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勃]《北京岁华记》手抄本及其岁时民俗文献价值研究[1](中)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0-08-26 20:55:46 / 个人分类:作品已发表

二、《北京岁华记》作为岁时民俗文献价值

  从目前笔者掌握的资料看,由于朱彝尊《日下旧闻》对《北京岁华记》征引甚多,被增订为《日下旧闻考》后又广泛流行,对于后人了解和利用《北京岁华记》的贡献最大。《日下旧闻考》于乾隆年间由于敏中、英廉等人奉敕在《日下旧闻》的基础上增订而成,由于增订工作所本的是“将原本所引各仍其旧,而以现在援据补入者续编于后”的原则,在具体编排上又“凡朱彝尊原引则加一‘原’字于上,朱昆田补遗者则加一‘补’字于上,其新行添入者则加一‘增’字于上,逐条标识,以期一目了然”,[18]故而《日下旧闻考》完全保留了《日下旧闻》对《北京岁华记》的引用。《日下旧闻考》行世之前,《日下旧闻》是引用《北京岁华记》的渊薮,李光地等人奉旨撰写《月令辑要》(康熙五十五年刻)在“正月令”、“四月令”、“ 六月令”、“七月令”、“八月令”、“十一月令”、“十二月令”中所引《北京岁华记》,从内容和语言来看,似均出自《日下旧闻》。迨《日下旧闻考》成书,对《北京岁华记》的引用又多从它转引而来。如光绪十二年修《顺天府志》中的相关内容[19],今人对《北京岁华记》的引用也多出自《日下旧闻考》。[20]尽管如此,我们又不能不说《日下旧闻考》的征引毕竟是根据自己的写作需要和体例要求对《北京岁华记》所作的选择和编排,既难以再现其全部内容,又不可避免地对其进行了肢解,从而只能呈现《北京岁华记》的断片而非全貌。[21]比如《北京岁华记》“正月杂事”内容丰富,《日下旧闻考》中并未有所征引。又如《北京岁华记》对清明节描述详细,《日下旧闻考》引用如下:

  二月都人进香涿州碧霞元君庙,不论贵贱,男女额贴金字。结亭如屋,坐神像其中。绣旗甁炉前导,从高梁桥归,有杂伎人腾空旋舞于桥岸,或两马相奔,人互易之,或两弹追击,迸碎空中。

  用字不到前者的一半,较为简单。

  可以说,手抄本的发现,大大提高了《北京岁华记》作为岁时节日民俗文献的价值。一方面,它以一种完形(或曰基本的完形)呈现了以前所未知的陆启浤对岁时民俗生活的书写方式和关注角度,从而丰富了我们对区域岁时民俗书写方式的认知。另一方面,它作为一种独立存在的岁时记文本,比《日下旧闻考》所引提供了更丰富、翔实的资料,对认识和理解明代北京民众的岁时节日生活乃至其时间观念、审美观念、宗教意识等都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文化价值。

  就第一方面来说,《北京岁华记》是我国区域岁时节日民俗生活记录这一传统链条中颇具特色的一环。

  在我国文字记述史上,因节日而作、为节日而作、写节日之所闻所见、所感所思的各种体裁的作品屡见不鲜,并形成了对一时一地岁时节日民俗生活进行专题性记述的历史传统。之所以说形成了一种“历史传统”,不仅因为出现了一个包括《荆楚岁时记》、《秦中岁时记》、《金门岁节记》、《乾淳岁时记》、《赏心乐事》、《岁华纪丽谱》、《熙朝乐事》、《北京岁华记》、《帝京岁时纪胜》、《燕京岁时记》、《清嘉录》、《吴郡岁华纪丽》、《北平岁时志》、《春明岁时琐记》、《岁华忆语》、《金陵岁时记》、《梦粱录》[22]、《东京梦华录》、《析津志》、《松窗梦语》、《宛署杂记》、《帝京景物略》、《明宫史》等在内的著述系列,而且因为这些著述或其中的相关部分多是书写者对其自然而然参与其中(或曾经参与其中)、亲身经历或亲眼目睹的岁时节日民俗进行的书写。他们一般秉持实录原则,以传统历法为基础,或明或暗地遵循着自正月至腊月的历法时序来编排内容,形成了比较一致的叙事模式。仔细考察《北京岁华记》,可以发现它正是陆启浤基本秉持实录原则、遵照历法时序对亲历的岁时民俗生活的书写。

