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不忘政治的读书人：史学家何兹全谈百年历史

　　2010年03月15日10:00南方人物周刊刘子超

　　“择善而固执之”

　　傅斯年、陶希圣等人迁往台湾时，何兹全放弃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职位，回到大陆，落户北师大历史系。

　　1950 年代，何兹全写了一篇《汉魏之际社会经济的变化》。那时，魏晋封建说是敏感问题。毛泽东说过，中国的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支持范文澜的西周封建说。郭沫若的春秋战国封建说在文化大革命后取代范说，但也不违背“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的论断。只有何兹全的魏晋封建说，与“周秦以来”相距甚远。

　　尽管如此，他还是大胆地写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正式提出汉魏之际封建说，最后在《文史哲》(1956 年8 月号)发表。

　　不久，史学界就开始了对尚钺和魏晋之际封建社会说的批判。何兹全与他私交不算深，但学术思想是有共鸣的。更可怕的是蒋介石的“文胆”陶希圣也曾执此说。

　　何兹全说，“作为陶希圣的学生，我一度认为自己在劫难逃，多亏当年的批判风潮瞬息万变，还没来得及安排批判陶希圣，运动的风向就转了，我得以逃过一劫。”

　　1958年，全国到处掀起炼钢高潮，家家户户都把破铁烂锅拿出来炼。北师大也就地炼钢，何兹全的任务是把收来的破锅砸碎，碎到比指甲还小。

　　官方还组织知识分子下乡参观人民公社。何兹全记得，一次去参观河北徐水一个小学，几个孩子围成一桌，老师把饭端上来。桌上、碗上、孩子的手上满是苍蝇，轰开又来。回去的路上，何兹全心情沉重：共产主义是物质极大丰富后才出现的，这么贫苦落后的农村，怎么就共产主义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贴上“特务”和“反动学术权威”的标签，遭到批斗。1970年，又被分配到临汾干校劳动两年。

　　他至今记得一位批判他的人说的话：“你哪里是做学问的?你是搞政治的。”这句话让何兹全念念不忘。“我是一个读书人，也确实是一个念念不忘国事、念念不忘政治的人。当爱国、关心政治成为罪状，那人的话使我警惕：要读书，不要使人说你不是读书人。”

　　“文革”后，他终于得以发表长文《汉魏之际社会经济的变化》，使他提倡的魏晋封建说更趋完善。

　　“在治学上，我服膺《中庸》里的一句话：择善而固执之，”何兹全说，“就我的学术论点说，1930年代的论点，今天多仍在固执。”

　　只不过经历了“文革”的风雨，他不再与人争辩，只埋头于自己的学问。1989年，标志着他史学思想的集大成之作《中国古代社会》出版了。这部书的主旨发端于他在北大求学期间，历经半个多世纪，终于呈现在世人面前。此时，何兹全已是须发皆白的老人。

　　10年前，《九十自我学术评述》里，何兹全写道：20 世纪30 年代初学写文章，到现在已近70 年。虽然有时也曾“骄傲”、“委屈”，但大多时间还是虚心甚或心虚的。客观、公平地评估自己一生，有4字可用：“贫乏”但不“浅薄”。

　　如今，这位百年沧桑的见证者，坐在轮椅上，穿行于雪后的校园。偶尔会有年轻的学生路过，向他打声招呼——那是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致敬了。

　　“我生的时代，是世界、中国千载不遇的大变动时代，也是一个大浪淘沙的时代，”何兹全说，“时间都浪费掉了!我是‘幸运’的，也是‘悲剧’的。”

　　(本文参考了何兹全著作：《大时代的小人物》、《爱国一书生》、《中国古代社会》、《中国文化六讲》、《何兹全文集》等)

　　“投降”救了我

　　——对话何兹全

　　人物周刊：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云，与中国现代史上很多重要人物都有交往，比如您和陈独秀就来往过。

　　何兹全：除了我，中国现在没有人见过陈独秀了。当时他以共产党首领的身份被捕。抗战爆发后，政治犯都放出来了，陈独秀也被放出来，住在汉口一条街的小楼上，楼下是个裁缝铺。我也在武汉，正负责编艺文研究社的杂志《政论》，就约陈独秀写稿。我去过他家，他也来过我家。他认为中国要先走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谈社会主义革命。我听说蒋介石曾想给他200万，要他组党反共。他不干，也不要蒋的钱，靠稿费生活。他对我说过，他给我的稿子值几万，嫌我们的稿费少。后来，他去了重庆上游的江津，在报纸上写了文章，论说国际国内形势。上篇刊出来，下篇被扣住不许发。我就给他写信要，他回信说：“我叫张国焘给你送去，他没有送吗?”口气很大。这是很重要的史料，只可惜回国后，安全起见，信被我烧掉了。

　　人物周刊：陶希圣是您老师，曾随汪精卫出逃，后来却引发了著名的“高陶事件”(1940年，高宗武、陶希圣脱离汪精卫，通过媒体公布了汪伪政府与日本秘密签订的卖国条约)。他为什么会这么做?

