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绍原]端午竞渡本意考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0-05-21 09:18:50 / 个人分类:转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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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竞渡本意

 

江绍原

 

载《趣味考据》

 

 

这篇文所用的材料,几乎全是《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的“仲夏部”和“端午部”里面的。我本想直接从旁的记载中多搜罗点材料,把此文增订成一较为详尽的Monograph再发表。可惜现在不能这样作了。《古今图书集成》之外,我只参考了(1)周启明先生赐借的《五杂俎》(明人谢肇涮撰,“天部二”)和(2)《湖北通志》(卷二十一“风俗”门“岁时”部)。我此刻要说的话,颇许早有人——本国的或西洋的学者——说过。假使的确如此,盼读者指教并原谅。

 

二月五日记

 

一、竞渡是吊屈原吗

 

   中国各省端午日的风俗虽然不尽同,但是竞渡之举,只怕不失为其中最普遍的一种。士女缙绅们自己是不会加入竞争的,然于出钱助兴、到场参观等事,却也兴致勃勃。一般人凡是有闲可偷的,更不肯错过这个一饱眼福的机会。如果必须举一个地方的风俗作实例,我们就引《浙江志》书关于杭州的记载。

五月端午……祀神享先毕,各至河干湖上,以观竞渡。龙舟多至数十艘;岸上人如蚁;赛船非贵游不得,觅一渔艇,索钱盈千。钗头符胜,备尽工巧,攒绣仙佛禽鸟鱼虫猛兽之形,绉纱蜘蛛,绮縠麟凤,茧虎绒蛇,难尽名述。

 

   参加比赛的船手,都存心要在大众的眼面前显示自己的好身手;有些地方的竞者,甚至于因为好胜之心过于热,“往往殴击成狱”,劳地方官严厉的禁止;但是“禁稍弛,复竞,其俗成,不能止也”(《闽部疏》)。这一天的热闹和不幸至于头破血流的情状,古时已然;唐人张建封的“竞渡歌”便是一证:

五月五日天晴明

杨花绕江啼晓莺

使君未出郡斋外

江上早闻齐和声

使君出时皆有准

马前已被红旗引

两岸罗衣扑鼻香

银钗照日如霜刃

鼓声三下红旗开

两龙跃出浮水来

擢影斡波飞万剑

鼓声劈浪鸣千雷

鼓声渐急标将近

两龙望标目如瞬

坡上人呼霹雳惊

竿头彩桂虹蜺晕

前船抢水已得标

后船失势空挥桡

疮眉血首争不定

输案一明心似烧

只将输赢分罚赏

两岸十舟互来往

须臾戏罢各东西

竞脱文身请书上

吾今细观竞渡儿

何殊当路权相持

不思得岸各休去

会到擢舟折楫时

 

可知龙舟竞渡的风俗,分布的区域既广,存在的时期又长,而且非常热闹,真可以算是中国人每一年里面一桩最重要的事。我生平一次没看见过,这真令我遗憾。

   风俗不论巨细美恶,其起也必有或种原因。这并不等于说人类的行为,件件有正当的理由;而只是说他们的举动,大抵表明或暗含某项用意。如果这话不错,竞渡必也有它的用意;所以我们可以设问曰,竞渡之起,其原因何在?不过是一种风俗的本意,往往不能一看即知,风俗系应某种需要而起,但是本来需要的到后来也许渐渐消灭,其时也,这个风俗如其不随着消灭,就往往改变性质和内容,成为满足另一种需要的工具;于是那风俗的本意日久许完全被人遗忘。而且一地的风俗极易被人归到少数大人物的身上去,或说是他们制定的,或说是与他们有某种关系。人所以有此一举,不外乎想把风俗放在一个更不可动摇的基础上。假使以上的话不错,那么我们寻找竞渡的本意之时,须不为后起的解释或托古的无稽之谈所瞒过,方有求着真原因的可能。

 

 

   读过书的人普通都以为竞渡起于悼屈原。然《荆楚岁时记》只云“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而且此书又说:“邯郸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平也”。《越地传》云“竞渡之事起于越王勾践。不可详矣。”可知竞渡之事,吴以为与伍子胥有关,越以为起于勾践,楚又另捧出其地的忠臣屈原,大有与吴、越竞争之意。《荆楚岁时记》虽然说竞渡起于纪念屈原,但另举出吴越两地相异的传说,总断为“不可详”,我不知道我们还有什么根据强认竞渡之起与屈原有直接的关系。我以为我们从《荆楚岁时记》的记载,可以看出:(1)此俗实在比屈原、伍子胥、勾践三个人都早,但是(2)后来吴、越、楚的人又都想把这个风俗归到本国的某一位大人物身上去。三地的人的地方主义,已经够讨厌;我们既然不都是楚人之后,为什么要特别替屈原捧场?

   龙舟竞渡的真原始,必须离开屈原、伍子胥、勾践等等去求,是毫无疑问的。

 

 

 

二、竞渡本是一种用法术处理的公共卫生事业

 

   风俗是生长的,它可以和另一个或一个以上的,而且与它一样古的风俗混合在一处。它也可以自己长出新的部分来,而且新的部分往往把原来的一层降为次要的或说比较不惹人注意的。因此寻求一个风俗的本意者,在负面须不为后起的或托古的解释所瞒过,如上所说;此外在正面,尚须找出它的较初的形式,或云前身。然则竞渡的前身是什么呢?

