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心理学派简述

20世纪30年代，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的影响下，美国部分人类学、民族学家开始进行人类心理的研究，这就是被称为“心理学派”的人类学流派。

在心理学派的学者们看来，文化决定了人们的“基本人格”，而“基本人格”又决定了民族文化的命运，各民族的文化差异正是由于“基本人格”的不同造成的。文化是抽象的东西，而个人才是现实的真实存在，因此要研究人类文化就必然研究人类个体。

在心理学派的发展进程中，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卡迪纳与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家林顿是该学派最早的代表之一，在他们合著的《心理学的新领域》一书中，提出了“基本人格”的概念。他们认为，同一民族的人们，童年的经历都差不多，因此也就造成了他们相似的人格特点，而这种具有相同特质的人格就被称为“基本人格”。而文化在决定“基本人格”同时又为“基本人格”反作用，也就说，基本人格决定着民族文化的形式和命运。正是由于基本人格的不同，才造成不同民族异彩纷呈和命运迥异的文化特色。基于此种论断，他们进一步认为，只要改变儿童（尤其是5岁以前的儿童）的教育方式，就能改变一个民族的基本人格，从而达到改变这个民族的社会制度甚至宗教制度的目的。

作为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博厄斯的学生，女人类学家本尼德克特在多次前往印第安人、印度尼西亚、非洲等地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出版了《文化模式》、《菊与刀》、《种族、科学与政治》等多部田野民族志和理论著作。她同样认为文化决定了人格。在《文化模式》一书中，本尼德克特认为人类的行为总是受制于文化，不论哪个民族的人们的行为总是有部分受到压制，而另一部分行为则受到重视和提倡，正是这种即体现个性又有整体性的行为模式被冠名为“文化模式”。根据文化决定人格这一论断，本尼德克特通过研究后得出了人类文化的三种模式：1、日神型，这种文化模式以墨西哥普韦布洛人为代表；2、酒神型，这种文化模式以美洲西北海岸的跨库特尔人为典型；3、狂妄型，这种文化模式以美拉尼西亚的多布人为代表。

同为博厄斯弟子，也是美国著名女人类学家的玛格丽特•米德曾在印第安人、萨摩亚人、新几内亚人、巴厘人种做过长期的实地调查，创作了《萨摩亚人的成年》、《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等多部深有影响的作品。米德同样坚持人格是由文化决定的，基于此，她以阿拉佩什人、蒙杜古马人、德昌布利人三个相聚不远，但男女人格迥然相异的部落人群为例，说明了人类的天性是十分柔顺的，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它可以精确地反映来自周围环境的刺激。从而进一步证实了人格的差异取决于社会条件，尤其是人格发展的早起阶段。实际上，米德所作的《萨摩亚人的成年》是在其导师博厄斯的指导下完成的，她之所以选择两性人群中面临成年的青少年作为研究对象，正是为了验证或说是证实其导师有关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不同而设定的。不过，这一研究得到了来自澳大利亚的人类学家弗里曼的批评，他同样曾在萨摩亚等地做过数十年的研究工作，他认为米德的研究实际上只是小规模的调查，并且漏洞百出，因此她笔下的萨摩亚只是个神话。

心理学派的理论并未到此结束，在20世纪60年代，心理学派又在美国的人类学研究中掀起了一股潮流，这就是所谓的新心理学派，他们的研究虽然继承了早起心理学派的文化与人格的传统命题，同时还发展了有关族群变迁、认知、学习、民族性等方面的研究。
新心理学派的主要代表有出生于中国的美国人类学家许烺光。他在1961年出版的《心理人类学》一书中提出，应将“文化与人格”研究，改为“心理人类学”研究。他认为人格一词的提法很不妥当，它容易被视为一个实实在在的实体或某种具体事物的终极产物，而不是将它视为人在一生中和其社会文化互动的过程。人们会认为这种终极产物总是沿着这种或那种方向前进，但却忽略了人类是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之中。许烺光认为，心理人类学所要研究的是人们的欲望和追求在维持和改变整个社会文化体系所起的作用。

1978年美国心理人类学学会成立，作为第一任会长的怀廷成为这一学派最主要的代表之一。怀廷有关心理学派的理论阐述基本集中在《科瓦人的成人过程》、《儿童训练与人格》《社会化过程与人格》等几部作品中。怀廷延续了老心理学派有关文化与人格关系的研究，但重点集中在有关儿童训诫的松与严，对人们解释和治疗疾病的影响上。在怀廷看来，人类的生计模式影响了儿童的训练，从而影响了人格的变化，而人们对疾病的解释与治疗所形成的差异，正是由于这种训练带来的不同的人格所决定的。在《青春期男子成年礼的社会功能》一书中，怀廷研究了处在青春期的男子所接受的成年礼的社会作用。他认为母子同床而眠的行为，必然导致儿子对父亲的嫉妒，这就是弗洛伊德所谓的“恋母情结”或“俄狄浦斯情结”，于是为了解决这一矛盾的存在，对处于青春期的年轻男子进行训练——成年礼，就成为人类社会普遍采用的一种行为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