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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柳城平话人与客家人的考察报告——以大安村为例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8-12-30 22:02:00 / 个人分类:汉民族研究

 

广西柳城平话人与客家人考察报告

——以大安村为例

 

  徐杰舜     覃锐钧

 

一、大安村概况

大安村位于广西柳州市柳城县沙埔镇北端。这里地处广西中部,属于亚热带,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宜于农业生产。大安村自然资源主要以石灰石为主,有一个石灰窑。根据该村村委会提供的资料显示,全村共25个自然屯,1270多户,辖区面积27平方公里,总人口5627人,总耕地面积8495亩,其中水田4588亩。全村粮食以水稻为主,经济作物以甘蔗、水果、淮山为主,此外还有柑子、蜜桔、马蹄等作物。全村有3个卫生医疗点,平均一个村屯有一个小型商店,两所小学,镇里有一所中学,常年在外跑交通运输的卡车、手机拖拉机、小三轮车等共有100多辆。村村通汽车,生活区也通。每个村有十几人外出打工,中青年,2040岁比较多,少数婚后生孩子后外出打工。一般是到广东,柳州附近的很少。全村以王、叶、杨、曾、何、梁、韦、魏、陈、李、莫等姓为主。全村绝大部分是汉族人,分客家人、百姓人、土白话人三大族群。

百姓人在大安村中有3个屯,共974人,占全村总人口的17.5%;土白话人有9个屯,共1682人,占人口总数的30.2%;客家人有11个屯,共2336人,点全村人口的40.5%;杂区的村屯和社区3个,人口454人,占全村人口的7.9%。按照覃远雄等学者对广西平话的研究成果显示,广西在不同的地点有不同的称呼,概括起来有平话、宾阳话、本地话、客话、蔗园话、土白话、土话、村话、土拐话、百姓话等十种[1]。因此,大安村的百姓人和土白话人就可以统称平话人。整个村落中,如果排除3个杂区的村屯和社区,平话人与客家人的所在村屯比为1211,所占人口比是26562336,占人总人口百分比分别为47.740.5。由此可见,平话人与客家人在大安村中的人口比是相当的。此外,平话人与客家人所占有的土地资源也是相当的,水田分别为22612407,相差146亩;畲地分别为18521717,相差135亩。

二、平话人与客家人的祖源

大安村的平话人,即百姓人与土白话人的祖源,按照当地的一些老人说,百姓人来自湖南。68岁的王燕锋老人说,“老人家都讲我们是从湖南迁过来的。具体是哪里就不知道了。以前还有村里还有祠堂,有人专门保管族谱,但后来“文革”的时候“破四旧”,祠堂被毁了,族谱因此失传了。这里的王姓有三个生产队,全都是百姓人,都是从湖南迁来的,王屋村、汶井村和小村也都是。李家和莫人少,但也是百姓人。”“听老人讲我们王家以前有人到柳城做县官,所以人口发展得比较快,在龙头镇、大埔镇、沙埔镇都有王家人,还有其他一些地方也零星分散有王家人,象洛崖一带。”

讲土白话的就是从广西藤县迁过来的。梁家、魏家、何家、李家、莫家都是白话人。

客家人杨氏据说是从广西桂平迁居柳城的,至今大约已有90代人,但具体时间未能考证。

客家人叶氏据说又是从广西昭平县迁居到此。

 

三、平话人与客家人的生计方式

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格尔兹(Clifford Geertz)根据荷属东印度殖民政府在20世纪20年代所出版的爪哇地区资料,宣布一项惊人的发现:爪哇地区人口稠密、水稻田和甘蔗田之间存在某种相互依赖的结构性关系。格尔兹通过综合研究该地区的蔗糖产量、稻米产量、劳动力投入量之间关系建构其理论,正式提出农业“内卷化”(involution)理论:爪哇群岛地区的水稻产量在劳动生产率不变下,会随着劳动力投入再增长,换言之,在提高边际报酬率递减的单位工作日条件下扩张总数量。尤其水稻的耕作和甘蔗田之间存在明显共生的关系(mutuality relationship),两者相互提供给予对方最佳生长的条件(optional concretions)。爪哇的蔗田是种植在水稻田中,当稻米产量提高时,相对之下甘蔗更密植在水稻田地区,产量提高后,农民投入更多的人力资源,人口日益形成稠密状态[2][Geertz1963]20世纪90年代,美籍学者黄宗智在研究中国清代以来的经济时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观点:“过密化”,即没有发展的增长。它是指在人口压力下,劳动投入增加而边际报酬递减情况下进行的生产[3][黄宗智,1998]