  首先,《北京岁华记》记述的是作者亲历的岁时民俗生活。陆启浤虽是浙江平湖人,他本人也将居住于北京称作“客燕”,但他在北京长期生活达二十年之久。二十年中,他交友甚广,游历颇丰,北京早已成为他的第二故乡。初刻于崇祯八年(1635)的《帝京景物略》征引了陆启浤的六首诗,即《德胜桥水次》、《泡子河》《高梁桥》、《宿香山寺》、《易水有怀》、《卓吾先生墓下》,从中可见陆氏熟悉北京的事物,并有着深深的眷恋。《北京岁华记》记录的就不是走马观花式的浮光掠影,而是他曾经置身于其中、自然而然地经历过感受过的实在生活,也便具有真切可感、细致入微的特征。比如他写“六月十二日,御厩洗马于积水湖,导以红仗,五色云锦,中有数头,锦帕覆之。最后独角青牛至,诸马莫敢先之。”虽廖廖数语,却十分真切,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又如写灯节宴席,“相尚以黄瓜豆夹为供。一瓜之值三金。豆一金。点茶用椿芽蒲笋,发之冰下。”不仅知道宴席以黄瓜、豆荚为供,还能知道瓜、豆的价格;不仅知道点茶用椿芽蒲笋,还能知道椿芽蒲笋都发之冰下,如此细致入微处,不是个中人难以了解。

  其次,《北京岁华记》根据时序进程编撰而成。它从一年之始“元旦”写起,次及“灯节”、“正月杂事”、“清明”、“二月杂事”、“三月杂事”、“四月杂事”,又及“端午”、“五六月间杂事”、“七夕”、“七夕杂事”,再及“中秋”、“八月杂事”、“ 重阳”、“九月杂事”、“十月朔”、“十月十一月间杂事”、“冬至”,最后以“腊月杂事”结束,形成了以某月节日和某月杂事为一个单元的叙事结构,依照时序井然地记录了明朝北京一带年度周期内的岁时民俗生活。

  再次,作者基本秉持了实录原则。众所周知,由于种种因素的作用,用文字书写的文本无论如何都不能将社会生活这一“本文”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但不同文本的书写者在书写时却在尽量接近真实方面有着的不同追求。整体上看,陆启浤写作《北京岁华记》时基本秉持了实录原则,他用较为简洁平实的语言如实记录了自己记忆中的明末帝都岁时生活的基本面貌。明代中后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繁荣以及时人生活观念的更新、生活情趣的增加,帝都北京的岁时节日生活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岁时游赏活动的格外兴盛和大量游览胜地的形成。当时的岁时游赏活动已经远远超出了元旦、元宵、清明、端午、重阳等传统的节日框架,庙会进香以及另外一些日子也成为大众外出聚集游赏的时间。《北京岁华记》通过在岁时节日的框架下记述众多的游览胜地和时人的游览行为,如实记录了这一变化。以上半年为例,在陆启浤的笔下,正月,灯节里百货骈集,游者日夜不息;十九日“车马游白云观”,冰泮时,“金鱼池上,酒肆排列”;二月,进香涿州碧霞元君庙,清明节,“携酒集高梁桥”,连上陵官祭毕后也要游览西山;三月,上巳日上土谷祠,二十八日游东岳大帝庙;四月;一日到八日西山进香,诸花盛发时,“白石庄三里河高梁桥外,皆贵戚花场,好事者邀宾客游之”,城内的冉都尉寓园、铁狮子巷李皇亲园、郭博平瀚园等亦是胜地;五、六月,端午节,“挈酒游高梁,或天坛,薄暮争门入”,五六月间,游积水湖及附近各处园林寺观等。《北京岁华记》的这些记述与《帝京景物略》(它建立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之上,本着“疑者罔滥,信者罔遗……怪匪撰空,夸匪溢实”的原则撰写而成)等文献中的相关记述颇有一致处。这可以视为陆启浤秉持实录原则的证明。

  总之,《北京岁华记》遵循了按照历法时序对亲历特定时空岁时民俗生活进行如实书写的历史传统,从而成为我国区域岁时节日民俗生活记录这一链条中的重要环节。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环节还带有鲜明的时空特征和个人色彩。

  《北京岁华记》是对明末北京这一特定时空岁时节日民俗生活的展示,反映了明末都城北京的风貌和品格。在这本书里,我们随处可以见到只有北京才可能拥有的节日活动和节日场景,比如元旦“朝贺毕,百官皆吉服三日。内三衙门六科尚宝司中书,即于署中各行礼。”即便许多记载的活动亦为其他地方所共享,它们也体现了北京的特色。如端午节是全国流行的节日,文中写“至日,挈酒游高梁,或天坛,薄暮争门入”;“天坛中,颇有决射者,或曰射柳遗意”;“用角黍、杏相遗”等,就反映了北京的独特风貌。

  《北京岁时记》是陆启浤的作品,他的人生阅历、政治倾向、当下心境、写作水平等等均影响到他的写作意图、体例和风格,从而使作品不可避免地带有鲜明的个人特色。

  体现在写作意图上,就是他不仅借《北京岁华记》进行个人情感上的怀旧,像《梦梁录》、《东京梦华录》、《岁华忆语》等作品那样抒发“矧时异事殊,城池苑囿之富,风俗人物之盛,焉保其常如畴昔哉!缅怀往事,殆犹梦也”[23]的感慨,而且有借以激励有志之士光复明朝的政治意涵。

