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方略论

 题记   读了一辈子书，教了一辈子学生，也做了一辈子学问，总算没有白活，略有收获，略有所成。但一直有学生(包括外省外校的学生)通过各种方式向我咨询做学问的方法。为此，特将我2005年在广西民族大学科研工作会上所作的发言稿发表如后(《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7第  期发表)，以供大家参。                                    

                                  科研方略论

                                                        徐杰舜

从1961年开始撰写我的第一篇论文：《从部落到民族发展的历史过程》，（１）至今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已45年了；从1985年进入广西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至今也已21年了。在这45年的科研生涯中，已经出版了独著专著4部，合著专著5部，主编专著10部，主编论文集6部，主编人类学文库10种，人类学高级论坛文库8种；发表论文200余篇。学术成果获奖主要有省部级一等奖1项；省部级教材一等奖1项；省部级二等奖7项，从而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学术方向，建构了自己的学术园地，获得了国内外相关学科学者的广泛认同和好评。

45年来，我感到科研工作做得好坏，一要取决于人的洞察力，二取决于人的感悟力，三取决于人的理论思维能力，四取决于人的田野能力，五取决于人的创新能力，六取决于人的写作能力。那么如何培养和锻炼这6方面的能力，我的方略是多读书、重方法、善交流、建团队、深挖井。

一、多读书：学习是科研成功之母

对于学者来说，读书应该是常功。我从小就喜欢读书，长期的阅读培养了我良好的读书习惯，炼就了合理的读书方法。从从事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层面来说，我的方略就是多读书。

读书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学习。列宁曾经说过一句流传很广的名言，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读书就是学者最重要的一种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困此，为了保持自己的学术活力，我坚持多读书的方略。

多读书，使我能够占领学术的制高点。我在进行汉民族发展史的研究中，先后读了353本相关著作，553篇相关论文。当年我身处浙南山区，县里的藏书读完了，又到相邻的金华、永康等地借书来读，后来又搭乘县里送鸡蛋的汽车到上海图书馆和杭州浙江图书馆看了近一个月的书。正是由于读了这么多书，可以说把80年代初期能读的相关书籍基本上都读了，还做了几千张卡片，写下23万余字的读书笔记，才占领了中国汉民族研究的制高点，出版了53万余字的《汉民族发展史》，被学术界称为是中国汉民族研究的真正开始。

多读书，使我能够完成从传统民族研究向国际显学——人类学的学科转向。20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在50年代被作为资产阶级学科封杀了以后，中国的民族研究深受苏联的影响，显得极为刻板教条。80年代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张有隽教授1986年6月从香港参加国际瑶学研讨会回来后，大力提倡学习人类学，提倡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民族研究，我就开始如饥似渴地读人类学的著作，千方百计地搜集人类学著作。如为了补人类学理论知识，我先后读了55本国内外学者撰写的人类学概论一类的基础书，有些著作反复读了多遍，最后根据自己的学习心得主编了《人类学教程》，使我顺利地完成了从传统民族研究向人类学的学科转向。

多读书，使我能够保持学术创新的活力。在学者的研究生涯中，对学术的创新常常会遇到瓶颈期。我在进行汉民族研究中，当完成了对汉民族发展史的研究后，想进一步进行汉民族的研究，开头设计的方案是汉族历史与文化研究，但总感到没有新意，无法启动，于是我的汉民族研究进入了学术瓶颈期。但是，天无绝人之路，在读书中，特别是在读人类学的著作中，了解了正在国际人类学界兴起的族群理论眼睛突然一亮，如果运用人类学的族群理论来研究汉民族，不是可以对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汉民族的族群结构进行学术解剖吗？于是我在90年代末尽力搜集了有关族群理论的著作，并组织人翻译了巴斯写的《族群与边界》，尽可能地读了有关族群理论和案例方面的书籍，从而激发了自己的创新活力，深感“柳暗花明又一村”，于是当机立断，放弃了原来进行汉族历史与文化研究的方案，重新制定了对汉民族进行人类学分析的研究方案，顺利完成了主编130多万字的《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的研究任务。多读书激活了我的学术创新能力，使我在汉民族研究上突破了自己，提升出了被学术界认同的“雪球理论”。

