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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土中国[021]第十四章 文化活力:武义模式元素之十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0-11-19 14:26:21 / 个人分类:新乡土中国

人与人的沟通交流,文化的认同是重要的前提。武义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正释放出无限的文化活力从而形成了新农村建设武义模式的又一个重要元素

一、底蕴:武义文化源远流长

早就听说武义——明招文化的发祥地——是一个美丽的文化古城。走进武义,在对武义文化的品味中,慢慢深切感受到武义文化底蕴的源远流长和深厚积淀。

1.沉淀:考古与文物交相辉映

武义县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人类祖先就在这一带劳动生息。若是从唐天授二年(691年)析永康西部置武义县算起,到现在(2006年)也已有1315年的历史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劳动人民不仅创造了丰硕的物质财富,同时也创造了灿烂夺目的文化宝库。这些丰富的文物是历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无不闪烁武义文化的光彩。

笔者在收集文化底蕴的相关材料时,有人建议要去博物馆看看,这对笔者是一个震撼,没想到一个小县城竟然有一个相当规模的博物馆。

来到武义县博物馆,笔者看到了这里展出的大量出土文物,其中有新石器时代的石斧、石矛,商代的双系席纹罐,商周的原始青瓷碗,战国的青铜剑,汉代的铜铣、铁釜,三国的龙凤镜,唐代的神兽葡萄镜,北宋的云龙镜,南宋的带柄八弧镜、铜鼎,明代的云雷纹铜谯斗、三足铜香炉,更多的是宋代的瓷器,这大概是因为到了宋代,全国的瓷器制造水平长足进步,而且南方也日渐成为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的重心。对此不禁感叹武义博物馆文物保护意识之强,展品之丰,更感叹武义历史文物资源的丰沛和这个小城厚重的历史积淀。(图76:伎乐五管瓶)、(图77伎乐五管瓶)

博物馆董三军馆长给我们介绍:

目前武义县博物馆藏有新石器时代至民国各个时期的文物4000余件,其中有国家一级文物13件,二级文物34件,三级文物102件。

我馆的馆藏文物主要以出土文物为主,少数为传世文物和革命文物,藏品以陶瓷为主兼有金、银、铜器、玉器、古钱币、古字画等等,代表古代婺州发展历史的婺州古瓷器和青铜器独具特色。其中国家一级珍贵文物“青瓷蟠龙瓶”制作精细,造型别致,制造于南北朝,距今已有1500多年历史,是一件稀世珍品,现在被借到北京故宫博物院陈列展出。还有几件珍贵文物分别在上海博物馆和浙江省博物馆借展。我为我们小小武义能有这么多的珍贵文物感到骄傲,同时我也为能在这样的博物馆工作感到高兴。

董馆长还告诉我们,近年来,武义对文博事业的发展十分重视,已经给博物馆批了一块地,以解决博物馆目前面积狭小,难以将更好的藏品展出的困难。到新博物馆落成之时,武义就可以通过向世人展示其丰富的物质文化而将武义这个古城的历史风貌描绘得更加清晰。

另外,武义历史文物的丰富还体现在武义现存大量的古建筑上。像有着近800多年历史的熟溪桥、始建于东晋重修于元代的“国保”延福寺,郭洞和俞源两个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而俞源村也是“国保”)等等无不反映这个小城的历史积淀。

离开博物馆,笔者对武义的沉积数千年的物质文化有了深刻的感悟,也体会到为什么这个小县城今天有如此与众不同的发展:经济发展的同时,文化的气质丝毫未变;经济愈发展,文化底蕴的积淀愈能转化为现实的文化活力。在武义,文化之根已经深深扎下,它在武义人的生活中无处不在,让这里的人、这里的山、这里的水浸润其中,不自觉地受到历史文化的熏陶。

考古与文物交相辉映,展示着武义人民的智慧和勤劳,也构成了武义文化底蕴最深层的根基。

2.致用:明招文化的传承

明招文化是武义历史上最灿烂的文化,也是构成武义丰厚文化底蕴的最重要基石。明招文化指的是发祥于明招山,以明招寺为主基地,始于南宋时期巩庭芝,以吕祖谦为核心,由吕祖俭及其他学者继承,广大学者或学子普遍参与的文化、学术、教育活动。这种学术教育活动促进了武义及其周边区域的教化进程,改善了一些区域的文化传统观念,形成了古代武义乃至婺州的一种教化定势,一种文化发展模式,一种人文品格,被时人和后人普遍认同并影响了后人的文化学术教育乃至整个社会生活。

