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川区合阳城街道接龙寺考察札记

                其实，在我们前往接龙寺之前，便通过资料阅读，了解了一些有关这座古老村庙的一些情形。例如《合川胜概》一书写到：

                慧日高悬，接龙寺里香烟袅袅；慈光普照，流水溪边芳草芊芊。——蓝梦宁撰

        

        这一记载虽在接龙寺的地理位置、建筑年代、内部陈设和周围环境给予我们较为清晰的认识，但这种颇具文学色彩的描述对其史料的价值却大打了折扣。除此之外，一篇最早发表于华龙网的《合川接龙寺：小桥流水传说美》虽在周围自然环境的描述上有相似之处，但在建筑的年代与细节上却有着很大的出入，其文如此表述：

        

                当笔者到达接龙寺前的地坝时，村民杨芝贵特意打开庙门让笔者参观。眼前的接龙寺，只剩下一座大殿；大殿里面，供奉着一排约半米高的石雕塑像，有从前留下的，也有现在新刻的。在从前留下的石雕塑像中，有一尊“送子观音”特别引人注目。观音菩萨面目慈祥，怀中抱着的孩子天真可爱。杨芝贵说，这尊大慈大悲的“送子观音”，是他在不久前从寺前的小溪中捞起来的。当笔者问及原因时，杨芝贵讲述了事情的原委。他说，这座寺庙始建于清光绪年间，至今已有200多年历史了。从前的接龙寺，除一座大殿外，两边还有厢房，大殿对面还有一座戏楼。解放后，接龙寺里的石雕包括“送子观音”在内被人搬出，全都扔进寺庙前面的小溪里。到了“文革”时期，接龙寺再遭劫难，两边的厢房和大殿对面的戏楼也被拆掉，接龙寺只剩下一座四面通风的空殿。

        在这里，作者以一种类似田野调查的方法，将深藏于村民记忆深处的接龙寺印象挖掘出来。与《合川胜概》最大的区别于此也展露无疑，那边是有关接龙寺修建年代的问题。《合川胜概》虽然也引述了杨芝贵等人找到的残碑，并明确了此庙很可能建筑于乾隆二十一年，即1756年，但结合杨芝贵等人的记忆，我们可以推算出这里所谓的清光绪年间，很可能是清光绪二年，即1876年。两者相差近120年，孰真孰假，还有待于进一步查证（毕竟我们尚未见到那块残碑）。而就接龙寺的建设原因，在这则报道中，我们似乎可以得知：此庙是为了“镇妖”的，但却又引申出“人兽婚”的母题，进而阐释了“乘龙快婿”的表层含义。

        正是基于以上两则记述的描写，吸引着我要身临其境的探究一下它的历史与现状，因此在经过一段准备后，我和我的同事来到了这个虽比邻闹市却又深藏青山的接龙寺。我们在被当地人称为向家垭口的地方向西顺着一条宽约2米的水泥路走去，又在一个岔路口向下走去，原来我们所走的这一段实际上属于“山顶”。一段宽约20公分的石阶小路将我们引了下来，果不其然，一座黑瓦的老建筑在一篇茂林的掩映中逐步显露出它的真容。这就是接龙寺，一座只剩下大殿的接龙寺。

        与上述文献所贴出的图片比照，我们发现现在的接龙寺有很多变化，例如其屋瓦有很大一部分为板房彩钢瓦所替代，而其前部则搭起了高大的凉棚。不过，这些所谓的“新现象”并无法掩饰它的破败，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出其建筑的“后补“状态——在原来的沙石基座上以现代红砖水泥补砌的大殿前墙，以及坍塌后所剩无几的右厢房。在寺庙的墙壁上我们看到了两张”功德无量“捐资榜，上面详细记载了每位信众的姓名与捐资数额，从这两张榜单我们可以看出捐资姓氏最多的为李、何、董、苏等，而捐资最多的则为苏尚全（600元），其次为周世华（300元）、刘伟（200元）、苏仨义（100元）、李淑碧（100元），捐资最少也是较多的则是3元。其庙门中部左侧有一不知名的武将神像。其实，不论捐资者多少，捐资多少，都彰显了当地民众求取心灵慰藉的虔诚心理在实物上的表现。大殿前部有一片空地为凉棚所遮盖，其左侧有一水泥桌可供信众歇脚，左前部还有一个供奉着土地爷和土地婆的神龛；而在右前方则有一高约1.7米的砖灰质地的焚纸炉，其旁为一高约30公分，长约两米的香烛池。在整个接龙寺建筑周围翠竹萦绕，这与上述引文所记一致，而庙宇左侧还有一座泥墙黑瓦的民居建筑。在接龙寺建筑下便为一条蜿蜒不知几里的宽约十来米的小河。从接龙寺左侧沿十来级台阶向下走去，便是一座连接东西两岸宽约半米的小石桥。