45年的读书生涯使我明确了要做好学问，搞好科研，就要多读书，多读学科基础书，打好自己学科理论的基础；多读自己研究方向的书，使自己能始终掌握学术方向；多读自己研究区域的书，使自己的学问能深深地扎根在本土的土壤之中。一句话，读书就是学习，学习是科研成功之母。

二、重方法：方法正确可以使科研事半功倍

做学问、搞科研，还要讲究方法。方法正确可以使你事半功倍；方法不正确则往往事倍功半。对方法论的重要的感悟，我是在1997年北京大学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学习时获得的。当时我作了《汉民族研究的人类学意义》的发言后，评议人乔健教授在评论我的发言时对我提出了汉民族研究的方法论是什么的问题。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启发和触动。从北京学习回来后，我又找到有关方法和方法论的书鑽研了一番，认识到了讲究方法从学术的层面来讲就是方法论。方法论是方法学和方法的元理论，用它来认识现实和最后改变现实。在学术史上，方法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和制定科学方法的发展同时并进的，因此，没有“自在的”方法论，它始终同某一个或更多的科学学科联系在一起。所以，从此以后，我在做课题搞研究中始终把方法论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做学问，就应该努力做到课题未动，方法论先行。要保持自己的学术活力，就要坚持重方法的方略。

重方法，做科研时可以获得科学的事实。许多学者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就是搜集资料、证实理论预设是第一个难。近十多年来，在获得科学的事实方面我十分重视运用人类学的田野方法。拿我在做贺州族群关系研究的课题来说，我们课题组5个人，按照人类学田野工作的要求，选取了八步镇的都人、客家人、本地人、铺门人，鹅塘镇多民族杂居的村落，黄洞瑶族乡的都江村学为考察点，进行深入访谈，个案调查，分组座谈，语言录音，查阅地方历史文献，文物考证等方法，撰写了15份30余万字的考察报告，获取了贺州族群关系丰富的科学事实的材料，突破了贺州族群关系研究的资料关。可见，重方法，使我们的科研工作能做到“胸有存竹”。

重方法，做科研时可以科学地整理事实。搜集资料不是做学问、搞科研终点，而是科学地整理事实的起点。与我主持的国家课题《中国民族团结研究报告》来说，我与课题组的全体成员历经二年分别对五个自治区、二个民族省（云南、青海）、二个大城市（上海、深圳）、一个非民族省（湖南）的民族团结进行了田野考察后，就运用形成逻辑里常用的思维形式、归纳、分析、综合、比较、分类等方法，分中国民族团结的历史轨迹，中国民族团结的历史原因、中国民族团结的现状、中国民族团结的特点，发展中国民族团结的战略思路，发展中国民族团结的策略等六个部分，科学地整理了10个省区民族团结的资料，撰写了50余万字的《磐石：中国民族团结研究报告》，为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民族团结”口号进行了实证的分析，理论的概括。可见，重方法，可以使我们的科研工作能做到有板有眼。

重方法，做科研时可以建立科学的理论体系。在科研课题研究中，学者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将各种质的规定性按照事物本来面目综合起来，恢复其联系和发展，在理论上再现事物的面目，建造科学的理论体系。人们在做课题论文时常常苦于在搜集到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如何提升理论。我在多年摸索后，逐步地掌握了逻辑功能的一些方法，从系统的分析中演绎出完整的理论体系。今年暑假在进行“新农村建设武义模式研究”的课题时，在完整系统地归纳了武义县人与自然协调，人与人和谐的十大元素之后，运用整体论、整合论、比较论的系统分析方法，概括了武义模式的内涵，演绎和提升出了“城乡融合”新农村建设的理论体系，构建了新乡土中国的文化图像。可见，重方法，可以使我们的科研工作能够做到理论升华。

众所周知，一个水管工如果没有板手，他将无法做工；一个好的司机，如果没有汽车，他也无法做工。而一个学者，如果没有方法论，就好比一个水管工没有板手，一个司机没有汽车无法工作一样。所以，我的体会方法论就是我们学者进行科研工作的工具，没有工具不行，没有好的工具恐怕也不行。积45年从事科研工作的经验，重方法可以使你的科研工作事半功倍。