   竞渡的较早的形式或云前身,我想《古今图书集成》所引的“武陵竞渡略”里面还记载着。可惜原著者没有风俗学的眼光,所以他只供给了我们足以解决本问题的材料,而似乎没提出那俯拾即是的解决。我且把它的文,择其有关者夹叙夹议的抄在下面。

竞渡事本招屈,实始沅湘之间。今洞庭以北,武陵为沅,以南长沙为湘也。故划船之盛甲海内,盖犹有周楚之遗焉。宜诸路仿效之者不能及也。旧制四月八日揭蓬打船,五月一日新船下水,五月十日、十五日划船睹赛,十八日“送标”迄,便拖船上岸。今则兴废早晚,不可一律,有五月十七八打船,二十七八“送标”者。

 

 读此可知那时原有五月(但不是五日)划船之俗,竞渡只是其中的一个节目。而“送标”是其归结点。而且我们以为在此风俗中,“送标”是原来的部分,而竞渡是后加的——说不定还是由送标直接变出的。无论如何,“送标”必定正是我们要找的前身。至于“送标”究竟是怎样的一回事,书中的说明如下:

今俗说禳灾,于划船将毕,具牲酒黄纸钱,直趋下流,焚酹诅咒疵疠夭札,尽随流去,谓之“送标”;然后不旗不鼓,密划船归,拖置高岸,搭阁苫盖,以待明年,即今年事讫矣。尔时民间设醮预压火灾,或有疾患,皆为纸船,如其所属龙船之色,于水次烧之;此本韩愈送穷,具车与船之意,亦非苟作。

 

   读此可知竞渡的前身,既不是一种娱乐,也不是对于什么人的纪念,而是一种“禳灾”的仪式。古人的思想很奇,他们以为“疵疠天札”,是可以用船运走的;今人竞渡之日,正古人送灾之时。恐怕疵疠天札不肯走,所以贿以“牲酒纸钱”;又恐软的手段不生效力,所以“诅咒”之,使它们非走不成。而且不得不预防它们被送走之后仍乘了原船重来人间,所以船到了下流之后,送它的人须“不旗不鼓”的偷着回来。这船既然是载不祥之物的,自身也不免成了不洁净的东西;所以人只得把它“拖置高岸,搭阁苫盖”,无论如何不作旁用的。竞渡的前身是“禳灾”或云送灾;送灾者用法术处理的公共卫生也。

 

 

   再看下面讲划船用巫的两节,便更加了然了:

划船用“巫阳”为厌胜;或是聘名巫于万山中,谓之山老师,法力尤高大。约划船先夜,“头人”具牲酒请巫作法,从船首打觔斗至船尾,撒荞燃火,名曰“亮船”,鼓声彻旦不懈,以防敌巫偷作幻术。或捕得之,捶死无悔。

 

   亮船的用意在防敌,务使与我们有仇的人没机会行出或种法术,以至于船上载的不祥有脱逃的可能。

划船之日巫举油火发船,以其红黑高下占船之胜负,历历不爽。巫所奉神,名西河萨真人;诅咒有“蛮雷”“猛火烧天”等术;手诀有“收前龙”、“息阴山”、“移山倒海”等术;卷裤露足,跳罡七步,持咒激火,火起船行,咒词有“天火烧太阳,地火烧五方,雷火执常法,烧死诸不祥,龙舟下弱水,五湖四海任漂荡”云云。船底在水中,用白茅从首至尾顺拂一过,亦防敌人暗系诸物,以成滞啬。余法秘妄,不能悉知。

 

“诸不祥”是很难制伏的,故须请术士于开船之倾,用火烧死它们(而且从咒词的末两句看来,似乎最古时只把装载不祥的船放在水上,任它漂荡到没人的地方去)。所怕的是敌人在船底暗挂或种物事,破了我们的法,故此用白茅把船底扫清再动身。至于以油火之红黑高下占船之胜负,自然是后添的;最初如果也顾到这一层,其用意只怕是考验“诸不祥”是否被烧着耳。

桃符兵罐二物,船人临赛掷之以祈胜,非也。桃符能杀百鬼,乃禳灾之具;兵罐中所贮者米及杂豆之属。按《续齐谐记》,楚人哀屈原,每至五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曲,白日忽见一人,自称三闾大夫,教曲以苇叶塞筒,五彩丝缚,免为蛟龙所窃。自是世有苇叶粽,并带五色丝。此兵罐盛米乃竹筒之讹,未有角黍以前之遗制也。

 

   桃符的功用甚明,故不须讨论。至于竹筒与兵罐,想又系驱邪者给予诸不祥的一种贿赂,它们在“五湖四海”“漂荡”着之时,说不定会复苏,而且因为饥饿难挨,重来人间为祟;送之者为它们备下米粮,正是表示不要它们回来。后人制角黍自食,恐非先民本意矣。

 

 

 船人而且须佩戴各种厌胜物,以防“疵疠夭札”与他们为难:“是日划船悉顶巫师符篆及黄赤小旗,取鹭鸶毛插鬓间,厌胜物也。”头人身上的责任以及他所碰的危险,自然比其他的船人更重大,难怪“划船择头人必有身家拳勇者为之”。而且“前数日刊梨枣一片,上画龙舟,下书词调,蒸面为饼饵,遍送所隶地方,索报以金钱。”这自然是因为他为公众拼性命,所以社会许他随意“打秋风”。

   船人用的酒饭,也有特别供给的人:“亲戚或有力之人派供酒饭以供具盛者,为平生有行止之人,亦有寻常许愿供酒饭者。其日江中小牒揭黄钱二,树彩联,鼓吹而往,即供饭船也。”而且“凡供酒饭,虽船人醉饱必强饮食之,颗粒不留。余则撒江中。盘箸亦掷诸水,不复携去”。这等举动的用意,似乎也很明显,那一天的船人,从头人至普通的桡手,都与不祥之物为邻,所以都是不洁净的人物,而且凡与他们接触过的东西——酒饭与盘箸——也不免传染了不祥。他们剩下的残酒残饭是没人敢吃的;他们用过的盘箸是没人敢再用的;所以必须弃之水中。