说起明招文化,首先让我们认识一下明招文化的发祥地和主基地——明招山和明招寺。

自武义县城驱车向东约10公里,有林荫小道蜿蜒入山。道路两旁层峦叠嶂,密密实实地环绕着青山绿树,宛如进入一个世外桃源。武义本就多山,邃壑玲珑,清溪环绕,自然风光迷人,但是像这样在青山秀水间显现一份宁谧与安详之处并不多见。渐渐看到明招山的全貌了,果真是峰峦连绵,山明水秀。立于明招山高处俯看周围,可见万山列罗,状如膜拜,可能群山也如我们一般景仰这座武义的文化圣山。蜿蜒于明招山的小白溪,溪水终年不断,清澈见底,显得灵气而生动。周围青山状如两条巨龙环绕,龙头前面是一口水潭,形成“二龙戏珠”之势,若是雨天,则云笼雾罩,双龙时隐时现,让人疑为仙境。(图78:武义圣山明招山)

而明招寺就建在这青山绿水的环抱之中。明招寺初名“惠安寺”,清乾隆二十年(1757年)赐名“智觉寺”,然而民间因其座落在明招山,仍习惯称它明招寺。据清嘉庆《武义县志》载,明招寺始建于东晋,原为东晋镇南将军阮孚隐居的宅院。阮孚才华超群,性情旷达,在赴任广州刺史途中路经武义明招山,被明招山仙境般的美景和超脱世外的生活方式所吸引,于斯弃官归隐,从此过着隐逸快乐的生活,寄情明招山水,阮孚嗜酒如命,常常纵酒风流,曾留下金貂换酒的轶事。据说阮孚晚年双目失明,多方求医无效,一日,有一贫僧愿挖己眼救治以求换其宅舍,阮孚应允,眼疾得解,于是舍宅建刹,风水绝代的明招寺由此而来。吕祖谦敬仰阮孚的为人,慕名到明招山寻访阮孚遗迹。羡此山水风光宜人,遂随父将祖坟迁葬此处,并在明招寺暂设讲堂,与朱熹、陈亮、叶适等人一起讲学,一时天下名士云集。一批批武义籍人纷纷投师门下,又吸引一批批外地学子前来,相继成为领一时风骚的明招学者。从此明招文化代代相传,对武义教育文化发展的影响绵延至今。

对明招的山水美景,吕祖谦是饱含深情的,曾有诗赞曰:

前山雨褪花, 余芳栖老木,

卷藏万古春, 归此一窗竹。

浮光泛轩楹,秀色若可掬,

丰腴当夕餐,大胜五鼎肉。

明招文化就在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诞生、孳乳、传播、发扬,在武义的文化宝库中,以其独特的身姿涵盖和吐纳着武义的文明,大大促进了武义文化的突破与转型,给一直以来崇尚佛、道文化的武义送来了儒家文化,较快地唤醒并提升了武义人的心智和文化素质,使小小武义因明招文化及其明招学者而蜚声省内外四百余年。那么究其要义,明招文化的精髓何在?笔者认为就在于其致用、兼容、开创和孝亲精神。

首先,致用观是明招文化的精华所在。这与永嘉学派和永康学派经世致用思想相互影响。吕祖谦虽然继承二程,尤其是程颐的心性之学而谈过心性,其理学思想同样以“天理”作为最高范畴,但他和那些空谈心性的理学家明显不同。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他格外重视治经史以致用,以为学者须当为有用之学。他对当时的科举制度持相当严厉的批评态度,主张参加科考者应加强对历史和现实典制的研究,力求了解历史事件的发展源流和前因后果,总结经验,以史为鉴。也正基于此,吕学竭力在各方面为科举服务,因而也获得了广泛的欢迎。他的教育观同样是求实致用的。其教育方针是:“讲实理、育实材而求实用”。他还主张“学者须当为有用之学”,反对“读书全不作有用看”的错误观点,他说:“学而无所用,学将何为也?”又说:“切要工夫,莫如就实,深体力行,乃知此二字甚难而有味。” 