三、善交流：碰撞是学术灵感之源

科研需要学术灵感，有了灵感才能更好地激活你的学术创新能力。但学术灵感从何而来？学术灵感的来源当然是多元的，依我的体会学术交流是学术灵感的一个重要来源。

学术交流的形式也是多元的，做访问、听讲演、作讲演、开座谈会、进行学术对话、参加学术讨论会，甚至学者与学者之间随意的闲聊等都是可以发生碰撞、激发学术灵感的，问题在于你是否善于运用交流。

    对于贺州的学术灵感我是从与刘小春研究官员的学术交流中获得的。1988年12月刘小春到我校作学术讲演。这位来自县文化馆的地方文化研究学者生动的讲演，在介绍贺州瑶族丰富而独特的民间文化中，也透露了贺州的南乡镇壮族族群岛式的聚居，以及汉族族群结构复杂的信息。当时我学习了人类学关于社会变迁的一些著作，在心中产生了一个念头，即要找一个少数民族的乡村作一次微型考察，看一看解放以来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和文化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于是我又单独与刘小春进行了交流，进一步了解到贺州南乡镇还是桂东壮族的代表，南乡壮族社会文化的变迁，代表了中国少数民族繁荣进步的方向。与此同时，我还从刘小春那里了解了贺州汉族群结构复杂的状况，不仅有客家人、广府人，还有都人、本地人、铺门人、鸬鹚人、船民等。这样，从刘小春的交流碰撞中，不仅获得了信息，也激活了我的学术灵感，使我后来从贺州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完成了对南乡壮族的研究，1990年出版了《南乡春色——一个壮乡社会文化的变迁》；完成了对贺州族群关系的研究，2001年出版了《从磨合到整合——贺州族群关系研究》。科研成果的积累，使我感到了善交流方略的重要。

    对于族群理论的灵感是从与台湾著名人类学家乔健教授的学术交流中获得的。1994年以前我国学术界对族群概念基本上一无所知，而我一直把学术的关注力集中在民族概念身上，根本不知道族群为何物。1994年乔健先生从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退休后，被台湾东华大学聘为教授，并创办了“东华大学族群与族群关系研究所”，向我提出要在广西或是广东召开一次族群研讨会，要我协助他筹备。这是我第一次从乔先生那里听到了“族群”一词，给我以极大的新鲜感。这一次与乔先生的交流，碰撞出来的火花虽小，仅“族群”一词：但对我正在酝酿的《汉族历史与文化研究》的方案却带来了颠覆性的结果。族群这一个小火花给我带来的学术灵感，最终使我主持完成了《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有意思的是《雪球》这个书名的灵感，也是在与上海人民出版社胡小静和施宏俊两位先生的交流中获得的。1998年7月，当我把《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一书交稿后，他们两位在与我共进午餐时提出能否从人类学的角度对书名作进一步的概括，如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写《菊与刀》一样，对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作一个形象的比喻。这在午餐中进行的交流碰撞，激活了我的学术灵感，对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进行了新的概括和提升，提出了“雪球理论”，并将“雪球”定为书名，而原来的书名“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改成了副标题。

类似的例子很多，如参加北京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听费孝通先生的讲演，获得了关于“文化自觉”的灵感；从参加台湾东华大学“依山依水族群研讨会”，从李亦园先生的讲演中获得了关于“文化适应”的灵感；从与北京大学王铭铭教授的对话中获得了“天下观”的灵感；从听取欧洲跨文化研究院院长、巴黎第八大学人类学家李比雄（Alainle pichon）在中央民族大学所作“互惠人类学”的讲演中获得了中国可以是“第二镜子”的灵感，凡此等等，只要你善于交流，碰撞就会经常发生；只要你有心，学术灵感就会被激活。可见，交流碰撞是科研学术灵感之源。所以我在45年的科研生涯中不放过任何一次学术交流的机会。说起来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1993年我与其他一些老师都接到到泰国清迈参加国际瑶学研讨会的邀请。向学校申请经费都没有得到批准，不少老师就放弃了。我为了不错过这次难得的出国参加国际会议的机会，毅然决然地自费参加了会议。这一次国际学术交流对我的影响极大，在国际会议的交流碰撞中，不仅使我获得了以人类学的理论进行个案研究的灵感，还打开了我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学术交流的道路，才有了我1998年被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邀请到美国出席第14届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才有了我2000年被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邀请到法国考察法国瑶族和苗族的学术访问。学术交流真是多多益善。

