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某县畲族文化传统政治化的举隅和感慨

         我自2010年9月读研开始，便在硕导的指引下做起畲族文化的研究，至今已近六年。在此期间，我走访了散布于闽浙粤赣皖的100来个畲族自然村，其中的20来个则做了相对较深的调查，而辅以研究文献的阅读，我对畲族文化传统已经有了较为深刻的个性化理解。正是由于上述积淀，我愈发对畲族文化传统的政治建构感到担忧。

        相信研究畲族的学者对位于浙南的中国目前唯一的畲族自治县都不陌生，而这个自治县对整个畲族具有十分强大的辐射力，换句话说，畲族文化传统的当代发展，尤其是浙南闽东一带的畲族群体，几乎完全受制于这一县域文化导向的“干预”。因此，很多本非畲族文化的因子在政府的强势介入中逐渐异化，从而引发当地居民以及外来游客和学者对这种文化政治的质疑。

        我并不否认政府在民族文化传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过犹不及”的历史教训同样值得我们反思当代文化的政治建构。从表面上看，以民族文化建设为引子的区域发展充分体现了地方政府的政治意图，他们借助文化的民间力量，在激发地方经济的同时，更重要的目的是在自己向上的资本中补充文化政绩。然而，这种做法似乎有违文化发展的规律，更有可能对民族文化传统产生破坏。

        自我接触畲族文化以来，浙南这个畲族自治县就从未离开我的视线，而我现在的博论资料同样有很大一部分源自这个洞宫山腹地的民族自治县。可是，随着我一而再再而三的走进这里，我对畲族文化传统的命运也愈发担忧。我并不否定该县提出的建设“全国畲族文化总部”的政府设计，但一系列围绕这一工程的子项目，有些让我难以接受，甚至有些让我胆寒。

        目前，该县已经悄无声息地建立起“中国畲族博物馆”，而该馆的展品几乎都来自本县的畲族村落，除了畲族历史渊源和迁徙分布外，似乎尚不能完整体现整个畲族的生活史。除此之外，一个被设定为4A级旅游风景区的“大均中国畲乡之窗”的景点，却因畲汉分布导致的畲族文化不自然而受到一定争议。目前，我所了解到的该县正在进行的“畲族文化总部”建设项目还有“县城建筑立面的‘徽派化’”、“政府工作人员服装的‘畲族化’”、“畲族文化元素的‘舞台化’”、“仿古凤凰镇”、“山哈宫”和“盘姓畲民的人才引进”，以及“景宁畲族发展论坛”（此为学术论坛，开启于2014年12月，我参加了第一届论坛，收获颇丰。我认为，此论坛对畲族文化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作用，但鉴于此论坛才举办一届，故而在此不做评论）等。

中国畲族博物馆

大均 中国畲乡之窗景区

        从表面看，以上这些文化建设都是基于畲族文化的外显而进行的，但正如上文所说，这种显性的文化标志很大程度上是为文化政绩而来的。

        首先，“县城建筑立面的‘徽派化’”。对于这一项目，相信每个到过这个畲族自治县的人都能直观的看到。它以县城既有街区建筑立面的统一化为目标，将这些建筑的外表进行所谓“畲族传统建筑形式”的外包装。然而，明眼人一看就能看出，所谓的“畲族传统建筑”实际是对“徽派”建筑的简单模仿，而位于县城西北部的一些大型建筑则让不少外来者感觉来到了日本“名古屋”或韩国“青瓦台”。另外，这些被改头换面的街区建筑也是整个县城商业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原本的店铺招牌，如今也统一了格式，而这一切一切的费用都由政府出资完成。我并不是说，这种统一的理念不对，但这种只对街道两边可见的建筑进行立面“徽派化”，真的就是对畲族文化的“关爱”吗？

县城一角

        其次，“政府工作人员服装的‘畲族化’”。对此，我想很多外来者都有这种体会，实际上它已经超出政府工作人员的范畴，进入地方导游和普通民众的领域。我有不少汉族朋友就职于这个县的不同部门，他们曾告诉我，该县规定在特定时间段，以及每周的几天中都要集体穿畲族当代服装（政府发放的制服）办公，以此彰显他们对畲族文化的关注与认同，而这从每间办公室外的工作人员照片简介处都可以看到，这些证件照几乎都是民族服装打底。我们都知道，服装是一个民族最为外显的标志之一，它以最直接的方式展现了一个民族的精气神，并与其他民族加以区分，但这种以行政命令的形式让政府工作人员乃至普通百姓统一服装的做法，就能对畲族文化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吗？相反却让很多人难以辨识畲族文化的个性。