他的一切思想观点都紧扣求实致用发出心声。他编教材、撰讲义、立学规、约讲会,都是有“实用”之处,都是有针对性的,决不作无谓的“性”“理”之争。 

他的求实致用观体现在他在明招山两度守墓(先为母丧后为父丧)近六年时间里,一边守墓,一边讲学,孝义结合,孝不废义。尽管在当时朱熹和陆九龄等理学家看来,吕祖谦这种作为有不孝之嫌,但他顶着很大的压力,还是在守墓尽孝道的同时,兼顾了众多学子的求学之义。先后有300多学子受过他的讲习。这也正好反映了其求实致用精神。

其次, 明招文化的精要还在于其兼容精神。兼容精神首先表现在其学术包容性,明招文化融合了佛、道、儒三家思想。儒学、佛学和道学交织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根基,武义也不例外。东晋的阮孚归隐在明招山,唐时的叶法善在武义南部原括苍县白马山(今武义县柳城畲族镇)行道积善,阮孚的隐逸和叶法善弄道均是道家的文化表达。后来阮孚舍宅建刹,将其隐居的住所改为后来的明招寺,从此佛教在武义传播开来。而南宋时,吕祖谦就在明招寺开堂讲学,让儒学在武义扎下了根基,把佛教的宝地变成了儒家的学堂。小小的明招山就以其博大的胸襟兼容着儒、道、佛三家文化,一切都那么自然地变化着、交融着、升华着,互不排斥,各得其所。明招文化也同样没有因为传播儒家文化就打击压制道、佛文化。

另外吕祖谦是一个学术包容性很强的学者,他自己问学“未尝倚一偏、主一说”,其哲学思想和学术观点既融合了当时名儒朱熹、陆九渊两派之论,又吸收了当时永嘉学派、永康学派的事功思想,还包容自己的师学、家学的精华以及其他人的思想精华。在学术的包容性上南宋时无一人可与之相比。

兼容精神还表现在吕祖谦在儒家学者间调停磨合的努力上。他在明招山的讲学活动名扬江南,吸引了大批求知若渴的学子,也吸引了当时各派理学名家,有福建的朱熹,江西的陆九渊、陆九龄,湘湖学派的张轼,永康学派的陈亮,永嘉学派的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人,他们来此造访,相互切磋交流学术,而且还被吕祖谦请上讲堂讲学。这些理学大师们的学术观点不同,文化倾向也不同,他们给武义学子们送来各种学术之风,开拓了他们的视野,更重要的是造就了一种学术交流、学术争鸣之风,进而体现了一种学术包容精神。吕祖谦还把这种风气进一步引导成讲会之风,即“鹅湖之会”,让朱熹和陆九渊兄弟面对面进行学术交锋,以求学术和谐。

而且吕祖谦的文化学术精神是开放式的,他常常是边游历、边教学,广泛接纳各学术派别的学术精华于一身。明招文化兼容精神也有这样的风格。

第三,开创性是明招文化的又一要义。其开创性首先是吕祖谦在这里开创了“浙东史学”。在南宋朱熹为首的理学欲行其道之时,吕祖谦举起史学的大旗,强调要从历史的实际中去了解历史,对朱熹“以经为本”而后读史的主张是一个反拨。吕祖谦的历史观是前进的,他认为历史的发展要“有因有革”;发展就是变化,要“日新”,提出“天下之事向前则有功”。他还指出决定国家大事必须“合群策、定成策、次第行之”,“广揽豪杰,共集事功”的意见。他对学习、研究历史提出许多正确方法,如“当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如何处之?如此观史,学问亦可以进,知识亦可以高,方为有益。”明招文化开创性的另一个表现在于吕祖谦在“以经为本”的科考之风盛行之时,撰写《东莱博议》等书作为学生应试的教材。《东莱博议》以《左传》的历史事件为题材,对古代的社会政治、军事的成败、治乱的因果、伦理道德的得失等等作了深入的分析示范。把史学作为教材不能不说是吕祖谦的一个创举。