通过对大安村平话人与客家人的生计方式进行考察,我们却发现了一个与格尔兹和黄宗智两位学者的农业“内卷化”理论和“过密化”理论不一样的现象,即大安村的农业生产并不是单单靠劳动力的增加投入来获得生产总量的增长,相反,大安村在单位耕地面积上投入的劳动力有递减的趋势。引起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三个:

一是农业生产的技术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农业机械的也开始更为广泛地采用。比如在稻田耕中通过雇用某家手扶拖拉机来整田,然后采用抛秧苗的技术,可以大大地节省了时间和劳动力,也减轻了劳动强度;

二是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外出打工,子女外出求学。打工族以青年劳动力居多,他们有的成年累月不回家乡劳动,过年过节也只是短暂的停留,然后又背上行囊出门了。加上子女外出求学,整个乡村几乎成了一个空虚的外壳,所剩的只有中老年者、妇女、小孩。

三是外出务工的农民,或是转包自己的土地给他人耕种,或是农忙时花钱请人帮忙,导致村民的劳动时间日益增多,一方面要完成自家的劳作任务,一方面还要抽时间来帮雇主打工。由于劳动力在大安村的紧缺,使得那里的劳动力价格已经上涨,比如以前砍一吨甘蔗的工钱是15元,现在涨到25元,特殊情况下还涨到30元一吨。

如果说爪哇群岛地区和清代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农业增长是以不断向有限的耕面积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来换取,出现了农业发展的内卷化或过密化,那么现当代的中国农村应该是农业发展的“舒展化”了。一方面,中国都市化的发展吸纳了一大批农业人口,另一方面都市的人口的增加必然导致对农产品的大量需求,农村有限的劳动力在市场的驱使下担负更繁重的劳动任务。在调查中我们明显地感觉到大安村的农业劳动节奏在加快,村民为生存和发展,自愿包揽更多工作来做,他们没有闲情娱乐、没有像过去一样把每个农节日过得热热闹闹。维持农村生活的主体正在变得单一化。

村民增加劳动强度和密度是朴素的生存选择,但我们还发现,村民正在呼吁更加宽松和自由的发展空间,即要求市场的开放和期望市场的进入。村民反映市场还没有真正开放,地方保护主义还没有被解除。大安村的甘蔗被运到指定的糖厂,不能让你自由买卖,否则被处于高额的罚款。一些见多识广的村民会说,为什么桂平下面那一面就不管你运到哪个糖厂呢,你拉到哪个糖厂都可以,这样糖厂之间就有竞争,甘蔗的进厂价就上升,现在他们是300多块钱一吨,我们还没到200元。村民对政府的这些行为是很有看法的。有些村民不想种甘蔗,但土地多,信息渠道少,一时也调整不过来,也不敢冒这个风险,也冒不起这个风险。他们认识到这是地方保护主义,是政府行为,按市场经济法来讲这是不合法的。但他们也意识到光靠自身的力量解决不了,也没有人能够组织一个团体来反映这问题。

以下是在大安村调查时所做的一些个案访谈,我认为这些个案反映了大安村平话人与客家人的生活、生产现状。他们的生计模式正在朝多元化发展,昔日里只刨几亩土地为生的村民如今已经不甘落后,他们一支脚还在土地里,一支脚已经踏入商海。大安村的平话人与客家人的生存模式已经不再单一,他们在土地与经商、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寻求生存,在农民与商人、在雇主与雇工、村民与市民的不同角色之间不断转换,演奏新时代乡村发展的交响曲。

 

个案:农民、医师兼个体户何秋仁(客家人)

