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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钊赵旭东]地方志与中国风俗的区域研究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3-12-06 23:2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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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与中国风俗的区域研究

——对早期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两篇毕业论文的分析

The Local Chronicles and The Regional Study of Customs

——The Analysis on Two Early Theses of 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inYenchingUniversity

齐钊[1]赵旭东

摘要：本文将惯常被学界所忽视的两篇早期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毕业论文《亲迎婚俗之研究》与《中国婚丧风俗之分析》并置在一起进行考察和分析，发现前者的主旨可用亲迎“三区论”予以概括，而后者则用婚丧“四区说”更为合适，两者的研究皆是以地方志为研究材料，围绕各自的研究主题进行阐述，它们具有诸多的异同之处，对修正和弥补单一村落和社区研究的弊端与不足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方法与途径，对丰富关于“北派”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认识洞开了一扇窗口，对我们当今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反思和启发意义。

关键词：吴文藻、费孝通、陈怀桢、亲迎“三区论”、婚丧“四区说”

Abstract:In this paper, I have analyzedthe Study of the Custom of Qinyingandthe Analysis of the Custom of Chinese Marriage and Funeralwhich are both the long neglected theses of 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inYenchingUniversity. The findings are that the former can be summarized in the ‘three areas theory’ of Qinying and the latter is more appropriate with the ‘four areas theory’ of marriage and funeral. They both use the local chronicles as the study materials of themselves and have a good many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two theses can offer a kind of approach to amendment and make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community research, moreover, they can enrich the understanding on 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in Yenching University which was seen as the ‘north school’ of sociology in China. Finally, I have indicated the important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two theses, and illustrate that these theses can help us to reflect the 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themselves.

Key words:Wu Wenzao Fei Xiaotong Chen Huaizhen ‘Three Areas Theory’ of Qinying ‘Four Areas Theory’ of Marriage and Funeral

费孝通的本科毕业论文《亲迎婚俗之研究》长久以来被学界所遗忘和忽视，影响了我们对费孝通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整体性认识，给学界造成了一些损失（齐钊，2010：199-401；赵旭东、齐钊，2011a：89-97），同样遗憾的是，晚这篇论文一年的陈怀桢的《中国婚丧风俗之分析》一文也未曾得到学界应有的关注，而如若将这两篇早期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毕业论文并置在一起进行分析，我们则将会发现既有的学科史中关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传统与特征的认识确有偏颇之处，它遮蔽了一些重要的学术资源，而这些被忽略的学术资源恰恰对当今学界而言具有一些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吴文藻指导下的地方志研究

在这里之所以将费孝通与陈怀桢两位学者的本科毕业论文放置在一起进行讨论，绝非一种随意的组合和牵强的附会联结，而是两者之间有着诸多客观方面的相似性与共通性。

首先，这两篇论文都是出自时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吴文藻的悉心指导。本来在毕业论文的扉页上会写明论文的评阅者，从中可以进一步推测出论文的指导老师，但是我们一直未见费孝通《亲迎婚俗之研究》一文的原本，[2]也就不容易知道他的论文指导老师到底是谁。好在他的这篇论文被刊登在了由燕京大学社会学会主编的1934年第8卷的《社会学界》上，在该文前面的编者按语中提到：“本文是费君用了三年的功夫，经过吴文藻，顾颉刚，潘光旦，王佩铮，派克（R. Park）及史禄国（Shirokogorov^{^[3]}）诸位先生的指导及批评，五次易稿而成的，慎审经营，确值得向读者介绍”（燕京大学社会学会，1934：155），这就让我们对该篇论文的指导老师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我们曾在对其所进行的知识社会学分析中通过对诸多材料的考察得出费孝通此篇论文的指导老师确为吴文藻的结论（赵旭东、齐钊，2011b：151-152）。

比费孝通晚一年毕业的陈怀桢的论文原件[4]则可以看到，在其扉页上清楚地写着该论文的评阅者是时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许仕廉和文学院院长吴文藻。这样的信息让我们在判断该论文的指导老师时有了较为明确的选择对象，而作者在论文“弁言”末尾的一段表述则清楚地指明其论文的指导老师正是吴文藻，他在“弁言”中这样写道：“本篇之研究，全蒙吴文藻教授之指导及改正。吴教授于指导之余尚予严厉之批评，及继续研究之方案，作者万分感激，特此鸣谢！”（陈怀桢，1934：4）。而且和费孝通一样，陈怀桢的这篇论文也被刊登在了1934年第8卷的《社会学界》上，这无疑又增加了我们对其进行并置分析的可能和理由。

其次，这两篇论文的研究资料都选择了我国的地方志书，这可谓是两者最大的共同点之一。两位作者皆分别围绕自己的研究主题从当时可以查看到的地方志中找寻相关的内容和材料，费孝通在他的《亲迎婚俗之研究》中是参考和分析了燕京大学图书馆搜集到的全国15个省份207个地方的地方志书[5]上对于亲迎婚俗的记载（齐钊，2010：227-228，281，288-289，301；赵旭东、齐钊，2010：127，136）。而陈怀桢则在其《中国婚丧风俗之分析》中运用和考察了全国20个省份227个地方的地方志书上有关婚丧风俗描述和记载的内容（陈怀桢，1934：46-56）。为了更加明晰两篇论文所采用地方志的情形，我们对论文中所提到的相关信息进行了统计、汇总与整理，绘制成表一来将两者所使用的地方志的具体省份和数目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