   合观以上所引的几节《武陵竞渡略》,我们可以知道其时其地的“五月划船”之俗,尚保存着一大部分原始的形式:聘巫亮船,举火发船,慎择头人,船人顶佩厌胜之物,临赛掷桃符兵罐,专船供给酒饭以及最后一二日之“送标”、烧纸船,皆是。我们若细看这些举动的性质,再参以竞渡意在禳灾之“俗说”,则此事之动机大明,其与屈原无关也不问可知。然《武陵竞渡略》的原著者,不幸太为招屈之说所蔽,因此他虽供给了我们这许多有价值的记载,而他自己所下的解释和他为竞渡辩护的话,竟完全不可靠。他写道:

俗传竞渡禳灾。《风俗通》曰,五月五日以五彩系臂,辟兵及鬼,令人不病瘟,亦因屈原。《荆楚记》曰,五月五日并踏百草采艾为人,悬门户禳毒气;又日,屈原以是日死,并将舟楫拯之。盖两事合为一耳。梅尧臣作“祝”讥原好竞渡,使民习向之,因以斗伤溺死,一岁不为,辄降疾殃,失爱民之道。刘敝作屈原嘏辞,言竞渡非原意,以晓圣谕。辩说蠭起。余谓楚俗尚鬼,原生时放逐沅湘,亲睹淫祀,《山鬼》《国殇》,何与人事,而皆为之辞,盖其俗有不可变者也。况原以忠直愤塞,蹈身洪流,民秉之良,自谋憔悴,耳属劳骚,振骢未有,凭一叶舟,堕千古之泪,亦何伤乎?江南卑湿,温暑司辰,王侯驾言,士女于迈,抑亦山阴之竹禊,江南之插萸也。使其可已,何俟今日?

 

   作者的意思,似乎是说五月五日之彩丝系臂、踏百草、悬艾人于门户,以禳毒却邪是一事;屈原适以是日投汨罗,后人伤其死,故命舟楫拯之,是另一事;后来两事合为一,所以本意在拯屈的竞渡,俗人误传是禳灾的了。假使他的确如此想,这就正与我们的意见相反:我们相信端午日的门户上悬艾人,臂系五彩丝,踏百草,与夫命舟送不祥是一件事(其用意皆在禳灾却病,所不同者前三者以及“民间设醮预压火灾,或有疾患,皆为纸船……于水次烧之”等等,属私人的禳灾;划船送标,属公众的禳灾);而拯屈原云云者,完全是后人的附会。易言之:划船非由拯屈变为禳灾,却是由禳灾误认为招屈。“合为一”的两事,不是(1)五彩丝系臂、踏百草、悬艾人,以辟兵禳毒,与(2)命舟拯屈原;而是(1)丝系臂、踏百草、悬艾人以辟兵禳毒,命舟送标以遗疵疠夭札诸同属一系统的民俗,与(2)拯屈原一句全不相干的话。民间流行的解释没错,错的倒是读书考古的缙绅们。

   竞渡的本意一明,它所以被民众重视的真理由,也就了然,不劳缙绅们为之辩护了。此俗所以“不可变”,因其始众人已视为生存竞争的一种工具——“法术”性的公共卫生事业——何况其后又与冒险、比赛、娱乐诸动机相结合。竞渡既非屈原之意,则因之而生的斗伤溺死,不应由他负责。梅尧臣讥原“不爱民”,失矣。“一岁不为,辄降疾殃”两句极重要,读之足知送标之事被先民认为疏忽不得的大事。那本是指疵疠夭札等不祥之物而言:一岁不送,必有疾殃。屈原被推为竞渡之原,难怪有人冤枉他“不爱民”。这两句书透露两件极重要的事实:(1)在招屈之说出现以前,竞渡不是为某一个旁人打算,而是众人为自己的利益打算的举动;(2)甚至于在招屈说出现未久之时,竞渡还不是民间自动的纪念这一位忠臣,而至多只是被认为人对于他的一种不得已的被动的义务;易言之,其动机不是悲悯而是恐惧。所以有些地方(譬如福建诏安县)独端午日的海飓为屈原飓。

 

 

   结论:“俗说”竞渡的目的在禳灾;而且竞渡之前和之中的种种举动,以及之后的“送标(我们认为竞渡的前身的)也都显然是去灾之仪。所以我们相信竞渡实与屈原无涉,它本是古时人群用法术处理的一种公共卫生事业——每年在五月中把疵疠夭札烧死,并且用船送走。

   前两部分的摄要:端午竞渡的风俗由来已久,而且分布的区域也很广。通常受过教育的人,都以为这个风俗起于纪念楚忠臣屈原。此说在《荆楚岁时记》里面已经有,骤看似乎是很有根据的。无奈这部书同时又说起吴人别以为这个风俗与伍子胥有关,越地则俗传它起于勾践。我们看见他们这样竞争,只得认竞渡其实与这三个大人物都元关系;竞渡比屈原、伍子胥、勾践都早,它也有它的本旨。说它起于招屈,与说它起于其余二人是一样的不可靠。

 

 

   《古今图书集成》的“岁功典”里面引的“武陵竞渡略”,供给了我们一些材料,都可以帮助我们发见竞渡的本旨的,虽则原著者自己似乎没能够完全意识到他所记载的东西的重要。那时武陵有五月划船之俗,其大略是于新船下水后若干日举行竞渡,竟渡后若干日又须“送标”,才算完事。竞渡前一夜和开船时有巫作法,船人都佩戴各种厌胜之物;甚至于他们的饮食之余和盘箸等物,也被认为旁人用不得的。“送标”是把“疵疠天札”等不祥用船运到下流,然后掩旗息鼓的回来。我们提议:这所谓送标在那时虽只是竞渡之后的一件小事,然最初只怕倒是划船风俗全部的目的所在;换言之,送标是近代式的竞渡的前身。从送标的程式和划船风俗的其他节目上着眼,我们断定所谓竞渡起于送灾;送灾是用船运走不祥:一种用法术方法去处理的公共卫生事业——犹之乎“送穷”是一种用法术方法解决个人问题的举动。