时间:2005年元月28

地点:沙浦镇鸡公山

我家在新田村下面,有四个子女,两个男孩两个女孩。大儿子是26岁,现在已经成家,并有了小孩,已经分家。大女儿原来在柳州卫校读中专,毕业三年了,找不到工作,就去广东打工,一个月有1000多块,平时可以寄些钱回家给小女儿读书。小儿子因为去年没有考上大学,今年继续复读。我们现在这里的门面原来是村上的一个卫生医疗点,后来因为看病的人都往城里跑,来这里的人很少,只有一些感冒发烧之类的小病的人才到这里来看。所以我干脆就把其中的一间腾出来办商店。就是这个门面,1996年开的,有八九年了。平时要有一个人在这里看店。大儿子的孩子经常要我们照顾,那个孙子也喜欢跑来跟我们。家里还有几亩甘蔗,一年投资有三四千块,去年得40吨,今年可能会少点。另外还有2亩花生和玉米,种花生就是为了解决吃油问题,种玉米是为了养几头猪。养猪主要是为了孩子读书,卖猪的钱起码够孩子报名和一两个月的生活费。因为八九月份没有什么收入,那时甘蔗还没得收,卖猪的钱就刚好接得上。我共有五兄弟,砍甘蔗的时候就合组砍,按吨算,一吨25块工钱,五家人的甘蔗,多还少补,这样合理点,如果你的甘蔗多了就要给他们补钱。我们几兄弟基本上就不用请人来砍的。

平时除了种田种地以外,我们就是在这里看店。看店主要是买这个香烟,还有一些饮料、糖饼等小百货,日用品呀,顾客主要是村上的人,还有过路人。还有就是这个公用电话。现在卖香烟比较麻烦,每个星期都“报烟”,就是你用电话告诉烟草经营部门你这个星期要订多少条香烟,订什么牌子的,然后它就通过银行从你的账户上直接扣除。第二、三天烟草经营部就派车把烟送过来。以前不是这样,他们有人直接下到这里,开征订单,第二天把烟送过来,一并收现金。

我们一个星期订一次香烟。这里有五六家都在卖。现在接近年关,我这次要多订些。这是我刚才报订的,甲天下6种:醇和18条、新甲8条、红甲3条、富甲1条、桂甲1条、青甲1条;红山茶2条;红河2条。这里一共860元。报完烟以后,我们要在下午五点钟之前把钱拿到银行去存,如果不存够,超过三次它就要吊销你的执照,不给你买烟了。好就好在这两年我们的门面不用交税了,这些房子又是集体的。现在国税不用交,地税可能也不用交了,就是这个搞执照每年要几百块,年审要100多,防疫站要就是那个健康证,卫生许可证,两个加起来要190块,还有工商管理费120元,工商执照办照要100多,年检几十块,加起来要三四百块。这两年少一点了,以前还要国税、地税啊。第二那儿子高中补习,伙食每个月要200多块,一年包括学杂费也要四五千块。年终砍甘蔗也有一万多块,最大的开支就是孩子的教育。两个人生活大不了一个月也是200块。

 

个案:农民,个体户先生(百姓人)

时间:2005年元月30日中午

地点:沙浦镇鸡公山

梁叔家住在龙朝屯,十年前,他和他的爱人杨阿姨在公路边开一家饮食店,原来这门面与公路是在一个地平线上的,现在公路改为水泥路面,路面就变高起来,使他们的门面显得底陷下去。他说这对门面的生意有一定的影响。他们的门面主要是卖米粉、粥、香烟、设有一个公用电话。顾客大多是过路人,他们从柳城出来,在此转车到融安、融水。香烟的销售是要先预订、报数、存款,一个星期订一次,每次订香烟的数量和种类也不是固定的,要看上个星期的销量,如果上星期还剩余有多的话这个星期就要少订一些。杨阿姨说一个星期一般是要订七八百块钱的香烟,但订来的香烟能不能卖完也很难讲。今年就比较特别,像往年一天可以卖完15斤米粉,现在10斤都卖不完。她猜测可能是因为现在的交通工具发达了,人们在这个三叉路口滞留的时间少了,或者是本来过年返乡的人就变少了。夏天的时候就卖粥,平均每天也可以卖24斤米粥。她这个门面是在自己家的田地里建起来的,开了这个门面以后,还要交公粮、土地税,又要交工商管理税,变成双重税了。听说要上级政府要下文件免去田地税、国税等税收,她说如果是真的就好了。