        也许是我们来的不是时候，接龙寺周围并无一人，庙门也并未打开，我们尚不知道此庙内部的具体情形，只能通过门缝窥探一二，我看到，在大殿中摆放着大大小小十数尊神像，他们皆金粉涂面、红布遮身，有男有女，似乎还有佛有道、有僧有俗，而香案上的瓜果和鲜花也已枯败，为点灯代替的香烛却依然闪着红光。而左侧的厢房由于过于昏暗，里面是什么样子，我们并未能窥探出来。在接龙寺转悠了几圈，便觉已无可资调查的信息了，便欲按原路返回，而那位同事则说：”我们不要走回头路了，也许新的路会让我们有更多的收获呢！“于是，我们便走过那座石桥，向西继续行进，以期有所新得。

        走过小桥，我们发现，被翠竹掩映的对岸则是另外一番洞天，左右两山夹持的峡谷是一片平旷的水田，虽然并不宽广但地力却显得十分肥沃，而且水资源十分丰富。我们沿着铺有水泥板的田埂小路向峡谷深处走去，此时几座建筑在右侧山腰的民房显现出来。走了没多久，就碰上了一位农妇，她似乎是刚从田里回来的正要回家。我们上前与其交流，想向其咨询一些关于接龙寺的事情。这位农妇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叫李家院子是属于利川接龙村的，只有两户人家，均姓李。正说着，又来了一位老妇，她告诉我们她要去接孩子放学，她告诉我们这条溪流叫”接龙渠沟“，有十多里长，这边的山叫接龙山，都是和接龙寺有关的名字。不过，对于接龙寺的历史她们却并不了解，不过她们在农历每月初一、十五以及逢年过节的时候都会到接龙寺里烧香，而她们也曾捐资修缮寺庙，但由于家境原因，她们并没有捐太多。本来是想多了解一些接龙寺的情况，但她们的”诉苦“却成了主流。那位李x氏向我们讲述了其丢失孩子艰难寻找了三四年才找回来的艰辛历程，随后她更激昂地痛斥了基层社保的分配问题，更明确的指出了她对以接龙村为核心区域的居民的经济状况的熟知度，并以此点名批评了现在的某周姓社区干部。而另一位老妇则指出：虽然这个接龙沟里的居民数量并不多，但也不能多重标准的对待他们，而他们的经济状况在周围村落中是比较落后的，他们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种地、养猪、养家禽，现在则多以外出打工为主，家里剩下的都是老弱妇孺，而这里并没有学校，更没有幼儿园，所以小孩子上学都送到利川那边，虽有校车接送，但并不能送到村里，不是到村西头去接，就是去接龙寺上边接，这里的路就是这么窄窄的石板小路，遇上下大雨，接龙渠沟涨水，连路都没法走了。人家村里都修了水泥路，而他们也曾拿过钱集过资，但这里却只铺了这么两块窄得可怜的石板。

        我们对她们的讲述虽然很不耐烦，但依然将她们的“苦楚”听完了。在田野调查中，尽管我们有我们要追求的方向，有我们既定的目标问题，但我们的咨询对象并不是无生命的静物，也非有生命的动物，而是有血肉有思想的普通大众。他们对自然与社会的诉求，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刁蛮”，也并非我们所认为的那么“夸大”，因为大部分民众都是依赖土地而生存的农人，他们并没有现代计算的思维基础，只能依据部分出外者、邻村民众或新闻报道中的些许信息进行自我估量，因此当他们的意愿无法得到满足或不能与上层统治者达成一致时便只能被部分人定性成“钉子户”或“闹访者“。而很多身居大山，并未接受过教育的民众来说，他们的诉求更是难以外传，因此遇到外来者时，尤其是看上去有一定的身份者，他们必定会抓住这样的机会，尽情吐露心中的不快与“冤屈”。因此，作为一个深入田野的民俗学者（同时也包括人类学、民族学等相关文化学者），我们理当在获取别人尊重的同时也要尊重我们的采访对象，即便我们无法帮助他们，但也要尽量将他们的倾诉听完，不管这些“心里话”对我们目前的研究是否有用，更有可能作为我们未来的课题资料。总之，这种行为不仅是对被采访者的尊重，更是对我们自己的尊重。

