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不忘政治的读书人:史学家何兹全谈百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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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03月15日10:00南方人物周刊刘子超

  “择善而固执之”

  傅斯年、陶希圣等人迁往台湾时,何兹全放弃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职位,回到大陆,落户北师大历史系。

  1950 年代,何兹全写了一篇《汉魏之际社会经济的变化》。那时,魏晋封建说是敏感问题。毛泽东说过,中国的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支持范文澜的西周封建说。郭沫若的春秋战国封建说在文化大革命后取代范说,但也不违背“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的论断。只有何兹全的魏晋封建说,与“周秦以来”相距甚远。

  尽管如此,他还是大胆地写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正式提出汉魏之际封建说,最后在《文史哲》(1956 年8 月号)发表。

  不久,史学界就开始了对尚钺和魏晋之际封建社会说的批判。何兹全与他私交不算深,但学术思想是有共鸣的。更可怕的是蒋介石的“文胆”陶希圣也曾执此说。

  何兹全说,“作为陶希圣的学生,我一度认为自己在劫难逃,多亏当年的批判风潮瞬息万变,还没来得及安排批判陶希圣,运动的风向就转了,我得以逃过一劫。”

  1958年,全国到处掀起炼钢高潮,家家户户都把破铁烂锅拿出来炼。北师大也就地炼钢,何兹全的任务是把收来的破锅砸碎,碎到比指甲还小。

  官方还组织知识分子下乡参观人民公社。何兹全记得,一次去参观河北徐水一个小学,几个孩子围成一桌,老师把饭端上来。桌上、碗上、孩子的手上满是苍蝇,轰开又来。回去的路上,何兹全心情沉重:共产主义是物质极大丰富后才出现的,这么贫苦落后的农村,怎么就共产主义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贴上“特务”和“反动学术权威”的标签,遭到批斗。1970年,又被分配到临汾干校劳动两年。

  他至今记得一位批判他的人说的话:“你哪里是做学问的?你是搞政治的。”这句话让何兹全念念不忘。“我是一个读书人,也确实是一个念念不忘国事、念念不忘政治的人。当爱国、关心政治成为罪状,那人的话使我警惕:要读书,不要使人说你不是读书人。”

  “文革”后,他终于得以发表长文《汉魏之际社会经济的变化》,使他提倡的魏晋封建说更趋完善。

  “在治学上,我服膺《中庸》里的一句话:择善而固执之,”何兹全说,“就我的学术论点说,1930年代的论点,今天多仍在固执。”

  只不过经历了“文革”的风雨,他不再与人争辩,只埋头于自己的学问。1989年,标志着他史学思想的集大成之作《中国古代社会》出版了。这部书的主旨发端于他在北大求学期间,历经半个多世纪,终于呈现在世人面前。此时,何兹全已是须发皆白的老人。

  10年前,《九十自我学术评述》里,何兹全写道:20 世纪30 年代初学写文章,到现在已近70 年。虽然有时也曾“骄傲”、“委屈”,但大多时间还是虚心甚或心虚的。客观、公平地评估自己一生,有4字可用:“贫乏”但不“浅薄”。

  如今,这位百年沧桑的见证者,坐在轮椅上,穿行于雪后的校园。偶尔会有年轻的学生路过,向他打声招呼——那是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致敬了。

  “我生的时代,是世界、中国千载不遇的大变动时代,也是一个大浪淘沙的时代,”何兹全说,“时间都浪费掉了!我是‘幸运’的,也是‘悲剧’的。”

  (本文参考了何兹全著作:《大时代的小人物》、《爱国一书生》、《中国古代社会》、《中国文化六讲》、《何兹全文集》等)

  “投降”救了我

  ——对话何兹全

  人物周刊: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云,与中国现代史上很多重要人物都有交往,比如您和陈独秀就来往过。

  何兹全:除了我,中国现在没有人见过陈独秀了。当时他以共产党首领的身份被捕。抗战爆发后,政治犯都放出来了,陈独秀也被放出来,住在汉口一条街的小楼上,楼下是个裁缝铺。我也在武汉,正负责编艺文研究社的杂志《政论》,就约陈独秀写稿。我去过他家,他也来过我家。他认为中国要先走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谈社会主义革命。我听说蒋介石曾想给他200万,要他组党反共。他不干,也不要蒋的钱,靠稿费生活。他对我说过,他给我的稿子值几万,嫌我们的稿费少。后来,他去了重庆上游的江津,在报纸上写了文章,论说国际国内形势。上篇刊出来,下篇被扣住不许发。我就给他写信要,他回信说:“我叫张国焘给你送去,他没有送吗?”口气很大。这是很重要的史料,只可惜回国后,安全起见,信被我烧掉了。

  人物周刊:陶希圣是您老师,曾随汪精卫出逃,后来却引发了著名的“高陶事件”(1940年,高宗武、陶希圣脱离汪精卫,通过媒体公布了汪伪政府与日本秘密签订的卖国条约)。他为什么会这么做?