四、建团队： 一个人不可能包打天下

     知无涯，学也无涯。45年的科研生涯，我还有一个切身的感受就是学问是大家做的，一个人不可能包打天下。为此，我把建学术团队作为自己科研的一个方略。

    一般来说，我都是按课题来组建学术团队，并由参加人员的不同分为四个方阵，即校外学者方阵、校内教师方阵、混合方阵和学生方阵。

1、校外学者方阵

    在策划“汉族历史与文化研究”的课题方案时，考虑到要涵盖全国不同的汉族地区，涉及的范围广，所以，一开始组建团队时就把目光投向了全国，寻找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几经协商从西北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河南大学、浙江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上海文艺出版社、南宁社科院选择了11位学者参加，于1996年成立了课题组。正因为参加团队的学者志同道合，相互比较了解，所以，在课题组决定运用族群理论，转向为“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时，在团队内虽然为此发生过十分激烈的学术争论，但最后仍然顺利转向，并通力合作，仅用2年时间，就完成并出版了《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课题。

    五卷本的《汉族风俗史》更是校外学者团队同心同德，通力合作20年的成果，其中之酸甜苦辣麻一言难尽，但从1983年开始历经20年的坎坷，团队的合作终于修成正果，于2004年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了近200万字的《汉族风俗史》，并于2006年获得了广西社科优秀成果一等然。团队的力量是伟大的，如果没有校外学者方阵的支撑，这种涉及范围广、历史跨度大的课题的完成是比较难想像的。

    2、校内教师方阵

    在校内，与校内教师的合作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主持《简明民族理论政策教程》（1987年），《中国民族政策通论》（1992年）、《中国民族政策史鉴》（1992年）、《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教程》（2005年）中，我与校内教师通力合作，深化了对中国民族政策的研究，开拓了中国民族政策史的研究。在校内教师的合作中，团队的力量也是伟大的，不仅使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成了广西自治区的精品课程，《中国民族政策通论》和《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教程》分别于1996年和2006年获广西优秀教材一等奖。

3、混合方阵

    “中国民族团结研究报告”这个国家课题就是由混合方阵完成的。所谓混合方阵就是由校内外的学者组成的学术团队。如前所述“中国民族团结研究报告”的研究在全国选择了10个点，仅靠校内的学术力量很难胜任，且难保质量，于是我从内蒙古、宁夏、西藏、云南、上海、深圳、广西挑选了相关的校外学者组成子课题组，由校内学者组成了新疆、青海、湖南子课题组。有的子课题组由校外或校内学者单独承担，有的组则由校内外学者合作承担。这样，历经二年，混合方阵的成员精诚合作，于2004年完成并出版了66余万字的《中国民族团结考察报告》。2005年完成了最终成果《磐石——中国民族团结研究报告》，被国家社科基金规划办匿名评审鉴定为“优秀”。

    《汉族民间风俗》课题也是混合方阵合作的成果。这个由广西和浙江两省的校内外学者合作的课题开始出了“汉族民间风俗丛书”8种，后来又出了一个80余万字的《汉族民间风俗》。这个课题成果内容十分丰富，受到民俗学界的广泛好评，在近两年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汉族民间风俗》成了一本必读书。混合方阵的研究成果，同样证明了团队的力量是伟大的。

    4、学生方阵

    在我的科研生涯中，学生方阵是一支绝对不可忽视的学术团队。从我开始招硕士研究生以来，我从研究生教育的根本目的出发，十分注重培养研究生的研究能力。所采用的方法之一就是组建学生方阵团队，让学生直接参加教师的课题研究。