现在她家里有三个孩子,大儿子1980年出生,初中还没有毕业就去打工,打了几年,今年又不去了。二女儿是1984年出生的,现在外地打工,平时还寄得一些钱回家。还有一个小孩子是在外面捡来养的,现在还读小学二年级。家里还有田地,但很少有时间下田地干活了,要看门面。家里的田地是三个人的名分,以前生产队分单干的时候是一个人分得一亩田和一亩地,加上自己开荒的一共也有89亩,主要还是种甘蔗,两头都要管理。杨阿姨说她更乐意在这间门面经营她的生意,而不愿意下地做那几亩田地。

 

对象:大安村委主任助理陈建强(客家人)

时间:2005年元月18日上午

地点:柳城县沙埔大安村委

我中专毕业那时,县人事局说要选拔一批大中专毕业生到基层村委任职,我就是那时来到这里的,到现在有5年多了。原来的政策是说我们到村委任职三年,三年之后调到镇里工作,现在已经五年了,不知道上面的政策有什么变动。我到这里以后又通过自学考试获得了大专文凭。现在的一个打算是想通过考公务员调到镇里去。以前刚来的时候干劲都是很大的,但做一段时间以后,就发现周围的环境好像并没有自己当初想象的那样,不符合自己的想法,很难放手去做一些事情。但是你又必有融合到周围的环境里去,否则你就更难开展你的工作了。所以这是一个两难的境地。当初来的时候我们总想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把地方经济搞起来,虽然现在我们这里的村民基本上都盖了新楼房,道路也修了不少,但要是跟其他一些地方比起来,那就差得太远了。

 

对象:农民叶氏一家(客家人)

时间:2005年元月28

地点:大安村新田屯

家里种有十几亩甘蔗,每年有70多吨左右,合组砍,还承包别人的甘蔗来砍,每吨工钱是25块。包括侄子家的有13亩,30亩田地,主要是甘蔗,吃运输的很有,一天两天就砍得一车,每吨195块,拉到外厂的230元一吨。签合同就不得拉到外厂,关于几年前人们正热烈讨论的政府(地方)保护主义,在这里已经出现了更自由的市场秩序,村民的经济和法制意识的提高,迫使政府及期指导下的企业退让出某些权力。按合同待命经济的权利和义务正在这里普遍开来。一般的家庭也有2050吨。伸出其它一些地方土地多,我们三年不比它一年。新田有20多户,兼种玉米黄豆,养猪很少了,鸡鸭也很少,主要是供家庭自己的消费。

 

个案:农民、三轮车司机李新庆(百姓人)

时间:2005721日上午

地点:沙浦镇鸡公山

我是前年5月份买这辆三轮车的,买的时候花了4000多元。那年因为刚从广东打工回来,在家里也没有什么工好做,听朋友说广东的工作现在也不好找,就干脆开三马车。我们村上也有好几辆三马车。我们一般都是在这条线上跑的,从沙浦到鸡公山,到封门山,还有就是进到村里去。现在村里的路也比较好了,我们基本上每个村都会去。这一带我很熟悉,随便你讲要去哪里我都能带你去。从鸡公山到沙浦街下面一般是一块钱,如果再远一点就是两块。进到村里边一般是两块,但如果是象同贡、杨家、新田、洲尾这几个村就要三块钱,那里比较远,路还不是很好走。像我们这行一个月也就是七八百块,再扣除平均每个月50块的养路费和50多块的汽油钱,剩下的也有五六百。平时人客比较少,到圩日子或逢年过节生意就比较好做。

 

个案:农民、汽车教练先生(百姓人)

时间:2005721日上午

地点:沙浦镇鸡公山

我是个退伍军人,80年入伍,86年复员,先后到龙船山指挥部、沙埔镇(原乡)政府、县交通局当过司机。现在柳州市一职校当汽车教练员。每个月要教8个人练车,一个月也有1000多块收入。他自己没有车子,但并不愁没车子开。他说这年头哪个还管什么人,哪里有钱赚就往哪里去(明显的务实精神)。

 

个案:小学退休教师王燕锋(百姓人)

