅著名的油画《农妇》为例，他曾多次画过这样的鞋……
从这双穿旧的农鞋里边黑乎乎的沿口，可以窥见劳动步履的艰辛。在这双农鞋粗
陋不堪、窒息重印的沉重里，凝结着那遗落在阴风猖獗、广漠无垠、单调永恒的
旷野田垅上的步履的坚韧与滞缓。鞋皮上粘满了湿润又肥沃的泥土。夜幕低垂，
荒野小径的孤独寂寥，在这鞋底下悄然流逝。这双鞋啊！激荡着大地沉默的呼唤，
炫耀着成熟谷物无言的馈赠，以及冬天田野休耕之寂寥中不加解释的自我拒绝。
这双鞋啊！它浸透了农人渴求温饱、无怨无艾的惆怅，和战胜困苦时无语的欢乐；
同时，也隐含了分娩阵痛下的颤抖和死亡威胁下的恐惧。这样的器具属于大地，
它在农妇的世界里得到保护。从这被保护的归属中，器具自行上升到它的“栖止于
－－自身－－之中。”
海德格尔虽隐居山林，却对一双油鞋子思绪万千。梵高油画中的农妇的鞋子，深切抒发的是沉甸甸的况味，是人情世态的写照，更是哲学思辨的倾喷。而在郭沫若这里，皮鞋似早成为都市的新宠，但布鞋意象仍那么崇高，它是一个殉道者的意象，既寄寓奋斗拼搏的志趣与功成不居的意蕴，又显现其谦谨而辅佐他人登高的牺牲精神；既有儒家谦谨克已的内敛，又有直面悲剧的无奈、寂寞与洒脱，在生命的轮回变幻中感悟自由。这里，诗趣与哲思相对并出，文化和生活互渗互溶。海氏激情中理趣格局有棱有角，郭氏宽慰里悲凉之雾弥漫四周。海德格尔的诗意抒泻中笼罩着浓郁的哲学氛围，而郭沫若的悲悯叹息中让人感受到宗教情怀。
郭沫若1962年曾对海南黎族妇女的黥身纹脸感慨题诗《咏黎族姑娘》
雕题嫠面传闻有，今到海南始见之。
黎族衣淄成习尚，妇容黥墨足惊奇。
虽云古道存民俗，想见奴徽剩孑遗。
幸见小姑逢解放，玉额含笑报春晖。
黥身纹脸是黎族妇女用血肉刺出的富有意味的图纹，它或许是历史的传承与文化的积淀，但置身于此中的生命个体则需承担极大的痛苦与危险。郭诗的感慨有着与现实对话的意味和历史的深度，他是从历史进步的角度，特别从女性健康的角度来观照这一服饰民俗现象。他的诗歌或可说是对既往纹身现象消失的超越感。
四
而将服饰归于工艺（器用）类，说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郭沫若似乎有意将传统服饰视野中的政治伦理文化意味悬置起来，出之以实用理性目光，他给沈从文书序呈现出的就是这一目光。
1964年沈从文完成服饰文化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郭沫若为之序:
工艺美术是测定民族文化水平的标准，在这里艺术和生活是密切结合着的。古代服饰是工艺美术的主要组成部分，资料甚多，大可集中研究。于此可以考见民族文化发展的轨迹和各种兄弟民族间的相互影响。历代生产方式、阶级关系、风俗习惯、文物制度等，大可一目了然，是绝好的史料。遗品大率出自无名作家之手。历代劳动人民，无分男女，他们的创造精神，他们的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毅力，具有着强烈的生命脉搏，纵隔千万年，都能使人直接感受，这是值得特别重视的。
郭沫若对服饰内涵的作用和价值的认定,是研究服饰文化与华夏文化关系的宏观定位。或者说，郭氏为自己所确立的服饰文化格局。他虽涉猎众多,无暇对此作系统的研究与表述，但借做序之机，谈出内心深处的思考。这里有诸多丰厚的内容几乎浓得化不开，可以化解为多项命题展开研究。如服饰将生活与艺术融而一体；古代服饰资料甚多，可专门研究；以服饰为线索可追寻民族文化的发展轨迹；各民族间的跨文化传承每每以服饰为最；服饰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它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它是生命意识的感性显现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命题大约或多或少地带着郭沫苦的生命体验与学术期待。倘能展开写出，应是中国当代服饰文化一大收获。遗憾的是如六朝短赋，刚开头便煞了尾。如此写序太别致，太超脱，不提作者名姓，不提书名，不褒贬此项研究的功过，可能对沈从文的研究有着某种意味的保留。而且序文仍将服饰拘于工艺美术领域，或将其创造限定于劳动人民层面，无论如何，是有着时代和思想的局限的。它本身影响着郭沫若对于服饰文化更深层的掘进与展示。
在我看来，倒是郭沫若对服饰的题词“衣裳是文化的表征，衣裳是思想的形象”更为博大与精辟。它可以作为郭沫若服饰文化观的代表作，也是上外世纪中叶中国服饰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收获。这一段话语不同的报刊都有，在互联网上更是多见。或说郭沫若1956年在北京服装展览会的题词中写道的：“衣裳是文化的表现，是思想的表现，是体现科技水准，是反映民族、时代，更是一个国家人民的文化修养素质的具体化。”有的网站上是这样的：“衣裳是文化的象征，衣裳是思想的形象。从人们对服饰的选择，可以窥测到他的文化水平和道德修养的底蕴”还有这样的版本：“衣裳是文化的表征，衣裳是思想的形象，社会主义带来了永恒的春天，我们要有适应季节的衣裳。”但这些文本的原始出处似稍有含糊。需要细加考释，搜集原初的文本。但无论如何，这两句是郭对服饰文化深刻而精到的认知。或者说超越了他以往对于服饰的观念。这是一个境界更为高远内蕴更为博大的涵盖与揭示。这让我们想到古人，路易十六曾说服装是时代的镜子；还想到来者，法国文化部长为伊夫·圣·洛朗北京服装展览会的题词：“兼具艺术和工业各方面特质的时装是整个时代的表情，表达一个时代的灵魂和能量。”相比而言，郭沫若的表述更为简洁，更为开阔，更为深刻。
综上所述，郭沫若对于服饰文化的关注与研究，有着时代命题求解的特殊氛围，也有着诗人与学者写作与研究的视野与兴趣。他虽未集中精力在服饰文化领域大显身手，但在所涉及的范围内，如在历史研究中，在考古研究中，在诗歌创作中，在相关性服饰著作的序跋中，在即兴题辞中，都有对服饰文化研究重要的推进。留下了一系列可圈可点的作品，留下了可贵的服饰文化思考的结晶。这是值得珍重与研究的。
参考文献：
①郭沫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
②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原载《郭沫若学刊》2009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