学生方阵与我一起完成并出版了《人类学教程》，完成了《人类学经典导读》和《田野上的教室》两个课题的编写。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2000年开始学生方阵所进行的平话人研究课题，历经6年，完成了对广西、贺州、富川、永福、罗城、三江、临桂、宾阳、邕宁、龙州、武宣、南宁、百色、玉林、桂县；湖南江永；广东南雄、连山等地平话人的考察，写了百余万字的考察报告和百余万字的文献资料，最近这些考察报告和资料已汇编成“中国平话人书系”三种，即《平话人印象》、《平话人图像》、《平话人素描》，在学校领导的支持下，即将出版。学生方阵对平话人的研究已引起海外学者的关注，目前正联合向境外基金申请进一步研究的经费。学生方阵的成果，同样证明了团队力量的伟大。

不少人看到我的科研成果多，问我有什么诀窍。其实没什么诀窍，就是充分发挥了团队的作用和力量。学问是大家一起做的，一个人包打不了天下。有好的学术团队，学术力量可以倍增，学术成果也是可以倍增的。

五、深挖井：在一个方向上走向学术前沿

深挖井的方略，得从“图文中华民族史”课题的立项说起。

2005年10月的一天，我正在办公室，突然接到一位声音清脆女士的电话。交谈之后方才知她是福建一个出版社的编辑，正在策划一套与《话说中国》类似的“图文中华民族史”，需要找一位国内知名的学者担任主编，并说开始他们到北京找，没有合适的；到上海找也没有合适的。主要原因是绝大多数学者基本上仅研究少数民族史，极少有人研究汉民族史；而研究中华民族史的人又不是从整体上进行研究，仅研究中华民族史的某个问题或某个时期的问题。这样她在网络上反复搜索，终于发现我不仅专门研究汉民族，同时也研究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史的研究也有整体的关怀。她把这个发现向出版社的领导汇报了以后，决定给我打电话联系。这个电话一下子打到我在学报的办公室，一番交流后，她在电话中就兴奋地说，看来找你找对了。没有几天，她就风尘朴朴地从福建赶到了南宁，我们见面交流了以后，她就说通了电话就认定了你，见了面这个“图文中华民族史”的主编非你莫属了。12月，我应邀请访问到该出版社，与社领导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就基上确定了这个课题的立项，出版社投资40多万。后来听说社领导说：见了徐教授就对这个课题放心了。目前这个课题由校内外学者组成了一个混合方阵，150多万字的初稿已杀青。

看起来，《图文中华民族史》由我担任主编，有点偶然，或者说这块陷饼掉在我的头上，得益于网络。但在偶然的背后是必然，因为我从20世纪70年代未开始从事汉民族研究以来，坚持不懈地挖这一具有特色的学术之“井”，从《汉民族历史和文化新探》到《汉民族发展史》，到《汉族民间风俗》，到《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到《汉族风俗文化史纲》，到五卷本的《汉族风俗史》，从宏观叙事方面来说，我的汉民族研究从一棵小树到有了自己的一片树林。21世纪初对汉民族的研究从宏观叙事转向微观叙事，开始了对平话人的个案研究，即将出版《中国平话人书系》三种和《新乡土中国》。

形象地说，我在汉民族研究方向上20余年坚持不懈地挖自己的这口学术之井，而且越挖越深，科研成果不断积累，或者说我这口井的出油量或者出水量越来越丰富，使科研成果在一个学术方向上积少成多，久而久之形成规模，从而自然地会产生规模效应，这就是学术影响和学术知名度的必然扩大和提高。

深挖井，不仅可以在一个学术方向上走向学术前沿，建立学术制高点，还可以用这口井丰富的油或水，来培育和发展相关方向上的学术成果，对此，我在民族理论、民族政策、乡村研究、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上都相得益彰，也不断获得了新的成果，进而也就不断地扩大了自己在学术界的影响。

六、结语

乒乓球运动员曾经有一句名言：成绩只能说明过去，一切从零开始。我今天总结自己的科研方略，除了对自己45年的科研生涯进行一次总结外，也希望通过这个总结，开始新的学术之旅，在自己的晚年能够为中国学术界作出新的贡献。

2006年12月13日——14日草成

（１）1961年我刚入中南民族大学不久，即与师兄彭英明教授合作，在著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岑家梧先生的指导下开始了民族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