最后,明招文化还体现孝亲精神。吕祖谦一生中对父母长辈都是很孝顺的,他虔诚地事亲、奉亲,送父母赴任所,接父母回家等等,都是与当时的风俗合拍的。母亲旅行途中去世,他以自己侍奉不周自责,父亲临终他未及赶到送终,他又自责自己不孝,父母去世后,他在明招山为父母各守墓三年,在思想和行动上,他的孝亲德行是非常到位的。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臆测,如果没有孝亲精神,吕祖谦就可能不来明招山守墓,那么让武义为之骄傲的明招文化也就不复存在了。(图79:郭洞祠堂内挂的扁)

明招文化在武义因其历史悠久、涉及名人多,学术延伸长而成为武义,乃至金华、浙江的一个重要文化遗产。它是武义历史上最灿烂的文化,其致用、兼容、开创、孝亲的精神更是深深积淀在武义文化的深层,成为武义文化底蕴最深厚的部分。

 3.洗礼:革命文化的弘扬

武义不仅有辉煌灿烂的明招文化,还有创新进取的革命文化。革命文化也是构成武义文化底蕴的重要内容。

(1)学社的创建

武义县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在漫长而又艰难的革命斗争中,革命文化始终是革命运动的先导,推动和促进革命形式的发展。“五四”之后,武义出现了大批的革命进步社团宣传新文化,灌输新思想,这一时期宣平成立了“庚申学社”、“西山学社”、“方圆学社”,提出破除迷信,打倒孔家店,主张改良旧私塾,推行新文化。武义成立了“醒世社”以灌输新文化、新思想为宗旨,用“警世易俗”的含意自编新剧进行宣传。

(2)报纸的出版 

1926年,武义建立中共党组织后,共产党人何觉人在武义还创办了《大锣报》和《工农兵报》,来宣传革命思想,以“敲破沉闷的宇宙,敲醒睡梦的同胞”。抗日战争时,武义县抗日自治委员会和文化促进委员会联合创办抗日宣传刊物《警钟周刊》。同时,武义新知书店创办起来,传播抗日救国书刊和马列著作。19395月,原宣平县战时文化教育委员会成立,先后出版《报仇》、《宣民抗战》、《奇好》等刊物,以及随后创办的《宣平新报》,宣传抗日。抗战期间,武义和原宣平县举办了战时民众讲座、抗战灯谜会等多种抗日宣传活动。1942年武义沦陷后,县政府迁驻新宅村时期,武义县长蔡一鸣以诗会友,激发抗日爱国之情怀,印编了抗日诗书《岭上草堂唱和集》,集诗50首。19492月,浙东游击纵队6支队在雪峰山创办路南电台。3月,新路南报社成立,出版《新路南报》32期,三天一期,共办了二个半月,并编印干部学习资料,出版《新路南丛书》433册。

(3)宣传标语的张贴

中共武义县委和宣平县委还利用张贴标语等直接宣传的形式,来唤醒群众,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1930年武义党组织组建红军游击队时,以文化宣传开路,红军每到一地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宣传红军主张,发动群众起来斗争。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驻营武义溪里上甘塔村时,在驻地民房墙壁上写下的“工农团结起来”、“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等百余条标语,至今犹存,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文艺活动的开展

开展文艺活动也是革命文化的一种形式。19377月“卢沟桥事变”后,抗日烽火燃遍全国,上海青年救亡歌剧团,由中共党员何士德率领来武义演出,宣传抗日。7月中旬,武义县抗日救亡歌剧团成立,白天在城镇街头宣传演唱,晚上在壶山小学操场搭台公演。10月,上海劳动界救亡协会流动宣传队来武义,上街书写抗日标语、漫画,教唱抗日歌曲,晚上在运动场演出。

武义革命文化主要展现出创新、进取和勇于牺牲的精神面貌。

其创新之处在于它能突破旧文化样式的局限,大胆宣扬新文化,破除迷信,给武义这个半山区的小城送来了新的思想和文化。像“醒世社”就以文明戏的形式宣传新思想。在舞台设计上进行革新。他们演出用布景、大幕,改掉了“出将入相”的旧形式,演出剧目也大部分由自己创作。创新还在于他们与时俱进,在革命斗争的不同时期采取多样的形式进行革命文化的宣传。

