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也并未向鄙人谈起。通过事后了解,我简单地了解到,西藏的佛教信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文成公主入藏的影响,在她的发展过程
中,也曾出现过繁杂的宗派关系,而在此之前的苯教,随着佛教的兴盛,也逐渐式微。在藏传佛教的
在今天闲聊的话题中,我们对以下两个问题最为关心:达赖与班禅的关系和达赖与班禅的
世俗性。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达赖与班禅具有相同的来源,可谓是“同宗同族”,可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二者似乎已经发展成两个独立的信仰系统,
即“达赖”以观音菩萨为信仰主体,“班禅”则以阿弥陀佛为信仰核心,而且他们的宗教圣地也有着前藏(拉萨)与后藏(日喀则)的区别。另外,在很多藏传佛教
的信仰者或研究者的论述中,都有:达赖与班禅在历史上是“互为师生”的,也就是说,在达赖还很小的时候,就由班禅负责教育,反之亦然。不过,在14世达赖
和11世班禅之间究竟出现过多少次“互为师生”的关系,现在似乎尚未有人进行统计。这样说来,即便达赖与班禅之间果真出现“互为师生”的关系,那么也很可
能只是出于宗教同一性的既存关系的责任而已。更重要的是,达赖与班禅虽然同出一脉,但在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圣地出现的不同,更呈现出地位具有明显差异的信
仰对象。如果从源头上讲,达赖与班禅确实具有相当密切的渊源关系,但从更远的来源来讲,不论是大乘佛教还是小乘佛教,不论是我国佛教还是日韩泰等国的佛教
不都来自于天竺国的佛教吗,其最高的“首领”不都是释迦摩尼吗?因此,如果仅从源头上将他们的师承关系,未免犯了一种“远近不分”、“派系不明”的错误。
再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来说,在
民俗学界也存在一种师承关系或“派系论”。目前,以北师大
钟敬文先生的弟子最多,几乎遍及我国所有拥有民俗学(
民间文艺学)
硕、博点的科研院校,但是,并非所有的硕导、博导都是钟先生的弟子的事实让我们清楚的认识到,即便接受过钟门弟子教育的学生,是否可以认为是同出钟门一脉
呢?
另一个问题则是达赖与班禅谁更世俗化的问题。对这一问题来讲,相信大部分的人都倾向于认为“达赖”一派更为世俗,这也许是对的,不过,在我个人看来,这种
世俗并非是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讲的,因为历史告诉我们,达赖与班禅都是时任统治阶层的册封而来,他的政治性或政治地位并没有什么区别,只可惜,相较于位于
西藏中心位置的达赖相比,班禅的区位优势则大打折扣,所以,在后来人的眼中,达赖统治权力则相应的高过了班禅,从而在对西藏的管理中体现出更为世俗的一
面。然而,我们必须从另一个角度思考,达赖之所以会出现较高的世俗性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会发现,达赖一派的宗教世俗性并非是我们所认识
的那样高涨。达赖与班禅都是由统治阶级的敕封所得,是政教合一在我国古代社会的一个突出代表,而达赖所居之处恰恰助长了他的政治功能,因此在很大程度上,
“达赖”是借助于政治力量实现与藏区俗民的紧密控制关系,以此维护作为宗教神圣性的地位,而藏区俗民对该支佛教的信仰,我想在很大程度上也仅是慑于达赖的
政治压迫,而拉萨作为藏区的统治核心,自然是藏区俗民最最重要的圣地,因此这也为达赖借助政治实力实现“世俗”假象,保存自我社会地位的筹码。因此,“达
赖”作为佛教的一个宗教流派似乎已经“失去”了他的宗教性,故而从宗教的角度论述他的世俗性,在我看来是远远不够的。
尽管班禅的“道场”在后藏(日喀则),他的政治实力的辐射范围也许并没有达赖大,但作为宗教流派的信仰影响力却不会太小。另外,达赖一派虽以救苦救难的观
音菩萨为核心对象,但在藏区民众的信众,这位观音的星宿似乎并非那么慈祥,而以往生佛——阿弥陀佛为信仰对象的班禅一派却给藏区贫苦大众以未来的希望。我
们在有关西藏地区的文章或纪录片等中都曾见过藏区民众不远万里虔诚朝圣的画面,他们一路三跪九叩、五体投地的前往拉萨(大昭寺),而他们朝奉的对象并非是
达赖,而是佛教至尊(释迦摩尼等),体现了宗教信仰在他们心中的无上地位,已然不是政治权势所能比拟。正是因为自身政治地位的示弱,从而导致班禅一派在社
会管理的行为上远不及对佛教思想参悟,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也似乎更加远离了社会生活。可正是这种“离距经验”的存在,班禅一派的宗教世俗性则显得比宗教政治
性更浓厚,因此也更容易从心理上吸引更多的世俗信众的认可。
我对藏传佛教并没有多少了解,但由于相交于多位禅宗大师,从而对佛教兴趣浓厚,故而面对来自佛教方面的问题也想多插几句嘴。以上仅是今天在食堂中的信口开河,并没有任何学理依据,绝大多数依然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因此,今后还要多去学习,望请读者指正批评!