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颁布实施（下简称“非遗法”）一周年的纪念日，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从建立名录到科学保护、广泛传播、理论深化再到有法可依，“非遗法”的颁布和实施是一个重要的节点。6月1日下午1：30，来自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民俗文化学会、上海炎黄文化学会、上海工艺美术学会、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社科院、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社会科学报》社、《上海采风》杂志社等多家单位的60多位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在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指导和支持下围绕上海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主题召开了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指导，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上海炎黄文化学会、上海工艺美术学会、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长宁区文化局、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社会科学报》社联合主办，以论文征集、主题发言、专家点评等形式进行了专题研讨。会议由上海炎黄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杨益萍、上海工艺美术学会秘书长周南、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会长仲富兰主持。
会上，上海市社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沈国明同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接着，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所长田兆元教授在《城市化过程中的民间信仰遗产保护研究》主题发言中提出，民间信仰是城市重要的文化遗产，这已经是现行法理认可的内容，但在当下的城市化过程中，民间信仰面临消失的境地。因此，保护民间信仰资源是城市化过程中一项重要的工作。提高民间信仰对于城市文化建设功能的认识、保护民间信仰的物理空间，保护拆迁居民的社区结构，将是民间信仰健康发展的基本途径。
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高春明对上海市49项国家级、157项市级、近300项区级非遗名录项目的生存状况和发展机遇发表了系统而精到的见解，他提出，生存基础改变、传承机制弱化、市场经济冲击、客观条件限制、保护机制不完善、经费投入不足、缺乏政策扶持、缺乏法律保障和社会参与等是当前上海非遗项目的生存状态和面临的诸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他提出了七项对策与建议：开展非遗项目生存状况的科学评估，确立“资料保存”、“传承保护”、“生产性拓展”三种保护路径、优化非遗项目传承链结构，积极扶持师徒传承与社会传承两种传承模式、健全非遗保护的工作机制，稳定非遗队伍、创新非遗保护的管理机制，建立“共管”、“托管”等新型管理模式、制定相关人才、税收优惠政策，对非遗项目进行多方面的扶持与鼓励、加大对非遗项目的投入力度，保证各级非遗项目的经费需求、加快地方非遗保护法规的立法进程，及时制定符合上海特点的非遗保护法规细则等。
《上海采风》杂志主编刘巽达十分认同田兆元教授把民间信仰纳入城市重要的文化遗产来保护的观点，他认为民俗学者在非遗保护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民间信仰在解决现代性与传统经济之间的张力具有特别的功能，从民间信仰到传统制度、乡规民约都蕴藏着极其宝贵的社会管理的文化资源，如何运用和发扬这些文化资源成了一个极其严肃的社会话题、文化话题。他结合当下的热点话题《舌尖上的中国》提出，我们应该以一种全局的眼光来看待当今社会的文化现象，民俗学应该以自己参与社会建设的作为来确立自己的地位，民俗学绝不是边缘学科，它是主流学科，重要学科。这是他从田兆元教授和高春明教授的发言中获得的启发。
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方阳副所长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指出，当前的非遗保护工作还只是起步阶段，大量具体细致和专业化很强的工作还亟需进一步落实和展开。他认为当前许多优秀传统工艺美术往往后继乏人，生存条件十分艰难，如果没有国家政策的扶持、社会的关注和公共财政的投入，传统文化艺术单靠市场化和产业化来维持其生存、传承和发展是非常难的。财政投入、专业人才、本地法规在非遗保护工作中至关重要。他还提议建立“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让广大市民参与到非遗保护工作中来。
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周武就都市语境中的非遗保护谈论了自己的看法，上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他的文化资源一道，共同构成了上海都市文化的底蕴、根脉和神韵。在当前非遗生存空间日渐式微以及过度商业化的趋势下，应该对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全面的调查，弄清哪些已经濒危消亡，哪些仍具生命力，可以开发利用，建立一套保护和利用相结合的机制。非遗保护应该与上海文化资源的整体性保护结合起来，激发政府与民间的双重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利用都市语境的独特优势。
上海大学黄景春教授对两位教授的发言进行了点评，他认为，当前虽然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有了“非遗法”作为法律保障，非遗保护工作能够进一步得到扩展。
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朱孝岳副会长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三个层次：第一是文化性保护层次，保护不是造房子，搞旅游，卖高价，而是要“进行调查，收集代表性实物，整理资料”，在保护中创新、传承；第二是生产性保护层次，即合理利用非遗项目开发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和市场潜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第三是社会性保护层次，比如上海绒绣、绒线编结、土布织染、药斑布染、海派剪纸等，要通过官方和民间组织的推广，让老百姓熟悉它、热爱它，加入到非遗传承中去。文化性保护是根，生产性保护是茎叶，社会性保护是土壤，有了根，扎在土壤中，才会长出茂盛的枝叶。根深叶茂，土肥苗壮，循环前进，这是非遗保护工作的追求和境界。
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张文建教授就上海历史城区的旅游开发问题作了主题发言，他提出，在对上海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践中，通过唤醒公众对上海文化历史和文化景观的重视和尊重，不仅能有效地传承历史文化，加深人们对历史文化的理解，同时也能衍生出直接的或间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作为文化遗产的历史街区是上海城市历史文化的重要集聚地和载体，也是上海城市文化保护的着眼点，更是上海都市旅游开发的重要落脚点。
上海交通大学的刘士林教授对以上两位教授的发言作了中肯的点评。他指出，目前的非遗保护工作重点还是在保护，但保护工作也是分层次的，朱孝岳副会长提出的三个层次从理论的高度分析了非遗保护途径。上海历史文化遗存彰显了上海城市文化发展的深厚底蕴，也构建了独特的城市文化符号，历史城区的开发和保护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是城市文化资源开发与利用的重要课题。
大会最后由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教授、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会长仲富兰作总结发言，仲教授言辞恳切地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保护与传承的双重品性问题，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城市文化的根脉，纵观上海6000年的历史进程，出现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最精美的透光湖绿色琮形玉镯、黑陶壶等文物，方塔、紫丹苑水闸、豫园等优秀古建筑，黄道婆、徐光启等历史名人故居遗迹等文化遗产，使上海这座城市成为了形象饱满、名副其实的历史文化名城。上海开埠后，各地移民集聚上海，经过碰撞、交汇，最终形成的城市传统，凝聚着几代上海人的民风民俗，充分体现上海这座城市的魅力和内涵。上海民俗文化资源的第一任务是保护，保护上海文化资源与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是息息相关的。但是，在快速发展的文化创意产业的热潮中，也出现了一些令人忧虑的现象。在一些“旧城改造”的开发活动中，一片片积淀丰富人文的历史街区被夷为平地。忽视对上海文化资源的保护意识，会带来城市文化空间破坏、历史文脉割裂，社区邻里解体，最终导致城市记忆消失的可怕后果。同时开发建设中也存在“同质化”倾向，一个模板四处复制，许多古镇已经没有上海特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还要注重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他呼吁建立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三方保护机构，建立上海市文化资源保护目录，更加有针对性地开展非遗保护工作。
本次会议还收到了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耿敬教授《如何有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价值理念》、上海工艺美术学会朱裕平《传统技艺的现存状态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动态保护》、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孙祥飞《媒体对“非遗”的阐释与传播——以近6个月媒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呈现为样本》等共9篇专题论文。会议历时两个半小时，杨益萍副会长高度赞扬了这种由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指导，多协会、科研单位、机构联合主办的专题学术研讨会，上海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课题，应该继续发扬这种学术传统，为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出更多更加可行的方案和建议。（罗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