其进取在于这些文化社团在新文化形式的创作中精益求精,而且其作品体现出积极向上的风貌。潘漠华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代表。他短暂的33人生岁月中实现了三次大跨越:从山村孩子成为现代知识分子;从山村小学教师成为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湖畔诗人;从一介书生成长为一个职业革命家和革命烈士。他的一生和他的文学创作都展示出革命精神中不断进取的风貌。(图80:青年潘漠华)、(图81:潘漠华故居展)

其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体现在革命战争年代,武义人民积极参与革命,不怕牺牲的行动上。1930年到1931年间,武义县境内,在当地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动员民众组建了两支红军部队,武义为3000人,宣平为2000人,史称“五千红军闹革命”,大小战斗数十次,活动范围遍及全县90%的乡村,影响到周边县市。不到两年时间,牺牲的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就达千余人。再到19353月至19379月,武义与宣平党组织和人民支持和配合粟裕将军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开展游击战,军事斗争活动遍及16个乡镇,50多个村庄。当地与周围民众支援红军、参加红军,敢于革命、勇于战斗、不怕献身、推翻反动统治的精神永铭史册。潘漠华在参加革命时在自己从小佩戴的银制长命锁上镌刻“参加革命,不盼长命”。这也体现革命文化的勇于牺牲精神。

在辛亥革命后,现代社会对武义影响最深刻的文化或许就是革命文化了,因此革命文化也就成为构成武义文化底蕴的又一部分。其文化的精髓就在于锐意创新,大胆进取,不畏牺牲,在战争的血与火的洗礼中不断得到弘扬。

4.草根:民间文化的流传

历史悠久的武义,长久以来一直是靠农耕过活。而和农民生活现实最贴近的文化形式就是民间文化,于是民间文化也成为构成武义文化底蕴的重要一环。武义民间不乏文化精英,也不乏文艺精英。比如现当代著名的湖畔诗人潘漠华,中国重彩工笔画会会长潘洁兹,著名的篆刻艺术家、篆刻理论家、诗人叶一苇,延安时期就知名的作家谢挺宇等等,他们从武义民间脱颖而出,又深深地影响着武义现当代的民间文化。

武义的民间文化分为民间文学、民间艺术和民俗三大类,而这三类文化形式又相互关联。民间文学涵盖神话故事传说、民谚、笑话、戏剧、灯艺等等,这些小类比如神话又往往和民俗相关,民间艺术也常常是民间文学的载体。武义民间文化门类全、品种多,蕴藏量丰富。1985年曾开展了“五大集成”和“三大集成”的收集、整理、编辑、出版工作。“五大集成”包括《武义县戏曲志》、《武义县曲艺音乐集成》、《武义县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武义县戏曲音乐集成》、《武义县民间舞蹈集成》。“三大集成”则是指包括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谚语在内的三个民间文学集成。在这次活动中,全县共收集民间故事2100个,民间歌谣1473首,民间谚语20008条。武义民间文化数量之丰,由此可见一斑。

在武义,民间文化的丰富多彩还体现在武义传统戏剧形式——婺剧的发展。婺剧土生土长,演奏员亦农亦艺,曾以独特的唱腔、地方化的语言、动人的故事情节、亦文亦武的风格为武义的文化生活送来一份大餐。它以群众喜闻乐见乐唱的形式,丰富了武义人民的业余和节日文化精神生活,更成为广大农村“安居乐业,人和事顺”的象征。武义民间文化主要显示出淳朴、尚农、和衷共济的文化特质。尚农是因为武义处于半山区,土地资源丰富,农业生产给武义人提供了富足的生活。像武义风俗里的求雨正是关心农事的体现。在武义的民间传说、谚语和歌谣中同样可以展现出其尚农精神。如故事《谷龙》

      

很早以前,九峰山脚住着一个姓张的老太婆。有一日,她上山顶去采茶,不勿小心一脚踏空,从山坡上滚落来,她想:人老七十怕跌,这回总要跌死了。双眼一闭,什么也勿晓得了。

过了一会,张老太婆睁开眼睛,望望山林,听听水响,还以为到了阴曹地府了。站起来动动身子,勿疼勿麻。奇了,这一跌还没跌死呀。她注意望望衣裙,见上面有一条绿虫,她想是勿是这条虫救了自己?就把小虫带回家。家里没有地方放,就把它放在谷柜里。