时间:2005721日上午

地点:沙浦镇汶井屯

我今年78岁,59年做教师,93年退休,有46年教龄。解放后家里娄得田地,家里有两兄弟,一个姐一个妹,解放前父母帮人家打工,维持家庭生活,解放后生活比较好过,大哥在家劳动,我和二哥就得念书,我在乡下读小学,毕业后考取了中学,全县录取两个班,两千多人就录取一百人,初中毕业后我又考取了高中,有的同学考了师范,我是54年读初中,57年毕业,高中还示念完,因为家庭经济状况困难就回家做老师,去过柳江县做三年老师,我那时教的是外语,图画。那时是62年,国家下是十年困难时候,所以58年以后参加工作的人要都要辞退回家劳动,我就回到柳城,这里又安排我做老师,就一直做到退休。93年因病手术后身体状况不好,就提前退休。那时柳城只有一个中学,就是柳城中学,后面56年以扩招才有5所中学。在这所小学,我所上的课程也没有太大的限制,我可以教语文、数学、图画、体育,反正缺少什么老师我都可以顶上,我在这所小学工作有31个年头了。

我的大儿子是个农民,他有一架“后推”(新型手扶拖拉机),平时和媳妇去收购农产品,比如谷子、黄豆、玉米、水果等,什么季节收获什么他们就去收什么。另外,他们也下到各村去收购废旧的家用电器、废铁、废铝等废旧用品。二儿子就在小学教书,有三年了。

 

个案:江西木材加工厂厂长罗国胜(客家人)

时间:2005227

地点:大安村委

我在广西做生意也有几年了,来这里开这个木材加工厂也有好几个月了。之前我是在柳州市做办公家具,后来通过一个柳州市外商招商办公室朋友了解到柳城沙浦这边有这个条件,又有一些优惠政策,就过来了。我们过来也算是一个招商的项目。整个项目投资十几万。沙埔下面也有三家木材加工厂,但性质有些不一样,他们是对外加工的,我们这里是给家里加工的,是自产自销的。现在我们也跟他们订货,提货的时候每一车都要七八万块钱,而且要先付定金的。

我们这个原材料基本上都是这个老百姓在房前屋后生长有的苦楝树,或是他们自己种的。有时候他们自己用车子拉过来。一车是两三方左右,一二方左右。但这个范围比较广,有三江,融水、鹿寨、柳城的,柳州市直辖的这片。有人专门去收购,然后拉过来卖给我们的。刚开始来的时候比较少慢慢地知道的人多了。加上我们在价钱上优惠一点他们的就愿意拉来了。

我们是镇里边的一个投资项目,来这里我们还是要照章办事,纳税,办营业执照,其他的镇政府、村委会都会尽量给我们提供方便,比如现在住的这些房子,是村委会暂时借给我们住的。沙埔镇还有一家造纸厂,算是比较大的一个项目,其他几家的木材加工都是为我们加工,他们的货都被我们买下来。他们也是按照我们提供的规格来加工。够一车子货我们就拉回家里做成家具。

估计在这里也做不了多久,因为这里的木材有限,虽然这是可再生资源,但它需要更久的时间,像一棵树,至少要三五年才能成才。当这里的木材紧张、短缺的时候,我们就只能采取其他办法,到外地收购,或者直接到其他地方加工。

 

四、基层组织职能

在研究“三农”问题时,许多专家学者都提出了极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如杨宏恩先生认为,中国的农村中,家庭仍然是主要生产单位,而单个家庭无法克服获取信息、融通资金和消除风险三个基本障碍,而这些只有农民形成组织才能有效克服。

对于信息,它在经济学上属于公共物品,获取成本高昂且有收益溢出效应;对于资金,由于农民普遍收入较低,单个家庭一般难以承担一项投资而且向亲戚朋友筹借也较困难,且现有金融机构一般不向单个农民家庭提供融通资金的服务;对于风险,正因为农民收入低,一项投资失败就会使农民倾家荡产,而又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等原因,使单个农民家庭很难较好地控制和消除风险。

正是由于上述三方面的原因,农民在改变现状的努力上显得被动和无能为力。但他同时也注意到,农民并不甘于现状,他们在不断的尝试中进行着改变现状的活动,如自发地调整自身经济结构。在现实中,他们克服上述三个障碍的方式主要靠关系,因而关系在当前中国农村发挥着重大而积极的作用。但有助于农民自身发展的关系是偶尔发生的,所以农民改变现状的努力不具有普遍性,整体效果也不明显。因此,克服上述三个基本障碍,并进而实现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农业产业化和规模经济,都需要有效运作的农业经济组织[4]