        与这几位妇人交谈了大概半个小时后我们便离开了，带着对她们遭遇的同情沿着这水泥板的田埂向山谷的更深处走去。天空依然是灰蒙蒙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山谷中两侧的山腰处开始孕育起水雾，除了流水的响声，就是周围树木随风摆动的莎莎声。走了好一段路，我们再次看到了几处居所，而在两山相夹的山谷中央，我们还发现了一口圆形的水井，但井并没有任何标记，只有后补的水泥彰显了它的“近世”性，不过水井内部已经出现了破裂，从山谷深处流出的浑水已将水井浸染，不能食用。我登上位于山谷右侧的一处山坡，走进一户人家，可惜这里大门紧闭，而且房屋多处已经破败倒塌，只有门楣上的石雕显现了这户人家可能经济条件比较不错，而上面的门牌则显示这里是“合阳城办事处（街道）利川村四社”。正在这时，对面的山坡上传来一阵嬉笑声，透过树木的细缝我看到一户人家门前作者坐着几个人，我们两个十分欣喜，便爬上了对面的山坡，看到有三位老者与一个儿童正在聊天。

        看到我们，这三位老人家没有问我们是做什么的就请我们加入他们的谈话，不过为了更好的融入他们，我们还是把自己的身份告诉了他们。其中一位男性老人说他也曾在一个学校里做过保安，但现在年纪大了不能干了，所以也只能待在家里了。从和他们的聊天中我们了解到，我们面前的这位老人家，出生于1914年，现年已经一百岁了，有两个女儿、四个儿子；四个外孙、两个外孙女；八个孙子，六个孙女；两个重外孙，两个重孙。在我们面前的这位男性老人则是他的小儿子，现年六十岁，另外一个老妇则是这位男性老人的亲家，是面前这个小男孩的外婆。据这个名叫吴先华的老人讲，这个地方是接龙寺吴家院子，现有五户人家。此地原为周姓地主的财产，其母亲、父亲在解放前曾在这里做长工，这一带的天地林产都是这家姓周的，而解放后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地主被打倒，房产、土地、林产被这些长工、佃农依规“瓜分”，而吴先华家由于人口多，成分低而分得地主的房屋两座，目前由于老房子年久失修，人口繁衍迅速，故而吴先华于八十年代初在老屋旁用砂岩石新建了一栋房子。如今周姓人家都已搬出“吴家院子”，到合川城区居住了。正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百岁老人及其子女为家族培养出了数名大学生、一级厨师、军官、教师等。据吴先华老师讲，他们正计划着为老母亲在春节时举办一场隆重的大寿（并盛情邀请我们前来参加）。

        百岁老人虽然年岁已高，皮肤也早已松弛，但她耳不聋、眼不花，在这样的山里行走腿脚也很灵便，只不过记忆力有所下降，在讲述她曾经的长工时代时总有些前言不搭后语，但那种对地主愤恨之前依然显现在她那张饱经沧桑的脸上。据百岁老人回忆，这里至少有两百年多年的历史了，地主家的房子也有近150年了，而就山下那口水井来说，她只是说年轻的时候就喝那水井中的水，而吴先华则说，那口井在上世纪60年代、90年代都曾重修过。除此之外，在周氏老屋的右下方的山脚下还有一口开挖更久的水井，很可能始自周氏立族的那一个，即200余年前。不过，现在这两口水井都已经被废弃了，大家都在家门口打了压水井，有的还自山泉出口接了水管入家。我们在吴先华老人的带领下，参观了那座年久失修的但依然为其大哥居住的周氏老宅。其实，我们这一路走来，在任何一个民居前都能看到猪圈，而且每家每户至少养了四到六头猪。对于我这个也出身于农村的人来说，将久居城市的习气也带到了乡村，虽然我强忍着那股猪圈味，亦步亦趋的探看着这座历经风雨，但依然高大显着一些贵气的老宅。

        我们的到来，吸引了周边其他几户村民，他们不仅和我们讲述着他们的生活，表达着他们对搬出山谷，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在临走时，我们在老屋前的猪圈旁还看到一块墓碑，据说这是文革时他们拆分扒墓时从山上搬下来的，因为有禁忌，所以一直都没有用，就这么摆放着，虽然上面的有些文字依然可见，但具体的立碑年代和立碑人已经很难琢磨。我们走出老屋，来到刚才聊天的地方，为那位百岁老人留了影，便顺着吴先华老人的指引走上了返回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