第二天早上,张老太婆把仅有的一只鸡蛋拿去喂小虫,掀开柜盖一望,原来只有一个柜底的谷变成满满的一柜谷了。那条绿虫仍然躺在上头。张老太婆晓得这是一条谷龙,有了它就会有取之勿尽的稻谷了。于是,每日上午她就叫人到家里挑点谷去吃,这年刚好闹春荒,村里人全靠张老太婆救济,才没逃荒外乡。

后来,张老太婆老了,这条谷龙也就勿见了,传说又回到天上去了。 

这则故事反应了群众对善良的赞美,对土地或者谷神(谷龙)的崇拜,也是农耕社会的一种文化表达。

再如下面的谚语和歌谣:

七十二行,种田为王。

万物土中生,百事农为本。

衙门钱,一蓬烟;生意钱,在眼前;种田钱,万万年。

勤勤俭俭样样有,贪吃懒做件件无。

锄头板上锈,吃得上顿没下顿。

吃山拿山要养山。

光栽不保,越种越少。

农种歌

种山山有粟,

种田田有谷,

种起番薯火笼钵,

种起苞萝水牛角。

哪有工夫坐落唱山歌

三尺孩童唱的啥山歌,

铜钱雇你上山种苞萝。

一餐吃了三斤白米饭,

一天吃了九斤苞萝糊,

哪有工夫坐起唱山歌!

这些故事、谚语和歌谣正反映了武义人民安土重迁,崇尚农业劳作的根本精神基石。这也从另一个方面造就了武义人守土的观念。

淳朴也是农耕文化的一个表现方式。武义民风朴实,连吕祖谦也说:负山之民,气俗敦悫,乐田亩而畏官府。傲嬉侈丽之习,独不入其乡。前述的会道是一种互助精神的表现,也是武义民风淳朴的再现。反映这一文化特质的故事、谚语和歌谣同样很多,《怕字歌》就是一例:

不怕步子慢,就怕半途站。

不怕山难移,就怕心不齐。

不怕有失利,就怕心不坚。

不怕担子重,就怕肩头痛。

不怕理不明,就怕心不诚。

不怕事难做,就怕人懒惰。

不怕学不成,就怕志不恒。

不怕理难平,就怕心不正。

不怕犯错误,就怕不改错。

不怕人批评,就怕人吹捧。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不怕人不敬,就怕己不正。

不怕爱不深,就怕两条心。

不怕言语差,就怕说假话。

要说和衷共济,在武义这种精神的表现就更多了。熟溪桥建桥近800年来,历次遭毁重修,武义人民都积极参与,出钱出力。当然会道是最能表现武义人民和衷共济精神的一种文化形式。

武义的民间文化以反映草根生活为特点,一直以来深受群众喜爱,并广泛流传开来。武义民间文化和当地的农耕生活息息相关,在文化上表现出武义人淳朴、尚农、和衷共济的深厚底蕴。

总体上看,武义的丰厚文化底蕴基本是由历史物质文化、明招文化、革命文化和民间文化构成的,它们各自给武义的文化注入了不同的文化因子,充实着武义文化底蕴的内涵。

二、活力:武义新精神透视

时至今日,武义丰厚的文化底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释放出活力,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作用?那就是把武义的文化底蕴转化为武义新精神,让文化底蕴释放出现实的活力。所谓武义新精神是对武义过去历史、文化底蕴的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提升。它不能凭空产生,也无法由人的意志来左右,要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渊源,还要有历史的延续性,而且它还要与当代社会经济发展有历史的沟通与一贯性,还要体现对提升当代武义人文精神的引导性。

致用、兼容、开创、孝亲的明招文化特质创新,进取,不畏牺牲的革命文化特质,以及淳朴、尚农、和衷共济的民间文化特质共同铸就了当代武义的人文精神。这种新精神概括说来就是开放、创新、实干、自强。只有开放,才有创新,开创了新的局面,就有了实干的基础,只有实干,才有硕果,有了硕果,才能自强起来 