　　何兹全：抗日战争时期，陶希圣不是一度跟汪精卫去上海了吗?他5大弟子里面，4个都跟着去了，成了汉奸，只有我一个人留在重庆。我当时就给陶希圣写过信：“在重庆百万大军的基础上，对日本人才有和平可谈;离开重庆，就只有投降，没有和平。”他很感动，和我也无话不谈。一次我问他：“有人说汪和蒋是唱双簧，蒋在这里抗战，汪去谈和，是这样吗?”他说：“不是，好比这里有一碗毒药，蒋喝了一口，发现是毒药，死了半截，不喝了。汪发现是毒药，索性喝了下去。”

　　人物周刊：陶希圣随汪精卫出走的原因众说纷纭，在您看来他为什么去?

　　何兹全：陶希圣和汪精卫是老朋友，关系很好。汪精卫当了汉奸，很多人跟着去，都是老关系的原因。国民党里有个改组派，领导有汪精卫、陈公博、何香凝，当时被认为是国民党左派，真正继承三民主义的。陶希圣开始也是改组派的，所以会跟着他。

　　人物周刊：李敖曾说陶希圣讲话深沉、多伏笔，是他见过城府最深的人物。

　　何兹全：一次，我对他说：“在蒋的侍从室做什么?不如找一个大学教书，还可以创立一个学派。”他摇头说：“离开这个门，人人都会骂我、打我，指着我说‘莽大夫’(汉代的扬雄，曾做篡位者王莽的大夫)。我在这里，他们背后可以骂我，当面却要奉承我，笑脸说话。”

　　人物周刊：新中国成立前后，国内开始了批胡适运动，胡适的很多故友都写了批判文章。当时您和他都在美国，是否聊过这方面的事?

　　何兹全：当时写文章的主要是文化界、知识界的人，特别是同胡适有过接触的人，迫于当时的环境和压力。但也有一些人的文章是真在对胡进行揭露和批判。当时我和王毓铨在美国。一天王毓铨去看胡适，说到国内的批判运动。胡适说：“国内这些人写的文章，其实不是真的在批判我，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一点我心里是清楚的。”我当时正打算回国，和胡适谈起来，胡适说，“好，回去吧。”可等我真要回了，胡适却劝我再看一看。可我已经什么都决定了，连票都买好了。

　　人物周刊：当时您还和冯玉祥有过接触?

　　何兹全：在美国时，我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美洲分会，领导人是冯玉祥。他天资极高，还善于演讲，在纽约做了大量反蒋工作。一次他对美国人演讲，底下妇女戴帽子的很多。他就说，你们在美国，可以戴各种帽子，喜欢怎么戴就怎么戴，没有人管。在中国可不能这样，蒋介石叫你们戴什么，你们就要戴什么，叫你们怎么戴，就得怎么戴。他的演讲效果特别好。

　　人物周刊：您对傅斯年印象如何?

　　何兹全：20世纪30年代傅斯年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时兼任北大史学系教授。在学术上，他是我的恩师。他的学风和治学方法，对我影响很大。抗战爆发后，我编杂志、写社论、在机关里混，是他收留我到史语所，使我重新走上做学问的道路。我上大学前去找他，他对我说，大学期间要学好外语，学好古汉语。我很惭愧，两门我都没有学好。

　　人物周刊：以您的背景和经历，回国后的历次运动是怎么经受过来的?

　　何兹全：我没受到过太大冲击，陪斗有过，但没有被当成靶子批判过。我十五六岁参加国民党，后来写文章、办杂志。我和共产党思想不同，我想通过民主时代进入社会主义，共产党想通过阶级斗争进入社会主义。可回国以后我说我是抱着投降思想回国的，我是回来投降的，不是回来当革命派的——投降思想救了我，也救了我的学术生命。从此以后政治上我就跟着共产党走。

　　人物周刊：您说的投降思想应该怎样理解?

　　何兹全：我1950年回国，当了30年副教授，1978年才转为正教授。我政治上投降，服从共产党的领导，但学术思想没变化，原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白寿彝在世时，我俩常常相互批评，他说我太顽固，我说他太活络。文化大革命以前，史学界居领导地位的是范文澜和他的西周封建说。文化大革命后，郭沫若的春秋战国封建说起而代替了范说。他们两家之说，都能和毛泽东的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挂起钩来。我的汉魏之际封建说和这个挂不上钩。虽然没有受过政治迫害，但压制还是有的。空气也有重量，那个气氛是很重的，但我一直坚持至今。

　　(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