 

 

 

三、竞渡起于送灾

 

   单靠《武陵竞渡略》一种书里面的记载来断定竞渡起于送灾,似乎犯了“孤例”的毛病。我们应该从他方面找到证据才好。

   明人谢肇淛的《五杂俎》云:“(端午)竞渡楚蜀为甚。吾闽亦喜为之,云以驱疫;有司禁之不能也”。闽地竞渡的形式,谢氏不曾叙述,但是那里的人说竞渡的用意在驱疫,却被他注意到。我猜想其实驱疫的动机,早已有了另外的动机(比赛、冒险、游戏、艺术等等)在旁援助;闽地如此,他处亦如此。难怪有司们禁不掉。

旁的古书里面,一定还有性质与此相同的记载。关于此点除了请求读者宽宥我的无知外,我实在没话可说。而且不但古书里面记载着竞渡的较早的形式与其本来的用意,甚至于离现在不很远的时代,这种形式和解释还在各省保存着。《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里面所录的各省志书,就给了我们不少的教训,都是足以证实并阐明我们从《武陵竞渡略》中所悟出的见解的。我且分门选录若干于下。

第一,有些地方的风俗,因为目的完全不在于竞渡而在送瘟,所以只备纸制或茅制的船,行了或种仪式之后,即焚之或泛之。这与武陵的“送标”形式不同而用意一样:曰,去掉疵疠夭札。试看:

   (1)《湖广志书》,云梦县——“五月五日赛龙舟。因邑河水浅,作旱龙,缚竹为之,剪五色绫缎为鳞甲,设层楼飞阁于其脊,缀以翡翠文锦,中塑忠臣屈原、孝女曹娥(俗称娥为游江女娘)及瘟司水神像,蟒袍锦带,珠冠剑佩;旁列水手十余,装束整丽。择日出行,金鼓箫板,旗帜济济,导龙出游,曰迎船。好事者取传奇中古事扮肖人物,极其诡丽,用铁干撑之空中,前后轮转,宛若半仙之戏,彼此角胜。自前月二十外至此日,无日不然。次日用牲牢酒醴角黍时果祭之,极其敬畏;又以茶米楮币实仓中,若饯赆然;仍如前仪导送水涯,合炬焚之,曰送船。”此县的风俗可注意之点有二:(甲)因水浅所以只得改竞渡为赛巧;(乙)武陵也有焚纸船的举动(见《武陵竞渡略》),但是云梦县的焚船更讲究了。

   (2)岳州府——“端午罢市竞渡,以为禳灾疾病。——就水际设盘祀神,酒肉犒鼓榷者,或为草船泛之,谓之送瘟。”

(3)《广东志书》南进府——“是日(天中节)*[扌+则]茅船,舁夭符神,压送河,云遣瘟。金鼓殷器。齐唱船歌”。

 

   第二,端午日又有打醮和“傩”的风俗。这与用船送灾,自然是相联属的:因为要送走不祥,先须把它或它们从人家里逐出。下面三条均见《湖广志书》:

   (4)德安府——“午日造龙舟角黍以吊屈原,俗误为禳时令,故敛赀以醮”。(从我们的观点,这自然应改为“午日造龙舟角黍”,禳时令也,故敛赀以醮,腐儒误为吊屈原)。

   (5)应山县——“端午闹里纸竹为龙舟,作醮事,曰平康醮”。

   (6)黄冈县——“端午溯风巴河镇迎会,傩人花冠文身,鸣金逐疫”。

(7)《广东志书》,新兴县——“端午各就其近属神祠,鼓吹迎导,巡麻人家;师巫法水贴符,驱逐邪魅”。

 

   第三,端午日浴身,饮药酒,以及在门户上和身体上悬佩厌胜物等等的风俗,我因为大家都知道,而且又属于我所谓私人的禳灾——别于公众的禳灾——所以在这篇短文里面,我不打算多说。但是以下的若干风俗,特别有趣,而且它们与用船送灾之举,似乎比其他的私人禳灾式,更能互相发明,故抄录于下。

   (8)《江南志书》,怀宁县——“日晡时妇人以水浸残花掷街头,云送赤眼神”。

   (9)《广东志书》,从化县——“五月五日至午烧符水洗手眼于道上,谓之送灾难,是时再播种”。

   (10)石城县——“五月自一日至五日童子以风筝为戏,谓之放殃。偶线断落其屋舍,必破碎之,以为不祥”。此地的人本想把“殃”用风筝送走,自然不容它断落在自家房上。

(11)《山东志书》,登州府——“端午军校惭柳,于教场立彩门,悬葫鸽于上,走马射之,中葫则鸽飞,谓之‘演柳’,间一行之”。这似乎又是一种送灾的法门;不过是所用的运具非舟或风筝等无生物而为鸽子耳。

 

   第四,我们平常似乎认屈原确于五月五日投汨罗死,而且竞渡或类似竞渡的举动又都是确于此日举行,故以为竞渡起于招屈。无奈屈原的死日,现在已无法考证,而竞渡一系的风俗又不限于五月的重五日——有些地方是在十五、十七、十八举行的。屈原顾此失彼,不知将如何死法才能证实缙绅们的竞渡拯屈说。所以除非屈原死过一次以上,或有一位以上的屈原,我们只得将他弃置一旁,认定划龙舟本来完全是一种遣送不祥的仪式。

   这一系的风俗之不限于端午除《武陵竞渡略》所记的而外,有下列诸志书为证:

   (12)《湖广志书》,武昌县——“五月十七日小儿女悉赴瘟司庙上枷;次日庙神出游,舁者盛饰去帽簪五色花,沿街曳茆船,谓之逐疫”。

(13)大冶县——“五月十八日送瘟,纸作龙舟长数丈,上为三闾大夫像,人物数十,皆衣锦绣彩绘,冠佩器用,间以银锡,费近百金,送至青龙堤燔之,其盛他处罕比。昔人沿送穷之遗制,船以茅,故至今犹谓之茅船,而实则侈矣”。武昌和大冶不是“水浅”之区,而送瘟之船旧用茅制,可知龙舟本非备人比赛,而是装载不祥,置诸中流任其远去的(或举火烧了的)。

(14)广济县——“五月十八日棚会,市民十家一棚,祭瘟神,会饮或醮禳,焚仓术,插桃叶”。

 

   江西的湖口县不会“水浅”吧,然据

   (15)《江西志书》云,该县“五月十八日为纸龙舟,形如真者,皆结彩装戏游于市中;所过民家,投以五谷盐茶,名曰收瘟;游毕送至郊外焚之”。“老西儿”的龙舟,尤其不一样——是用车扮成的。

   (16)《山西志书》,阳曲县——“仲夏之月,五瘟庙僧,令人曳车作龙舟状,列五瘟神像,具饶鼓,从朔日起遍游街衢,人俱剪衣带少许,投钱米中施之,俗曰送瘟船”。

(17)《广西志书》,全州——“五月望日,郱落竞渡,俗言‘撵大十五’”。这是比端午晚十天的竞渡。

 

这一类的材料,志书里必定还有许多;只可惜我没功夫去找。听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有一个抄志书的动议;他们想派人到京师图书馆去,把那里所藏的志书凡其中与风俗有关的记载,一概录出备人研究。这件事假使做到,于我这次的研究——譬如说——不知会有多大的帮助!我希望他们能早日着手,早日成功。

综合的结论:离现在不很远的时代,我国各省在五月都有划船送灾,或命意与此同而表现法不同的风俗。举行的日期不一定是初五,虽则大半似用此日。私人们和公众,其时有种种禳灾的举动。竞渡就是公众禳灾式中最重要的一种;不过是有些地方并无所谓竞渡而只是用车扮或用茅竹、纸等物造成一船,船上有时放种种人物或瘟神的像,导以旗帜乐队,遍游全地收灾,然后把船或者烧掉,或者泛于水中。他如打醮或大傩,目的自然也在驱逐不祥;私人们的放风筝、军中的演柳,也都是遣送不祥的法门。我们越把竞渡和五月初五(或五月他日)其余的风俗放在一处看,便越信俗传竞渡禳灾之说是对的。易言之,便愈信所谓竞渡,其前身本是公众禳灾仪的一节目,后来才逐渐生长成,或云脱胎为真正的“竞渡”。

(备考:发稿前,吾妻见广东石城县端午放风筝一条,遂告我曰,江浙有些地方的人最忌旁人的纸鸢落在自家房上。失者恐房主人责问,往往不敢声张;如必欲索回,须备香烛道歉)。

 

 

 

 

四、命舟遣灾何故变成竞渡

 

既然我们断定,目的仅在娱乐的竞渡,脱胎于有实用目的命舟遣灾,则遣灾何故变成竞渡,我们岂不负有解释之责?我们如其想解释这一点,就万不可错过《武陵竞渡略》里的另一些记载。这一方面的记载,实在不比以上所已经引的不重要:研究遣灾为何和怎样变成竞渡者,必须得到这一类的材料,才能在广泛的心理学解释之外,举得出或种历史的或云社会学的解释。

   读者或者记得,上面所引的《武陵竞渡略》,有一处曾说民间“或有疾病,皆为纸船,如其所属龙舟之色,于水次烧之”。何谓“所属龙船”它有些鲜明的话。此刻我们照录于下:

花船庙神曰梁王,其像冕服侍卫,兵仗甚严,乃东汉梁公代马援监军征五溪夷者也,土人祀之阳山。……划花船则有事兹庙,刻神像于龙之首,涂其鳞尾五色,两旗白质,龙文或刺或绘五色,头梢、旗、鼓,和拍之人(四人),服黄白色;所隶地曰神鼎、清平、常武三门及七里桥。赛花船鳞尾旗服同花船,其庙神曰灵宫,所隶地曰渔家港竹笮湾等处。紫船鳞尾旗绘皆紫,服黄白色,庙神曰李才将军,手赤举典江湖舟簿,未详所出;所隶地曰槐花堤、青泥湾。白船鳞尾旗服纯白,庙神曰老官,曰羊头三郎,日竹马三郎,皆一手操桡,一手或拳或弄彩球,古有竹郎神,未知是否;所隶地曰拱辰、永安二门及善德山;乌船鳞尾皆乌;红船鳞尾皆红,旗皆赤色,服皆纯青;诸船桡服杂色,此两船桡亦纯青;庙神曰黄公大伯、二伯、三伯,黑面,手操桡,相传兄弟皆靛客,溺水为神者也;所隶地临沅门、大河街、德山港、苏家渡、白沙村。大抵庙神多不经,从来久远,莫由厘革,始纪其实如此。“青船旧隶清平门外,谓之青竹标,不知何时废,今小庙存焉”。赛船区各区的人,对于本区和地区的船的态度,具见以下两节:划船日“观者树红绿彩,或制句彩上,俟船过赏之。凡船所经系其隶地放爆竹黄烟挥扇喝彩相和;否则群声合噪以揶揄之,怒者掣屋瓦飞击如雨,船人亦横桡舞掌,作势相应云”。赛船系“自北而南,横江互竞,两船约略齐驱,须到彼岸与否为输赢的据”。甚至于“看船僦楼亦各有域,花白诸船人不入乌船域,乌红船人不入花船域,有互入者,然忘情不能,非善斗不敢,亦往往凶终,不如不入之为愈也。……在江南者看横渡到岸极审,然船将到岸,非其隶地则岸头飞砾击之,船人或挥桡挺斗,玉石莫分”。

 

   合看以上所引的几段书,可以知道划船期内的武举,在精神上和在事实上都是分为若干竞争的区域,每区有所奉之神和神庙,届时各备时种颜色的船加入比赛;沿途各区的人见本区的船划过则喝彩相和,旁区的船经过则冷讥热骂以为快;船到岸时,他区的人又因不甘失败作出种种越轨的事。我们读后不禁发问曰:武陵的“送标”,我们已认为很古的风俗,但是此地所表现的区域精神,是否也很古?这种精神是原始的呢,还是比较后起的呢?