这里有几个是真的畲族呢？

        再次，“畲族文化元素的‘舞台化’”。对于这一点，可以说，没有哪个民族能够避免，但这并不是说通过舞台就可以异化民族文化传统。由于该县的独特地位，它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其他地区畲族文化发展的方向，因此该县组织编排的一些大型歌舞剧在走上各级舞台的同时，足以“动摇”普通民众对畲族文化传统的认识。如今，诸如《千年山哈》《畲家谣》《畲娘》等舞台剧的逐级演绎，早就在一定程度上，不仅限定了外来者对畲族文化传统的抓取，同时也从声光电的舞台效果激荡了当地居民（当然也包括畲民）对自我文化传统的对接。我并不反对文学家、艺术家对畲族文化元素的采借，从而在舞台上展示畲族文化传统，但这并不代表我就认可借助文化元素而对民族文化传统加以异化的做法，因为这根本不利于民族文化传统的正常传播，相反还会引起外来者对民族文化传统真实性的本土质疑。

歌舞剧《千年山哈》第四幕《礼嫁·烛伞新红》（男性的服装是不是很瑶族？）

        第四，“仿古凤凰镇”（2014年）与“山哈宫”（2016年）可以放在一起来说，因为它们都是以新建仿古建筑群的形式展示当代畲族文化传统的形式。可以说，在该县历史上从未出现过有关“凤凰”的地名或城市名称，而它的出现其实是与畲族图腾信仰密切相关。图腾概念源自西方同时也“终结”于西方，但它在中国社会却从未消弭，甚至被某些民族主义者利用，成为民族自我认同与他族区分的重要理据。在畲族图腾的认识上，学界、民间与政府有着很多争论，而这种争论也曾引发出民族事件，但不管这种争议多么强烈，也无法阻碍政府对所谓“美好”的追捧，因此以“凤凰”为徽记的说法得到权力者的肯定，并在路灯造型上进行了“凤凰”设计，而借助所谓“畲族传统建筑样式”进行的“凤凰古镇”建设，充其量只能是一种政治上的经济行为，同时也是经济上的政治行为。

凤凰大厦效果图

凤凰古镇一角（有畲族建筑意味么？是不是很明清？）

        在我看来，与“凤凰古镇”一脉相承，“山哈宫”的立项与建设同样是在图腾信仰的基础上上马的。在我调查的大部分当地畲民认为，“山哈宫”其实就是一座“庙”，是一座以畲族文化为借口的信仰场所，它并没有什么旅游价值，充其量就是给天下畲族一个新的“朝圣地”，而一部分有一定文化水平的畲民则认为，要想给畲族一个朝圣地，也该是潮州凤凰山（畲族神话与史诗认为潮州凤凰山是他们的发祥地），再不济也应该是在闽东地区，因为浙江的大部分畲民都是从那里迁徙过来，而该县只是浙江部分畲民的一个中转站。因此，这两处花费数十亿建设资金的并未得到广大畲民认可的表面光鲜的建筑群，并不能切实反应畲族的文化传统。

山哈宫效果图

山哈宫内景效果图一

山哈宫内景效果图二

        最后，“盘姓畲民的人才引进”。在畲族的各类口头传统中，传统的民族姓氏构成就是“盘蓝雷钟”四个，不过，在历史的发展中，盘姓出人意料的消失了，而其原因则在一则迁徙类传说——盘蓝雷钟四姓为王审知向导官——中得以充分体现。不过，随着新中国成立后，民族识别的展开，消失千年的盘姓在广东广州市和惠州市被识别出来，但不可否认的是，仅有千余名的盘姓族群与闽浙畲族主体在很多层面都有一定的差异，尤其是语言。其实，自1984年该自治县成立以来，县委县政府就在完善本县畲族姓氏而“努力奋斗”，而这一梦想终于在2016年得以实现。一位家住广东惠州的盘姓小伙子以“人才引进”的方式进入该县政府部门工作，而他的到来对政府部门无疑在政绩上增光添彩，但却未在该县畲民中引起多大反响。