  何兹全:抗日战争时期,陶希圣不是一度跟汪精卫去上海了吗?他5大弟子里面,4个都跟着去了,成了汉奸,只有我一个人留在重庆。我当时就给陶希圣写过信:“在重庆百万大军的基础上,对日本人才有和平可谈;离开重庆,就只有投降,没有和平。”他很感动,和我也无话不谈。一次我问他:“有人说汪和蒋是唱双簧,蒋在这里抗战,汪去谈和,是这样吗?”他说:“不是,好比这里有一碗毒药,蒋喝了一口,发现是毒药,死了半截,不喝了。汪发现是毒药,索性喝了下去。”

  人物周刊:陶希圣随汪精卫出走的原因众说纷纭,在您看来他为什么去?

  何兹全:陶希圣和汪精卫是老朋友,关系很好。汪精卫当了汉奸,很多人跟着去,都是老关系的原因。国民党里有个改组派,领导有汪精卫、陈公博、何香凝,当时被认为是国民党左派,真正继承三民主义的。陶希圣开始也是改组派的,所以会跟着他。

  人物周刊:李敖曾说陶希圣讲话深沉、多伏笔,是他见过城府最深的人物。

  何兹全:一次,我对他说:“在蒋的侍从室做什么?不如找一个大学教书,还可以创立一个学派。”他摇头说:“离开这个门,人人都会骂我、打我,指着我说‘莽大夫’(汉代的扬雄,曾做篡位者王莽的大夫)。我在这里,他们背后可以骂我,当面却要奉承我,笑脸说话。”

  人物周刊:新中国成立前后,国内开始了批胡适运动,胡适的很多故友都写了批判文章。当时您和他都在美国,是否聊过这方面的事?

  何兹全:当时写文章的主要是文化界、知识界的人,特别是同胡适有过接触的人,迫于当时的环境和压力。但也有一些人的文章是真在对胡进行揭露和批判。当时我和王毓铨在美国。一天王毓铨去看胡适,说到国内的批判运动。胡适说:“国内这些人写的文章,其实不是真的在批判我,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一点我心里是清楚的。”我当时正打算回国,和胡适谈起来,胡适说,“好,回去吧。”可等我真要回了,胡适却劝我再看一看。可我已经什么都决定了,连票都买好了。

  人物周刊:当时您还和冯玉祥有过接触?

  何兹全:在美国时,我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美洲分会,领导人是冯玉祥。他天资极高,还善于演讲,在纽约做了大量反蒋工作。一次他对美国人演讲,底下妇女戴帽子的很多。他就说,你们在美国,可以戴各种帽子,喜欢怎么戴就怎么戴,没有人管。在中国可不能这样,蒋介石叫你们戴什么,你们就要戴什么,叫你们怎么戴,就得怎么戴。他的演讲效果特别好。

  人物周刊:您对傅斯年印象如何?

  何兹全:20世纪30年代傅斯年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时兼任北大史学系教授。在学术上,他是我的恩师。他的学风和治学方法,对我影响很大。抗战爆发后,我编杂志、写社论、在机关里混,是他收留我到史语所,使我重新走上做学问的道路。我上大学前去找他,他对我说,大学期间要学好外语,学好古汉语。我很惭愧,两门我都没有学好。

  人物周刊:以您的背景和经历,回国后的历次运动是怎么经受过来的?

  何兹全:我没受到过太大冲击,陪斗有过,但没有被当成靶子批判过。我十五六岁参加国民党,后来写文章、办杂志。我和共产党思想不同,我想通过民主时代进入社会主义,共产党想通过阶级斗争进入社会主义。可回国以后我说我是抱着投降思想回国的,我是回来投降的,不是回来当革命派的——投降思想救了我,也救了我的学术生命。从此以后政治上我就跟着共产党走。

  人物周刊:您说的投降思想应该怎样理解?

  何兹全:我1950年回国,当了30年副教授,1978年才转为正教授。我政治上投降,服从共产党的领导,但学术思想没变化,原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白寿彝在世时,我俩常常相互批评,他说我太顽固,我说他太活络。文化大革命以前,史学界居领导地位的是范文澜和他的西周封建说。文化大革命后,郭沫若的春秋战国封建说起而代替了范说。他们两家之说,都能和毛泽东的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挂起钩来。我的汉魏之际封建说和这个挂不上钩。虽然没有受过政治迫害,但压制还是有的。空气也有重量,那个气氛是很重的,但我一直坚持至今。

  (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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