1.开放:更香茶叶进京城

武义新精神之一是开放。要想武义发展,没有开放是完全不可能的。尚农安土的武义人向来是以俭朴淳厚著称。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期内,武义人只爱种田养家,不喜欢嬉闹玩乐。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武义人少地广,田地多,一年丰收,三年不愁。不象义乌、永康人多地少,只好以收破烂、修铜补锅来补田亩收入之歉。而且武义人一个时期来十分恋乡,舍不得离家创业,民间流传的武义人看不见壶山就要流眼泪,就是这种现象的生动写照。武义人由于田亩的丰收,常常会陷于一种自我满足的精神状态,如民间的口头语:正月嬉不穷,十二月做不有夏天冷粥喝喝,弄堂角榻榻冬天日头孵孵,苞萝糊糊糊都是一种满足于农耕文化心态。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武义人编了这样一段顺口溜:武义呆,永康鬼,东阳棒槌,金华牛。十足的一副各地人精神的写照。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武义人逐渐转变观念,意识到只有走出去才能求发展。这中间涌现出大批外出创业的典型,最有名的当数远上北京销茶叶的俞学文,走到昆山开超市的张建平和南下湖南湖北养珍珠的陈祖良。这里我们主要看俞学文走出武义的艰辛和成功的喜悦。

俞学文出生于武义南部山区,那里被喻为武义的“西藏”。穷人的孩子早当家,1987年,年仅18岁的俞学文就开始了人生的创业。他从报上搜寻致富信息,并贷款1万元办起猪场。冬天,十几只小猪生病了,怕小猪冻着,他跳进猪圈里搂着小猪睡觉。他的这番苦心不久后便有了回报。他养4个月的猪比别人养一年的还大。这事成了当地奇闻,县、市媒体纷纷报道,俞学文一下子成了十里八乡的名人。那是俞学文特别风光的几年,养着猪、鱼、鸭,种着水果、茶叶,倒腾着小买卖。21岁便盖起三层小楼,骑上了全镇第一辆摩托车。 但是好景不长,饲料价格一个劲上涨,养猪成了赔钱的买卖,加之鱼又被洪水冲走,眨眼之间他亏损了好几万。痛定之后,他悟出:农村信息闭塞,很难大有作为。同时他在承包经营茶园的过程发现:十个茶农九个亏,成片成片的好茶藏在深山无人采。 学文蹲在茶园中,嚼着片片茶叶,苦苦的思考:家乡的茶呀,为什么寻不到好婆家?家乡的父老乡亲呀,面朝黄土背朝天起早摸黑的耕耘,“勤劳为什么不致富”……?于是他开始思索如何走出闭塞的大山,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把武义的茶带出大山。他的想法得到妻子朱丽俐的支持,为了能和俞学文一起去北京创业,朱丽俐毅然辞掉了当时在武义锅炉厂令人羡慕的工作。怀揣着创业的2000元钱,他们夫妻踏上了北上的火车。窗外秀美的景色并没有吸引俞学文,此时在他的脑中正闪现着一个个问号:到了北京,如何振兴家族产业、如何开拓市场……

起初,他在北京马连道开了家不足20平方米的小茶叶店——赣香茶庄,走街穿巷吆喝,但始终是经营惨淡。那时,茶叶一条街的老大是福建的茶商,占领了北京各大商场。“老板特牛,瞧不起我,茶叶卖给他,上门七八次都要不回钱来。”俞学文憋了口气,“总有一天我要超过他!”平时一有空,俞学文就去商场、超市学习经验,启发灵感。工夫不负有心人,俞学文很快发现,北京茶叶市场非常大,但茶叶包装很落后,不利于储存,也不够美观,完全不能满足现代人的生活、消费观于是,他倾其所有从杭州订购了茶叶筒,重新包装的茶叶在京城卖的特火,常常货还没入库,就让等在店里的客户“抢”了去。茶叶筒救活了茶叶店,一年俞学文净赚32万元。他用这笔钱,在北京注册了更香茶叶有限公司,从此打起茶叶品牌的主意。家乡武义有座海拔800多米云雾缭绕的小和尚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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