   我以为这是比较后起的。皇古时代的人群大抵极小。我们猜想那时的送灾,每地只用一船;即使不止一船,然众船既同以遣送本群的不祥为目的,似乎也无须抢快慢前后。迨小人群初进而为大城市之时,各分子的区域精神犹未泯,所以送灾之时须用好几条船,各代表一个区域。诸船的迟速不能同,于是妒忌好胜之心遂起;今年落后者,希望明年优胜;第一次送的最快的,巴不得第二次亦然。一区域如与另一区域有新仇宿恨,说不定会请巫“偷作幻术”于敌人船中,或“暗系诸物”于其船底以挠之。此等敌巫如被“捕得”,自然该“捶死”。而且即使没得到旁人与我们为难的真凭实据,然我船无故失败,显系有“小人”暗中捣乱。而况旁区的人也许明目张胆聚众阻挠我们的船前进。因此划船之先,最好“走聘名巫于万山中”,“择头人必有身家拳勇者为之”。空中满布猜疑妒忌之情,为我们作法,而且耳边全是揶揄和“国骂”之声;先民并不是你们所提倡的幽默旦。难怪有时要闹到“竹竿”与桡齐舞,“鹅子石”“屋瓦”乱飞,“玉石莫分”斗伤溺死”。此种区域主义,自然有它的历史背景和非意识的或半意识的动机;若说全是一时的“阴谋家”和“某系某派”煽动出来的,未免难以取信。(借题发挥,阅者谅之)此外我们还不妨加上一句:组成大城市的分子,有些许是和相争已久的近邻;它们从前独立时已经有过竞遣灾祸的情事,故合并之后,有时仍照常竞争。

从实用主义的送灾到娱乐主义的竞渡,其程序我们来虚拟一个:(一)以一地或一个小的人群为中心的命舟遣灾;(二)大城市或云大的人群中,区域主义的和竞争式的命舟遣灾;(三)近代式的娱乐主义的竞渡。我们以前只说竞渡脱胎于命舟遣灾;此刻为了正确起见,不妨改说“竞渡脱胎于用船竞遣灾害之举”。

 

 

五、古人为什么选定五月初五为命舟遣灾之日

五、古人为什么选定五月初五为命舟遣灾之日

 

   我们已经点明过,普通认为只能在五月五日举行的竞渡和其他的禳灾行动,其实在各省民俗中不限于是日,虽则大多数地方似乎采用该日的。然则至于这些地方当初所以选定这一日的理由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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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耕种时代,甚至于在前耕种时代之中,五月很容易被认为极有关系之月。要说明中国古人的五月观我们最好引一些古书。《吕氏春秋》说:“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戒,处必掩身,欲静无躁,止声色.无或进,薄滋味,无致和,退嗜欲,定心气,百官静事无刑,以定宴阴之所成”。《齐民要术》云:“五月芒种节后,阳气始亏,阴匿将萌,暖气始盛,虫蠹并兴……是月也,阴阳争,血气散,夏至先后各十五日薄滋味,勿多食肥*[酉+农]”。《后汉书·礼仪志》云:“仲夏之月,万物方盛,日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茂,……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桃印也)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又如《荆楚岁时记》亦载:“五月俗称恶月,多禁忌曝床荐席及忌盖屋”(参看《浙江志书》,嘉兴府——“五月俗为恶月,禁吊丧问病之事”)。《野客丛谈随笔》云:“齐书,高洋谋篡魏,其臣宋景业言宜以仲夏受禅。或日五月不可人官,犯之不终于其位。景业曰,王为天下,无复下期,岂得不终其位。乃知此忌相承已久,不晓其义。仆观前汉张敞为山阳太守,奏曰:‘臣以地节三年五月视事’;其言如是,则知前汉之俗未尝忌五月也。……又观‘后汉朔方太守碑’云:‘延嘉四年九月乙酉诏书迁衙令五月正日到官,乃知拘忌之说,起于两汉之后’。”我想五月为恶月之说,不是阴阳家或少数士大夫所创始,而是早于他们的一种民间思想;阴阳家与士大夫至多是把这相传已久的思想记载下来,而且给它一个阴阳论的形式而已。古人,尤其是已经进到耕种时代的古人,不能不注意太阳的运行和昼夜的长短。仲夏昼最长,过此渐短,仲冬昼最短,过此渐长。这由先民看来,必是太阳每年自仲夏或时起,精力渐衰,自仲冬或时起,精力复盛。若用阴阳论的名词说来,全年中昼夜长短的改变,全是阴阳之争;夏至后因阴气渐占优势,故白昼渐短,冬至后因阳气渐入盛时,故白日渐长。在古人的心目中,仲夏仲冬可说是两个危机,难怪吕氏于前者曰“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戒……以定宴阴之所成”;于后者则曰“日短至,阴阳争,诸生荡,君子斋戒……以待阴阳之所定”。二者中仲夏只怕更重要,其时阳气初过极盛之期,一切妖魔鬼怪,一切疵疠夭札好像都预备开始大活动,它们一面对太阳或阳气作快语曰,“从前我们不敢惹你,但是从今以后该是你不能奈何我们之时了”;一面又对我们的先民作恫吓语曰:“小心点!你们依赖了来镇压我们,保护你们的那个大红灯笼,如今要一天比一天少照你们了;等着吧,我们都要找你们来了,管保你们从此以后肚子不太饱,身体不太强,儿女、牛羊不太繁殖”。不要忘记,先民是与猛兽毒虫以及疵疠天札竞存的;这些东西在他们的心目中都是妖魔鬼怪,都是与阴气为缘。五月阳气始衰,先民中怎能不人心大浮动,送瘟、打醮、佩符、浴草汤、喝苦水、夫妻戒盛,真是忙煞他们先民,笑煞我辈后人。