  体现在内容、风格上,就是用整体上简约但又详略有当的文笔着重描述京城岁时节日生活的繁华景象。《北京岁华记》篇幅不长,总共不到3000字。用如此少的文字描述一年的岁时节日生活,又要让人产生向往倾慕之心并不是容易的事,但作者却能够凭借较高的技艺处理得恰到好处。除了作者语言简洁,往往寥寥数字就能准确表达出十足的意蕴,故而省却了许多笔墨外,其主要方法就是对岁时节日活动内容做不同的剪裁,详写宴会、游戏、竞技等最能体现一岁繁华的事物。相比于其他,他在描写清明节高梁桥杂技、东岳大帝庙会、五六月间游积水湖、八月斗蟋蟀、斗鸡等内容时,就不惮用笔墨。比如他写上巳,只用了7个字,“上巳日如土谷祠”,写蟋蟀,则除了写蟋蟀豢养的普遍性,还专门写及蟋蟀的盆屋,盆屋的装饰乃至争斗的形式和胜利后的情状,内容充实而细致。

  在体例方面,《北京岁华记》以“节日名称”和“某月杂事”为目来编排内容,形成了一个在体例上颇具特色的文本。具体而言,它将“元旦”、“灯节”、 “清明”、“端午”、 “七夕”、“中秋”、“重阳”、“十月朔”、“冬至”单独列出,其下记录该节的主要习俗活动,而将其他有特定日期或无特定日期的岁时习俗活动统统按月度列入“某月杂事”之中。这种编撰方式将若干节日与“某月杂事”并举,一方面使人仅靠目录就能判断哪些节日在作者眼里更具有重要性,而在其他岁时民俗文献中,人们通常需要仔细阅读正文,通过作者或繁或简或详或略的描述来完成这一认知。

  综上所述,《北京岁华记》的确是我国区域岁时节日民俗生活记录这一传统链条的一环,且是颇具特色的一环。作为一种区域岁时记作品,《北京岁华记》还提供了比较丰富的资料,对于认识和理解明末北京民众的岁时节日生活乃至生活观念、审美观念、宗教意识等都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文化价值。

  比如我们可以从《北京岁华记》的记述中看到明末帝都居民岁时节日生活的总体面貌,并能从中体察到不同群体在节日生活方面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大致说来,明末帝都居民的岁时系统由三部分组成,一是传统节日,如元旦、灯节(包括正月十六)、正月二十五“填仓”、清明、浴佛节、端午、七夕、中元、中秋、重阳、十月朔、冬至、腊八节等;二是庙会,如涿州碧霞元君庙会、东岳大帝庙会、西山庙会、药王庙会等,三是有着相对固定活动的其他时间,日子或固定或不固定,如御厩洗马在六月十二日、斗鹌鹑在霜降后等。岁时空间则以家中、街衢、寺观和风景地为多。可以说,无论贫贱,明末帝都的居民基本上过同样的节日,保持着大体一致的生活节奏,有时享用同样的节日食品,比如重阳节市上卖糕杂果,“无家不食”;或者进行同样的节俗活动,比如“自二月进香涿州碧霞元君庙,其人不论贵贱男女,额贴金字一片”,中秋节,“人家各置月宫符像,陈供瓜果于庭”;并在节日生活的整体上呈现出户外游赏活动频繁的鲜明特征。在《北京岁华记》中,陆启浤还使用了“贵戚”、“贵戚倡家”、“贵家”、“侯贵”等词做主语,表现了某些活动在主体方面的非全民性,或曰社会上层的独占性,比如“南市鲥鲜至,贵戚竞相饷馌”,“雪后,侯贵出猎,人马衣装,极其华炫”,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不同社会群体在过节方面的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主要应归因于社会等级高低、财富占有多少等方面的差别。

  从《北京岁华记》的记述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明末帝都对时尚的追求。时尚以新奇为追求,强调时效性,通常表现为一部分人以花销数量不菲的金钱为代价以赢得对于某些具有新奇性或稀缺性物品、服务的优先占有和享用。对时尚的裁定和追求实质是在等级制度松动、社会流动加快、个性被追求的情况下,社会中的一些人用以显示、确认、维护或建构自己社会地位、社会身份的一种手段。明末北京的民众在岁时生活中表现出强烈的追求时尚的倾向,《北京岁华记》中的不少文字都对此有所反映。比如新年时节,黄瓜、豆夹是反季节蔬菜,但宴席上“相尚”,牡丹、芍药、蔷薇是反季节鲜花,茉莉、素馨花不仅反季节而且多生长于南方,但“贵戚倡家竞插”,也就难免价格高得令人啧舌了。更能反映时尚特点的是陆启浤对清明茶的记载:“清明后三日,新茶从马上飞至,初至日,宫价五十金。外价三二十金。时刻渐减,不一二日,即二三金。”在这里,新茶作为饮品的质量高低已经十分次要,能不能早一点得到它才是人们关注和看重的。“一分价钱一分货”的按质交易标准暂时失效,无形的“时间”已经具备了可以用金钱衡量的价格,而且价格不菲,这正是时尚的典型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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