在调查中,我发现大安村委会在一定程度上担任起了这种农业经济组织的职能。而这样的职能转变经过两个阶段,一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国家行政命令的推动下实现,以经济建设的成效为中心来衡量乡镇政府和村委的“政绩”,这个时期在大安村实施时所取得的成效是显著的,比如甘蔗的大面积推广种植,使全村农民都受益于此,并因此盖起了楼房。但在其它的一些项目中,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出现了一些违背市场经济的做法,引起了一些不良的后果。二是从2000年起,村委会的职能开始向“服务型”转变。由于村民的法律意识和发展意识逐步增强,对于政府的行政命令不再惟命是从,甚至对其不科学合理的做法而引起的不良后果,致使村民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有的村民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因此,镇政府和村委把职能转变到服务型,即通过政策和信息来引导产业结构的调整,放开手让村民自动自愿地行使土地使用权。

1.引导产业结构的调整

现在大安村正在面临一个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的调整是村委会一项重要的经济职能,但在工作方法上不能依靠行政命令。调整的重点逐步转向水果之类经济农业作物上面来,因为现在种甘蔗的人多了,价钱在下降。村民自己也有意识去调整这个结构,他们也知道改种水果,但是还要保留一部分甘蔗。像曾家屯那边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有几亩水果,有早柑、荔枝。其实很多人都很想种水果的,只是有些人不敢种,他们怕承担不起这种风险,因为水果不是年年丰收,到丰收的时候又怕卖不得好价钱、甚至销不出去。

如何让村民主动去调整产业结构?村委会的做法是在各村屯下面设一个宣传栏,每当有新的政策、新作物品种、新的农业技术等信息时,他们就公布出来。宣传农业技术就是要推广农业、农产品、农作物品种改良种、良种推广等,以及化肥农药的介绍宣传等。村民觉得有用他们会自己去做。已经不能够像以前那样采用行政命令手段来调整。以前政府参加推广水果种植,并且承诺自愿承担一定的责任和义务,比如产中的技术指导,产后的销路等,但后来有些承诺没法兑现,村民的水果销售不出去,腐烂在地里,使村民蒙受损失,就出现农民上告政府的事,现在政府不敢做这个事情了。现在只能是通过一些政策的引导,由村民自己去选择种什么、怎么种。政府已经从原来的参与产业结构的调整转变到了引导产业结构调整。上级政府也没有强硬的指标要求,反而设有一些补助政策,以此鼓励村民发展多元化产业或规模化产业,比如种桑树养蚕,上面就有一些补助发下来,就看有没有人去做,有的就发放一些补贴,不能强制村民按照政府的意愿去做。有的村民也并不甘于现状,他们在不断的尝试中进行着改变现状的活动,有些是自发地调整自身经济结构。有的发展种植花草、城市园林绿化用的风景树苗,培育盆景,满足柳州市对城市园林绿化的需要,这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2.组织甘蔗进厂

组织村民进行收砍甘蔗进厂是村委多年来的一个重要的经济职能。在砍甘蔗之前,糖厂通知村委开榨的具体时间,村委随后组织蔗农开会,每个户主在会上对自家的甘蔗总产量进行大致的评估,并估计自家的甘蔗需要多少车能运完,然后全村以车数为单位进行合计,编上序号,最后抓阄,多少车甘蔗就抓多少只阄。上面的序号就决定了自家每一车甘蔗的进厂时间和次序。以后轮到哪家,哪家就得砍,不能停止,否则逾期就会被拖到最后,可能是三月份,可能是四、五月份。这就是作为一种糖厂与蔗农之间的协议被定了下来。在砍甘蔗的长时间过程中,群众还会有不少问题需要村委帮忙处理,比如甘蔗票经常会有变动,村委就要负责调度等。像往年甘蔗多的时候,群众想砍又没有甘蔗票,那就很麻烦了,村委要向上面反映,争取蔗票。

3.组织村民进行职业技能的培训

关于技术人员的培训,村委本身并没有足够的资金和设施设备来组织村民进行培训。只有镇政府具备这样的条件,镇里设有一个劳保所,在我进行田野调查时正好碰上镇里组织村民进行劳动技能培训。项目包括裁缝、摩托车修理,家电维修、烹调等。这些培训亦是政府响应中央关于增加农民收入的指示。镇里的劳保所为调动村民参加培训的兴趣和积极性,所有培训全部免费,村委干部每发动一个村民参加培训并取得结业证书后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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