   五月所以被古人认为恶月,我们的解释如上。但是为什么在五月里面,初五又特别被认为恶日呢?五月之所以多忌既然因它是夏至之月,那么此月中特别恶的日子,该是不定日的夏至,不是死板的初五呀。在回答之前,让我先点明我们普通认为特别属于端午的各种禳灾仪,其实在各省不但有些地方在五月初一、十五、十七、十八(参看上面自(12)至(17)各条)举行,而且另有些地方确于夏至日举行:

   (18)《广东志书》,广州府——“夏至屠狗食之,云解疟”。

   (19)英德县——“夏至磔狗御虫毒”。

   (20)《湖广志书》,零陵县——“夏至节日食粽,取菊为灰,以止小麦虫”。

(21)《吴郡志》——“夏至复作角黍以祭,以束粽之草系于足而祝之,名健粽,云令人健壮。夏至以李核为囊带之,云疗噎”(宋人范成大咏夏至诗:“李核垂腰祝噎,粽丝系臂扶赢,节物竞随乡俗,老翁闲伴儿嬉”)。

(22)《浙江志书》,绍兴府——“夏至山会,农人作竞渡会,衣小儿衣,歌农歌,率数十人共一舟,以先后相驰逐,观者如堵”。

(23)《湖北通志》——“夏至节日食粽,是日取菊为灰,以止小麦蠹。按今俗多于是日为龙船会,亦谓之瘟火会。其制皆以纸为船,形长丈余……金鼓箫板旗帜导龙而游,曰迎船。……数日后……导送河干焚之,曰送船。又别开坛建醮,动连旬日”。

 

   我想假使极古的人,自然而然的知道每年有一个叫“夏至”的日子,是“日长至,阴阳争,生死分”的一天,则他们必定即以此日为一年中一个送瘟除灾之日。然而事实上,夏至日的观念及其推算法,皆是较进步的时代的产物。在这个观念被发现之前,一般人只模模糊糊的知道日长至之日在五月,故五月为恶月。至于恶月中送瘟除不祥以何日为最宜,最初许卜日为之,没有确定之期。但是等到夏至的观念出现之时,社会的习惯却说不定久已规定下五月某一日或某几日为送灾节。于是难问题迎面来了:五月的禳灾节该怎样规定才能既不违反社会上的旧习惯,又不与新的知识相背?各处地方的解决不同:有些地方完全保存旧制,不理会夏至日;另有些地方把送灾的礼完全移到夏至日去举行;还有些地方则分在旧时规定的日子和新发见的夏至日举行之,或将非夏至日的礼,择其要者在夏至日重复一遍。夏至日与五月其他各日的风俗所以很多相同之处,其理由在此。

   在夏至的概念未出现之时,五月的初五有特别的理由,容易被人选为送灾之日。初民总不免把数目认为神秘之物。五月既为阴气始盛之月,则“五”之数显然与诸不祥有很密切的连锁;五月中与五有关系之日为五、十五、二十、二十五等日,此诸日之中,又以初五为最,于是五月初五——重五——被认为阴气始盛之日,所以也是最宜于送不祥之日。试问五月五之外,一月一、三月三、七月七、九月九等日,不都是被认为一年里的重要之日吗?可知古人的确重数。

   至于古人认五月五日为恶日的明证,尤其是不胜枚举。他们在这一天的举动,处处表现他们确以为一切恶兽毒虫,妖魔鬼怪,其时都渐得势。这一天实在毒极,所以连恰巧在此时入世者,也成为可以克死父母的毒命人。《史记·孟尝君传》:“初田婴有子四十余人,其贱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婴告其母曰,勿举也。其母窃举生之。及长,其母因兄弟而见其子文于田婴。田婴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顿首因曰,君所以不举五月子者何故?婴曰,五月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西京杂记》:“王凤以五月五日生,其父不欲举,曰‘俗谚举五日子,长及户则自害,不则害其父母’”。《世说》:“胡广本姓黄,五月五日生,父母恶之,置饔中投于江”。《孝子传》:“纪迈五月五日生,其母弃之”。《宋书·王镇恶传》:“镇恶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继踪宗。祖猛见奇之曰,‘此非常儿;昔孟尝君恶月生而相齐,是儿亦将兴吾门矣。’故名之为镇恶”。《癸辛杂识》:“宋徽宗以五月五日生,以俗忌,因改作十月十日为天宁节”。这种俗忌,至今还存在。又《遵生八笺》引《道经》云:“五月初五、初六、初七、十五、十六、十七、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日谓之九毒,戒夫妇容止,勿居湿地以招邪蕉,勿露卧星月之下;十五、二十五日,忌裁衣交易”,又云“杨公忌日,初五日不宜问疾,名地腊日”。以上三条我都认为昔人忌“五”数的佐证。

   发稿前接到俞平伯兄极有趣味的信,其中有一处讲“上巳日”的话,我读了而想到关于送灾日期问题的另一方面。我将在日内把此信发表,兹先引我此刻特别要用的那一段:

这儿更有一问题,就是三月三日与上巳之区别。这本来很明白的,三月上旬逢巳,未必便是三月初三。而且更有一不可解的疑问,就是三月上月不逢巳便又怎么?《癸辛杂识》说“上巳”为“上己”之误,引如下“或云上巳当作十干之己,盖古人用日例以十干,如上辛上戊之类,无用支者。若首‘午’尾‘卯’,则上旬无‘巳’。故王季夷蝺上巳诗云:‘曲水湔裙三月二’此其证也”。这个解释很有趣味,不过在古书上别无他佐证,只可当作谈助而已。至于上已与三月三之迁变,《晋书·礼志》上有一节:“汉仪,季春上巳,官及百姓皆禊于东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而自魏以后,但用三日”。依此,最初是用上巳,后来改为三月三日,而不问逢巳与否。至于原来的真相如何,颇不易断言。

 

 《癸辛杂识》的主张以及《晋书·礼志》的记载,不论可靠与否,然上巳与三月三日不可相混却非常明显。于是我被此二书提醒了:端午与五月五日,也是不可混为一谈的。端午之名,不知起于何时。《古今图书集成·端午部杂录之二》云:

《资暇录》,端五者,按周处《风土记》:仲夏端“五”烹鹜角黍,“端”始也,谓五月初五日也,今人多书“午”字,其义无取。余家元和中端五诏书,并无作“午”字处。而近见醴泉县尉厅壁有故光福王相题郑泉记处云:端五日,岂三十年端五之义别有见耶?《缃素杂记》:余按宗懔《荆楚岁时记》引周处《风土记》云,“仲夏端午烹鹜角黍”,乃直用“午”字,与李济翁录所载不同。以余意测之,“五”与“午”字皆通;盖五月建午,或用“午”字,何害于理?《事物原始》:《荆楚岁时记》五月五日为端阳,一云蒲节,一云重“午”。《本草纲目》:重“五”日午时取井华水,宜造……诸丹丸。

 

我不懂文字学(“小学”),但是我从我现在的观点来看,不敢信端午重午之午,与端五重五之五是一件事。反之,我从名词上的殊异,悟出古代的送灾节,有时是在五月的第一个五日(即端五或重五)举行,有时则于建五之月的第一个午日(即端午或重午)举行。端午与端五孰为较古,我此刻不敢断定;我所敢说的,是择端午与择端五的联想作用,实在同样明了。古人既因五月为恶月,因而重视五月的五日,自然也会因建午之月为恶月,因而重视午月的午日。易言之:他们既然会把五和不祥联在一处想,为什么不会也把午和不祥联想?午月既是恶月,则此月中最恶之日莫过于午日,而午日中最恶者又莫过于午时;此所以古人最忌午月午日午时。在相反的一方面,既然午月午日午时之后一切阴匿开始大活动,所以有些举动(例如合药和作符)最宜于其时举行。假使我的话可以成立,则五月五日终成为送灾节的程序如下:

   (1)其初为午月或五月的某一日或某几日。

   (2)渐选定重午或重五日。

   (3)末期——重五有打倒重午之势。到了这个时期,才有人疑端午为端五之误。

   总而言之:古人认五月或建午之月为太阳或阳气始衰之月;而且在夏至的测算法没出现之时,他们又把阳衰阴盛之现象,与五之数或午之干联在一处想;于是端五或端午被他们认为该月之中阴始盛之日;此月中命舟遣灾和其他禳除不祥的举动,也因此而渐渐移至端五或端午——尤其是移至端五。用端午称端五,其实不合;但是因为端午之名保存着一系统的古代思想(说不定还是比端五更古的思想),后人竞奈何它不得。不知平伯兄以为我的见解如何。现复述全篇的大意。

   我们普通对于端午日的竞渡,(1)事实上几乎以为它不过是一种社会的娱乐制度,(2)理论上则以为它起于招屈。无奈有些地方的关于此事的俗传和真实的举动,都明指竞渡的目的在禳灾;远如元朝(?)的《武陵竞渡略》,近如清代各省的“志书”,一概这样记载着。我们因此断定竞渡起于遣灾者,用船把一个人群里的疵疠夭札送走之谓。

为解释遣灾怎样变成近代式的竞渡起见,我们立出一个假定:原始时代的人群比较小、单纯、坚固,其时如有命船遣灾之举,众人一定能够同心协力的举行;到了大城市出现后,其组成分子极杂,于是每一城市举行遣灾时,许有一条以上的船,各代表一区域或职业;这些船的主人们自然巴不得自家的船能比其他的船先把不祥送走,于是竞速之事遂起。其后送灾的本意渐被人忘记,于是实用主义的竞遣不祥成为娱乐主义的竞渡。

命舟遣灾和其他禳灾的举动大抵是——虽非绝对是——在五月初五日举行。这一点,我们也负有解释的责任。从五月某时起,夜分渐长;这从古人看来,实在是阳衰阴盛之先兆;恐怖之余,遂发为种种禳灾的举动以渡此危机。五月为建午之月,于是他们又把五之数、午之干,和阳衰阴盛之现象联在一处想,结果是五月的禳灾举动,有集中于初五或初午之倾向。其先,此二日似乎是都有人采用,但重五似乎终占优势。等到夏至的观念和测算法出现时,论理本应把禳灾节定在这日,然论势究不尽可能。现在各省五月的禳灾节所以相差,是因为他们在禳灾节的日子问题上所代表的“思想层”不同。

   待研究之点:

   (1)我疑竞渡起于水乡。此说能成立否?

   (2)竞渡用龙舟之理由何在?

   (3)我解释五月送灾的理论,有人以为不很好;他问我何不改说每年从五月起疾病最多,故古人于此月送灾。这位朋友的话,有多少价值?

(这几天我眼看着一个亲人,正和死神竞走,而且医生说可以得胜的似乎是死神。文中第四、第五两部分,我只能粗校一遍,发表在此。文字的潦草,思想的粗率,都请阅者原谅)。

 

《晨报副刊》1926年2月10日,2月11日,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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