        就在前些日子，我同几位老师前往该县做畲族调查，受到该县政府领导的亲切接待。正是在这个饭桌上，这位盘姓小伙被隆重地介绍给我们，而其中一位女性领导说，他们把小盘引进到该县，并不是要让他做出多么突出的工作业绩，而是要让他多生几个孩子，充实该县畲族姓氏的构成。当我听到此话时，我感到十分惊诧，心想这可能只是该领导的玩笑之语，引进人才哪能只是为了“生孩子”。然而，饭后与盘兄弟的交流却让我对该县这次人才引进表示“毛骨悚然”，盘兄告诉我，这句话不止这位女性副县长说过，连那位曾与我有过几面交情的女性县长也说过。这不免让我认为，这种以“生孩子”为目的的人才引进很可能是县政府高层的统一说辞。

广东潮州凤凰山

        另外，前些年在杭州沈塘村发现一个百余人的盘姓家族，虽然有部分畲族学者认为他们就是曾经失联的盘姓老大哥，但实际情况可想而知。据说，该县还想从这里引进一位盘姓工作人员，但他们能否将其汉族属性改为畲族呢？我想县公安局户籍部门工作人员是担不起这个责任的。

        其实，对这位来自广东惠州的小伙子来说，不要说当地方言，就是连具有统一性的畲族语言他都听不懂，更不会说，只能用普通话进行交流。因此。即便他在此工作生活一生，以一代之力也难以实现真正的在地化，毕竟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形成要经过数代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的，更何况这位有着五个兄弟姐妹的外来“务工人员”呢？如果他的父母及兄弟姐妹不在身边，他总要回到他的老家，这样又怎能将其真正“留下”？再说，不论哪个民族，“叶落归根”的思想是不容易改变的。总之，我对该县领导的这种做法深表质疑，甚至认为他们这种所谓的民族文化建构不是在完善地方民族文化，相反则暴露了他们重政绩轻实际的工作能力。

        我曾在《没有李吴罗杨的畲族三月三》中指出，畲族姓氏虽在神话传说中被定位为盘蓝雷钟四姓，但历史总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明清时代，李吴罗杨等汉族通过入赘形式加入畲族群体，并在数百年的共融发展中完全畲化，从而在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中被认定为畲族。在与盘兄的交流中，他告诉我，在他老家还是黎姓畲族。而尚未被识别认定为畲族的姓氏至少还有娄等姓氏。另外，20世纪90年代末被认定为畲族的贵州东家人则有王陈黄等十数个姓氏。因此，如果该自治县是为了完善该县畲族姓氏的构成，是不是要将其他本县没有的畲族姓氏成员都应引进过来。否则，又怎能彰显现代民族的整体性？这不免让我们怀疑该县领导的真实动机。

只有“盘蓝雷钟”四姓石柱的凤凰古镇广场

        像以上问题还有很多很多，诸如畲族三月三究竟何时兴起的，为什么在民国前的众多畲族研究中未能体现？畲族最早入迁入浙江的时间到底在何时，难道真的是唐永泰二年吗？畲族丧葬做功德和传师学师祭祖真的能走上舞台吗？……对此，我很希望在日后还能举行的“景宁畲族发展论坛”上与方家交流。总之，与其他民族相比，畲族文化自有其独特的个性，而在其内部同样有其区域特征，这是经历长久历史积淀的结果，而它的传承与发展则需在文化自身的规律中进行。如今，较为传统的畲族文化只能在远离县镇中心的山区才能见到了。

        部分学者认为，“存在即合理”，他们不管这是谁的行为，这种行为对生活于文化传统中的人们造成什么影响，一味地为政府及同类学者鼓吹呐喊，全然不对这种违背文化发展规律，一切以娱乐、经济和政治服务的建构行为展开反思，毕竟这类行为很多都是这部分身居科研岗位的学者设计出来的，如果他们进行自我反思，不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么，所以他们也就“破罐子破摔”，甚至不惜一切代价的随意嫁接其他民族/地域或生造一些所谓的“传统”，还美其名曰“传统的发明”，这难道不是很可笑吗？更重要的是，很多“假传统”或“伪民俗”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同一民族的的内部“分化”，而畲族的图腾认同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没有人能否定文化发展的动态性，也没人能找到存在“本真性”的文化样本。文化的发展是在大众的生活中实现的，但有多少政府主导、学者参与的文化创造能在社区居民中得到认可并在代际间传递，着实需要时间的检验。不过，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表明，很多被生造的现代民族文化多是基于娱乐（旅游）经济目的设定的，而它们的迅速消亡即如转瞬即逝的流星一般。

        学者以求真为目标，学术以发现为基础。如果仅是为了一个难定时效的文化创造而与那些只为政绩的官员或没有理论积淀和实践经验的人“同流合污”，不仅是对自己的不负责，更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未来发展的不负责，将来定会成为后人耻笑的对象，从而“一臭味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